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

　　1920年12月末和1921年1月展开了关于工会的争论，讨论了工会在当前发展阶段上的作用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列宁很扼要地说明了应该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某种事物、现象、问题，应该怎样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这些事物、现象、问题。下面就是列宁所说的话：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的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

　　这寥寥数语是列宁多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成果。列宁学习哲学并不是由于哲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科”，而是为了从中寻求行动的指南。他的确也在辩证唯物主义当中找到了这一指南。辩证唯物主义使他能够异常深刻地研究各种现象，找出对这些现象产生有组织的影响的方法；辩证法使他具有非凡的远见和坚定的见解，使他具有如平日所说的那种“击中要害”的本领和阐明每个问题中最本质、最重要之点的本领。
　　凡是想彻底了解列宁主义的人，都应该了解上面所引用的列宁所说的那段话，分析列宁的许多著作，注意列宁是怎样阐述每个问题的。举例来说吧。19世纪90年代曾经争论过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是否在俄国有发展。这是当时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应该进行的革命活动的整个性质。于是列宁就着手来写一本长篇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并且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必须进行组织工作去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
　　列宁所选择的问题总是非常现实的；他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都对“做什么”这一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他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论文都是行动的指南。
　　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述。列宁所谈的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在那时还很落后的我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具体地提出一切问题是列宁全部著作的特点。列宁不是片面地而是全面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他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一切形态和表现。
　　广泛地提出一切问题——这也是列宁对待各种问题的特点。列宁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问题。在沙皇检查机关横行霸道的时候，要想使所写的东西能够合法存在，就不能把问题谈得太明显，虽然如此，列宁还是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与刚刚崩溃的农奴制度之间的联系，把俄国的资本主义与整个社会制度、居民文化水平等等联系在一起作了一个剖视。列宁总是从一切联系和中介中来探讨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他怎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察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他从哪些新的联系中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他每次怎样用新的方法提出同样一个问题。
　　列宁在描述19世纪末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景时，列举了大量实际材料，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各种发展形式的全部经验，挑选出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列宁极其细心地研究了实际材料和当时所掌握的全部经验。他研究了那些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快得多的国家的经验，然后根据这点来确定哪些东西是特别需要阐明的——他研究了人类在这一领域中的全部经验，在此基础上又研究了我国的经验，最后才从这一问题的发展上来探讨整个问题。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
　　每门学科的教员都应该了解，要成为讲授这门学科的优秀教师，首先就应该深刻地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在研究每门学科——文学、社会科学概论、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学等等——的时候，必须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辩证地对待这些学科的研究。列宁的指示在这里也特别重要。
　　1933年将召开规模很大的科任教师代表会议^[3]，我们应在会议召开之前对这一问题认真加以研究。让那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科任教员”尽快在小组对它进行研究将是很适宜的。我觉得，这也可以使“科任教员”本人受益不浅。
　　以数学为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这是对辩证地研究对象的第一个要求。数学家应该知道数学的几个主要部分，知道这几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一个部分怎样补充另一个部分。但是这还不够。必须知道这一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用这种态度来研究数学，那么就应当明白数学在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上起着什么作用，数学在技术等等的发展上起着什么作用。另一方面，也必须知道数学科学的发展怎样推动了技术、工业、计划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数学和天文学、自然地理、物理、化学、社会科学概论之间建立起巩固的桥梁。如果不了解数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不会了解，比如说，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费那么多心血去研究数学。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他们的怪癖奇好，还是由于他们深刻理解了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呢？
　　考察一下数学是怎样并且在什么东西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指出数学发展的要点，在数学的“自己运动”、在数学的发展上来探讨数学，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恰好有助于教师理解在教学时要特别详尽地讲解的那些要素，能比较明显地揭露出在讲授该部分时需要克服的种种困难。
　　其次，在考虑数学这门课程的时候，必须明白应该怎样在每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上一座桥，明白数学对解决许多迫切问题中有何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重要。为了使人们能体验到数学的那种迷人的、独特的诗意，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是特别重要的，是特别可以唤起人的首创精神和思想的。数学教师应该特别注意跟学生一起做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习题，注意在这方面鼓励学生。真理应该是具体的。应该学会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最抽象的数学概念。
　　喜欢奇谈怪论的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会把高等数学原理讲得使每个人都明白的数学教授，到哪里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见解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理。数学教员如果能开始考虑辩证地对待数学这一问题，那么他就能把这一问题解决得很全面、很深入。
　　以另一门学科——经济地理为例。这里既要加以全面地研究，也要注意这门学科的发展。应该根据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这门科学，因为这些自然科学能揭露每个边区、地区的资源、生产条件和远景，揭露这门科学跟地质勘查、生物学成就的联系，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应该根据技术和社会主义的经营形式的发展情况来研究。要揭示经济地理过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怎样的，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又是怎样的。要阐明这门科学的发展前景。
　　应该把经济地理的研究跟计划经济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通过许多例子来说明经济地理怎样有助于经济的合理化。最后，应该编订在一个具体地区进行自然和经济情况调查的具体计划，并且一定要根据调查做出结论。
　　经济地理是这样一种科学，对这种科学进行研究而采用辩证的态度完全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要求。我不知道《卡拉一博加兹海峡》这本极有兴趣的书的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同志是否考虑到辩证地描写里海的这个海峡，但毫无疑问，从这本书里是可以学到这种辩证的态度的^[4]。
　　我不打算再谈生物学、物理学、化学这些学科的情况了，因为这方面问题很明确。我想以另一类型的学科——文学——作例子来谈谈。大家都知道，文学和社会生活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沙皇时代，文学是这样一种学科，通过它，政治暗中闯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它教导人们仔细地观察生活并且自觉地、批判地看待周围的社会制度。在社会制度的研究和文学之间如果没有一座巩固的桥梁，那么对社会制度的研究也就会毫无生气，文学里也会失去生动的人物形象。难怪普列汉诺夫说：研究乌斯宾斯基的著作和当时由农奴制进入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理解该时期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次于对许多科学研究著作的研究^[5]。文学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因此研究文学就不可能不过问政治。文学跟语言科学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如果认为语言科学只不过是各种定义和拼写法规则的堆砌，那么这种“语言学”就会跟文学隔上一道铜墙铁壁，但如果了解语言跟人们的直接感受，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思想工作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使文学的研究脱离语言的研究的一切言论都是毫无价值的了。80年代反动时期的个人主义者——诗人拉德松^[6]曾说：“我们贫乏的语言平淡而且可怜。”然而，在千百万双手建设着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国家里，其语言必将变得日益热情、有力、丰富、国际化。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日益广泛深入，随着知识的深入群众以及科学和劳动的结合，随着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的距离的消除，随着农村集体化的发展和巩固——词汇和概念也会不断发展，语言结构就会更加简化，语言也会更加明白易晓，更加具有表现力。难道文学能够脱离历史吗？文学史必然要反映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可以用鲜明的线条刻划时代的特点。文学跟艺术、音乐、造型艺术是有联系的。这一点大家都了解。文学跟劳动的联系日益巩固。过去，文学跟各种精确科学是脱节的，跟改造地球的外壳是脱节的，跟掌握地球力的斗争是脱节的。但是随着群众对这些科学理想的实现，文学的内容也有了变化，文学所描写的主题范围也扩大了，文学开始为各种精确科学服务，开始帮助群众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各种精确科学的成果，理解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在一切联系和中介中，在文学的发展中来研究文学。但同时文学应该跟目前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文学面临着许多重大的任务，这些任务我在上面已经部分地涉及了。文学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要素。我不打算再谈别的学科了。
　　如果各门学科的教师不故步自封，那么辩证地对待各门学科的研究就会使他们受益不浅。如果教师能够对学科进行热心的研究，那么他们也就会使自己的学生对这门学科发生兴趣。

^* 第一次载于《走向新学校之路》杂志（1933年第1期）。

^[1] 《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84页。

^[2] 同上书，第3卷，第3-535页。

^[3] 俄语和文学、数学、生物、历史、地理教员会议于1935年在莫斯科和许多省城（罗斯托夫，诺沃西比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

^[4] 巴乌斯托夫斯基所撰《卡拉-博加兹海峡》一书出版于1932年。不久，即1933年1月5日，娜·康·克鲁普斯卡雅即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书评，题目是《这种图书很需要》。

^[5] 指普列汉诺夫所著《我们的民粹派小说家》，谈乌斯宾斯基、卡罗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纳乌莫夫等人的创作（参见普列汉诺夫《文学和美学》，第2卷，第220-340页，莫斯科，1958年）。

^[6] 拉德松：诗集，莫斯科，1962年，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