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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欧洲各地的国民学校采取的都是读书学校的形式。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修业年限越长，儿童就变得越加迟钝（如我们所见到的瑞士的情况）。凯兴斯泰纳在他所著的《Begriffder Arbeitsschule》《劳动学校》（第25页）一书中说：“儿童从3岁到14岁占优势的是本能和对手工劳动的爱好”。这段时期儿童大部分是在学校度过的。读书学校不仅不能发展这一自然的欲求，反而扼杀它。
当工业日益需要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有首倡精神的、有知识的工人的时候，当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工人的技术教育的内容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读书学校的悲惨结果。这种情况在同北美进行比较之后就显得更突出了，因为北美的国民学校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
美国最先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长期以来就在世界各国之先，美国比任何国家更早地、更尖锐地感到缺乏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另方面，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美国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排斥任何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因循守旧的作风。它给儿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来显露他们每个人的首倡精神。它受居民的监督，因而就使美国的学校变得非常灵活，容易适应生活的各种要求。美国的学校同国家的社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劳动在美国学校中占有广泛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儿童劳动，教儿童学会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通过劳动来教儿童学会观察，独立思考和行动。儿童们会画图画、做装饰、塑造、雕刻、剪貼。国民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只不过所做的活儿更复杂些，要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忍耐性、坚持性、独立精神。生产劳动像一根红线贯穿在高级手艺学校的全部课程中，——这种综合技术学校只不过是完成在幼儿园就已开始了的手工劳动的教学工作的地方。各方面的劳动活动可以很早就使儿童的爱好、兴趣和天才显露出来。因此，在美国学校毕业的男女青年选择职业就比欧洲的各国男女青年要容易得多，因为在欧洲选择职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选择职业对于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事符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劳动，比从事违反自己本性的劳动要使人愉快得多。选择适合的职业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很有意义，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企业主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自己的工厂里特别注意to put the right man on the right place（“使人各得其所”）。劳动学校比起读书学校来，可使儿童的能力更好地显示出来。此外，在美国学校里还有特别的“就业顾问”。这种顾问对学校里的儿童进行观察，了解儿童的爱好，确定毕业的儿童最适宜于从事哪种职业，并且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欧洲所没有的。当然，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了选择职业对广大居民的意义。目前，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都不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只是尽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就行了。现在正在进行着一种一般的劳动训练，这种劳动训练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不必一辈子为一种狭小的职业所束缚，而能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们发现美国学校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鼓舞体力劳动和丰富脑力活动，为消灭社会分为贵族（从事脑力劳动）和平民（其命运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作准备。对于这种结合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美国在工业劳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在较大的程度上使它能够出色地去培养工人。美国所取得的这种成绩也促使欧洲对国民学校改革问题，以及把国民学校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问题的议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激烈的是德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最近45年来在工业方面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快些。关于劳动学校的问题在德国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恩斯特·维柏尔于1912年在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时说：
“世界市场迫使德国人与‘价廉物次’这一过时的方针决裂。新时代不允许按陈旧的工艺流程生产产品。它要求所生产的产品是任何外国工人望尘莫及的。新的时代要求产品式样新、质量好。由此就得出了一个教育学上的结论：既然要学生将来生产某种体现其个性的东西，那么他的个性（尤其是他的意志和志向）就不应经常受到压抑，要表现出个性来。
“改革不仅应使精神力量平衡，而且也应关心个人活动的积极形式与消极形式的平衡。人们发现，学生过分习惯于模仿，只是一个善于接受事物的人；他们的脑子塞满了教材，以致根本不能消化，这就扼杀了创造性的乐趣。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学生不仅应获得知识，还要显示才能；不仅能够接受事物，还要善子行动；不仅会模仿，还要会创造。特别要强调教育必须有利于实际活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主动性这条久已存在的原则，虽然口头上经常提及，却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这个原则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甚至成了新运动的一项主要要求。独立的观察能力的培养应在教师简要的讲解和学生的复述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知识应该变为技能，认识应该产生行动。”
“真正的主动性发自内部，真正的个人创造不能由外部强令产生；真正的主动性源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特点，源于自由的意志。”
“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可以弄清自由和强制之间的关系。改革所最应关注的，就是要促进儿童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儿童因一时感情冲动而从事的活动，由于出自一种自然的意向，并且是一种直接的动机所促使，因而不应过多干预，恰恰相反，应该积极支持。过去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捍卫儿童的自然权力。儿童以教师之所好为自己之所好，这不应成为一个准则，而应以儿童发自内心的喜好为准则。在开展每项教育活动时，在确定某一目标时，以及在选择某种方式时，教师只应该是儿童的保护人，而不应是他们的统治者。每走一步时，教师都要反躬自问：如果按儿童自己的意愿，他们是否会走这一步。”
“儿童是判定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因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儿童的个性。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儿童精神生活的基本特点与成人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心理学发现，不同的年龄层次，其类型也截然不同。儿童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手触目睹的具体的有形事物；儿童把握现实的能力超过他的抽象化的能力；充满具体体验的现实生活比充满科学联想的非物质世界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为了通过适当的方式达到培养儿童个人创造力并适应儿童的本性这一既定目的，就不能忽视儿童这种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能忽视他们对具体事物的喜好和自由自在的意愿。”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协调形式，即学校与生活的协调。环境、故土乃是一切教学创举的出发点。走出去这一号召曾在文艺工作者中间起过重大的作用，现在这一号召对学校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使自然界也进入了学校生活之中：学校设立了花圃、饲养室、水族馆。某些课程（读、写、算）比过去更多地以实际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同时，人们尽力把学校生活与儿童的游戏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转变不致太剧烈，因为孩子们过去自由自在惯了，入学后突然强迫他们做这做那，成天提心吊胆，毫无乐趣可言。”
“最后，认识到儿童的天性比较喜欢实际的、具体的世界之后，就会全面地去发展人体的各种器官；就会要求各种感觉器官参与感受，把所感受的东西加以运用和加工。我们就会不只是培养听力和发展言语器官，而且还有两眼和双手。需要训练的也不只是听力和视力，而且还有肌肉感觉。图画课改革了，我国学校开设了手工劳动，教学生学习使用工具和材料，成立了校办工厂。人们期待这种革新能使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人们同时把这看作是教学法的结合，看作观察、加工和表现能力的结合，看作从精神上、身体上对整个教育工作进行的组织；最后，看成是抽象素养和具体素养的结合。”（《1912年在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报吿》，第38—41页）
在上面所摘引的这段话里，报告人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工业生活的新要求怎样动摇了旧的读书学校的整个基石。学校的全部生活方式必须重新改造。把手工劳动包括到教学大纲中去是与改革整个旧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手工劳动是发展儿童个性的一种手段，是显示儿童的创造愿望的场所，是一种教育方法，是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德国近年来教育改革运动的优秀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来理解手工劳动的。
上面指出的恩·维柏尔的几项原则，在美国国民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在美国，教育学的一个新学科——目的在于科学地研究儿童本性的实验心理学——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
实验心理学对儿童的精神能力进行科学的研究。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来测量各种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的能力和保持的时间等等，这样就能够得到有关儿童能力、甚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实验教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属于精密学科之列的，——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但它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其教学方法还未准确形成，而且由于各种教育学上的偏见，这门学科里有很多东西只是在表面上才具有科学的性质。然而即使在目前，它也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它使我们能够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已经研究了疲倦对注意力、记忆力和意志的影响；兴趣对集中注意力和加强记忆力的影响，对努力程度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制定了一些原则，美国的学校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
杜威得出了下列结论：
儿童的个性是有机体的一定力量和本能总和的产物，这种力量和本能是力图按照某些冲动而行动的儿童之所以发生这些冲动的原因。这种力量和本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纳入正轨，但不能加以压抑。儿童对某一事物或活动发生兴趣，这说明这一事物或活动有使儿童感兴趣的地方，说明有某种东西能满足他的正在发眘的有机体的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儿童就会感到满意；当儿童从事他所喜欢和感兴趣的工作时，他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的积极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有机体不需要外界的强制就能加强起来，由于从事感兴趣的工作，儿童的精神力量就能得到发展。教师在研究了儿童的个性和兴趣之后，就可以经常去培养这种兴趣，把它加以发展、深化和改造。如果能照顾到儿童的个性，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反之，要是压抑儿童的个性，强迫他去做他心里不喜欢去做的事情，就会分散注意力，使儿童疲倦，减低有机体的积极性，削弱意志力。
诚然，夸美纽斯早在十七世纪就曾说过，教学工作应该个别进行，但是，第一，长期以来对个性的理解都不肯定，后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纪，大部分居民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工人同商品一样，于是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就很少注意了。如果对成人的个性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就很难指望去注意儿童个性的发展。此外，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需要有很多原则，而要比较充分地实现这些原则，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原则在美国学校很快就实行了，而在德国学校实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在美国学校里，富贵人家的子弟和普通工人的子弟在一起学习。在德国，学校具有较大的等级的、阶级的性质，——德国有所谓“国民”学校，进这种学校学习的都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另外还有中等学校（它不是国民学校的继续，它的低年级与国民学校是平行的），这种学校是为有钱人的子弟开设的，它的宗旨与国民学校不同，培养“治人”的人。所以当国民学校一般还继续建立在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的原则上的时候，中等学校已经采用了美国学校的原则。当然，也并非全都如此。德国和法国大多数学校继续追求着从前的目的一一通过教科书培养如巴乌里辛[2]所说的“唯命是从的官吏的美德”，但是在欧洲各地已经为有钱人的子弟设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是为那些需要有独立精神和首倡精神的地方培养学生的。英国的“新”学校，阿波特斯霍姆学校[3]是欧洲大陆上很多这类学校的典范，在它们的大纲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校的学生以后可以在英国殖民地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在什图加特市郊的一位“新”学校的校长卡普弗曾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新”学校（在德国叫做landerziehungsheime农村寄宿学校）究竟是为谁设立的。
卡普弗说：
“‘新’学校一般说来是培养能从事备种职业的人的。根本没有适合工业领导人物（captain of industry）子弟的并且能给予他们必要训练的中等学校。我们的劳动学校对于未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次我们要指出这一事实，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在最近创立了许多新的职业，这种职业完全适合于受过教育的人的子弟”。（卡普弗著：《学校》（Die Erziehungsschule，第69页）
“对于那些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世界上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同时还不包括医生、教授、人类灵魂工作者的学术职业，更不用说技术性的职业。当然，年轻的德国商人和银行要员遍布于世界各地，汉萨同盟年轻的盟员可以通过自己的亲戚获得优厚的地位，他们很关心用必要的人员补充到落后的空白地区去。但是能使自己获得一定地位的生产职业的种类还不够吗？例如，在目前空前繁荣的阿根廷有很多广阔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都当牧场用，现在却成了耕地，那里完全有条件产生像北美大草原上的农场主阶层，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这种状况呢？而且就在欧洲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供移民之用。于是有经验的人说，如果一些有进取心的、拥有资本的农场主在那里开办一些美国式的果树农场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依斯特利亚半岛变为小加利福尼亚。”
“……在上层分子的子弟的面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也一样）摆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到别的国家去做德国工商业和德国科学的开路先锋。至今为止没有培养这种人材的相应的中等学校。设立农村寄宿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同前书，第71页）
所以说，新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对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有首倡精神的高等公务员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对工业企业能干的领导者的需要。迅速发展着的帝国主义需要这种选拔出来的人物。
新学校的目的决定了它的全部精神。目前新学校已经非常之多。1899年雷迪博士在英国艾博茨霍姆创办了第一所这种学校，后来在英国的别达尔又设立了一所。根据狄摩林[4]的创议，1899年在法国的“石头”城也设立了一所与艾博茨霍姆的学校相同的“新”学校。这种学校在法国已超过六所。艾博茨霍姆学校过去的教员利茨博士在德国也设立了同一类型的学校，时间比法国早一年。现在他已经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在瑞士和奧地利也设立了几个同样类型的学校。
“新”学校是一种寄宿学校。每年收学费1，500—2，000法郎。这些学校一般都远离城市，设在郊外风景如画的领地里。设备完善舒适，有浴池、电灯、学生单身宿舍、阅览室等等。描写这种“新”学校的书籍印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出这些学校的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方便。
它非常注意体育。豪华的通风设备，晨间的淋浴和擦澡、体操、运动、游戏，富有营养的食物，合身的衣裳，长时间安静的睡眠——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体操中包括在户外小型工厂进行体力劳动。种花、种菜、割干草、修亭子和鸽舍、做船篷。所有这些对体力发展都非常有益6儿童在这种“新”学校里健康地成长着。
它对脑力发展也特别重视。没有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学生的独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教学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要求。外表纪律和强制现象根本不存在。学校的整个制度照顾到所有的儿童，可以促进儿童的个性全面发展。安排得很合理的共同工作使学生学会了和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学校的自治使学生养成了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与一般中学相比，这种“新”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并非工人阶级理想的学校。这种学校就其目的和它整个的性质来说像是个慈善机关。“新”学校生活的性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农村寄宿中学的温室的气氛可能是一种沉闷的中学的气氛或者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毫无意义的往往是腐化的气氛，但是这种寄宿学校即使组织得很好也仍然是寄宿学校，也就是说它使学生与现实生活隔离，缩小了学生的社会印象和感受的范围。
体力劳动在农村寄宿学校的作用被缩小到只具有纯粹教育学和卫生学的目的：增强健康，发展机敏性和求知欲。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卢梭对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作用的见解。他认为体力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社会义务。它可以培养一般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通过可能的体力劳动获得生存的资料。它是了解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了解人们相互关系的工具。它是判断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工具。
“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是要培养成从事“高级知识职业的人"^的，他们将不靠体力劳动生活，这一点教师和学生都了解，因此他们对待劳动就像对待游戏和运动一样。它也很不重视通过向学生介绍各生产部门的情况，来使学生了解整个社会生产。农村寄宿学校的宗旨不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由于脱离生活，学生就不能真正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卢梭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木匠的手艺，而且要和木匠、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新”学校里却不学这些。“新”学校并不把判断现存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教给学生，而且说老实话，这些工业领导人也乐于没有这种标准。
裴斯泰洛齐、欧文、贝勒斯、拉瓦锡等人希望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使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在温室中长大的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种菜、种花、修鸽舍等等。但是这里完全谈不上他们是通过劳动来补偿自己的费用，他们所花费的2，000法郎是由他们的父母支付的。他们很了解这一点。他们种了一些菜卖给寄宿学校的厨子，这不能培养他们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团结感情，而认真地参加生产劳动却是可以培养这种感情的。
总而言之，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农村寄宿学校在很多方面是组织得合理的，但是就这种学校的目的和精神来看，它只是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特殊要求的学校。工人阶级利用他们的教育经验，但是要按照另外的方法来创办自己的学校。
必须使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这种新思想欧洲的小学很难接受，读书学校的制度是要培养学生一定的思想方法和一定的惑情，它扼杀学生购个性，要学生非常顺从，麻痹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些知名之士所称颂的正是读书学校的这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最新发展的技术又迫切需要具有自己“面貌”的工人，这种工人不仅能够根据指示去进行工作，而且能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把“我”放到劳动里去。
这种矛盾在德国特别尖锐。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都在寻求―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企图保留旧的学校制度，而只是把个别手工业的教学当成一门特殊课程列入学习里面去。在法国也进行过这种尝试，但是效果极坏（见萨瓦著：《瑞士的学徒制》（L’apprentissage en Suisse，第58页）。在德国，曾经在小学进行过职业教育，但受到了德国教师的坚决反对。1857年在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1882年在卡塞尔，1889年在阿乌格斯堡，最后，1900年在科隆，德国的教师都坚决反对国民学校在教学计划中列入手工劳动课。儿童将来要花很多时间进行体力劳动，不能从普通教育中分出一些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因为普通教育的时间也很不够。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借口，虽然这里还牵涉到不愿意把学校的权利和影响让给师傅、技师这些行业的专家的问题，并且还由于把体力劳动看做一种“低下”的事，进行体力劳动就会有失学校的尊严。由于所谈的是进行纯粹职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教师的意见是正确的。狭隘职业教育仍然具有读书的性质，这样提出问题就确实是为了培养纯粹的技术技巧而缩小普通教育的范围。现已遐迩闻名的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凯兴斯泰纳在1889年谈到手工的教育意义时，受到了普遍的嘲笑。但是23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提高工人的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发展上接近美国工人的水平，这已经成了德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于是就在德国学校内部引起了震动，对教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审查等等，这种情况在上面所引的恩斯特·维柏尔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为了对学校进行一般的改革，就必须把手工劳动当作一种教学方法，当作深入进行普通敎育的一种方法。个别教师开始在学校里进行手工劳动，这种劳动由于安排得很妥贴，因而就为发挥儿童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园地。怎样进行手工劳动才能使它具有普通教育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德国教师花了不少工夫来研究。他们的经验加上美国学校有关的经验，为劳动学校的设立奠定了合法的地位。
凯兴斯泰纳被任命为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是时代的旗帜。诚然，凯兴斯泰纳没有引起巴伐利亚政府的戒心，他完全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对资产阶级国家非常崇拜，异常坚决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使自己的教育活动吻合这种利益。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精通最新的教学方法，曾经到法国、瑞士、奥地利去考察职业教育情况。但是他希望建立新学校。他想建立一种用新方法达到旧目的的学校。紧闭的活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学生的个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把学生的主动性看作一种手段，用以更好地掌握学生注意力，取得学生信任、从而使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影响。新教学法在凯兴斯泰纳手里只不过是根据对儿童个性的了解而构成的更完善的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可以影响他们的感情和世界观，给他们灌输有关的道德和思想；必须把儿童的主动性纳入一定的轨道，唤起儿童对技术、对手工劳动的兴趣，把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上面。同时，这还会使他们不去注意伤脑筋的政治问题，而又给大工业提供必需的有知识的、有首创精神的工人。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1]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表现为工具主义的形式）。杜威主张通过动手进行教育，也就是说，让一切知识来自儿童的实际独立活动和个人经验。杜威鼓吹依靠教育和学校达到“阶级利益和谐一致”的思想。
[2] 巴乌里辛·弗里德里希1846-1908）德国教育家、新康德派哲学家，有许多美学、教育学、国民教育史的著作。
[3] 参见《向母亲们进一言》一文注（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
[4] 狄摩林·艾德孟（1852-1907）法国教育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法国“新式学校”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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