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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流氓行为问题 *



  农村青年渴求知识,但我们却很少去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无所事事,他们就游手好闲,养成了流氓习气。我们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要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了解了一下特维尔农村的生活情况。今天的农村已不同于旧时的农村。农村的兴趣变了,农村的要求也变了。因循守旧之风已成过去。农村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妇女代表们从邻村发现了一台地方自治会时期留下的缝纫机,通过乡执委会[1]领来之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农互会[2]开办了一个锯木厂,那台旧机器一开动起来就摇晃,随时都有可能伤害工人。但是他们用这台过时的机器赚了两千卢布,拿去买了一个新机架。乡执委会把一切都油漆粉刷一新,邮局改成了医院,办事员在地里走来走去,用卷尺丈量土地,口里说:邻村正在搞新的土地规划,咱们也得动手了。他们考虑必须马上修一条路通往伏尔加河,以便流送木材;一定要恢复制材厂,等等。农村的要求很高:几乎每家每户都订了报,全体农民都是统消社[3]的社员,都是农业合作社(农民称为“部”)的社员。现在该村有十七个居民点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少先队员所见皆是。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农村的文化服务工作做得太差。学校的玻璃全是破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来了,在学校里放映了一场,于是窗子就被打破了。农村阅览室里都是一些从过去地主庄园里弄来的旧书。在乡教师大会上,农民说青年们无处可去,他们想学手艺,可是没地方可学。目前农村的各种组织不少,却没有学习的地方。至多是共青团支部有一间好的房子,而其余的青年却无处聚会,只好在街头巷尾胡扯。结果,附近一个村子的几个小伙子把一个女孩子在谷物干燥室里强奸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干,这几个小伙子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很能干活。这次都判了几年徒刑。没有房子供青年们开会学习之用。十月革命之后到处都成立了戏剧小组,各地都在演戏。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曾说,我国一个省的剧院比全法国还多。青年们当时是多么喜欢戏剧啊!戏剧里充满了力量和激情,它使青年们大受鼓舞!“克鲁普斯卡雅同志,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想,化装用品都没有,可是我们剧本已写好了。”学校里开始演起戏来。这说明教师的生活已成了苦役,孩子们无处学习。现在,青年们撤出了学校,学校又成了孩子们的天下了。学校可以整天学习了。可是青年们呢?他们没有地方可呆。艺术的组织作用在农村削弱了。流动电影放映队无处放映,没有房子,也无处听广播。农村修建群众文化馆[4]的问题成了一个极为迫切重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村青年的流氓行为势将日益严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青年在农村无处学习。在特维尔省,孩子们念完四年制学校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都得到特维尔市去念七年制学校。女孩子们还好办,她们可以替别人看房子,照管孩子,小伙子却没有人愿收留。由于在农村学不到知识,进城的愿望日益强烈。我在莫斯科也看到了类似特维尔省渴望学习的情况。今年,农村热衷于上工农速成中学,而录取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于是有的成年人垂头丧气,甚至号陶大哭,因为他们认为上工农速成中学是一生中的大事。他们把自己积蓄的零钱当路费,忍饥挨饿,在街心公园露宿,就是不肯回农村。旧时的农村从来没有像新农村这样尖锐地感到自己的愚昧无知。按老样子过日子不行了,可是又不会按新方式安排生活。不久前,一个上工农速成中学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青年农民建立了《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农业劳动组合,可是干起活来什么也不会,不知从何下手;于是《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就派我来上工农速成中学。我们什么也不会,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他却怀着绝望的心情读了这样的通告,说是工农速成中学名额已满,一个人也不再录取了。
  农村的老太婆说:“青年们到哪里去?过去我们学手艺,经常被拧耳朵,终于学到了本事,可现在怎样呢?”这是老太婆们的议论。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农民说:“我们农村的人会干事的很少,但现在的生活、农活却要我们比过去有更大的本事。我们得会做饲料槽,会修理农业机器,会磨工具,等等。”
  当我们听到这些谈话时,就不禁回忆起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所写的关于“地方流通的口号”,对于小工业的论述。“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恢复大工业。可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比较认真地有系统地着手恢复这种大工业,我们就需要恢复小工业。”[5]只要我们看一看农村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发展小的流通、提高地方手工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对青年进行职业教育。但是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发展这种职业教育,在农村进行这一教育。
  农村青年有流氓行为,这不好,不像话。但要避免发生这种事情,就得修建人民文化宫,使青年们能在那里学习、唱歌、看电影、听广播、演剧,能在那里有组织地从事艺术活动。目前政治教育委员会还没得到一点修建人民文化宫的经费,而这是极迫切的。
  发展农村成人学校以利于识字青年学习,这笔经费是由地方支出的,因而工作进展很慢。
  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很慢,尽管共青团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尽管成年男女农民在这方面要求很强烈。
  没有中央的帮助,地方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农民自己还在观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呢?不久前,平扎省、唐波夫省和撒马尔省的教师向我说明了原委。如果学校、农村阅览室的水平太低,如果学校里的窗户都打破了,如果农村阅览室连电灯也没有,那么,谁也不会来帮忙的。一旦学校里有了书,稍微走上了正轨;农村阅览室的状况有了某些改进,居民就会非常积极地乐于进行帮助。不过对待这种帮助要特别慎重,不要对这种活动进行行政干涉。
  需要有一定文化机关的设备,有一定的条件,这样大家就会来帮助,就会热情支持。不幸的是许多地方的设备都很可怜,危楼险房使居民的热情受到挫伤。目前在居民的要求和满足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青年人比谁都尖锐地感到这些矛盾。
  农村青年向往城市,这往往是一部分最积极的青年。城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对他们的关心很差。我们没有地方接纳他们,不能对他们施加任何影响,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变态的情绪。由于无所事事,因此就产生了流氓行为。这部分青年的情绪不可能不影响城市青年。城市里的青年工人有俱乐部(不管办得好坏如何)可去,而属于工人阶级的青年手工业工人却无任何可以消遣的地方,更主要的是,他们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我觉得,青年中产生了流氓行为这件事,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文化上为广大青年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共青团面前,成了它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也摆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的面前,而且不仅是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工作,需要各级党、苏维埃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单枪匹马是一事无成的。
  关心农村青年,关心从农村来的青年,关心工人阶级各阶层青年,这是我们目前很薄弱的一环。



* 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6年9月24日)。

[1] 乡执委会——指乡(区)执行委员会。

[2] 农互会——指农民社会互助委员会。

[3] 统消社——指统一消费合作社。

[4] 群众文化馆——革命前俄国一种俱乐部类型的文教机构,通常设有图书阅览室,茶馆和剧院,演讲厅等等。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还存在。

[5]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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