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研究过程

　　凡是研究过列宁的活动和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提出自己的基本思想时是多么慎重。如果他产生了某种思想，他首先就竭力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当他把自己正在酝酿中的思想告诉他的交谈者，希望从交谈中找到对他正在思考的观点所抱的新看法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一点我还得好好地思考”。他写信给卢那察尔斯基，把自己对改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想法告诉他，列宁写道：“等一等再发表，等一等再实行，我还要考虑一两次。”
　　在周密地考虑了一个基本思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从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
　　但是，“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7年在他的《论策略书》中写道：“……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2]。
　　极其周密地估计实际情况，确定某一种基本思想在当时的具体的实际情况范围之内怎样才能运用和以什么形式运用——这就是列宁对于实行这种或那种实际措施的问题所抱的态度。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活动和著作，可以观察出，他的某种基本思想是怎样产生、怎样经过周密思考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是怎样从这种思想中得出实际的结论的，又怎样在许多年里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思想，不在困难面前、不在失败面前退却，而是仔细思考失败的原因，设法创造出运用这一思想的更好的、更切合实际的形式的。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的、主要的区别。机会主义者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就抛弃了事物的本质，认为自己的基本思想已经无用多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遭到失败而在现实面前退却的时候，他所抛弃的是当时那种实现基本思想的形式，他退却了，但退却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更好地估计实际情况，用另一种形式来重新开始实现这一思想……
　　列宁在1917年9月写道：“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们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3]
　　这些话就是了解列宁活动的关键。忠于自己的原则；善于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实行这些原则，以便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尽可能多的事情来使这些原则实现；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便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列宁活动的特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22年3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应当“……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作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最后的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曾经谈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改组我们的国家机关，使他能够花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而能尽量好地实行必要的措施，使它能够最好地组织有关的工作部门。
　　为了很好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些文章，应该仔细研究他是怎样逐步地得出他在这些文章中发挥的观点的。国家机关的问题，应当看成是关于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的问题的一部分。
　　1917年月，当列宁同志在七月事变^[5]后不得不隐蔽在芬兰的时候，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来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他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国家问题的，他们是怎样估计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和巴黎公社的经验的，他研究机会主义者是如何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并且开始研究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但是十月来到了，所以，《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就没有写完，而以后的事件把它写完了，这些事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书中捍卫的思想。
　　旧的国家机器应当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关处处都是在压迫人民群众这方面进行工作；它应当被消灭，被破坏。列宁写道：“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6]旧的国家应当被新的国家所代替。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7]

　　但是，无产阶级所建立的国家，将是特别类型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官员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

　　“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8]
　　“‘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公社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9]

　　写于1923年
　　载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弗·伊·列宁的最后两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我们对工农检查院应该怎么办？〉》

^[1]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7页。

^[2] 同上书第26页。

^[3]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99页。

^[4]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5页。

^[5] 指1917年7月临时政府的反革命事变。二月革命后，广大工农群众对临时政府的反动措施日益不满，7月初，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举行自发的游行示威，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口号，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临时政府在血腥镇压游行示威群众的同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士兵真理》等布尔什维克报纸，解除赤卫队武装，下令逮捕列宁。从此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临时政府手中，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6]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04页。

^[7]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2页。

^[8] 同上书第212页。

^[9] 同上书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