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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运动的迫切任务
（在全苏第二次少先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闭幕词）
我从旧学校讲起，从资产阶级学校讲起。资产阶级国民学校产生于资本主义普遍发展时期。在旧时自然经济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不识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生产很原始，很简单，范围有限，不需要你认识字，也不需要你有任何教育水平。但是，19世纪初叶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发展后，资产阶级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把工厂里的这许多工人稍加培养，好让他们更有效地被利用。于是我们就看到，资产阶级开始在考虑各种进行国民教育的方式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成立了大批学校来教育儿童，让他们初步学会识字。当时有一种所谓的兰喀斯特学校①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教员人数不足，于是就制定了在这种小学进行互助教学的计划。后来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对国民教育十分重视。目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儿童都能上小学，在学校里不仅学识字，而且还授予一定的知识（当然，是一些起码的知识）。总之，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的发展，甚至使资产阶级也面临着必须建立国民学校的问题，必须让全体儿童人人都识字，授予他们起码的知识，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而资产阶级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它不能不教儿童识字；另一方面，让儿童识字和获得知识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启发了他们的思想，而资本家又特别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工人，因为这种工人了解形势，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于是我们发现，资产阶级一边授予儿童一些有用的和必需的知识，一边又在搞乱他们的思想。资产阶级散布一种宗教观点，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上帝一手创造的并且是古已有之的。他们篡改历史事实，宣扬沙文主义；然后又培植一种残暴粗野的纪律，这种纪律不是内在的，完全是外部的，是靠棍棒实施的——资产阶级竭力通过上述种种手法来抵消他们授予群众的知识。
当然，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在群众性的国民学校里，是谈不上自治的。资产阶级极其露骨地说，要善于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办法，他们编写的教育书籍甚至公开向教师出主意，告诉他怎样把最能干的学生分化出来，经常找这些儿童谈话，让他们脱离其他的儿童。这种分而治之的办法是资产阶级旧学校的固有特点。
现在谈谈我国的情况。当然，我国实行普及教育的问题和使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更加深化的问题尤为尖锐。最近一年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了。最近一年来，国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看到农民对学校的压力，而应该坦率地说，我国农村学校的情况还很可怜：总共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这个百分比在目前看来是太低了。在我国是自然经济的时代，只有45%的儿童入学还可以过得下去，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要把全国的工业提到比战前更高的水平上去，在组织工业、组织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各国的问题（因为苏维埃俄国如果不在这方面超过资产阶级各国，它迟早就会被打败），因此就需要为发展工业而顽强斗争。如果学校不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就不能进行这种斗争。群众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见到农民来谈学校的问题，他们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希望给予支持帮助，等等。来访的人日益增多，可见基层的积极性多高。这也说明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当然，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都希望，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要使人有一定的发展水平，懂得社会发展的方向，明瞭周围的形势，具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当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一个很响亮的词。有时孩子们也常常讲起这种豪言壮语。不久前有一个比桌子稍为高一点的小女孩来找我。当我问她平常（是平常，不是节日）他们在儿童之家干什么时，她非常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们学习列宁主义。”要是孩子们也这样来讲世界观，那就很有害，很不自然，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对形势有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不必说这些豪言壮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谈起学校时说，教育人民委员部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编制一份教学大纲，这份大纲可能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但它实际上要能表明各种现象的本质联系，要能表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经济的、社会的）之间的联系。让学生对各种现象的关系，对这些现象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了解，这就是向学生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教育人民委员部努力设法完成这一任务。这一任务极为困难，因为要用最简单的事实，通过孩子们能接受的形式去做才行。如果我们向孩子们讲马克思主义等等，那是不会有好效果的。但是我们要用简单的事例让孩子们懂得一一比如说——自然界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懂得这些关系。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很起码的知识，但全部任务也就在于此——用儿童懂得的简单事例告诉他们各种现象的本质。我们主要是编制一级学校的教学大纲，因此首先提出了这一任务，因为一级学校目前暂时还是唯一的一种普通学校，所以从一开始就让儿童以正确的态度来研究各种现象是很重要的。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编制了这么一份教学大纲，其中的事例不是随便选入的，而是有一定联系的。这些事例的排列和讲述有助于儿童们对环境有一定的了解。这个大纲刚开始实行，首先学习的是教师。召开教师代表大会②时，我们在会前曾与教师座谈。有一位教师（是个辅导员）说：“你们编的教学大纲是怎么回事？简直把人都搞胡涂了。”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占60%）对这套大纲的反映如何呢？他们气愤地反驳说：“您这是指你们本省说的，我们谁也不觉得让大纲搞胡涂了。”
这说明教师们把这一大纲看做是自己的大纲。他们认为这个大纲也许应作部分修改，但他们不允许别人说这个大纲一点用处也没有。这说明教师们是以自觉的态度在对待大纲。这方面的困难是很大的。教师们谈了他们在使用这一大纲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但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他们开始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而且恰巧体现了这种观点的正确：要学习的不仅是学生，要学习这一大纲、加深对环境理解的还有教师。这个大纲的一个方面强调，根据大纲所讲授的知识不能是脱离生活的，而是要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苏维埃学校的任务就不仅是授予一定的知识，而且还要指岀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怎样用这种知识去改变生活。当然，如果我们现在来谈少先队运动与学校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说，少先队运动关心的是学校怎样办得更好以及少先队运动能充分利用这个学校。有人说，辅导员应该熟悉教学大纲，这个意见是对的。我认为，学校和少先队运动之间、教师和辅导员之间、学校的教学大纲和少先队工作计划之间，都应当有极密切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系，少先队员就不能像生活和时代要求他们的那样，去扎扎实实地学习。
如果认为营火会上的谈话可以代替学校的教育，那就错了，因为营火会上的谈话主要只能使人产生一种情绪，只能激发人的某种思想，而不能使人了解总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很重要的。它可以用一种体验、用一种感情把儿童团结起来，而学校却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少先队运动能做到。另一方面，新式学校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会寸步难行。如果我们要建设的不是旧学校，不是夸夸其谈的学校，而是真正的新式学校，那么，这种学校正是那些有独立精神、置身于一个把儿童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养成内在纪律的那一集体之中的学生们所需要的。资产阶级学校过去和现在一贯容不得少先队运动。它必然对少先队运动持敌视态度。
然而，苏维埃学校却竭力使儿童对环境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能把所学得的知识用于实际生活，这正需要少先队运动，而离开了少先队运动就达不到这一目的。从前我们只是想到要建立苏维埃学校，后来我们也的确建立了这种学校，不过我们并没有明确认识这一点，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少先队运动，然而现在生活却已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的说来，这八年来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现在也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需要的那种学校，没有独立的、不依赖教师的少先队运动是不行的。
我在与一些教师谈话时，接触到这样一件事，就是有的教师觉得儿童离他们远了，因此心里很生气。他们说：“要知道，我们也是关心孩子们的呀！”我尽量向他们解释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少先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没有这个组织，儿童就只是服从教师的意志，可是他们应当学会服从集体的意志。学校应该稍微走在生活的前面一些，应该教学生能过集体生活，能开展集体活动，而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教师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不过仍有很多人一直对儿童似乎离他们远了耿耿于怀。后来经过长时间谈话，主要是通过实际生活，他们才认识到，这是在校内建立集体形式的工作和生活、培养集体思想感情的最好途径。
共产党员常常说：共产党员有三项任务，就是学习、宣传和组织。少先队运动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但是，当我看到孩子们写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时，应该说，我很不高兴。这多半是教师们向他们灌输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我们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话首先是对共产党人讲的③；在评价一个人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人有用，他能学习”，——这些话都是对成人说的。而孩子们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该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句子，就有点旧时读书学校的味道：“只要我把功课学好了，成绩考好了，我就是实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训。”这就把问题简单化到极点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引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那就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少先队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学校传授的知识加以深化，教儿童们学会以自觉的态度对待老师的讲授，因此辅导员必须熟悉学校所采用的教学大纲。要把教师所讲的某些东西在少先队组织里加以强调，为让孩子们理解得更深刻，少先队中队应对下列问题着重加以说明。例如：阶级斗争问题，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民族问题，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团结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特别加以强调，而要做到这一点恰好需要依靠少先队运动，因为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教师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讲得十分深刻。从调査的情况看，全体教师都愿意执行教学大纲，但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明白大纲的精神实质，许多人还没有掌握大纲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因而辅导员必须掌握这种特点。辅导员随时可以通过共青团支部，通过与党组织的联系对这些问题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可以得到有关的参考书等等。因而少先队运动的领导人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必须强调那些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特别重要的东西。
另外我还想讲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常说：第一应该学习，第二应该宣传。因此，要使儿童们从小就养成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的习惯。
现在，往往有些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基层组织闭关自守，使儿童和青年脱离广大群众，把自己置于这些群众之上。它们忘掉了，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共青团和少先队运动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无阶级的社会。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工人代表大会去做报告，他看到一条标语上写着：“工农统治永远存在。”他在演说中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能够说工农统治永远存在这种话④。难道我们希望阶级社会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吗？社会主义就是没有任何阶级、人人都劳动的社会；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里不再存在目前这种阶级划分。年龄越轻，就越容易受到别的阶层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如果一个儿童出生于——比如说个商人家庭，岀生于一个资产者家庭，他是没有罪过的，重要的是使他的世界观符合工人的世界观，使他具备工人的思想意识。成人很难改变。一个40岁的人，他一直在干着榨取剩余价值的行当，很难让他变成一个关心工人阶级的胜利，希望工人们组织起来，更好地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而20岁的人可能性当然就大些了。12岁的人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在充满同志情谊的环境中，他容易形成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也就可能成为为工人阶级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而这一点我们往往不理解。我收到一个13岁的男孩写来的一封信（我本想把这封信带来的，但临时忘了），他抱怨少先队不吸收他，而不吸收的原因是他爸爸是手工业者。我认为这太过分了，实在是太过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至今毫未失去其意义，并且至今还能说明很多问题）一书中说，工人阶级是由不同的阶层构成的：一种是工厂的工人——这是先进的队伍，他们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本身使他们成了有自觉性、组织性的人；再就是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这两个比较落后的阶层。可见，列宁所理解的“工人阶级”不只是工厂工人，而且还有为雇主干活的手工业者以及农业工人⑤。而我们竟然不吸收手工业者的儿子加入少先队。这样搞下去，我们就不仅巩固了旧的阶级社会，而且是在建立一个落后的等级社会，在制造等级隔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反之，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少先队员尽量把自己过去和现在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的儿童。因此，我认为，少先队员在学校学的知识，以及后来他们在少先队中队里深化了的知识，都应该在校内外告诉别的儿童。我认为，可以利用“联欢会”来做这件事情。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儿童社会政治教育事业管理总局还未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认为联欢会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当做开门日，不仅有小组的活动，不仅进行一定的独立活动，而且还应让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入学的儿童，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能够参加学生的某种活动。当然应该考虑一下吸引这些校外儿童的方法。不能简单地把校门一开，谁想来就来。事先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少先队员可以做很多工作。有组织地吸引校外儿童参加学校的联欢会活动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校儿童应向这些校外儿童讲讲他们在校内学到一些什么东西，这也是一种宣传工作。要让少先队员一开始就好好学习，然后再学会做宣传工作，也就是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校内儿童组织起来，这个问题与自治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治应该怎么搞？有各种类型的自治。有一种自治只不过是儿童协助教师搞好纪律，教师一个人对付不了全体儿童，因而就实行“自治”。我们所说的自治不是指起一种警察作用，或者督促某种学习活动的进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自治。1905年和1917年盛行的那种自治是，成立一个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选举儿童担负一定的职务，很少召开全体大会，全部工作都落在被推选出来的那几个人身上，落在担负了某种职务的人身上，其余群众则无所事事。这种类型的自治其精神实质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居民实行的自治差不多。
当代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按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选出某些领导人物，他们去执政，只是偶而形式主义地报告一下工作情况，其他事全体老百姓却不与闻问。
我们主张的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自治，是苏维埃式的自治。我们要在学校实行的自治，实质上是学校内的社会工作。实行这种自治时，全体儿童都从不同的方面组织起来，发动全体儿童参加工作，每人都担任一定的职务。这种自治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儿童的主动精神，儿童们会一起来寻求进行某项社会工作的方法，会共同来讨论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工作，因为这里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而关键在于选出那种特别有用的社会工作。在这里要从形式上划一条界线，哪些工作可以由学校进行，哪些工作只能由少先队员去做，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有一个大体的分工，而在具体情况下只能根据人力的安排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少先队员要走在前头，要当带头人，要发挥主动精神。
拿农村的扫盲工作来说吧。目前识字的人还很少，学校想在扫盲工作上为居民做点事。有一位教师（可能是阿尔罕格尔斯克来的）谈了他们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他们那儿主要是少先队员打头阵，少先队员们帮助学校进行这项工作。学校先把家里没有一个大人或小孩识字的这种人家加以登记，然后每家派一个少先队员去。派到这个不识字的人家去的少先队员要为这家的主人写信，找报纸读给他们听。他还要熟悉农村阅览室的情况，教这家不识字的孩子认字，发动他们上学。少先队员在其他同学帮助下，把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好，居民们开始重视少先队了。少先队随后还要报告开展这一工作的情况，它还发动其余的同学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是帮助文化机关开展工作。第三种形式是开展幼儿工作。例如，在一所学校里每周召开一次或两次在校儿童会议，邀请幼儿们前来参加。在这项工作中，打头阵的仍然是校内学生和少先队员们，学生们邀请这些小朋友来校作客，与他们一起做游戏，等等。小朋友们开始向往学校了，也能听学生们的话——经常洗脸洗手，友好地做游戏，等等。
学校自治要洋溢着苏维埃精神，要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一个教师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他通常只能出点主意），这项任务应由少先队组织来完成。它还要发动其余的儿童，让他们学会做这件事。
在这项工作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学会按科学的劳动组织方法进行工作的技巧，也就是说，制定一定的工作计划，按计划进行分工，然后对工作进行总结。我们俄国人没有按计划进行工作的习惯，我们是随心所欲地干。
要在这方面进行学习：工作不要过于劳累，工作要尽量有成效。学校可以培养这种工作态度，但是少先队运动也应努力协助，使工作能按计划进行，不仅学习上有计划性，而且在安排整个学校生活上也要有计划性。
我还要谈谈学校的社会工作问题。我们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说，学校应该开展社会工作——不仅是教师，而且还有整个学校，都要开展这项工作。当然，要认真开展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应该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到底是学校还是少先队组织来领导这项工作，争论这个问题毫无必要。有时作出一项决定，说这是少先队运动的工作，学校不必介入。这就划了一条界限：社会工作是我们少先队的工作，而不是学校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应当的。但是，由于少先队运动接触群众工作更多，与工人组织或农村的农民互助委员会、村苏维埃等组织联系更密切，它当然有必要更关心这项工作。
我想指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待党组织的。当然，不能把儿童组织和党的组织等量齐观，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组织的看法却可以说明应该如何安排学校生活。他在《怎么办？》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党的这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他应该履行一定的职能。如果他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能，整个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⑥。的确，一些过去做过地下工作并且受过锻炼的老党员，都把自己担负的党的工作看做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并努力完成这一部分工作。学校组织中也应该建立这样一条原则，就是每个学生都应担负一定的集体工作：先在全体大会上讨论工作计划，然后进行分工，每人担负一部分工作，他要对这一部分工作负责。要学会安排生活，处理好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谈到集体工作，谈到集体主义，谈到共产主义，而其基础则是善于进行共同的、集体的工作。学校生活是学会安排自己工作的一个场所。如果少先队员自己担负大量工作，如果少先队员排挤别的儿童而只是让自己去工作，别人则无事可干，那么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少先队员的任务不是这样，他要很好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那一部分工作，并且帮助别人工作，在进行集体工作上做出榜样，而不是自己把全部工作都包揽下来。
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打头阵的应该是少先队员，他们还应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这一工作。少先队员发动其他的儿童参加工作，这件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对待成人就是采取的这种办法——首先让他们参加集体工作。在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征收党员的运动中⑦入党的男女工人，从前都在各种社会团体或工厂委员会工作过，有的当过妇女代表，有的担任过其他社会职务。所以这批男女工人首先入了党。可见，社会工作对他们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如果少先队员想扩大自己的队伍，想把全体儿童都吸引到这一运动中来，那他们就应该逐步吸引全体儿童参加这种社会工作。对儿童进行这种工作要比对成人容易。我认为，少先队员在校内外都应在这三方面（即学习，宣传和组织）下工夫，使学校成为儿童向往的一个中心。
有关儿童运动的组织问题我不打算讲了，因为我没有实际参加儿童运动的工作。我只想谈点看法。
不能认为，一个人只要是共产党员就适合当儿童运动的领导人。我就认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对教育问题，对如何对待儿童的问题，往往毫无所知。在这方面，共青团员却要强得多，因为儿童自然愿意与自己年龄相差不多的人接近。共青团员之所以能够影响儿童，是因为他具有天然的威望。这一点应该注意。
党应该讨论儿童运动的总方向，这一运动的主要问题和总的路线，但党不应干予具体工作。我们如果去干予具体工作，就会使少先队运动失去独立性，就会妨碍少先队运动的发展。
闭幕词
这次会上有人说，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它肩负的任务，教师们在教学方法上往往也弄不清楚，等等。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教师们的进步无疑是很大的。教师们学习都极其努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工作很快就会有大的进展。现在谈谈教学大纲的分量过重的问题。分量过重往往是由于不善于使用大纲——纯粹是由于教师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一大纲。教师们采用的是过去用习惯了的旧大纲，然后又加上国家学术委员会的大纲，这当然就使分量加重了。这种情况将随着我们改进对教师的工作而得到消除。会上还有人提出，不许布置各种形式的家庭作业。这对一级学校来说当然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要想在二级学校（七年制）做到这一点，就得安排儿童在校内自习……如果学生在校内的活动安排得合理，那就不必布置家庭作业来加重其负担。负担过重常常是由于我们没有妥善地处理这项工作。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教师学习，并给他们以帮助。有一位同志说得好，教学大纲中的一部分工作可以由“前哨”负责；“前哨”这种少先队基层组织可以做一些辅助工作。例如，要想做到不是教师讲什么自己就相信什么，而是要自觉地对待教师所讲的东西，那就需要扩大知识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儿童加入少先队之后，读的书比以前少多了——读书的兴趣不浓了。这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一个原因是儿童比较能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读的书了，许多书开始使他感到不能满足了；另一个原因是少先队和学校的工作都过重。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因为少先队员要是书读少了，视野扩展慢了，将会影响他们的发展。这将给少先队运动带来极大的损失，尽管它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开展读书活动可以在校外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前哨”负责此事。再就是开展图书馆工作、图书小组的工作，等等。
其次，戈麦尔市的一位同志讲得很好，他指出基层少先队有种种机会加强与各种社会团体的联系，这样，“前哨”就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使教师能够更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教师应该更加深入地了解少先队运动及其各种形式，知道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任务，等等。各个中等师范学校、训练班、高等师范院校在教学工作中都应充分介绍儿童运动的情况。不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从实际上进行这种介绍。
未来的教师一定要实际接触这一工作，深入研究当前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教育业务水平也有重大关系。
会上还有一位同志提出了如何搞好自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认为，少先队运动所面临的一项最重大的任务，就是自己要学会并且教其他的儿童也要学会集体工作和生活。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超过其他一切任务。没有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就不会有多大成就，我们的合作化工作就行不通，我们生活中就会产生许多矛盾。我们目前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就是因为我们缺乏集体工作的技巧。我们在社会工作、工会工作、党的工作、合作化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工作中往往遇到种种困难，如果我们掌握了集体工作技巧，这些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学校里的自治工作首先就应培养这种技巧。我心目中的学校自治工作应该是这样：孩子们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应在校内进行的各种工作，卫生方面做什么工作，学习方面做什么工作，与各个组织加强联系方面做什么工作，等等。全部工作分为几个方面，每方面又分为几个部分，然后讨论各部分应该如何去做：是向专家请教，还是査找有关的参考书；根据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分工。善于安排集体工作，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儿童运动在这方面可以给学校巨大的帮助，并且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儿童都有组织能力，这是生活培养起来的，要让孩子们把这种能力用去组织日常生活。我常常打听儿童的日常生活安排得怎样。据说安排得不好，往往毫无安排。我认为，要使儿童自己学会安排生活，特别要紧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共同生活、互相帮助的风尚。
典型的旧时学校总是不让学生互相帮助。如果一个孩子帮助别的孩子做练习或者讲功课，学校就大为不满。而现代的苏维埃学校则应该教儿童学会在工作中互相帮助，进行合理的分工，每个人担任力所能及的一部分工作。这是一项重大的自我教育工作，我们青年一代必须努力完成。现在在学校工作的人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他们只学过独自工作，而未学过集体工作。目前青年人之所以特别需要集体工作的技巧，是因为没有这种技巧他们就无法完成生活向他们提出的迫切任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群众向合作制过渡⑧。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教育，学会团结一切力量，而学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对于学校里的集体工作，我们一直未予注意，或者注意得很不够，而这却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谈到儿童之家的问题时，那么集体工作在那里就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不想去争论这个儿童之家叫什么名字才好（也不妨叫“少先队员之家”），但毫无疑问的是，儿童之家要想成为真正的儿童之家，就得把生活建立在集体、友爱的原则上，就不能像现在的儿童之家那样虚度时光。这种儿童之家不应是一个孤岛，它的生活应与社会生活、各个组织的生活、工人的生活、住在儿童之家外面的孩子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我认为，儿童之家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集体工作放在首位。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少先队书籍上说，儿童运动与学校往往不能融洽无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者是应该融洽无间的。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没有任何组织。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就是要按不同的工作目的把群众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就是各个方面的组织。这一定义说明：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还允许有别的儿童组织如少年自然科学家组织（少先队员和非少先队员均可参加）存在。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年轻的同志倾向于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少先队组织之外，不应该有别的任何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狭隘的专业性组织）。
就拿少年自然科学家这个组织来说吧。它不是一个以政治为宗旨的组织，它的宗旨是对大自然进行研究和探索。少先队员中有许多儿童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他们应当参加这种组织，同时把少先队的精神带到这种组织里去，因为大家都认为少先队员是优秀的组织者，能够捍卫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一定能把少先队的精神发扬光大。
根据不同的工作目的和领域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件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压制这种方兴未艾的组织，那我们就完全歪曲了我们这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所肩负的任务。当然，少先队组织尽管是一个儿童组织，但是它带有一些政治组织的因素。其他政治性的儿童组织（如德国的“候鸟”组织⑨）则不应发展，但是研究自然界的组织却是不带任何政治性质的。
要大力支持这类非政治性的儿童组织的发展，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前进。下令禁止是轻而易举的，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列宁格勒省一个村的一些组织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反宗教宣传问题：“……难道不能采取某些措施禁止洗礼教派信徒在芬兰人中间传教吗？因为洗礼教在他们那儿很有市场……他们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下令禁止。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芬兰人在这个村子里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会发现，芬兰人在苏维埃里没有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里也没有一个人会说芬兰话，他们完全无缘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工作。村里有一个农村阅览室，但一切工作都讲俄语。阅览室甚至连一份芬兰报都没有，也没有芬兰少先队员。这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洗礼教派信徒对芬兰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什么社会生活也不去参加了。我举这件事作例子，是想说明下令禁止，不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就这件事下一些禁止令，是否就能使洗礼教派信徒的活动销声匿迹了呢？当然不会。不仅不会销声匿迹，反而会更加猖狂，更加隐蔽。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给芬兰党写了封信，请他们派人去，带一些图书去。我们给支部写了信。当然，要下令取缔各种儿童组织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这样做就会悄悄地出现一些秘密组织，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岀现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要禁止，要往那里派少先队员。难道没有关心合作制的少先队员吗？难道没有关心科学的少先队员吗？要是没有，那就说明儿童运动压制了他们的兴趣。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报告中还未涉及，这就是对待少数民族儿童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提请你们重视这个问题，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最近，我们国民教育部门的视导员对少数民族中间的国民教育作了一些调査。
调査的结果说明，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还很不重视。我担心在儿童运动中对其他民族的儿童也未充分重视，没有发动这些儿童参加少先队的共同活动。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因为我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我们往往不仅忽视少数民族的国民教育工作，而且也忽视少数民族的妇女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我担心儿童运动方面也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要特别注意培养少先队员友好团结的感情，吸引大家参加共同的工作，而不要分民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少数民族中间的少先队运动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那里的学校比别的任何地方更需要大大加强，因此少先队运动在那里就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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