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对共产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

　　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的出版以及联共（布）中央关于对出版这一教科书而展开宣传的决定^[1]，使全体文教工作者无不深受鼓舞。这一决定促使我们对我国的文化工作进行一番认真的检查，看看我们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我们是怎么帮助他们独立工作、独立扩大他们的知识面的。
　　学校工作和校外工作是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把这两个概念截然分开。我国的学校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学校。我们希望并且力求在学校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代人要具有共产主义道德，他们对待一切问题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现在，只要我们深入实际生活一看，就会看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几位母亲的来信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位母亲的儿子掉在水电站的水库中淹死了，她来信说：“请采取一些措施，把各地的水电站都围起来。”另一位母亲的儿子生病住院，病势垂危，她很担心，可是她在这时写来的信却是说，我国的假期与复活节、圣诞节总是碰在一起，这很不妥，因为乡村的神甫挨家挨户动员孩子们颂赞基督，然后就发给他们糖果吃。她的儿子一病不起，但她想到的却是全体儿童，关心他们不要受到神甫和宗教的影响。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碰到这种关心社会集体的母亲们。
　　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只是飞行员，英雄人物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工厂干活，与同志们并肩劳动。他所考虑的，是怎样搞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又要使同志们的工作也干得出色。
　　我们有时做得未免过分了，给孩子们讲的主要是外国人的事迹。于是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想出国，都想远走高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大善于向孩子们讲述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共产党员要时刻准备为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而献身，但是，与此同时，他还应为党的利益而做一些默默无闻的繁杂的日常工作。可是我们却不善于培养儿童的这种品质。培养孩子们将来能英勇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能临危不惧去救列车，这固然很好，但同时也应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才能使我国过上新生活，即有组织的生活，共产主义的生活。
　　学校目前还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学校过于注意让学生接受现成的东西。有时就像小鸟进食一样，孩子们张着嘴，教师把一切嚼现成的东西塞给他们。孩子们记忆力很好。大人们一下子记不住的东西，他们可以整段背下来；他们的知识往往使家长大为惊奇，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却很少教他们学习认真思考问题和独立工作。因此，孩子们往往不会认真地独立工作，离开了别人的指点就提不出问题，即使他们关心的问题也提不出来。这种现象在高等学校也存在。
　　许多学校的孩子只会呆读死记，而不理解其涵义。如果他们不学会思考，如果他们不能透彻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又怎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呢？
　　校外工作与校内工作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有些校外机关却不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不是去帮助儿童，去给他们指点，而只知道把他们严加看管。我不久前参加了莫斯科市国民教育局的一次会议，议题是儿童阅读问题。许多同志的发言使我大为惊奇，因为他们对儿童阅读作了种种限制。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要是有人这样来管我，不让我读我想读的东西，而规定我要读哪些书，那我就一本书也不会去读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曾送我一本普希金的书——是他的著作摘录，其中有《杜勃罗夫斯基》。小说在发现杜勃罗夫斯基根本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处中断了，正是最精彩之处，却没有下文了。我跑遍了所有的图书馆，想找到这本书把它读完。我还记得，我那时对莱蒙托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跑到一个角落里，朗诵一段莱蒙托夫的作品（少年儿童都很喜欢这么做），如果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你别读莱蒙托夫的作品，读克雷洛夫的就行了”，那我就会连克雷洛夫的书碰都不会去碰一下的。
　　儿童都有自己的兴趣，不要压抑儿童的个性。有些教师的讲话令我吃惊，他们学校图书馆按时令借阅图书：春天读有关阳光的书，冬天读有关严寒的书。这种对待儿童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是违反教育学原则的。人们对每本书都要进行思考，他在阅读时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思想。还有的在学校图书馆举行比赛，看谁的书读得多。要教育孩子们读书不要囫囵吞枣，而要对所读的东西认真加以思考。
　　有一段时期，去少先宫活动的只限于有天才的学生、优等生。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些孩子满街闲逛，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醉汉，看着一些大人的流氓行径。现在，许多少先宫还规定凭票入内。
　　校外活动应该吸收全体儿童参加，既包括被学校开除了的，也包括那些只会捉迷藏的孩子。有人会说：“文化宫怎么能让他们进去？他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坏的。”如果到少先宫去的孩子能让任何人把他带坏，那么那儿究竟还有什么教育工作可言呢？要懂得怎样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了解一个不守纪律的少年对什么感兴趣，然后让他参加这方面的工作。要给他布置一些独立的工作，这样，他很快就会由一个淘气的孩子变成积极向上的孩子。
　　可是，我国的一些少先宫往往成了享有特权的儿童机构。两年前我曾到莫斯科少先宫去过，我感到惊奇的是，少先宫的活动不过是校内学习的继续，在上地质学课、矿物学课、文学课、舞蹈课、歌咏课。总之，课程繁多，都列人了课表。这完全是学校学习的继续，而不是合理地安排儿童的课外时间，好让他们学会按新的方式生活，学会集体地工作、讨论问题、观察生活、干预生活。
　　当然，少先宫容纳不了全体儿童——没有地方。不过我认为，不能只吸收优秀学生，不能把没有加入少先队的学生拒之门外。
　　教师对少先队员还有一个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把少先队员突出出来，使他们处于特权地位。
　　有一次，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从外地一所学校来了一批儿童，要给他们授奖。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地注视着谁得奖了。我就问：“有这个小女孩吗？"“有她。”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个小女孩虽然与别的少先队员一起来到莫斯科，尽管她也学得很好，但却没有得奖，因为她不是少先队员。
　　要做到：吸引男女儿童加入少先队的，不是因为少先队组织是一个“特权阶层”，而是因为少先队的生活丰富多彩，很有组织性。
　　各个少先队之家、文化馆和一切从事校外活动的机构都肩负着重大的教育任务。校外工作应该激起儿童新的兴趣，它应该从组织性上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国旧的残余还很严重。旧社会的情况是，工人的子弟从早到晚干活，而地主资本家这些富豪人家的孩子却游手好闲，只是让他们成天玩乐。我们开始时让孩子们玩得太多，这是不对的。不应娇惯孩子。当然，小学生们需要看电影、看戏，不过要有节制。要弄懂到底什么才是幸福的童年。所谓幸福童年，绝不是把儿童当作资本家的儿子，一味要人伺候。童年的欢乐在于，我们的生活是集体生活，而不是孤独的生活。集体生活更为充实、全面、深刻。如果儿童对一切感到厌倦，他们就会变得寂寞无聊。而我们往往过分使儿童去从事文娱活动。
　　还有另一个极端，就是让儿童们担任一些力不胜任的社会工作，完全不考虑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也各有不同。有一段时期，曾经强令儿童收集废品。我记得，“狄纳莫”工厂的一个女孩曾讲过她们收集了多少废品。为了收集废品，她们必须到无数的人家去。要是这么干，那孩子们就没有时间学习，没有时间读书了。可是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工作。就拿那些经常去居民住宅红角的少先宫的孩子作例子吧。他们在那里能够熟悉生活。他们可以看到别的孩子是怎样生活的，需要在哪些方面帮助这些孩子。再比如，有的人喜欢画地图：他要画一幅西班牙地图，做一些剪报工作。如果他把这地图和剪报资料都送给半文盲小组，这就是一项很好的社会工作，于是孩子们就会努力画得更好一些，绘画的过程对他说来就更有意思了。
　　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1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我们有三大敌人——文盲，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和贪污。^[2]
　　少先队员中常常有一些孩子非常自负。有的少先队员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做报告的专家。有的女少先队员学了两天音乐，就认为自己才华出众。我们要注意，不要让有才华的儿童冲昏了头脑，要让他们全面发展。
　　少先宫能够和应该发现并培养新的天才。这是毋庸置疑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篇名作，描写一个女学生始终沉默不语，什么也不会回答，可是当她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时，就突然站起来，开始说话了。于是托尔斯泰写道：“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看到了一朵鲜花如何开放一样。”^[3]
　　善于激发儿童新的兴趣，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所有儿童教育工作者的任务。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共产主义道德可以给人巨大的力量和无比的欢乐。我们应该使我国儿童具备这种道德，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活动家。校外工作不能放任自流，而我们往往撒手不管，听之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工作内容，而且要考虑如何安排休息，如何才能真正把儿童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我们无论对校内还是对校外的工作都管得过多，应该纠正这种做法。要让孩子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一点极为重要。苏维埃学校一定要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但不是管得过死，而是要善于引导儿童的兴趣和思想。
　　儿童的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对待儿童兴趣绝不能采取公式化的千篇一律的态度。有一次我到少先宫去，发现女孩子坐在一边，男孩子坐在另一边；女孩子在学刺绣，男孩子在听象棋规则的报告。除了两个女孩之外，其余全是男孩。有些人认为，下象棋是男人们的事，而唱歌跳舞则是妇女们的事。一群女孩子在唱歌，一个男孩子为了怕被人发现，躲在一个角落伴唱。我国的男孩子认为唱歌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说：“让女孩子去唱吧！”这种男女孩子分工的做法就是旧的残余。
　　校外工作应该更加重视艺术，要使艺术成为学校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要竭尽全力，把孩子们培养成列宁主义者。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各种条件。
　　凡是善于正确安排休息、妥善支配空闲时间的儿童，他们在学习上必将与别人有所不同。他们不需要列宁戏称之为“级任老爷”的那种教师。

^* 第一次载于《共青团真理报》（1939年，2月18日）。
　　本文系克鲁普斯卡雅根据她1938年12月14日在全俄校外工作会议的讲话写成。

^[1] 指联共（布）中央1938年11月14日《关于开展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工作的党的宣传的决定》。

^[2]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60页。

^[3] 参见《列夫·托尔斯泰教育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48年，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