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和学前教育的任务^* ^[1]

（1932年5月7日报告摘要）

　　怎样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学龄前儿童？在这方面，存在着一种很大的危险，就是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人们常常把共产主义教育理解为让儿童背诵一定的共产主义词句。有人认为，只要我们张贴一张标语，然后告诉儿童要拥护共产党，那我们就尽到了责任。我们教儿童一些大道理，但往往没有考虑到儿童并不懂得而且也不可能懂得这些大道理。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学龄前儿童。比如说，一个6岁的小女孩跑来说：“妈妈，伊凡诺夫一家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可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列宁是红色的呀！”妈妈回答说：“是的，是红色的。”“可是伊凡诺夫一家却把列宁弄成白色的。”原来，这个小女孩看到用石膏做的列宁塑像。还有这样的谈话：有的家庭人口很多，父亲，兄弟全住在一起，后来纷纷迁居到别的城市，家里只剩下妈妈与小儿子。小儿子就问：“妈妈，我们从前是富农吗？”妈妈说：“你怎么会问这种间题呢？"“因为我们以前人口很多，现在我们是贫农了：只有你和我两个人了。从前人口多，现在人口少。”您瞧，他们的小脑袋想些什么，一切都是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视野和生活经验的范围都很狭窄。成人往往不能站在儿童的观点上来看问题。比如，孩子就很喜欢破冰船是“红色的”等等。母亲对他讲，有几个飞行员降落到沙漠地里了，饥寒交加。这时他就会说：“这是奇怪的事，说明他们不了解苏维埃制度。”你要问他为什么，他会说：“他们怎么不知道，各地都有合作社呀！”他根本不明白，沙漠上是没有合作社的。凡是与学龄前儿童打交道的人都知道：有些字眼，成人已有一定的意义，他们却给它一些完全不同的内容。另一方面，儿童还喜欢模仿。他们能背诵一些词句。有时一个男孩或女孩突然讲出一番话，使人觉得他们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家长们很高兴：这孩子什么都明白。可仔细一了解，原来不过是这孩子在重复讲述一些偶然听来的话语，他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我们要注意，可别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只会讲大道理的人。儿童对周围生活中一些往往很简单的事物和现象都缺乏起码的知识。无论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还是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都需要经常扩大儿童的知识范围。这并不是说只应当向儿童讲一些他们明显地懂得的东西，降低到他们能理解的水平上。例如，既然儿童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应该当他们面使用这个词。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成人说的某一句话，往往使儿童终生难忘，当他们长大一些之后，他就会想起这句话而可能影响到他的整个发展。我记得童年时有这么一件事：我6岁时，有一次跟父母一起坐着一辆地主家的马车（当时还没有修铁路，出门是坐马车）。我们经过一座村子时，迎面来了一辆农民的雪橇，拖着一具空棺材。我们坐的是三套马的车，转弯不及，马车夫把棺材撞翻了。我记得，那个农民把我们的车夫打得鲜血直流，一边说着：“你是地主的狗腿子。要把你和你拉的地主塞进冰窟窿才解恨。”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父亲说的一句话我却记住了：“这就是农民对地主的血海深仇。”这句话以及车夫挨打的情景却使我终生难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以后的发展。我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农民如此仇恨地主。我特别注意去了解地主怎样剥削农民，榨取他们的血汗。
　　因此，教养员有时对孩子们讲一点他们当时还不懂的话，这还是很重要的。我这绝不是说，我们要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孩子们能背上一句口号或一首短诗，就是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这还不能算作共产主义教育。我们应该用知识武装儿童，让他们掌握一些研究周围情况的方法，同时我们还要观察儿童，观察他们本人如何研究周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就不大重视模仿的作用。要知道，儿童不是瞎模仿的。儿童在模仿时，他是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动作，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在做什么。
　　要观察儿童如何掌握周围的情况，观察时要特别留心。去年我碰到过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6岁的女孩望着天空，边跳边说：“没有上帝，没有神仙；这些鬼话，都是神甫在瞎编。”另一个孩子也同时随声附和地重复着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觉得这两个孩子是彻底地反宗教的。可是后来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孩子在上学时却说：“你知道吗，一个我认识的小男孩对我说，所有的树都是活的东西。”另一个女孩也说：“是的，是的，我也发现了：树与树还说悄悄话呢！”这是地道的神秘论。您怎样让孩子们不受这种神秘论的影响呢？他们知道既无上帝，也无神仙，可是依然相信那些胡说。深入观察、仔细了解、认真研究儿童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儿童的绘画很有益处。低年级的男女学前儿童往往不是画的个别物体，而是一整张图画。根据这种图画，我们可以对儿童的观念进行判断，判断哪些东西是他们懂了的，哪些是没有明白的。我曾经看到预备班的一个小孩子画的一幅图画。他起初画的人，双手都是固定的，不能动的。他不懂得双手是可以活动的。
　　我常常看孩子们的图画，发现他们画的双手不是高高伸开，就是下垂在胸前。后来，等这个孩子进了幼儿园，开始用双手干活的时候，他的画法就改变了：他对双手的画法是不同的。他开始注意双手在干什么，于是每只手的画法就有所不同：一只手提着水桶，另一只手拿着笤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一本练习本上，就可以看到儿童对人的概念的发展过程。刚开始，所画的人不过是一个不能活动的物体，后来却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一个人站在拖拉机旁，一只手掌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把斧子。他开始关心斧头这种劳动工具了，开始关心机器来了，他对人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如果我们偶尔看看儿童的图画，我们就能根据这些图画发现儿童是怎样理解各种事物的。
　　要全面地研究儿童，以便学会正确地对待他们。要知道，往往一种很普通的尖叫声或者一种威胁，都会使他终生变得胆怯害怕。例如，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我90年代住在列宁格勒时，常坐铁轨马车到沃洛达尔区去。那里有一座圣母像，一些腿瘸眼瞎的人都到那里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妇女领着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每当有人与这个男孩谈话时，他就十分害怕，两眼泪水汪汪。他的奶奶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个酒鬼，有一次打了这孩子一顿，从此以后，这孩子见人就害怕。老奶奶希望圣母能治好他的病。
　　不久前，我见到一个小女孩。她是上了幼儿园的，也很怕见人。谁要一走进来，她就喊道：“不要，不要。”见到一个新鲜东西，她就眼泪汪汪地喊道：“不要，不要。”显然，她是害怕什么东西。去年她上过托儿所，这一现象出现在上托儿所之后。这个女孩3岁多一点。看来她有过这样的经历，即被什么人用什么东西吓坏了。对成人说来，那也许并不可怕，而对孩子说来却很可怕。可现在却要费很大力气来消除使她变得如此胆小害怕的印象。还有一个小男孩，有一次走过一幢正在修建中的房子，随手拿了一块木板。一个工人开玩笑地说：“你偷木板，我这就把你抓起来。”这可把这个小男孩吓坏了。这一年，凡是见到这个小男孩的人，都发现他变得非常胆怯了。对孩子的态度要特别谨慎，尤其是对学龄前儿童。总的说来，在学前工作中，我们对孩子的态度还是很好的。应该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学前工作是新开展起来的，它没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那些坏习气。
　　我们之所以必须全面研究儿童，因为他们是我们要进行加工的原材料，如果我们对之不了解，那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要重视年龄特点。我们发现儿童特别要求具体性——他们对一切东西都要摸一摸，从不同方面看一看，有时甚至想用舌头舔一舔。列宁的姐姐说，列宁小的时候，有一次有人送给他一个三套马车的玩具。他带着这个玩具不知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大人们找呀找，等了很久，后来才发现他坐在门后，把三条马的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想数一数马有几条腿，于是就把马腿全扯了下来放在旁边。
　　如果您去观察儿童，您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具体化：要尝试一下，仔细看看，动手摸摸。儿童的这种要求特别强烈。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是不了解儿童。其次就是儿童的模仿力，这种模仿力连幼小的动物也是有的。这是掌握知识的一种方法——儿童什么都想自己动手做。比如说，如果大人朝前跑，那么小孩一定跟在他身后跑。
　　我们不能压抑儿童的积极性。模仿就是一种积极性。游戏就是通过亲身的实验进行的一种检验。我们往往对游戏的作用估计不足，没有考虑到儿童在游戏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学龄前儿童所做的一切还不能称作劳动，因为劳动是有明确目的的，而儿童的情况却是：开始想用黏土捏一个有用的东西，可是在捏制的过程中却想改做别的。于是他就要捏一个炉子，一边捏一边又在想：也许最好捏一个泥人。于是他又开始捏泥人。这就是儿童年龄的特点。儿童这种事先未能想到的创造性念头，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在教儿童从事劳动时，我们应该影响儿童，不过我们不要伤害了儿童的主动性。我们要做到：在影响儿童时，要尽量别挫伤儿童的首创精神；恰恰相反，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发扬这种首创精神，并且要巩固儿童自发地掌握的学习方法。还有一种情况，也反映了儿童的一种年龄特点：孩子们有时能耐心地把一首诗听十四五遍。他早已会背这首诗了，但还是一再重念。显然，他是想掌握某些单词，掌握某些词组。如果有人说，我们去研究儿童以及儿童掌握知识的方法就是背离我们的原则，就是回到经验主义，那么，这种说法就是完全错误的。医生如果不了解病情，又怎么能治好病？如果我们不了解年龄特点以及儿童生长环境的特点，难道就能把儿童培养好吗？
　　我还想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教育问题。我们谈到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时，往往说的是国际主义教育和反宗教教育，然而共产主义教育却不止于这两方面。必须特别重视同志情谊，善于集体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对儿童的游戏加以重视。游戏可以教儿童学会集体行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某些时刻能使自己的工作和行动与别人的工作和行动协调一致。就这一点而言，游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我们有时却对游戏的这种意义估计不足。我们往往挑选了一些不应该让儿童参与的游戏。例如，我们有时进行“白匪与红军打仗”的游戏。孩子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白匪，什么叫红军。我上面已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小女孩讲的，列宁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他们的理解过于简单。成人赋予白与红这两个词的社会含义，儿童们还不具备。
　　因此，白匪与红军的游戏就完全成了一场混战：看谁把谁打败。这种游戏就达不到教育者提出的目的。有许多游戏是早已形成的，只要换个名称，想出个别的叫法就行。过去有这样一种游戏：“国王，您好！”“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你们到哪儿去了？”“到森林去了！"“在那儿干什么呀？”于是所有的小朋友就表演他们刚才做了什么。现在只需要把这种游戏改换一下词句就行。把国王换成集体农庄主席，把国王的孩子换成集体农庄庄员。这些庄员讲一讲他们干了什么。这种游戏很能吸引儿童，同时也可使他们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在研究周围生活的同时，寻求在生活和游戏之间架设桥梁的形式。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例如，我们对玩具就很少研究。现在莫斯科正举办玩具展览会。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不过我不了解你们的评价如何。我担心这次玩具展览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教育的目的。例如，常常给孩子们一些工厂制造的玩具。学龄前儿童对此全然不感兴趣。某一个小女孩用纸做的公鸡往往比工厂制造的小鸟更珍贵。评价一个玩具的价值，应该看这个玩具是否有助于研究周围的生活，是否有助于发扬儿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玩具对研究周围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游戏就在组织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特别重视儿童的游戏，因为这是培养儿童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自制力的途径。
　　使儿童具有集体的体验也是特别重要的。讲得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在班级展出一幅图画，或者在音乐声中散步游玩，凡此种种都能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并使儿童学会集体地生活、集体地工作和集体地感受。这样一来，儿童就在不知不觉中紧靠集体，不与集体对立，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真正的一员。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培养这种集体感受的能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和集体工作的能力。当然，儿童的工作不同于成人的工作。所以，儿童的游戏与工作之间的差别要比成人的大。要使劳动有组织，尤为重要的，是要使儿童对劳动的目的感到亲切易懂。我国有些教师往往认为，他们向儿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这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从集体主义的观点看，最有组织作用的目的通常都是为儿童本人感到亲切易懂的目的。而教师向儿童提出的目的往往不能把儿童组织起来，于是教师大为惊奇：这个目的很好，可是孩子们不感兴趣。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使这一目的让儿童感到亲切易懂，这样就有助于把集体劳动组织起来。可以向儿童介绍许多方法，让他们学会集体行动。要具体告诉儿童，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时，怎样才能避免一人干、一人看的现象产生；告诉他们小组应如何开展工作。然后，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自觉的集体主义者，从儿童的观点出发来讨论游戏和劳动问题。每年每个班的孩子都要订一个很简单的规划，这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规划非得刻板地执行不可，而要因班而异。农村班就完全不同于城市班。手工业者的孩子所在的班就不同于工厂工人的孩子所在的班。要考虑环境，考虑环境的差异，而学龄前儿童的环境差异是很大的。有时出现这样一种偏向：对全体孩子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这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我国工人的孩子看起来比较笨，知识少。教师中一部分思想反动的人正是这样叫嚷的：瞧，知识分子的孩子要聪明得多。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不善于对待，不善于发现不同居民的孩子所在班的儿童特点和优点。有些教师往往不会采取一种有助于这些儿童显现自己才能的办法。如果办法得当，就会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不要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孩子。我们对游戏的形式，对儿童劳动的形式都要认真加以研究才好。
　　要使劳动日常生活化。旧时的家庭都能培养某些劳动熟巧。现在，从前的家庭劳动转向了工厂、食堂等地之后，儿童学到的劳动熟巧就比过去要少，因此，儿童之家、幼儿园应该创造一种环境，使孩子们能获得各种劳动熟巧。
　　同志们，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工作。
　　各民族省和民族共和国建立的一座座工厂，以及农业的集体化，凡此种种，都使旧的生活习俗从根本上得以消除。但是还需要对居民进行大量工作，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旧的残余。这要更困难一些。在这方面，学前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学校是男女儿童同校，然而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旧的偏见，由于性别上的偏见，却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地方的家长对男女儿童同在一个学前机关是看不惯的。在这些地方，重要的是从学龄前教育开始就采取男女合校的办法。少数民族在我国旧政权下备受欺压凌辱，我们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旧的残余和宗教迷信以及半奴隶制观点的残余。当然，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但是，要想根除日常生活中旧的残余，就需要特别重视学前教育。
　　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即从儿童机构的观点来看待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的决议，那我们就会发现，幼儿园这类学前机构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家长们的自觉参加这一工作，他们对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认识，都将有助于大大推动这项工作向前发展。

^* 第一次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十卷集）第6卷，第246-255页。

^[1] 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1932年1月30日~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