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瓦·卢那察尔斯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1]

（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同志们，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长期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他1904年来到日内瓦，当时形势已经明显：与孟什维克彻底分道扬镳的时刻到了；必须进行斗争；孟什维克不可能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时真可谓困难重重，艰苦异常。国外支持列宁的人寥寥无几；孟什维克在我国侨民中颇占优势。这时，布尔什维克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前进报》^[2]。这就需要挑选一些能在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涨时进行斗争的同志到那儿去工作。
　　恰好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此时抵达日内瓦。我至今依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一见到他，就紧紧拉着他的手不放；他们两人滔滔不绝地谈到工人运动的前途，谈到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谈到如何在党内开展工作，以便立即把整个工人运动提到应有的高度。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留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刚刚来到日内瓦的这位同志，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及当时还为数不多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携手并肩，共同战斗，把自己的全部才华和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为了贯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反对孟什维克而进行的斗争中
　　那一时期，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为《前进报》撰写了不少文章。当时为《前进报》撰文，不仅是写几篇文章的一般举动，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篇政治上的檄文，都是投向孟什维克的一把匕首。当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用的笔名“沃依诺夫”（意为“战斗者”——译注），也不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笔名，这个笔名充分体现了他当时活动的全部性质。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侨居在国外的同志得知一月九日消息的情景。我记得，当时我与列宁正到图书馆去，对于报告一月九日事件这一消息的电报毫无所知，我们边走边谈，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正在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快步流星地迎面向我们走来。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枪击工人事件的人。我们不仅无比愤慈，而且还意识到：一月九日事件对整个工人运动将是一股极大的推动力，党的肩上将要承受巨大的重任。我们就是这样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一起度过一月九日事件的。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正潜心研究其他各国革命运动中的诸种问题。他在《前进报》上以《西方革命运动概论》为题发表了许多文章^[3]来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吸取了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党应该走的斗争道路。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最后几期的《前进报》上撰写的许多篇文章是论述群众罢工的。我们都知道在1905年革命中群众罢工所起的作用。所以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就著文指出了群众罢工的革命意义。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招致了孟什维克的无比仇视。在孟什维克眼里，沃依诺夫这个名字乃是一个望而生畏的名字。在1905年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我们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己极为尖锐，以致他们拒绝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共同的党代表大会，而准备另行召开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这一革命迅猛发展时期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4]，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报告。他的这一报告事先曾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共同讨论过并得到了列宁的同意。凡是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当时所做的这个报告的人，都会发现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和主要意思在于指出必须发动革命，这也正是我们与孟什维克的争论所在。他们把革命视为一种自发力量，全然不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报告中讲到了组织革命的必要性，讲到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当时的演说都没有速记记录，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篇演说是由一位记笔记的人转述的，因此要比原稿逊色得多。记得准确无误是一回事，用别人的话转述演讲人的话则是另一回事。这篇演说的内容极有战斗性，这种演说正是当时所需要的演说。
　　后来，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的统一党代会^[5]上，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几次发言都作了速记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演说极富机智。在这次会议上，孟什维克疯狂地攻击列宁，而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又是多么机智地捍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啊！当我们现在重新读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些演说时，我们就不难理解孟什维克何以要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我不想谈第二次侨居国外的情况了——我们第二次侨居国外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工作地点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身边的同志很远。这段时期，他在哲学思想上犯了一些错误^[6]。这些错误是大家都熟知的。我现在想谈谈我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接触最多的工作，即他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彼得格勒各区杜马都在进行国民教育工作。当时，即1917年，这项工作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与工人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与政治工作交织在一起。那时在各区从事这项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到杜马开会时，都是由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主持会议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国民教育方面的起步草创工作就是这样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
　　十月革命后，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每当我们与现代的青年谈话时，往往就会发现他们对过去教育战线进行的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那个时代是与目前迥然不同的。
　　我不禁回忆起当初我们一行数人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率领下进驻旧国民教育部（后改组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情景。当时，旧国民教育部的一些怠工者处心积虑，阻挠我们，甚至威胁我们不得接近教育部，而布尔什维克很想掌握教育部。
　　当我们来到旧国民教育部大楼时，那里除了几个勤杂工、清扫工和看门人之外，全楼空无一人。我们几个人在一间办公室商议对策。我记得，我们把全部的职员找来开了个大会。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他们讲了国民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些多年来供职于国民教育部的人，第一次见到人民委员（相当于旧时部长的人），待人平等，毫无架子，听他郑重地向他们讲到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这次讲话极为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就是一步一步地占领各个阵地。拿教师界来说，当时小学教师深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敌视态度。二级学校除个别人之外，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更为敌视。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不得不逐步争取教师界。这是一项平凡而又重大的工作，虽不惹人注目，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还要争取青年，因为当时的中学青年几乎都心怀敌意。我记得，在七月事件的日子里以及午后（下午三点钟放学之后），克谢辛斯卡雅宫^[7]附近经常聚集着一群不满布尔什维克的古典中学学生，阿列克辛斯基之流^[8]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煽动起来反对列宁。当时必须在青年学生中注人一批新鲜血液。教育人民委员部经常有一些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学生来访，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总·是与他们交谈。
　　我还没有谈到群众工作。这是一项基本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必须打破旧的官僚机构，建立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机构^[9]。在国民教育方面，由于以前在各区与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工作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当时经常到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来的还有许多男女工人，他们很快发现，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他们自己感到亲切的机关。当时我们与前线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与群众建立了这种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后来得以扭转教师界的情绪，得以争取大批青年干部。在这方面，工农速成中学起了特殊的作用^[10]。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是充满战斗气息的宣传，他这位战斗者提出了许多原则性问题，他善于用自己的热情去唤起群众，向他们指明前景。十月革命像一个探照灯，照亮了各方面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教育的道路。
　　在这方面，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在为建立苏维埃制度而斗争的年代，为国民教育所做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比美。他善于对待群众。当时正值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做的工作，所发表的演说，都使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当然他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受到鼓舞，因为置身在当时那种战斗环境中从事工作，只有亲身感受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有这么一位使人深受鼓舞、明确前进方向、善于进行领导的人，才可能把工作做好。我还记得我们召开部务会议时的情景。这种会议不仅是讨论日常工作。每次会议往往都要提出一些方针，指出发展远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对每次部务会议都很关心，这种会议也使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每位工作人员得益不浅。
　　当时我们要在各种各样的居民阶层中开展工作，不仅要在工人和教师中开展工作，而且还要与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打交道。在这方面，依然需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才干，需要他的广阔视野，需要他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态度的本领。当时，凡是对国民教育工作感兴趣的人，不论是工人、士兵还是农民，都经常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我记得有一位农民，我们戏称他为“非直观家伙”，因为他曾经把直观教具叫作“非直观家伙”。这位“非直观家伙”讲起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这个来自卡鲁什省的庄稼人谈话的情景。他说：“卢那察尔斯基让我坐到沙发上，他自己却边走边谈，边走边谈。他谈到了学校。我听了他的谈话后，就去给我们那儿的一位女教师买了一双鞋。”显然，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讲话使他认识到应该关心教师。这位农民还谈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送了一些书和“珍贵的礼品”给学校。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讲起学校工作时言简意赅，热情洋溢，他和农民谈起话来兴致勃勃。
　　应该承认，当时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是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的。工农速成中学开办后，工农青年看到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领了一位刚从农村到莫斯科学习的青年小伙子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他不懂得入学手续，只是听说贫农子弟现在可以上学了。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找到罗蒙诺索夫纪念像，坐到那儿等人带他去上学。什么教育人民委员部，什么工农速成中学——他一无所知，闻所未闻。凑巧一个过路的人与他交谈起来，弄清了原因，就带他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了。到了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后，大家就领他去见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于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与他作了长谈。我记得，几天之后这个小伙子来讲了他的打算和做法，并且回忆了他与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的那次谈话。
　　类似这样细微末节、默默无闻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从未推辞过。每一个工人和每一个农民都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所谈的事情他们都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有意义。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这种诚挚待人的作风，他对群众教育工作的关心，是每一个工人（甚至觉悟不高的工人），每一个外地来的贫农、中农（甚至觉悟不高的人）都有深切体会的。
　　在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当然是相当大量的。群众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酷爱艺术，但他希望艺术成为群众的财富。这表现了他对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艺术方面的全部演说一般不是谈的枝节问题，而是讲的如何使艺术成为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如何通过艺术点燃群众对政治的热情。这种对待艺术的态度正是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身上最可贵之处。他不谈艺术领域中各种局部的问题，而是讲远景，讲艺术的组织作用，讲激励群众感情的重要性。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多传闻轶事。当我们现在来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途程时，凡此种种无不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使您不能不感到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在国民教育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随后，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年代。这段时期困难重重，各种琐事都要过问。例如，居民开办的学校遭到了破坏，于是就把学校租赁出去，说什么：“我们实行的是经济核算制。”当时对经济核算制的理解十分肤浅。所以，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是，要给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和他的副手米海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11]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去处理这些琐事，好让他们两人摆脱一些琐事，不要过问何处应修什么校舍，何处应防止学校关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紧迫的不是处理这些琐事，重要的是不要降低整个工作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要使共产主义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其中。这方面的工作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做了相当多。
　　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对他都深怀敬意，把他看作用知识武装群众的、用一切艺术成就武装群众的积极斗士。

^* 悼词作于1934年1月3日。第一次载于《共产主义学院学报》（1934年第1期），标题为：《在共产主义学院追悼会上的悼词》。

^[1]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主义文化的杰出建设者，俄罗斯联邦首任教育人民委员（1917~1929)，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29~1933）。著有文化、国民教育、文学、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无神论方面的著作多本。院士（1930年起）。

^[2] 《前进报》——布尔什维克秘密出版的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至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

^[3] 显系指安·瓦·卢那察尔斯基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概论》为题发表的一组文章，载于1905年1月~5月《前进报》。

^[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5月10日）在伦敦举行。

^[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25日（4月23~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6] 1908~1910年，安·瓦·卢那察尔斯基站到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领导了“造神说”学派。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结合。列宁揭露了卢那察尔斯基的错误观点，并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

^[7] 1917年3月以后，在芭蕾舞演员克谢辛斯卡雅私邸的旧址，设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许多工会的管理机构，阅览室和士兵俱乐部。

^[8] 格·阿，阿列克辛斯基（1879-?），最初从事政治活动时系社会民主主义者。1905年至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系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反动年代系召回派分子，反党派别“前进”派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7月，他诬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伪造文件说他们是德国间谍。1918年4月逃往国外。在国外侨居时，投靠了极端反动的阵营。

^[9]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37页，俄文版。

^[10] 工农速成中学系三~四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创办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旨在加速培养工农升人高等院校。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创办于1919年2月2日，附属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1932年，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已达34万人。后来，随着中学数量的增加，工农速成中学有所削减，至1940年全部停办。

^[11]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杰出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院士。莫斯科市苏维埃首任主席（1917~1918）。1918年至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19年起任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曾担任许多科学机关（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院、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人；1929年起任院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阶级斗争》杂志主编。著有许多苏联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