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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演说 *
当我们谈到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时,就不能不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为他一向十分重视教育人民委员部。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就。列宁的全部方针,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理解,都与上述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1920年1月24日,他在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谈到:“我们要建设文明的、光明的生活。”[1]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与必须大力提高文化、促进文化高潮的到来这一认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持的这种态度使他对教育工作特别关心。
我现在谈谈政治教育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位宣传鼓动家,他对这方面的工作特别关心,这是因为,如果不把政治宣传工作与一般文化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我国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宣传工作。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工作一向关怀备至。他对通俗化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我至今记得,在革命活动的最初年代,有一次他曾把布哈林、奥辛斯基、索斯诺夫斯基等负责干部找到他的宿舍,一连讨论了两个晚上:怎样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种主张,就是要把报刊文章汇编成册,发行到农村去,以便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过问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
我还记得有关图书馆工作的一些情况,他经常问阿瓦涅索夫同志[2](当时在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工作)是怎样对图书馆工作进行检查;怎样对图书事业的发展速度进行检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希望我国也能设置一些像瑞士那样的图书馆。当然,我国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应不同于瑞士,但是管理技术应与欧洲各先进国家一样。他特别重视图书普及推广的办法。他对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很关心。他认为不仅应该向群众提供图书、开设俱乐部等等,他还经常打听有多少群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的创造精神如何;他们是否关心这项工作并且积极参与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进行情况。我记得战后部队复员时,有大量军事干部转业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3],他们把为群众服务这个问题局限于只是作些宣传鼓动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我们的一个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在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他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会议结束时他说,要把工作搞得更加深入一些,要发动群众参加这一工作。不仅要为他们服务,而且还要发动他们参加这一工作。这是列宁一贯的主张,他在历次对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示时,都提出了这种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与地方工作干部的谈话各地都无记载,甚至连速记记录也没有,因此只好根据回忆来追记其内容。
列宁写了一篇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文章,其中谈到了书报的分配问题;他还详细地谈到如何分配报纸,谈到如何张贴报纸才能使其不受损坏[4],等等。他特别关心宣传鼓动工作。他多次参加政治教育会议,并且发表了长篇政治演说。他认为“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事事关心”,同时提出了要同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作斗争,而有些政治教育工作者却觉得这些问题与他们无关。他们听讲的时候感到纳闷,心里想:我们怎么去同这些现象作斗争?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日常工作应该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应该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争取新生活而进行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给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一些宝贵的指示,并且常常要我们报送反映这方面工作的材料。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政治教育委员会提出的生产宣传问题十分重视[5],他要我们把全部有关文件、材料、决议都送给他。
有一次,有一件事使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很恼火。事情是这样的,生产宣传工作最初本来是由政治教育委员会搞起来的,不久,在列宁参加的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决定这项工作改由工会负责,当然,工会应与各级政治教育委员会一道进行这项工作。政治教育委员会感到很委屈,因为这项工作是自己搞起来的,逐渐打开了局面,可是现在却要以工会为主去搞。但是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生产宣传不能抽象进行,而要紧密联系生产,因此,由工会负责这一工作当然更为合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贯主张要把政治教育工作与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并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了许多极其有益的指示。在他最后写的几篇文章中,他谈到了在农民中间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谈到了我国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
不久前,我们召开了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6]。从代表们的报告和发言中看出,居民对一切有关政治教育工作的问题都十分关心。这就清楚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文化革命的预言已接近实现。群众对教育问题如此关心,如此热情,使我们深感文化革命就是下一步摆在我们眼前的工作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谈到了政治教育工作。早在1897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的教育思想,指出必须把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同时谈到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7]。
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初几次关于劳动学校问题的讲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极其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的。1918年,他在讲到学校问题时指出,从今以后,我国统一的劳动学校将与摆脱了奴役枷锁的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友爱和平等的道路,而且只有这种学校才能使我们将来避免战争[8]。他如此重视学校,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特别注重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同志谈建立新式学校的问题。应该指出,最初在对待建立新式学校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化了。即使到了现在,马克思关于综合技术学校的主张也未实现。为教育事业而斗争所处的整个形势,使我们不能普遍实行马克思所希望并为列宁坚持要实行的那种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但这绝不是说,这种学校看来不可能设立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萧条不振的时期,国民教育工作当然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认为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现在我们学会了一定的克制,在工作中常常不忘汲取革命初期艰苦年代所积累的经验教训。
我想谈一谈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一段往事。新经济政策实行初期,我国学校受到严重影响。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在这里也谈到,当时我们所建立的一切很快遭到破坏,但是,后来我们逐步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切[9]。恰好是在这个经济萧条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强调了学校工作内容的重要性。他对这方面的细微末节都不放过。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学生谈话的情景。他问这个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干什么。“你们第一节是什么课?”“数学,讲十进位小数的乘法。”“然后呢?"“然后是历史课,老师给我们讲埃及的历史。”“然后又是什么呢?”……他根据这个小孩的回答来了解学校的实际情况。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和过去的情况一样!”此后,他不只一次地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关心教学大纲的制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主张成立国家学术委员会,因为它可以摆脱许多琐碎工作而致力于制定教学大纲和研究教学方法。您们大概都还记得1918~1920年对教育上的一切问题所持的冒进态度。当时我们认为,中央应该支付儿童之家全体儿童的伙食费。而且,那时中央集权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买好了腌西红柿之后,要先运到中央,然后再分发给全苏的儿童之家。不言而喻,这样来安排工作,当然就会让西红柿挤掉了教学大纲。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修复校舍,这些校舍在国内战争时期备遭破坏:一切进到城市的部队首先是到学校去,在那里驻扎下来;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各种各样的会议都在学校召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小事也不放过,尽一切可能帮助教育人民委员部搞好工作。根据列宁的意见,研究教学内容应由一个摆脱了行政琐事的机构来负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应该通过教师的工作,使它简单明了能够为儿童所理解。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战士和自觉的干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们的父辈不善于斗争,我们稍微学得好一些,而我们的下一代将把我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他们定将取得胜利。”[10]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他一直关心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部工作。他经常找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谈话,既谈政治教育工作,也谈职业教育;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整个工作。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教育问题将日益提到首位并且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他在生前最后写的文章中,曾经谈到初级国民教育应占首要地位[11]。由于他一向从群众利益出发,他自然就特别重视国民教育的群众形式。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习惯于什么小事都向他请教,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
不久前,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在一个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12],我是从广播中听到他的讲话的。我一边听他的演说,一边就回忆起教育人民委员部所经历的途程。我想起我们是怎样通过集体的共同努力逐步开展我国的教育工作的,这不仅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力量,而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有关单位和教育工作者集体的力量。谈到教育工作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要善于用自己的热忱去发动他们,向他们指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全部意义。在1925年举行的教师代表大会上[13],我们已经可以说,教育工作者已为这种热忱动员起来了。他们大都已经踏上列宁指引的道路,可以与他们一起把当初艰难开创的事业继续下去,并且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全体居民的参加下把这一工作推向前进。今天,在我们欢庆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令人不禁回忆起它所遇到的难以言状的困难以及我们并肩战斗并齐心协力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同事。今后,只要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清除旧的遗毒。我们更多想到缺点,少想到成绩。这样,在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到:这一点还需要纠正,这一点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还搞得不好,等等。成绩主要是向外宾讲……这样,在总结工作时,你就会发现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最后,我要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要齐心协力,与全体教育工作者一道,力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 这一演说是1927年11月14日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召开的庆祝大会上发表的。第一次载于《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据下书排印:克鲁普斯卡雅著《列宁的文化方针》,莫斯科,1934年。
[1]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1-275页。
[2] B.A.阿瓦涅索夫(1884-1930)系苏维埃国务活动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3] 指1921年。
[4] 指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一文中谈书报分配问题的那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2-122页)。
[5] 同上书,第31卷,第365-367页。
[6] 全苏女工和农妇代表大会——即各级苏维埃委员代表大会(代表人数逾千)于1927年10月10~16日举行。这次大会是由联共(布)中央妇女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的。大会决定采取措施全面吸收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7] 指列宁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写于1897年末。
[8] 参见关于列宁1918年8月28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的报导(《真理报》,第184号,1918年8月30日)。
[9] 参见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次会议的演说,载《国民教育》杂志,1927年,第11-12期。
[10] 引文不准确。列宁的原文是:“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奋斗得好。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8-229页)。
[11] 指列宁的《日记摘录》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421页)。
[12] 指1927年10月16日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纪念会做的报告《苏联文化建设的十年总结》(参见《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莫斯科,1958年,第369-393页)。
[13] 参见《论一级学校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一文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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