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的学前教育（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

论儿童的学前教育^*

（在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

　　同志们，大家也许都读过了今天报上刊载的斯大林同志的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讲到，工人们英勇顽强地劳动，积极参加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他们也还有某些别的要求，即文化方面的要求。
　　同志们，其中的一种要求就是大规模开展学前教育。
　　我曾经到过奥列霍沃祖耶沃。我到那儿本来是去解决图书馆工作问题的，可是在各种会议上，大家却不谈图书馆工作，而谈学前工作。女工们纷纷发言，强烈要求学前机关多收儿童。他们那儿有几所学前机关办得极好。
　　我曾经参观过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设在俱乐部里。我推开门一看：一些孩子站在那儿，站成一排，严肃认真，正准备洗手。这时一个小女孩瞧着我说：“婶婶，你不守规矩，怎么能穿着大衣进屋呢？”学前教育，这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正按最新的办法教育儿童。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机构为数太少，简直是在捉弄人。虽然这几年学前机构有所增加，但是与目前的要求比较起来，规模当然还是很小的。我们要使娃娃们百分之百地到学前教育机构学习，当然，首先是接纳女工的孩子。现在，妇女都参加了生产，没有人照管孩子。而我们有什么设施呢？当然，我们在报纸上都看到了，新建筑群的设施齐全。乍看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我们知道，在新建筑群工作的都是单身汉，成了家的人要到后来才搬进去，那儿的孩子为数很少，他们的问题好解决。举例说吧。我收到由谢里马什斯特洛依寄来的一封信。那里的情况如何？信内只谈到托儿所，而没有谈到幼儿园。谢里马什斯特洛依有一万五千工人，入托儿所的孩子共192人。至于托儿所的工作情况如何，信中没有谈到，但是谈了一些别的情况，这些情况说明那儿的学前教育工作也不怎么样。信里说，工人有食堂，工人家属却没有食堂。孩子们则任何食堂也没有，因此很多工人都想把自己的饭菜带回家去喂孩子。于是一个民兵就站在食堂门口，不准工人把饭菜带回去。这样一来，由于父母都很忙，孩子们只得吃饼干之类的东西，也没有人照看他们。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学前工作的范围应该大大扩充。我认为，这里的关键不在经费，虽然我深知学前工作的经费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这话的意思当然不能这样解释：既然关键不在经费，那好，不要钱也行。这样理解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途径和条件来开展这项工作，而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又会找到开展这项工作的经费来源。扫盲工作刚开始时，我们都在说：从哪儿弄钱搞这项工作？可是，当工人们认真抓起这项工作，把基层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当这项工作有了很大规模，如像在中央黑土地带省^[2]那样，在过去文盲充斥的国度，全体农民人人参加了学习，这时，经费问题已不在话下了。问题已不在经费了，而摆在首位的是任教的人员了。
　　当然，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学前机构要采用三班制。就连一般学校也不行。到第三班时，低年级已不能上课了，更不用说学龄前儿童了。这样做就变成了：孩子们白天在街上东游西逛，然后再到学前机构呆几个钟头。本来，学前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照看那些眼下无人照看的孩子。
　　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美国人。她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妈妈们怎么会同意成天把孩子放到一个什么地方的幼儿园里呢？我回答说：“因为当妈妈在企业或其他工作单位的确很忙。”她说：“不管怎么说，凡是能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妈妈，大概都不会愿意把孩子交出去的。”我只得向她解释，我国的社会工作很发达，要是一位妈妈不在工厂干活，她也会去从事社会工作的。但她对此似乎毫不理解。她具有的是资产阶级心理，与我国女工的心理完全不同。
　　我曾经同一位女工谈过学前工作。她说：“我为什么愿意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呢？当然，我也可以雇一个保姆在家里，不过我希望我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所以我就尽量向来访的这位美国女士解释，我国女工之所以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不仅是因为家里无人照看，而且还由于她希望孩子受到新式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主张三班制，如果我们只关心多收些孩子，而质量却不断下降，这当然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要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儿童有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整天）呆在学前机构里。所以，首要的是规模，要让百分之百的儿童能上学前机构；其次，学前教育应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两项任务。
　　列宁谈到扫盲工作时曾说，如果工人们自己把这件事承担下来，那就会有很快的进展。学前工作也是如此。如果群众自己把这项工作抓起来，那这项工作就能进行下去。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和读过萨拉托夫市的经验，都了解他们如何实行分别对待的计划，如何尽力让每个孩子都上幼儿园，如何与家长们讨论谁能给他的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什么帮助。据说，目前萨拉托夫市已有62％的儿童上了学前机构。这不仅对工人的孩子，而且是对全体儿童。萨拉托夫已有62％的学龄前儿童上了幼儿园。当然，这个较大的数量只是与别的城市比较而言的，该市的经验却可能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不过我相信，生活中还可以找到更多途径来广泛地开展这项工作。
　　我要说，我国的教育刊物对这项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有一份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的杂志《共产主义教育》^[3]，今年我一直在看这份杂志。上面没有发一篇学前教育的文章。我担心《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4]也是一篇也没有。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发现这份杂志果然没有发这方面的文章时，我真是大吃一惊。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要更加关心这项工作。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普及教育那样的办法。
　　你们知道过去普及教育是怎么搞的吗？事先规定一定的指标：设置多少学校，招收多少学生，缺少多少教员，缺少多少校舍。然后抽查三四个指标，就可以看出这项工作的进展。刚开始时，大家想尽量把检查的范围搞得广泛一些，但是后来却只搞了几项指标。同时向各省和地区发简报，报导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我认为现在也应采取这种方针和检查办法，这样就会大大推动工作。人人都能注意到工作的进展。要不断采取措施来扩大这项工作的规模，而报刊在这方面应该做很多事情。我们有了文化进军^[5]的经验；我们要把学前教育方面已经开展起来的工作进行到底。
　　在开展学前教育进军的同时，还必须组织卫生进军。卫生部或医卫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像教育工会中央^[6]那样把这项工作抓起来，并且也要坚持开展这一运动。要让医生、医士和全体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参加并帮助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和从事这项工作的文化大军，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儿童卫生保健知识。
　　我们要努力造就身体健康的一代，要让下一代从小健康强壮。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我国学前教育工作人员很注意儿童的生活条件，让每个儿童有一张小床，让他们经常洗手，保持清洁，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是一项很大的成就，不要估计低了。我总是说学校工作人员应向学前工作人员学习。我国的学前教育工作很重视儿童的健康，而学校在这方面则差得多。我认为这件事不容忽视，不能削弱，恰恰相反，要加强，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学前工作人员都是一些热心肠的人。现在他们很多人员主张让儿童参加完成工业财务计划的斗争，要他们参加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等等。这都是些好主意，我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否因为这样就可以削弱、忽略保护儿童健康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呢？我认为一点也不能，这项任务过去和现在都很重要。在个人健康上，童年的早期对一个人以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努力保护儿童健康是一项极重要的任务。为此，要建立各种儿童活动场所，采取各种措施使儿童夏天能有很多时间在露天度过，冬天也能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都极其重要。儿童的饮食问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人。要知道，工厂和集体农庄的新技术劳动，这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一种集体劳动。正是这种集体劳动可以养成工人阶级的心理，可以培养具有集体农民的意识。关键是这种集体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体劳动将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要把儿童从小培养成集体主义者，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培养成善于从事集体工作、适应集体生活的人。应该说，我们学前教育处在这方面也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如果把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与资产阶级的学前教育加以比较，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学前教育工作采取的是培养集体主义者的方针，我们培养儿童能友好相处，会干活，能互助。要使他们养成一定的熟巧，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集体工作应该如何安排。我想说，在学前工作方面，尤其是在学校工作方面，开始时往往把集体理解为无人负责。这件事由集体做，那件事由小组做，还有一件事由班级做，但是，班级里由谁去做，到底要做什么，往往不清楚。常常有这样的事：从事活动的只有两三名儿童，而其他的人则不知干什么。低年级的儿童往往也是如此。有时展出一些图画，虽然不怎么好，却还是孩子们大家各自动手画的。可是有时展出的却只是一些画得最好的图画。三个孩子画的，你一看却大为惊叹：啊！咱们的孩子们画得多好啊！但这是全班画的吗？不是，只不过几个人。其他孩子的画根本未展出。我们今后应特别注意让全体儿童人人都参加活动，参加劳动，参加儿童生活的建设，从而使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学会集体工作，让每个孩子都能量力完成哪怕一小部分工作，让他们参加共同的活动，根除学前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甚至在大学生中更为明显的）现象。现在，生活使我们认识到，集体不应理解为无人负责。恰恰相反，生活要求每个人善于与别人共事，善于与别人一起安排生活。
　　我们经常谈到国际主义教育，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向儿童讲述某些原理，那就得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不妨向您们讲一个例子，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学龄儿童的例子。
　　我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一所儿童之家的俄罗斯孩子写来的。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懂得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意义。我们附近住着一些野蛮的乌兹别克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成为有文化的人。我后来给他们的老师写信说，要向孩子们讲讲乌兹别克人生活的一些情况，说明乌兹别克的儿童在某些方面比俄罗斯儿童强。显然，乌兹别克儿童的游戏就非常有趣。凡是儿童的生活接近自然的，他们的游戏就非常有趣，他们明显地比俄罗斯儿童跑得快。不要讲乌兹别克儿童落后的一面，要讲他们比俄罗斯儿童强的一面。
　　总之，在民族问题方面，我希望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告诉孩子们，否则他们嘴上说得头头是道，行动上却表明他们一窍不通。比如说，如果集体活动安排得很妥贴，如果儿童养成了在集体中友好生活的习惯，那么在此基础上就比较容易向他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在反宗教宣传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把反宗教宣传理解得非常简单：只是告诉孩子们没有上帝这回事就得了。不久前我碰到两个小女孩，只有六七岁光景，都是领导干部的孩子。她们边跳边拍手，两眼望着天空说：“没有上帝没有天，没有天使和神仙！"可是后来一个女孩却说：“你知不知道：一个男孩对我说，树影是活的，树木也是活的，什么都是活的，一切都是活的。你以为树木什么都不懂吗？它们什么都懂。”这是典型的万物有灵论，典型的神秘主义。一方面认为没有上帝，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却在信奉一种原始的独特宗教。重要的是根除宗教。在这方面，养成友好地集体地工作和生活的习惯，使孩子们不是把“我”放在首位，而是把“我们”放在首位，这样就有助于消除任何宗教情绪。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例子可以用来对学龄前儿童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奥尔洛娃同志^[7]对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孩子给菜地浇水、施肥，其中有一个孩子说：“浇不浇都一样，就看上帝怎么样：上帝高兴，地里就能长东西；上帝不高兴，地里就不长东西。”这时另一个男孩就建议说：“那就把这块地浇上水，算我们的；那块地不浇水，算上帝的，怎么样？”于是他们就在自己那块地上浇水、施肥，结果地里生长的蔬菜非常好，而上帝那块地里什么都没长，全干死了。后来他们把自己的父母领来看：上帝地里什么也没长，全是一片荒草，而要想地里东西长得好，就得浇水和施肥。
　　这种反宗教宣传自然会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既然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培养成智力发达的人。我认为，我们学前处的工作路子是对头的。每当我读到这样的材料，说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张罗着带孩子们外出参观游览、庆祝节日活动等等时，我总是非常高兴的。这种做法可以大大开扩儿童的视野。
　　去年冬天我在列宁格勒。十月革命前，我曾在那里的一所星期日夜校工作过。这所学校在涅瓦关卡外，现在这地方叫沃洛达尔区。那里当时有许多纺织工厂。涅瓦河对岸还有一家制呢厂，这家制呢厂的厂主叫托仑顿，他总是从斯摩棱斯克省的几个村招募工人。他让他们过本教堂的节日，挖空心思不让他的工人到涅瓦河对岸去，因为施里谢尔堡驿道的工人们都很革命。这已是90年代的事情了。这次我到沃洛达尔区去时，看了我过去工作过的一些地方。我看到了隔岸远处的这家工厂。随行的一个同志对我说：“您知道吗，托仑顿工厂至今还有一些工人从没到这边来过。”
　　岁月流逝，发生了1905年的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也已13年多了，而这些工人现在的生活还一如过去，与世隔绝，像受了催眠术一样。
　　我以前在农村住过一段时期。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往往从未到过邻村，她的思想甚至未曾逾越过本村的范围。
　　因此，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努力扩大儿童的视野，尽量让农村的儿童了解城市的生活，参观企业，让他们看看拖拉机和轮船是什么样。要从童年起就扩大儿童的视野，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闭塞。尤其是妇女，她们的闭塞简直令人惊讶。现在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忘记了。
　　要推广儿童的经验。我曾经看到一个五岁的孩子用木铲去敲打石头台阶，于是保姆就说：“瞧，铲子会把台阶弄坏的”，可这个小孩（他上过幼儿园）一本正经地瞧着她说：“你怎么这样说呢，难道木头还能打坏石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认识物质，熟悉物质——这非常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幼儿园要让儿童多获得一些生活经验，让他们了解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哪怕让他们多少了解一些，那他们也就会变得比以前的儿童聪明一些。
　　我们的儿童常说：我们是活泼的儿童。这是对我们学前机关最大的称赞。我曾经参观过瑞士和法国的幼儿园，看到它们努力把孩子们从小就培养成听话的人。有一次我问一位主妇：在所谓母性学校里究竟教孩子们学些什么？她回答说，教他们学习模仿：教师举起一只手，那么他们就得举手。资产阶级的学前机构绝不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和独立自主精神。它们只会千方百计摧残儿童。而我们却要大力发扬儿童的独立自主精神，让他们更多地具备这种精神，善于观察周围的生活，更加成熟地对待生活。
　　现在，我们都在努力掌握技术。我国学校长期未能成为真正的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但是近几年来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儿童更加接近工厂企业了，他们经常到厂里去，而全体工人也发现孩子们在努力掌握技术。
　　我不打算详细谈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趋势已把我国学校引上了完全不同的轨道。在我国学校面前展现了条条新的道路。我国正在为掌握技术而斗争。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在考虑应该帮助学前儿童掌握技术。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年龄特点。不过，不管儿童年龄多小，都必须唤起他们对技术的兴趣。天上的飞机，身边驶过的汽车、拖拉机，日常用的缝纫机，所有这些都能引起儿童的注意。他们对这一切都怀有天生的兴趣。应该大力培养这种兴趣。我们要出版一些有关的儿童读物，生产一些有关的玩具，开展一些有关的游戏，等等。
　　我们的儿童游戏往往毫无特点。例如，4岁的儿童总是玩红军打白匪。可是他们根本不懂得红军和白匪到底是什么，只是做游戏玩玩。于是他们彼此就厮打不休：一部分人当白匪，另一部分人当红军。他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狠狠地打。这种游戏只能起反作用。
　　有许多游戏可以锻炼身体，发展劳动技巧，提高视觉的精确程度，使人机智灵巧。我国学前机构应该大力开展那种可以培养人的机智灵巧、加强人的体力、培养达到目的的毅力的游戏，以及各种在劳动中具有极重大意义的游戏，这一点特别重要。
　　对掌握技术来说，最重要的是掌握绘画、建造的技能。这种性质的游戏也极其重要。不过，我们往往是这样想的：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不去参加全国都参加的建设工作呢，当然要吸引他们去参加这项工作啊！这是对的。是应当吸引他们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自己也想这样做。我们知道，儿童是善于模仿的。他们看到少先队员为集体农庄运动、为工厂做了什么工作，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就要学着去做。但这往往使我们心里盘算：儿童的劳动能为生产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如果学前儿童能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比如撕麻屑等等），这从赚钱的角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强迫他们去干这件事，让他们去干一些对他们的成长无好处，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疲乏、厌倦的活儿，那就会影响他们的发展。我们要记着，当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一亿分之一，两年之后，他们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五年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十万分之一了。儿童年龄越大，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发展。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记不起是谁了，大概是一个“只顾现得利”的人说的），孩子们喜欢做各种甜点心。很可能就有人让他们去干浇铸模型的活儿。我觉得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爱护儿童微弱的力气。教儿童学会劳动是对的，但这种劳动应该是儿童感兴趣的，有助于他们的成长，而不能只从对生产直接有利这种眼光短浅的观点出发。
　　我们当然要着眼于生产，我们当然要为生产培养顶用的工人，但如果我们采取目光短浅的态度，希望儿童们眼前马上就为生产作出贡献，那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往往批评儿童，你为什么不做这、不做那，我们往往采取一些对成人有效而对儿童不适合的方法。例如，我十分担心在儿童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做法。而我们往往盲目地搬用成人中的那一套。成人已经能自觉对待劳动了。对成人说来，社会主义竞赛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可是孩子们为了争得一个甜点心而展开竞赛，那就与法国学校一样了。那儿的五岁幼儿非常喜欢搞竞赛游戏，看谁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凡是品德最优秀的孩子，就给以奖励，授予奖章，上面写着：品学兼优。他们经常在儿童中开展这种个人竞赛，使儿童的神经系统大受摧残。他们破坏了儿童之间的友好团结，损害了儿童从事集体活动的能力。如果我们在成人中，即在幼儿园工作的教养员中开展竞赛，这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在幼儿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那就会有百害而无一利。那就会使他们自高自大，认为自己什么都会；他们就会不去学习，而只会夸夸其谈。这种风气很不好，必须与之斗争。
　　我们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校里既有领导干部的孩子，又有工人的孩子。领导干部的孩子回家之后，他们的妈妈与他们一起谈话，做功课，他们念书就念得好些。可是工人的孩子回家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什么可读的，也没有人带他们学习。然后，学校里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那么结果又是如何呢？领导干部的孩子读得很流畅，可是工人的孩子却落在后面。得奖的当然是领导干部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与工人的孩子却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从事儿童工作的教养员会敏锐地感到，这种社会主义竞赛对儿童说来是不妥当的。可是我们往往把那些在成人中间行之有效的方法搬用到孩子身上，这是不行的。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因此这种做法是不行的。
　　我还想谈的是，综合技术教育这个概念不仅包括劳动技巧，不仅包括有助于形成这种劳动熟巧的知识，而且还包括组织熟巧。工厂、企业以及任何从事集体劳动的地方，工作本身都要求较高的组织性。您只要看一看工人，就会发现工人的组织天才处处都在显露。工人往往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如果拿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人作比较，那么工人多半是优秀的组织者。其原因何在呢？
　　原因在于，企业的全部劳动组织工作有助于培养这种组织能力。我国当前的集体农庄已进入到组织劳动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人们看到正在地里干活的拖拉机时，看到某些集体农庄的生活如何美好时，于是就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至少在有些地区是如此。可是到了集体农庄之后，却不知道下一步将该怎么办，工作从哪里着手。他们等待着别人来给他们安排工作，自己却不会把工作开展起来。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初期的情况。可是现在我们都已看到，男女集体农民如何在生产会议上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些问题得到了提高。
　　克拉夫琴柯同志^[8]任职于《农民报》，她不久前到过米列罗夫区。她带回一份速记稿。她在那儿住了两周，与许多男女集体农民谈过话，并且出了一些题目让他们做。但他们口头上讲得很好，可是提起笔来却不大会写，所以她就这样来进行这项工作。
　　举例说，一个女庄员讲了她们办托儿所的情况，但语焉不详。克拉夫琴柯向她提了许多问题，这个女工回答得很好，速记稿把她讲的内容全记了下来。结果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通讯，语言很生动。这篇通讯反映出：一位女庄员能把她的全部感受表达出来。因此，这本小册子写得趣味盎然，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从旁代笔的，而是男女集体农民们自己亲口讲述的。这些文章生动地反映出在生产会议上他们讨论除草工作和劳动报酬等等的情况。而通过讨论这些组织问题，可以看出集体农民觉悟提高的情况。
　　其他到集体农庄去过的人也讲到了这样的情况。
　　由此可见，集体农庄现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即集体农庄的工作也可以培养组织熟巧。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想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未来有用的人，那我们就应该让他们从小就养成组织熟巧，让他们养成守秩序的习惯（按一定的方式把玩具或工具摆好），能够准确地交待受托之事，能两三人一起完成某项工作。我们要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要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这种教育。如果幼儿园能授予这种技能，那么，以后孩子们进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之后就会进步得更快。
　　下面我还想谈谈计划性问题。要教孩子们做事要有计划，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不下去。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计划应该简单明了。学前教育工作者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应该计划儿童的工作。他们要考虑应该授予儿童一些什么知识才能使孩子们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增强体质，掌握劳动熟巧和组织熟巧，等等。学前教育工作者要有这种考虑，但如果对儿童提出这种要求，要他们订一个长远的规划，那纯粹是乌托邦。在这里，重要的是让学前教育工作者制订工作计划，使她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样来安排某项工作，而儿童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不过制订计划时要考虑儿童的兴趣，因此计划要有灵活性，不要把计划变成官僚主义的计划，而是很有活力的计划。这就要注意儿童兴趣之所在，他们对周围生活的了解―他们对这些都会进行模仿，而这一切也会使他们深感兴趣。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组织儿童的兴趣，把它引上一定的轨道，并且授予他们这样一些知识，使他们不断提高，成为自觉的人。在这里，要少说一些空话，多干一些实事。这当然不是说不能对孩子们讲任何重大的事情。有些成人往往认为儿童什么也不懂，实际上，五六岁的孩子就已经明白一些大事了。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培养学前教育干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认真地做一些工作来大量培养干部，用两三个星期或一个月的时间讲授一些有关学前教育工作的初步知识。但是，由于孩子们经常提出各种问题，所以学前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要成为一个对周围形势有所了解和分析的人。同时，他们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所以在学习期间需要安排辅导课，经常举行讲座，交流介绍学前工作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全体学前教育工作者应该是一定集体之内的干部，他还应该对自己这一重大的工作有一定的认识。
　　同志们，请允许我祝贺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这次代表会议，希望您们在学前教育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取得完满的成就，培养出一支学前教育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干部队伍，使我国的青年一代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基础，能够从小就以共产主义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各种现象。

^* 演说发表于1931年7月5日。第一次全文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著《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莫斯科，1931年。

^[1] 全苏学前机关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由教育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于1931年7月5日召开。

^[2] 中央黑土地带省存在于1928~1934年，包括目前沃龙涅什、库尔斯克、奥勒尔、唐波夫等省的疆域以及梁赞和土拉省的部分疆域。

^[3] 《共产主义教育》杂志系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政治教育总局机关刊，出版于1920年至1936年（刊期不同）。

^[4] 《走向新学校之路》系教育科学刊物（1922~1933)；国家学术委员会科教部机关刊，1930年起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协会机关刊。该刊宗旨为团结全体教师，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制定建立苏维埃新学校的措施。参加该刊工作的有П．П．布朗斯基，С．Т．沙茨基，М．И．皮斯特拉克，М．В．克鲁平尼娜，В．Н．舒里京等人。主编为克鲁普斯卡雅（自1922年起）。

^[5] 文化进军是为实现苏联文化革命而开展的一项广泛的社会运动，是1928年由共青团倡议的，其主要宗旨是扫除文盲，后来转为提高日常生活的文明水平、发展和扩大学前机关网点、学校和群众图书馆网点的运动。

^[6] 卫生部即卫生人民委员部。
　　医卫工会即医疗卫生工作者工会。
　　教育工会中央即教育工作者中央委员会。

^[7] Р．Э．奥尔洛娃（1890-1975)，苏维埃教育家；1918~1929年任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学前教育处处长，后来担任国民教育方面的行政、党和科研工作。

^[8] А．Г．克拉夫琴柯（1890年生），国民教育工作人员。1921年起任职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局（从1925年起任副局长），先后担任《农村阅览室》、《成人学校》和《农民报（初级版）》的主编。后来在国立列宁图书馆工作，撰有许多有关政治教育和图书馆工作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