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克鲁普斯卡雅论著译事50年忆）

后记

克鲁普斯卡雅论著译事50年忆

卫道治

　　年华易逝！屈指算来，我迻译克氏论著，从起意到今天，恰好50年。50年来，拙译先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凡6本，约240万字，加上有待付梓的60万字，共约300万字。再回首，往事历历，如在昨日。
　　1954年，我供职于东北师范大学俄语系。在著名教育家、哲学家陈元晖先生的夫人赵洁珍老师的指导下，与她一起，给三年级的学生上俄语翻译课。陈先生关爱青年，提携后进，是有口皆碑的。一日，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上好翻译课，自己必须有一定的翻译实践，要翻译一些东西。这话，我当然是认同的。就在当年，陈、赵两先生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不久，我收到他们寄来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俄文原本，嘱我翻译，并告已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计划。怀着跃跃欲试的兴奋心情，我把原书从头到尾粗略地通读了一遍。掩卷之后，感到难处颇多。以克氏的重要著作《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为例，文中涉及到欧洲和北美诸多国家的知名教育人物、重大教育事件和极具影响的教育著作，当时都没有相关参考资料和中译本，甚至书中引用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稿，也没有中译本。我向陈先生表示了难于动手之意。他回信鼓励我知难而进，并延请了该社的陈侠先生审校我的译文。陈侠先生既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又精通俄文。刚开始，我边译边寄，他改完后再寄返。他极其认真，不仅指出我误译的所在，而且分析造成误译的原因。有时改动一二字，他的说明却长达几十字。以“克鲁普斯卡雅”的译法为例。当时我国青年普遍阅读的书中，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还有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我据“卓娅”的译法，把克氏译作“克鲁普斯卡娅”。陈侠先生说，鲁迅早已批评过中国女人姓名总是俗气地加些女性化的偏旁部首的现象，并调侃地说，周府的小姐不必姓绸。因此，陈侠先生主张译为“克鲁普斯卡雅”似乎更“雅”一些，更合乎克氏的身份。他的推敲之工，由此可见一斑。在两位陈先生的鼎力扶持下，这本60余万字的稿子，终于在1959年，即克鲁普斯卡雅诞辰9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初版第1次印刷的印数为21 900册（其中精装本6 400册）,分上下两卷（精装本合为一卷）。至1983年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40 400册。这本文集纳入了克氏有关教育问题的主要论文、演说和报告。分编为自传作品、列宁和国民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问题、学前教育、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几部分。在学龄儿童的教育和教学这一部分，还把论述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教师、教学法的文章分别编辑，以便读者查阅。各部分的材料是按发表年月顺序排列的。为使读者使用该书方便，书末附有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当时出版界好像还没有责任编辑制，因此，陈侠先生在书中连名字也没有出现；此外，根据当时不成文的规定，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译本上，译者的名字只以小号字出现于版权页。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卫嘉，那是我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名字。后来该书第四次印刷时，才改用我的真实姓名。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陈元晖先生推荐，我借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参加“上面”抓的一项写作工作。同时调去的，有刘佛年（华东师大）、潘懋元（厦门大学）等数十位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他们多是我的前辈。与他们朝夕相处一年多，耳濡目染，有缘亲炙，使我获益良多。这期间，利用在京之便，我又找到了克氏的许多俄文论著，工作余暇，断续译来，日积月累，又得数十万字。
　　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院长朱九思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了对潘懋元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的审定工作，我应邀参加，叼陪末座。在会上，见到了与会的胡寅生君（他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室主任）。60年代他随刘佛年先生去京参加上面提到的写作工作时，我们得以结识。他知道我一直在译克氏的文稿，对我说，人教社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决定出版《外国教育名著丛书》，要我在1959年出版的《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的基础上，另行挑选一些文章，结集成册，准备出版。我将篇目初步选定后，先后请北京师大顾明远教授和吴式颖教授审定；根据他们两人的意见，对篇目作了一些调整。1989年，在克鲁普斯卡雅诞辰120周年时，人教社推出了两卷集的新译本。除自传性作品及少数几篇重要代表作（如《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再次收录外，其余各篇，都未见于1959年的译本。两卷共82万余字。上卷分为自传性作品、十月革命前作品（1899~1917）、十月革命后作品（1918~1925）三部分，下卷为十月革命后作品（1926~1939）。为了读者更好地了解并研究克鲁普斯卡雅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吴式颖教授写了《克鲁普斯卡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一文，另外，又编写了克氏的生平事迹年表，分别置于新选两卷本的卷首和卷末。
　　就在我为人教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选译克氏文稿时，曾经先后出版过我几本书的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得知此事后，也约我为他们选译一些，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起，于1989年克氏诞辰120周年时推出。于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书简》（近56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论》（近32万字）。前书纳人了克氏1888年到1939年书信近400封。信件内容极为丰富，既论及到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任务以及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的原理、原则和改进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又涉及到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的各个领域。收件人极为广泛，既有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还有党和国家的干部；既有教育工作者，也有教育对象；既有工人、农妇，也有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书中还附有克氏乘“红星号”轮巡视时的日记。本书为研究克氏的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湖南师范大学王隐雄先生为该书写了《作者生平简介》。后书则由我选出了未纳入人教社克氏教育文选的另一些文章、演说和报告。为了有别于人教社出版的克氏教育文选，书名为《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论》。
　　当年，在克氏教育文选出版后不久，陈元晖和陈侠两先生均曾嘱我：“下一步可以写点研究克氏教育思想的文章了。”垂爱之意，我是领会的。但我未能应命，原因是，当时译文还少，对克氏的了解尚浅，贸然执笔，恐有“瞎子摸象”之失。今天，在有了约300万字译稿的基础上，我可以试笔了。2003年，我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申报了“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探索”的课题。先由专家通信评议，后经专家开会审定，承参与此事的诸位专家抬爱，幸蒙通过。2004年初，我收到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正式通知，告以“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探索”已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不才虽已逾古稀之年，但顽躯尚健，自当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努力奋蹄，完成任务，藉以表示我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雅的崇高敬意，亦为今后有志研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思想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历数陈年旧账，除了旨在简略介绍50年来拙译克氏六书的梗概，还想表明，六书的面世，离不开本文提到的出版社及诸位老师、朋友和同志们的扶持和帮助。区区此意，当蒙读者诸君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