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在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

　　在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2]上，大家都说我们正在对我国的整个生活基础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所以，这次代表大会充分地提出了我国的文化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上的巨大进步，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必须认识到，我们应当对培养新人，即培养具有集体主义思想和感情的人的工作加以改造。
　　我国目前的学校不同于旧时的学校，我们的教科书已重新改编。但是，有一件最基本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到，就是我国儿童的知识还掌握得不牢固，而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在教学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学校在授予儿童知识时，怎样做到既不加重学生负担，又使他们能把所学的知识实际加以运用。我们经常看到少年儿童显得精疲力竭的样子，这说明我们还不善于合乎要求地授予学生知识。
　　据说我们的教学方法很多，为什么不可以对某一种方法加以探讨呢？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利用某种教学方法来促进儿童的发展。在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应该懂得这一年龄的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这次代表大会重视了这些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代表大会还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劳动教育问题。我国的学校是劳动学校。我们希望我国学校所培养的不是寄生虫，而是劳动者。我们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我记得，1919年的时候，有些人曾主张要教儿童学会担水、糊纸袋，等等。现在我们当然已经懂得了，不能让儿童软弱的双肩去担水。我们不是要教他们从事奴隶的劳动，而是要他们从事目的明确的劳动。这里有许多复杂而又重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劳动学校。
　　大会的议题中，关于集体的问题占了很大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集体的问题、集体创造的问题和集体经济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尖锐。这个问题我们是提出来了，但未彻底解决。这里存在着许多漏洞。
　　还想稍微谈谈所谓的劳动童年的问题。只有彻底解决了我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问题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劳动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设立了许多流浪儿集体组织，但是什么成果也未获得，只有把这种集体变为劳动集体才行。
　　切实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妥当地安排培养新人的工作。重要的是这次会上能对劳动问题和集体问题作出尽可能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将使这次大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演说发表于1927年12月27日。第一次载于《真理报》（1927年12月29日），据该报刊印。

^[1] 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系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联合在莫斯科召开的，时间为1927年12月27日~1928年1月4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与来宾约2 500人。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谢马什科（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和克鲁普斯卡雅都讲了话。大会分七个分组：教学法研究组，学前教育组，学龄前组，学龄一组，学龄二组，难教儿童组和教学大纲组。
　　儿童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指研究儿童的科学，然而，它实际上是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解剖生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一些观念的机械总和。
　　20世纪初叶，出现了最早一批儿童学性质的著作（在国外有霍尔、波东、梅曼等人的；在俄国有B．M．别赫杰列夫、Г．И．罗索里摩、А．П．涅恰耶夫等人的）。到了20年代～30年代，儿童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儿童学机构（实验室，研究室，咨询处）纷纷建立，许多师范院校也设立了儿童学的科系，陆续出版了一些科研著作、教科书和通俗读物，先后召开了儿童学会议（1927年）和代表大会，并且出版了《儿童学》杂志（1928~1932）。
　　儿童学家的旨趣是对儿童进行综合研究，力图把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科学的材料融于一体。他们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儿童发展问题。
　　但是，尽管苏联儿童学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他们始终未能确定儿童学的对象和特征，因为这门学科不能纳入几门科学混杂的内容。他们只不过是把这几个学科简单地揉合在一起而已。在儿童学的研究成果中，正在发育成长的人的本质特征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表述，对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取代了对儿童个性的研究。
　　1936年7月4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儿童学的错误表现的决定》，对儿童学家们的错误立场进行了批评。
　　应该指出，在М．Я．巴索夫、巴·彼·布朗斯基、Л．С．维戈特斯基、H．M．谢洛瓦诺夫等人的儿童学著作中，除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之外，也确有许多有用的实际材料，堪称为儿童发展知识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克鲁普斯卡雅赞成这样的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儿童科学，对儿童的研究采取全面的态度。她强调指出，为了对教学和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进行科学的说明，一个唯物主义教师必须了解年龄特征，因为考虑年龄特征是教育工作中极重要的一点。但是，还在20年代末期，克鲁普斯卡雅就对儿童学家们的某些错误立场表示担心。这些错误立场是：力图把测验当作研究儿童的主要方法，对客观观察估计不足，企图把集体看作一个社会机体，把劳动教　　育归结为获得劳动熟巧，脱离教学和教育的实际任务，对儿童在学龄前阶段的发展可能性估计过高等等。克鲁普斯卡雅还认为，不能一般地研究年龄的心理特征而不考虑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时代特点；不考虑当代少年儿童在道德和社会政治面貌方面，和他们的视野、兴趣、情绪及理想方面的重大变化。（参见：《对全苏儿童学首次代表大会几个报告提纲的意见》，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10卷，第246-249页；《对扎尔肯特同志关于（儿童学战线的现状和现阶段儿童学的任务）报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儿童学讨论会资料，载《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2年，第6期，第39-43页；《学前工作中的错误现象》，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第326-333页）。

^[2] 参见《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