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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校工作质量 *
（在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
同志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为普及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学校的数量而斗争，不仅是要让全体儿童都能上学念书，而且还是为了使教育和教学具有一定的质量。对我们说来，为提高学校的质量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学校是社会主义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因此，评价我国学校质量的尺度，应该是看这个学校的方针、全校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所社会主义学校。这种学校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列宁说过，不仅要铲除剥削制度的秀草，而且要翻耕土地，使它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富农、资本家，不能再生长出任何剥削制度来[2]。他一向认为，在翻耕土地方面，在按照新的原则改造整个生活方面，学校的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读到他在这方面的谈话时，就会发现他所讲的许多话我们一直未能做到。我们现在正处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期，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作正迈着巨大的步伐向前进。我们知道，我国在工业化方面，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在这块土地上已生长出劳动人民高度的自觉性。新的社会主义学校在全国各地充分发展的时刻已经到来。这种学校的特点是：它具有并且应该具有综合技术教育性质。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需要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即大型现代化工业这样一些前提条件[3]。同样，我国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要充分发展，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苏维埃政权以及列宁用“电气化”一词表示的现代化大工业。我们发现，这两个前提条件现已具备，因而，目前学校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就不是偶然的了。
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基础是劳动。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所以我们深知技术的重大意义，深知技术和劳动组织的决定性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劳动当作我国学校全部工作的重点，不过这种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我至今记得，1919年我在喀山与几位教师谈话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在校内教学生要爱干活。”“爱干活”是一个旧词，我们现在不是教学生要爱干活，我们是教他们以自觉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教他们善于工作，善于在任何条件下工作。由此可见，作为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基础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发展中的当代劳动。我们创办了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同时我们把劳动摆在一切中介和各种联系中去认识。一方面，我们把这种劳动与掌握各种自然力、与科学工作联系起来；另方面，我们把我国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劳动与社会发展、与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组我们的整个生活联系起来。这样理解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就不是一种手工劳动，不是学习各种生产，而是与其他一切联系、与其他各种中介摆在一起，这种综合技术教育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存在其自身的矛盾。工业的发展需要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自觉的执行任务，而且还需要自觉的工作人员，这种工作人员要能适应各种变化的情况，而由于科学的进步，现代技术经常出现这种变化。
这就是工业提出的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各国的整个制度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因为工人一旦有了自觉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也就到了。这是使资本主义注定灭亡的诸种内在矛盾之一。
我们在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劳动学校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学校办成单纯的劳动学校，而要办成社会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列宁在十年前指出，我们一定要立刻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4]。他指出了当时在生产领域、工业领域所业已具备的许多条件，足以使我国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一转眼，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如果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情况，就会发现，列宁在这方面的指示还远未实现。
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在工业落后的农村和民族地区，是否可以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呢？是否只能在大型的先进工厂才能开办综合技术教育学校，而在落后的地区却做不到这一点呢？
只要看一下我国工业化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个工业化运动不仅涉及某些工厂，而且席卷全国。改造时期的特点在于，手工劳动为机械化劳动即机器劳动所代替，然而这种改造却不只是在大工厂进行的，它也在最落后的生产部门进行，在农业生产中进行，在日常生活和家务劳动中进行，这种手工劳动为机器劳动、机械化劳动所取代的情况堪称为改造时期的一大特点。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在穷乡僻壤都随处可见。
现在，农民们对拖拉机特别关心，拖拉机已成了改造广大劳动群众世界观的强大动力，可以充分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我国的改造有些什么特点呢？建立了大型的电力基地。列宁曾说，要把每个电站变成一个宣传站，围绕这个宣传站开展大量的工作[5]。我们现在对电站还未充分加以利用，而我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并且将逐年越来越广泛加以利用。那些还未利用电站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内燃机，利用拖拉机，利用汽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告诉儿童许多东西，使他们了解我国现已具备的基本力量。
祖传的耕种方法已成历史陈迹。与几年前相比，科学的组织和科学的生产态度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我国学校也应采取同样的科学态度。我们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应该具有更大的科学性。我们应教儿童从低年级起就学会观察，做出一定的结论，对所见到的每一种现象采取研究的态度。同志们，这是很有特点的。再就是根据新的原则组织劳动并使劳动集体化。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6]已下达命令，要学校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组织劳动的教学。这件事是应该做的，而我们却做得很不够或者说根本没有做。小农经济为大农业所取代，其好处可以通过实例来说明，不仅用大城市的例子，而且也用农村的例子。在农村，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农村极其落后，刀肠儿能更清楚地看到拖拉机的作用，看到大生产的优越性。集体化创造了组织劳动的新形式，因而它的意义十分明显。
改造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的计划性。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就可以使我国儿童了解这种计划性。当我们去了解我国学校的工作质量时，我们要看看它对上述方面研究得怎样，这项工作是否深入，是否安排得当。建立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不能只靠教师。这一点党纲中说得很清楚。党纲指出必须吸引居民，首先是吸引工人群众。党纲根据列宁的提议，增加了必须建立国民教育委员会[7]的条款。我们有教育委员会[8]，家长委员会，不过我们还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参加者不仅有家长，而且还有工人、集体农民、党员、共青团员、突击队员等先进阶层的人物。
不久前，我们实行把学校附设在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拖站[9]。这在加强工人、劳动人民与学校的联系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拿莫斯科作例子，情况如何呢？我曾经参加过列宁区的一次代表会议[10]。同志们纷纷祝贺代表大会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区各工厂的代表。不是个别的代表，而是一大批代表在热情地讨论如何办好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还要在工人中间，在广大集体农民中间广泛宣传综合技术教育化，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化，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还远未弄明白。这种宣传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列宁说过，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他说得非常清楚明确：“避免过早地专业化。”[11]可我们是怎样做的呢？拿列宁格勒来说，从统计材料上看，一些完全是按七年制范围进行学习的儿童，把他们从六七年级挑选出来，动员他们到工厂艺徒学校[12]学习，也就是说，这就降低了工厂艺徒学校的意义，使儿童不能预先受到综合技术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应该先于工厂艺徒学校的。诚然，每个人都在为综合技术教育化而努力，但是应该知道，工厂艺徒学校毕竟是职业学校，那里已有某种程度的专业化。我们应该避免过早地专业化，我们应该把七年制工厂学校[13]当作进行一般综合技术训练的基地加以发展。每一个少年工人，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在他确定将来要从事何种专业之前，都应该到七年制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学习。只是把七年制工厂学校附设于企业，这还不能保证工作的进行。
人们常常把综合技术教育的概念缩得很小，仅仅归结为劳动教学，而不是在综合技术教育这一概念的各种中介中来理解它。当然，自觉对待劳动的工人突击手、党员工人、团员工人，他们对此事是很关心的，他们深知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化的意义，但我们学校必须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广大的劳动群众对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这里还必须指出列宁的一段讲话。他曾强调指出，必须把整个生产宣传，把在成年工人中进行的职业教育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问题结合起来[14]。如果我们把成年工人的教学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那我们就使这项工作具有了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学校建设中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值得一谈。
乌拉尔一位女工写信给我谈扫盲问题。她在信上说，目前工人们正奋力完成工业财务计划，他们完全投身到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中去了，因此，如果目前的识字教学不与他们当前关心的工作结合起来，那么谁也不会去参加扫盲学习的。必须把扫盲工作与培养自觉的劳动态度，与突击手运动和社会主义竞赛结合起来，与完成工业财务计划结合起来。
这位女工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扫盲工作必须面向生产，不仅要面向生产，重要的是要把这项工作与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目前很多工厂为新投入生产的工人开设的《生产导论》课，也应该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性质；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具备他们所必须的综合技术眼界。我们的整个政治教育工作也必须体现综合技术教育的精神，因为这是当代生产的要求，这是当前改革的要求，而我们在这方面是极其落后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对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在工人中进行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从口头到实际都做了一些，而在集体农民中，这项工作却搞得不大好。我们必须认真开展农村的综合技术教育宣传工作。
列宁讲过，必须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全体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来做关于电力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讲演，以指导综合技术教育工作，指导参观实习工作，从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15]。这番话是十年前说的，然而这项工作我们至今还“无声无息”。当然，列宁格勒的同志在会上也谈到了《劳动旗帜》工厂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讲到他们已动员了一部分工程师从事这项工作。我不知道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会讲些什么情况，不知道他们的动员工作做得如何。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疏漏：我国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工业院校、农业院校等）的大纲没有列人“劳动的综合技术教育化”课程，而这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工程师、农艺师、教师如果不学会在农村工作，不会帮助广大群众具备和扩大综合技术眼界，那他就不是一个苏维埃教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农艺师，不是一个苏维埃工程师……
每一个苏维埃工程师、农艺师和专家都必须彻底弄明白什么叫综合技术教育，这样我们才不会出现狭隘的手工教育和多种手工教育的偏向，就不会出现屡见不鲜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就不会把综合技术教育化归结为狭隘的技巧教学。所有这些偏向都会得到纠正。但是不仅要在工程师和农艺师中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我们都应把综合技术教育的宣传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我们现在己把学校附属于企业，但各个企业是否都成立了由自愿者组成的支援学校的委员会呢？我们已经有了促进委员会[16]，但这种委员会主要是由家长组成的，而我们要使在这种委员会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工人。因此，应该在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设置委员会，让这些委员会深入研究教学大纲，研究学校工作方法，使企业对学校的帮助不限于物质方面。当然，物质帮助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帮助往往是这样进行的：“我不要的都给你”。机器坏了，那就送给学校。生产部门的各种废旧物品一概送往学校。不能这样去帮助学校。对学校的物质帮助应该采取极其认真的态度。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应该懂得这一点。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工人都应透彻了解教学大纲。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诚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工人和集体农民“逐字逐句”研究教学大纲，然后决定何处应该修改。要让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国的教学大纲符合社会主义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要求。
我国学校对自治问题处理得很不好，它是我国学校的一个薄弱环节。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其他各国（法国、英国、德国）的自治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诸国的学校自治都是国家体制的翻版。而民主国家的学校自治有着自己的特点。例如，美国的做法是这样的：那里的自治反映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全部虚假和伪善。我国学校的自治要能反映苏联国家组织的特点。我国各级苏维埃有发言权的是谁呢？劳动人民。我国最近几年的选举都注意到把一些对生产最自觉的突击手推举到各级苏维埃去。所以，我国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学校组织应该按照苏维埃组织的原则来建立。我国学校的学生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全体儿童都有权实行自治。自治工作主要的是组织生活和劳动，组织与这种劳动密切联系的学习。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很不够。我国的学校自治往往有些像沙皇时代一些优秀学校的自治。我国的学校组织往往缺乏一种真正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精神。为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而斗争，就是为儿童参加生产、参加生产劳动而斗争。我国儿童是欢迎这样做的，只不过需要帮助他们找到必要的形式。
我国目前盛行儿童工作队。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很明确的工作和组织形式，可以让儿童从事生动有趣的工作。这种5~7人组成的工作队要提出工作的目的，并让孩子们加以讨论：我们的工作（生产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要让孩子们讨论达到这一目的的整套办法：应该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在何处学习，学些什么。然后，就是让他们分工，使整个工作的完成成为集体劳动的结果。我们首先要制定工作队工作计划，小组工作计划（小组比较容易开展活动，也易于儿童们组织起来）。每个学生、每个工作队要从事各种类型的工作。决不能（而我们却往往这样做）把一些水平最高的孩子组成一个工作队，将主要的社会工作交给他们，而对其余的孩子则听之任之。我们现在过于沉醉于工作队这种形式，以至常常想用它来取代年级、班级等较大的集体。我们要使学校建立一些较大的集体，让各个工作队都结成一个共同的组织。所以在组织年级和班级时，就要使它成为一个与劳动组织有关的真正的社会组织，要认真考虑到使年级（班级）与工作队的工作结合起来，使工作队的工作限于一定的范围，不是妨碍，而是有助于班级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要通过工作队的工作教儿童掌握组织的技能，但不要停留在工作队工作上，还要组织劳动，使这种组织工作与整个年级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锻炼，需要的是从理论上对全部工作进行说明，需要的是用知识武装儿童。我们要让儿童充满社会主义精神，渴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战士；我们要使学校为集体化、为自觉地对待劳动而努力奋争；我们要使学校成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的战线上自觉地进行斗争。这种任务不能按工作队分配，而要集中到一个较大的团体——年级、班级去完成。可能要把教室划得很小，从令人发闷的教室走向广阔的活动场所，然而，班级作为一个集体却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消，而只能加强的。要教学生学会比现在更好地组织班级、年级的工作。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班上选出几个领导人物，这几个领导人物管理全班事务，其做法恰如资产阶级学校一样。我们应使班执行委员会能经常受到监督，可以改选，让孩子们学会组织工作，学会监督工作，而不只是宣读工作报告。当然，现在孩子们已开始自觉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懂得应该对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报告，这是可喜的，不过还要更深入一些。组织儿童的问题是一项基本任务，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以及学校工作中其他许多极重要问题的解决，都无不取决于它。
举例来说，各民族儿童的团结问题。有时收到远东地区孩子们的来信，发现他们对别的民族的儿童关心的事情全然无知。例如，俄罗斯族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写道：“我们将要帮助附近比较落后的民族的小朋友。”在他们眼里，别的民族的小朋友都是落后民族的儿童，可是，如果他们看一看，这些“落后”民族的儿童往往比我们的孩子更会工作，那他们就会改变这种看法了。我们的国际主义教育往往与我们学校的整个工作脱节。须知，我们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应贯穿国际主义精神，而不只是在某些节日才来讲国际主义。莫斯科一家工厂的代表乌兰诺娃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这位乌兰诺娃同志对我说起她开展反对反犹太人运动的斗争情况——她在本厂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人。她说：“厂里有人反对犹太人，我就这样说：‘你反对犹太人，可你看看犹太人是怎样在机床上干活的，看看谁不大闲逛——是犹太人还是你们，看看并且比比。犹太人从不闲逛，可你们却常闲逛。再看看谁总爱喝酒，然后再说话’。”用其他工人的话说，她的宣传取得了很大成功。当不同民族的孩子站在同一台机床旁，干着同一样活，关心着同一件事的时候，这时，结合劳动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用儿童的本族语进行教学，但这并不是说，儿童应该闭关自守，民族学校应该是封闭式的学校。民族学校应该与说其他语言的孩子所在的学校保持密切联系。综合技术教育化大大有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劳动旗帜》工厂的同志们说，他们办了两所学校：俄罗斯族学校，鞑靼学校。俄罗斯人与鞑靼人并肩工作。孩子们有着同一目标，他们关心同一件事，而这对国际主义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再拿另一个问题来说（我们往往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无关痛痒”的）——这就是反宗教教育问题。本来，整个教学都应该贯穿反宗教教育，可是我们往往只是在圣诞节、复活节、斋期才把这个问题列入教学大纲中去。不对，整个教学工作都应该与反宗教宣传有联系。要把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全部工作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所以也要善于把反宗教宣传与学校的综合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儿童从小就看到，他在研究自然力时，也就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力，他对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实质都有透彻的理解，因此他就能成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儿童在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学会正确地对待社会现象，懂得某一事物是如何产生的，懂得阶级结构，懂得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这时他就会以迥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宗教——他就会明白宗教是什么，明白宗教的阶级实质和根源。反宗教宣传不能脱离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因为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与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也不能使国际主义宣传脱离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所面临的任务。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说：“她讲得文不对题，她应该讲学校的质量，可她却在讲学校的自治。”同志们，学校的质量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善于吸引儿童，善于做工作，善于吸引居民，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好地学会读和写，学会自学，等等。
巴尔苏柯夫[17]同志要讲到中伏尔加达尼洛夫区的一所学校，它如何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把学校变成了为集体化而斗争的战斗组织，使学校具有了综合技术教育性质的情形。该校的学生既写得漂亮，又读得流畅，还很会利用图书。学校能够吸引儿童，教他们学会做组织工作——同志们，这是很重要的。我国学校往往脱离生活，因为教师总想自己包办一切。教师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双手而不依靠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来建立综合技术教育学校。
今天我收到东西伯利亚一位女教师的来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农民不愿供给学校取暖用材，谁也不关心学校，连区执行委员会也这样。农民不供给学校取暖用材，区执行委员会也不罚他们的款。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上了几天课，后来学校就无法取暖了。”[18]要是这位女教师开始时能建立起一支积极分子队伍，善于发动这些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又会吸引农民，那她就不必奔走于区执行委员会了。
列宁说过，要动员全体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帮助进行综合技术教育。但是，不仅应该发动工程师和农艺师；在列宁区召开的代表会议[19]上，我收到一个条子：“我们老工人为什么不能帮助学校？本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讲到老工人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发动老工人参加学校的工作，没有让他们有机会学会认真地帮助学校。”这张条子写得好极了，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工作：不光是教师教，而是要让一大批工人学会工作，学会要怎样更好地工作。
当然，现在教师们应该重新学习。我们大家都在重新学习，因为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学习。任何一个想真正搞好工作的人，都不会认为他对所从事的工作十分精通——他必须坚持不断地学习。我们大家都经常在学习。学习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现在，教师面临着一项任务：学习生产，学习比以前更好地了解工人的环境，寻求与工人、与集体农民的共同语言。今年春天，在扎莫斯克沃烈茨区（该区纺织女工很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教师们发言时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最主要的是，教师们与他们更亲近了，对工厂更关心了。我国工厂经常搞生产宣传，到处都在召开生产会议，应该让教师参加生产会议，这样，就会把教师看作我们集体的一部分了，供给问题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教师也应通过自己的工作让工人阶级把教师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作与他们从事一种共同事业的人。
很多问题取决于教师本人。只要教师做到让工人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他们，那就会摆脱目前这种状况。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工作能力，取决于教师对来校工作的文化战士的领导水平——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同志式的互助。
如何检查学校的工作呢？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要表述得简练明确，便于检查。我们在组织方面制定了许多检查办法，例如拟订了质量指标。不过，不一定匆匆忙忙地拟订质量指标，但要便于检查：学校是否已附设于工厂；工厂的文化工作搞得如何；这项工作是否与综合技术教育有联系；在扩大工人的综合技术教育眼界方面做了什么工作；是否有积极分子；学校附设于工厂是否只是一种形式，或者这种做法确能给学校帮助；是否由工人组成了支援学校委员会，它与教师的联系是否密切；与该委会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师是否坚持提高，怎样提高；在学校综合技术教育化的工作中是如何帮助教师的；是否动员了工程师、农艺师，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工作，动员工作是否广泛；学校的劳动采取什么形式，是否过早地专业化了；劳动是否广泛开展起来了，与教学的联系是否密切，教学工作是否安排得当；是否达到相当的高度。要事先预计到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提出，而且也应该提出。社会各界都应过问这项工作，为提高质量而斗争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正如为搞好质量指标一样。要把这种质量指标确定下来，要在整条战线开展斗争。苏维埃这一我国的基本组织应该最积极地、直接地参加这一工作，以便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这些并非直接的问题。当然，苏维埃就得为此做很多工作，尤其是现在的苏维埃，因为工人和集体农民中的一些突击手选到里面去了。
同志们，在结束我关于学校工作质量的讲话时，让我预祝我们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广泛的社会斗争以提高学校工作的质量。
* 这篇报告是1931年2月22日做的。第一次全文单独出版：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提高学校工作质量》，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
[1] 全俄普及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2月19~25日）是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全国普及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在大会召开之前，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党、团和工会都召开会议讨论了儿童普及义务教育问题。这次大会的材料参见：《全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决议和决定》，莫斯科，1931年。
1931年3月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又召开了各地区的普及教育代表大会。
[2]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6页。
[3]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364-365页。
[4]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5] 同上书，第558页；第33卷，第214-215页。
[6]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系监察国家机关执行党和政府决定的机构。该部设有与各人民委员部对口的处或组。国民教育处（或组）督促党和国家有关国民教育决定的执行。
[7] 参阅《苏共中央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8版，第2卷，莫斯科，1970年，第48页。
[8] 教育委员会系管理学校的机构，成员包括教师、学生代表和社会团体代表。
[9] 即机器拖拉机站。
[10] 指1931年2月在莫斯科市列宁区综合技术教育第一次工人代表会议。克鲁普斯卡雅在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参见：《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4卷，第356-371页。
[11]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7页。
[12] 工厂艺徒学校系共青团倡议于1919~1920年建立的。它作为培养专业技术工人的一种群众形式，其发展始于1921年。起初，工厂艺徒学校招收受过初等教育的少年工人，学习期限三至四年，教学计划包括七年制学校普通教育的内容以及社会政治教育、一般技术和职业的理论训练和生产教育。以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急需干部，学习期限缩短为二年，削减了普通教育课程，增加了招收七年制学校毕业生的人数。由于必须为那些没有开设工厂艺徒学校的企业培养干部，因此1940年建立了国家劳动后备军的学校系统，大多数工厂艺徒学校改成了这种学校。到了60年代，劳动后备军系统改成了城乡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期限不等。到了70年代，中等生产技术学校有了飞速发展。这种学校以八年制学校为基础，学习期限三至四年。
[13] 参见《综合技术教育代表大会速记记录汇编前言》一文注[3]。
[14]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第142页；《列宁全集》，第31卷，第366-367页。
[15]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9页。
[16] 促进委员会系学校附设的社会组织，由普通学校的家长大会选举产生。促进委员会的任务是从物质上帮助贫困的学生。促进委员会积极参加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安排。
[17] И．И．巴尔苏柯夫（1899-1940)，国民教育工作人员；1929~1932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委员兼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学校司副司长；1935~1937年任齐良宾斯克省国民教育局局长。
[18] 指东西伯利亚边区土龙斯克区尼基塔耶沃小学校长施韦尔斯基赫的信（来信见克鲁普斯卡雅的回信，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第686-687页、第27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19] 参见本文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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