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

（在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

　　同志们，最初一段时期，学校工作主要是摧毁旧的体系，既包括内容陈旧的教学大纲，也包括教科书。您们都会记得革命胜利后最初一段时期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当时有人主张：应该把旧的方法、旧的内容和旧的教科书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当时盛行一种主张，就是学校上课可以不要教科书。当然，在新式学校里，在苏维埃学校里，使用内容陈旧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只要看一看“摧毁”时期之后的那段时期，就会发现我们把部注意力都投向了确定教学内容，即确定教学大纲的工作上。不过我觉得，教师代表大会^[2]上的情况表明，国家学术委员会^[3]制定的教学大纲基本上得到了教师的承认。
　　有关教学大纲的下一步工作，只是使之简化，更加适用，从教学法上进行更深人的研究而已。但是教学大纲的内容，就一级学校来说，在全苏教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己完全确定下来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新的内容要怎样才能最恰当、最经济、最简单易行地加以贯彻实行。当然，在这方面必须大力强调教科书的重大意义。
　　现在再也没有人主张可以不用教科书的了。特别需要教科书的是普通学校。美国人说得对，教科书实质上既包括教学内容，也包括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没有确定时，我们的教科书不可避免地就是某种飘忽不定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就可以谈得上编写具有固定内容的稳定的教科书了。已经基本确定的教学工作方法就可以用于教科书了。如果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无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目标，那么这种教科书无疑会对广大教师有重大的帮助。
　　要了解普通学校教师的工作条件。如果教学中没有教科书，那每天教师们就得做大量的工作，而他们又没有时间。教师如果要取代教科书，他就必须具备广泛的普通教育和教学法的水平。教师手边必须有各种参考手册和书籍。
　　如果我们看看目前我国普通学校的情况，我们当然就会说，不能指望教师每天都深入地去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种种原因，教师是无力去完成这些任务的。视导员的调查和个别同志的巡视，弄清了普通学校教师目前在教学法上碰到的巨大困难。现在完全可以说，教师已经成了苏维埃教师，但是同时还应该说，他们的教学法水平很低，在这方面亟待给他们以认真的帮助。
　　对教学法水平不高的教师，不能让他们担任难以完成的任务，而应给他们以帮助。帮助的形式之一，就是编写一本在内容上和教学法都适合的教科书，这本教科书能把我们目前认为在内容和教学法上所必需的东西编进去。除此之外，符合这一要求的教科书有助于教师深人广泛地搞好教学工作。
　　学生也需要教科书。我们在一级学校授予儿童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只能对他们进行一般的训练，而对大多数青年来说，下一步主要是自学。我们要在一级学校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阅读的能力，而一本符合要求的教科书乃是培养这种能力的起码的工具。如果我们把我国学校与美国学校加以对比，那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学校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阅读、独立分析所阅读的材料的能力。我们对这一问题也应特别注意，从一开始就教儿童学会利用书籍。教科书也应根据这一原则去编写。如果我们翻阅一下我们目前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旧的残余。它还带有实验学校即条件优越的学校的痕迹。这种教科书的内容往往很有趣，但是它要求教师做很多额外的工作。如果我们看看普通学校的教学工作情况，我们就会说，教师只能授予一般的观点，因此我们的教科书要写得简单明了，让孩子们感到亲切易懂。内容不应压缩，但形式应通俗易懂，否则，不经过额外的解释，孩子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我听说有人担心这样会降低对教科书的要求。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教科书的质量。
　　教科书还应使学生能记住许多事实，随时可以说出这些事实。我们虽然反对死记硬背，把一些不懂得的材料机械地记下来，但我们同时也应指出，学习不可能不以记住一定的事实为基础，这对今后进一步的学习很有帮助。如果我们看一看我国的学生，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孩子们能说会道，见多识广，可是基本的事实却弄不清楚。教科书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帮助。当然，有些事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不知道这些事实就很难进一步自学。特别要慎重的是，一些必须记住的有用的事实，不能采用旧的学习方式，即简单地把教科书背诵下来。
　　我国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起初是对旧教科书进行修订，使它能适应当时需要。这种做法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当时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可以不用教科书。”但是实际生活很快表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在教学内容尚未固定的情况下，编写新的教科书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教科书方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使旧的教科书适应苏维埃的实际。在这项工作中也确实闹了一些笑话，例如把涅克拉索夫“按照自己和上帝的意志”这样的诗句^[4]改为 “按照咱们庄稼汉的意志”，等等。如果我们看一看经过修订的教科书，我们就会发现，修订后的教科书大多数并不大符合学校的要求。当然，这比没有任何教科书要强得多，因为没有教科书，没有儿童读物，没有任何阅读材料，那就不可能学习文化。即使有一本最简单的读物，这对于没有教科书的学校来说，也是一大进步，因为没有读物显然就不可能学习阅读。这是不言而喻的。修订旧教科书只是权宜之计。
　　但是，下一步的问题就是编写一本内容新颖、符合教学法要求的教科书。早在1924年，教材编写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编写新教科书的计划。这个委员会认为，教科书不仅应是一种读物，将一些故事和诗歌编入其中；而且它同时还应是一本自学书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理想的这类书籍。
　　我想稍为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
　　对于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大纲，应该说一级学校的大纲比较精练，比二级学校的要明确得多，因此这一大纲还要做大量额外的工作。这一额外的工作份量很重，因此很自然的，一级学校的教科书所要做的工作要比二级学校的多。我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既要讲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又要讲二级学校的教科书，不过很自然的，我们更多地将要谈谈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现在已经开始按专题、按单元教学法来编写教材了。根据我的看法，我想谈谈应该怎样按单元教学法编选材料。最初必须选一些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因为这种材料会引起儿童的兴趣，使儿童关心这一专题。如果翻阅一下我们的教材，往往就会发现开始讲的都是、应用文或者读起来索然无味的故事。因此，正确地挑选这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是十分重要的。这要求我们非常了解儿童的情况，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所挑选的材料要确实能引起学生关心，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专题上来。当然，有时也可能不是一篇故事，不是一首诗歌，而是一种使孩子们感到激动的有趣的作业，在完成这种作业后，他们就想额外做些工作，想阅读一些有关这一专题的应用材料。但是我认为，应该通过某种形式用这一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先对专题作一说明，因此不妨有时也可以背诵一些诗歌。如果孩子们对这首诗歌有兴趣的话，他们就会记住的，并将会产生某种激情。
　　接下来谈谈作业。我想稍为谈谈作业的问题。
　　在我想对教科书问题作些研究的时候，我案头上放着一本乌克兰教材。我翻开一看，书中的作业内容令我大吃一惊。在一篇短文之后，好像布置了十道作业题，而且这十道作业题时空范围之大，孩子们根本不可能去完成它。例如：向老奶奶们、父辈和婶婶们了解过去的情况；调查研究，然后绘制统计表―总之，作业题之多（而且都是很难完成的），连成年人也难以应付^[5]。
　　我认为作业应这样安排：首先，不能一下子就布置十道作业题，应该一个一个地布置。不能一下子让孩子们干十件事。要考虑到他们的力量和能力，等等。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批评列宁格勒市编的教科书把可以在课堂上做的作业布置到课外去做。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认为可以把作业分为三种：一种是可以在课堂上做的；一种是参照书本，根据大自然的生动情况去做（只是应有一定的标本）；一种是可以在校外做的。我认为，应该把作业加以区分。而目前却没有这种区别（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内做，哪些作业可以在校外做）。
　　现在谈谈在学校里做的作业。我觉得不能轻视与数学和俄语的有关作业。有时，语法作业可能与文艺作品有关。我不禁回忆起我童年的一件事情。我特别讨厌《三棵棕搁树》^[6]，因为要对这首诗进行语法分析。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去了，怎么也记不住这首诗，虽然其他的人很快就记住了。我不久前听说，有一个学校讲完有关列宁的事迹之后，接着把关于列宁的故事与语法练习“联系” 起来。这种笨拙的做法和这样的练习只会把事情搞糟，并使具有感情色彩的材料被挤到不引人注意的范围里去了。要善于选择作业。许多学校的作业选得很好，教师都能做到把所学的主题与本族语和数学的材料联系起来。这件事要处理好。
　　作业也应具有社会公益劳动的性质。不久前我收到基辅市的小朋友寄给我的一包儿童作品。孩子们从他们的课堂作业中编选了一本读物。他们抄写得很工整，还有插图，最后决定卖给家长和一切愿意买的人，每本收费十五戈比。他们用卖书的钱买了一些布给流浪儿做衬衣。这种做法就带有明显的社会公益劳动性质。还有一些从具体生活中取材编写教科书；他们希望这种教科书能出版。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会出版，不过我感到他们是想使自己所做的工作对其他学校有帮助。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是否应该专门安排一些培养语言和数学熟巧的练习呢？有时连学生本人也有这种要求。列夫·托尔斯泰的教育文集中就已谈到，他所办的学校里的学生们往往患一种“特殊的流行病”：突然全体学生迷恋于书法了，于是好长一段时期全班的书写都很整齐干净。这一时期过了之后，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完成某种任务的时期，等等。我认为，学生们这种醉心于某项工作的行为，说明他们想获得一定的技巧。所以我看目前学校常常会出现学生们想获得某种技巧的时期，这时就要对他们加以帮助。教科书应该编选一些这种练习。
　　至于说到校外作业，这里当然需要考虑到家庭环境及学生的生活条件。
　　我还想谈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应布置那种无法由全体学生或教师谁也不能检查其结果的作业。要使每一项作业及其结果都能得到检查。我们教育学生的办法往往不对头：孩子们开始干某一件事，但是没有做完，我们却不对已做的作业进行检查。这样，我们就在孩子身上养成了一种坏习惯，而在高年级去纠正这种习惯，就比一开始对作业进行检查要难得多。此外，既然我们要注意教科书如何布置作业的问题，那就应该指出，作业很少有集体完成的。诚然，教科书也给小组、班级、全体同学布置了作业，但未指明应如何完成。集体主义并不表现在三五人、七八人一起去干某件事，而主要是怎样去干这件事。要大伙一块地去拟定共同的目标，一起讨论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怎样分工才能达到目的。要讨论一下是否有必要大家都做同一件事，还是一部分人做这件事，而另一部分人做另一件事，然后怎样把这项工作统一起来。我们所布置的作业对培养这种熟巧很不注意。
　　此外，还要提供一些带感情色彩的材料。所布置的作业要能吸引儿童，使他们感到清楚明了、饶有兴趣。再者，还要提供一些应用材料，这种材料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扩大他们的视野。我认为这是不应忽略的。我们发现，目前我们的教科书往往成了唯一的知识源泉。教师忙忙碌碌，不能给孩子们讲很多东西，而教科书却是应该对教师的讲授进行补充的。要让孩子们一开始就把书本当作知识的源泉。
　　我对一级学校教科书的意见就是这些。不言而喻，除了教科书之外，还应有教具。这当然不是指的旧时那种直观教具，也不是指整年挂在墙上的那种狐狸图像。孩子们迫切需要一些带插图的书。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学校的所在地往往不通铁路，没有工厂，孩子们（甚至老师）很多东西都未见过。因此，图片、插图就具有很大的作用，它能使他们了解国内和世界上的许多情况。这一点不应忽略。一位女教师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说，她所在的那个村子，没有一个人见过镜子。所以，插图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应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他们可以使用（锯、砍伐、造型）的材料。这种材料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制作教具时往往没有充分为之提供这种材料。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过于醉心于这种材料。除了这种材料之外，还应给一些可以扩大儿童视野的插图材料。
　　随着儿童开始利用书籍，他们就会产生对阅读的渴求。目前迫切需要儿童读物。学生们想读书，少先队员也想读书。少先队组织刚建立的时候，少先队员们什么书也不读，现在他们却极其渴望读书。据说，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市有一个图书馆拒绝接纳的儿童达三千人，因为没有儿童读物。是的，儿童书籍的出版工作正在进行，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抓得更紧一些，因为目前急需书籍。儿童们学会了阅读，掌握了教科书的材料之后，还想读些别的东西。我收到大量的儿童来信，谈到许许多多问题。上星期我就收到好几封信。有一个男孩在信里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书快一点出版。我们搞过宗教节日活动，玩拳斗双手都弄得脱了臼。”写信的这个孩子叫瓦夏，只有13岁，连他们都看出农村玩拳斗很荒谬。他信中还谈到农民打架斗殴，谈到接生婆的活动——他希望通过读书把这些现象加以根除。
　　孩子们渴望知识，而我们提供的图书却不够，非常少。还要指出，我们出版的书籍往往对孩子们的程度估计不足。生活本身促使孩子们在思考许许多多问题，旧书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新书往往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出版的书常常讲的都是一些英勇斗争的事迹。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能完全符合儿童的需要。他们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劳动情趣的书，需要那种能使他们产生技术爱好的书，需要那种能吸引他们，给他们以地理知识、历史知识的书。
　　令人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书还非常少。我认为可以把过去出版的地理、旅游方面的书加以改编，把欧洲文学、美国文学、东方文学的作品加以改编，选用其中能使儿童感兴趣的东西，摈弃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举例来说，孩子们非常爱读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爱读印第安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往往把印第安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看做没有前途的民族。这些故事多半是用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写的，把印第安人污蔑为注定得受剥削的下等种族。孩子们读这种书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觉察到这一点，不过多少会产生一种不快之感。在改编这些书的时候，要把这些地方都删掉。这是一项重大的工作，工作量非常之大。我觉得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一些人来编书，来编教科书。我们正在发动全体教师参加这一工作。改编工作可能不尽完善，还需进行修订，但这项工作体现了一种很可贵的思想。
　　不久前我检查了《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我们出版过儿童百科全书，但却没有出版过儿童教育百科全书，特别是按综合教学法编写的这种百科全书，因为它有助于儿童了解各种材料。这种主张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这项工作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极难做到的。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这种主张。要鼓励这种主张。编辑委员会应在该书发起人和其他许多教师的帮助下全面研究这一主张，并且制定一个进一步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总的计划。要成立一个由专家或教育工作者组成的小组。这样工作就能取得重大的、有意义的成果。重要的是对这方面的任何主张都要支持。孩子们很欢迎儿童教育百科辞典。我曾经看到孩子们对拉霍斯^[7]主编的百科全书爱不释手，逐页翻阅，看里面的插图，等等。当然，我们不是想给孩子们提供拉霍斯主编的百科全书，而是更有用处、更有意义、更好理解的材料，不是什么徽章、旗帜、招牌等等，而是生动有趣、很有意义的材料。同时，一级学校学生使用的百科全书应该是介乎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之间的东西。我认为对编辑出版这种百科全书应加以研究。
　　现行的一些图书可能有很多疏漏，形式也不可取，但重要的是如何发动大家把工作做好，经常进行指导。目前，在编写儿童读物的时候，要考虑什么样的书才能使当代儿童最感兴趣，使不同年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儿童最感兴趣。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要吸收教师参加这一工作，而且还要吸收图书馆管理员和儿童本人来参加这一工作。从儿童们寄来的东西中，从他们的练习本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进行研究工作的，他们是怎样做题、写短文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们对这项工作的兴趣，远比我们估计的要浓得多。
　　我国急需教科书、教具和图书。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必要的，因为它对教师和学生都很有帮助。现在大家议论纷纷，说是教学大纲与熟巧的培养脱节，这只是说明教师的负担过重，教学法水平不高。而主要原因在于教师没有时间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会议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我还想稍微谈一谈二级学校的教科书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搞得很糟。我们今年了解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职业教育管理总局^[8]向我们提出中等技校的最低知识量究竟是多少的问题。原来，我们几乎不可能提供二级学校所需要的社会学科的书来。当然，这方面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我们要特别重视集体活动、社会公益工作等这类问题，因为二级学校的社会公益工作的范围应该比一级学校的大得多。毫无疑问，集体劳动的熟巧在二级学校要比在一级学校牢固得多。而且，既然我们在一级学校里创造性地进行了编写教科书这件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我们对二级学校的教科书编写工作就更应该搞得深人扎实些，特别在社会学科方面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我想谈几点意见。许多同志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教科书必须与教学大纲保持极密切的联系。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是，有些发言的同志对教学大纲表示不满，说是大纲份量过重。情况也可能是这样，不过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里谈，而应在教学大纲编审委员会上谈，由该会加以删减。
　　自学用书（一级学校）是否应编入语言和数学课并使它与单元^[9]结合起来呢？我认为应该这样。拿数学作例子来说，我觉得大多数单元都可以提供一些从数学上进行研究的材料，得到一些由生活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材料。我们要揭示其间的联系。这种做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不如此儿童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数学。儿童们要做的许多练习，可以另编成册，作为独立的作业，但是要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种习题，为什么他们必须背会乘法表。对语言课也要如此。每当碰到生动具体而且兴味盎然的材料时，儿童们自然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如何更加明确清楚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利用这种要求，把它引上学习语言的正轨。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地方特点。每当翻阅地方文学作品时，常常听到一种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研究一个乡村，那就不要超越这个乡村的范围——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离开这个乡村的大门。我认为这样来解释考虑地方特点是牵强附会、很不正确的。所谓考虑地方特点，就是要使儿童能够评价、分析周围的现象，并由此向前发展下去。由周围环境产生的印象可能相当深刻，可能唤起对类似现象的浓厚兴趣，但这决不是说，对别的东西就绝口不提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出发点而已。
　　再谈一下有关童话的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说，锯末和凡士林是难于消化的食品，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难道周围的生活在其研究过程中会仅仅是一堆锯末吗？难道其中没有一点引人人胜之处吗？难道只有童话才是儿童们能够受用的食品吗？童话与童话各有不同。我曾经碰到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只有7 岁左右，她读过很多童话。这个7岁的孩子问道：“女妖是什么样子？”她确信女妖是的确存在的。当你告诉她，母鸡发现老鹰飞来时，就把小鸡雏拢在自己的翅膀之下，她会问您：“这是童话吧？" 她把现实的东西与虚构的东西混为一谈了。
　　有些童话就是把实际与幻想混为一谈的。童年往往令人终生难以忘怀，而许多童话中又含有一些神秘莫测的东西。儿童日后当然要证实这些东西，他要解开这些神秘之谜，办法是打破旧的看法，因此我们对待童话问题要特别谨慎。当然，如果童话里只谈小狗或小猫，那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为每个小孩都很清楚这是虚构的，但童话里往往没有这些东西。因为童话里有很多暗示的东西，而所暗示的东西可能冠冕堂皇，实际上对儿童的智力却极其有害。许多民间故事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儿童们很喜欢这种故事，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认为儿童只关心小孩子、玩具和游戏，那就大错特错了。民间故事通常反映的是过去的事；现在生活大大变化了，而这种故事反映的不是现时，而是既往。我们很少从成人生活中给儿童提供一些鲜明的现代形象，儿童们往往在童话中去寻找，而童话里的英雄人物却是小私有者，损人利己的人。
　　现代的儿童不同于从前的儿童。环境改变了，儿童也在变化，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有农村的儿童、城市的儿童；有来自穷乡僻壤的儿童；有的儿童见多识广，他在国内战争所在地住过，见过很多世面；有的儿童所住的地方却没有经历过这些事。要善于判断、了解这个孩子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有时您问一个孩子喜欢读什么东西，他往往会说：“童话”。但他是否了解通过童话形式向他灌输的是什么东西呢？他往往只是对一些生活情节感兴趣，而我们却向他灌输一些他不需要的虚幻的东西。
　　现在谈另一个问题。我认为，当代的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每句话都要提到共产主义。举例说，有一本二年级的教科书中，布置了这样一个作业题：指出在哪些句子里可以使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10岁的女孩子坐在那里绞尽脑汁。“共产主义”一词不难找到：“共产主义万岁！”这道题算是做出来了。“共产主义的” 这个词就比较难找了。“社会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妈妈，什么叫社会主义？”妈妈说：“先别管这个！"“我怎么能不管呢？这是做功课呀！”我当然坚决反对做这种枯燥无味的练习，反对去下定义、抠概念。所谓教科书应该充满共产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这绝不是说我们口口声声都要提到“共产主义”、“集体主义”这些词，而且还要把它用于语法上的各种“格”。要使教科书做到这一点，就要通过歌曲、通过故事使集体主义真正成为儿童放在首位的东西。
　　我有时看到一些不怎么样的教科书。例如，我记得一个共产党员写的一本教科书。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共产主义”这个词，然而与此同时却明显地散布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书里不谈斗争精神、大胆的探求精神和真正的集体主义，列在首位的却是“我的家”、“我的农庄”等等。总之，都是“我的这”、“我的那”。有一位从国外来的同志说到，他从美国到苏联后感到最为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美国无时无刻不听到“我、我、我”。而在俄国则相反，大家都说“我们，我们，我们”。例如，孩子们放学时说：“我们今天学了某个单元。”红军战士也好，代表也好，他们总是讲“我们如何如何”。
　　我认为，这个小例子说明，编写一本书，很可能表面上^[10]都符合共产主义准则，可是内容上却充满小私有者精神、小市民习气。问题的关键在于书中是否体现了共产主义风尚。我们有很多书都以共产主义自诩。但是，真正充满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且以儿童所感兴趣的材料来吸引他们的书，却是非常之少。我认为应该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而且周围的生活又不是那么平淡无奇，不要使人觉得必须在童话中才能做到超凡脱俗。莫斯科市的每个孩子目前肯定关心什么是工会，什么是英国工人的斗争。在解释什么是工会时，可能讲得枯燥无味，但是也可以用图片来说明，使孩子们很快就明白什么是工会。
　　我还想谈谈有关列宁的问题。教科书中总是把列宁描绘成一位热爱儿童的长老。我坚决反对这种“童稚化”的作法。它歪曲了列宁的形象，把他描绘成“适合”儿童口味的人，这种作法是很不妥当的。难道10岁、11岁的儿童在学校里不了解工人和农民过去生活很苦，就会去参加斗争？为什么不提列宁如何参加他们的这一斗争？要向儿童介绍列宁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杜撰的、“适合”儿童口味的形象。
　　既然我们真想编写一本符合要求的读物，那我们就应该深人观察周围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大量的材料来编写孩子们所需要的书。孩子们在期待！

^* 演说发表于1926年5月9日。第一次全文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26年，第7~8期）。

^[1] 全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6年5月9日至13日在莫斯科召开。
　　大会讨论了如下问题：根据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新教科书；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教学用书；供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对教科书的卫生要求，学校教科书的供应；儿童文艺读物和科普读物；教师参考书，等等。大会的决议经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批准。大会材料见：《向苏维埃学校提供新教科书》，第7-8期，别姆、斯维尔德洛娃、舒里京等主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

^[2] 指1925年1月11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

^[3] 参见《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4] 指涅克拉索夫的诗《学生》。

^[5] 指安德烈耶夫斯卡雅和波尼亚柯夫主编的《我们的攀登》。（参见本书《普通学校的教科书》一文）
^[6] 系莱蒙托夫诗。

^[7] 拉霍斯·皮埃尔（1817~1875)，系教师和词典编纂家，法国大百科辞典（十五卷集）的出版人（1865~1876年出版）。

^[8] 职业教育管理总局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21年，负责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文化部门培养专业技术工人和专家。1930年，由于职业教育机关转隶于有关部门，该局遂告撤销。

^[9] 有关教学大纲的结构可参阅《国家学术委员会制定的一级学校教学大纲》一文注释。

^[10] 原字为法语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