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 《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
纪念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二十五周年
1908年初列宁又被迫出走国外。
革命失败了。极端反动的年代开始了。列宁重又返回国外后考虑的是什么呢？下面是我对列宁的回忆的一段摘录：
“第一次在日内瓦出版的（第21号）《无产者报》，终于在二月问世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一号上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长的。他写道：‘我们在革命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做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这个党是在向社会主义迈进，而不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级的结局连在一起。因此，它就不会沾染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弱点。这个无产阶级的党正在走向胜利。’
[1]
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考虑和撰写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着手写书当然不是因为当时他有许多空闲时间，而是因为他认为在哲学战线上对修正主义展开斗争在当时特别重要。他在1908年初为公开的文集《卡尔·马克思纪念集》所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曾谈到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根源，谈到在各个战线上对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在哲学、世界观战线上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必要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谈到这一斗争时说道：
“……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2]
伊里奇考虑到必须抓紧哲学战线上的斗争，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决定性的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3]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话：过了九年，即1917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锻炼并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在思想上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帮助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帮助党远瞩未来，毫不犹豫地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
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对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提出十月革命的目的，起了极巨大的作用。这一斗争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预见到事件的发展，摸索到正确的斗争道路。
列宁认为理论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认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光辉地制订了它的原理并加以科学论证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够指导无产阶级的行动，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列宁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巨大的意义，认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他不仅是相信这一胜利，而且是坚信无疑。
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初步骤，是同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民粹派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斗争。对力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模糊阶级斗争的作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4]的斗争，也是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的。对工人思想派、经济派的斗争，是反对降低理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斗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最初是由于组织问题，后来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放弃全部原则立场、反对日益增长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剧烈斗争。列宁在其全部活动中激烈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放弃原则立场的行为。在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条件下，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在哲学领域内开始出现机会主义的动摇，有人企图在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性的外衣下，以少数物理学家走上唯心主义哲学道路为口实来怀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这时列宁肯定地认为，当前哲学战线上的斗争，是应该紧紧抓住的环节，必须在这个战线上给机会主义以痛击。
我们俄国的机会主义在1893—1908年期间往往具有非常幼稚的形式，具有俄国的色彩，但是实质上它仍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国际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日益增长，并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使第二国际完全放弃了全部立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
早在1895年，有名的德国机会主义者大卫（他在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使他特别出名）就声称，社会民主党不是知识的党，而是意志的党。克拉拉·蔡特金[5]在布勒斯劳党代表大会上反驳他说：“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因为它拥有的知识是追求这一明确目标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康·注）。如果我们同意大卫的看法，我们就得采取迂回曲折的方针。这一方针由于时而用蜜糖饼干，时而用鞭子，时而用别的方法进行经常的实验，所以始终抽不出时间来研究社会问题。”
我们知道，伯恩施坦[6]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是怎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立场。
伯恩施坦在该书中企图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推翻由这一理论得出的关于动力、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及这一斗争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伯恩施坦提出阶级调和的理论，硬说什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他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偷换为争取改良的斗争。
1899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平等》[7]杂志上写道：“伯恩施坦用空想代替科学他否认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说什么社会主义将作为道德的文化的必然性而出现，他力图用这种虔诚信仰来安慰无产阶级。”
在科学路线上被彻底粉碎了的伯恩施坦主义并没有死亡，它又在新的形式下死灰复燃。1908年克拉拉不得不在一次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毛伦布勒歇尔，这个人曾以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自居，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现，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指导思想”，是一种信仰和希望。克拉拉愤怒地说：“这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老实说，这是想否认社会主义是科学，想使社会主义不仅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而且退得更远，想把它从科学的原理变为某种僧侣主义。”摧毁马克思主义，抽去它的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变成某种信仰的对象，某种“被希求和期待的东西”（就是这样），这种行径是国际机会主义的本色。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反动势力的猖獗，不仅打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情绪——俄国革命的垮台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情绪，加重了它们的机会主义情绪。
在这样的时刻，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原理热情而深思熟虑地写成的书，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具有国际意义。
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目是什么呢？这一点他在结论中已经指出。他的基本任务是对比、分析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前三章即全书的一半是用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列宁表明，经验批判主义者企图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原理的那些站不住脚的作法是多么不科学，他指出，经验批判并没有给认识论带来任何本质上的新东西，它的论据不过是早就被唯物主义者驳倒了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过去的错误的简单重复。
列宁著作的第二个任务是阐明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现代哲学派别中占什么地位。他认为，这是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勾结在一起的哲学专家们的一个小学派。
列宁还给自己提出了第三个任务。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各种知识领域中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我们对现存也界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发现不可能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但是它们可要求改变它的形式。在《列宁全集》第14卷第238页[8]上，列宁引了恩格斯的一段话：“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9]。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讲演《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正是提到恩格斯这段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成就的联系的话，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的目的就是要弄清，经常引证物理学领域中最新成就的马赫主义者有没有给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提供什么新东西。列宁作出结论说，马赫主义者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他们只不过是由于不懂得自然科学领域中发展的辩证法而一筹莫展地东奔西跑的典型。
最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自己提出的最后一个任务，是揭露马赫者有意无意地助长了谁的声势。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唯心主义，这是宗教的精炼形式，它历来就是地主和资本家用来从精神上奴役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马赫主义者助长唯心主义的声势，滚向造神派和寻神派，阻碍群众自觉性的发展。必须和他们作斗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义》一书写成已经二十五年多了。这些年代是最尖锐的阶级搏斗的年代。生活时时都在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现在我们正处在即将到来的更加尖锐的冲突的火焰之中。法西斯焚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千方百计地巩固宗教，企图通过宗教使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愈来愈高地举起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把它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愈来愈使它成为行动的指南。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上面引过的列宁的话：“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切争论问题尖锐化……”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这件事，应再三地反复阅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才能更明确地提出一切世界观问题。
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约有三十处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些地方一方面充分地表明了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另一方面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列宁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的工作方法。
我在上面曾引过列宁于1908年初所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他在里面写道：“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10]
这里伊里奇指的是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瓦连廷诺夫等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里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赞许的。但是，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评价是否妨碍了他批判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呢？完全没有。但是是怎么回事呢？在第14卷第226—227页[11]上，列宁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写道：“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12]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但瓦连廷诺夫还是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列宁在反驳瓦连廷诺夫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斥责不好的（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所根据的是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休谟主义[13]或贝克莱主义。”伊里奇接着写道：“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是这样做的。他维护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使他不受马赫主义者的攻击，而当他认定普列汉诺夫有错误和背离辩证唯物主义时，他又批判普列汉诺夫。
列宁认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此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抛开所有的派别考虑。列宁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一方面反对有错误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即和他属于一个派别的战友，同时维护了作为唯物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普列汉诺夫，尽管普列汉诺夫在争论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最顽固的派别活动者。
在书末第340页[14]脚注中，列宁写道：“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的应有的惩罚。”
另一方面，列宁痛斥了《哲学史概论》的作者，因为他们不是光明正大地反对唯物主义，不是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5]、狄慈根[16]，而是戴着只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面具，想利用派别愤恨反对普列汉诺夫，从而混淆视听，削弱布尔什维克读者的马克思主义警惕性。这一点列宁在第10、72、74、110、133页[17]都提过。他把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和马赫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作了对照，切尔诺夫是赤膊上阵，直接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搏斗（第86—87页[18]）。
列宁反对马赫主义者，维护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在第13页[19]上他指出，巴札罗夫对普列汉诺夫的反驳和大主教贝克莱（英国唯灵论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生活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上半叶）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完全相同。在第72页[20]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他维护普列汉诺夫的“人的本性”的观点，并且为了论证这一点还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在第99页[21]上，他对巴札罗夫责备普列汉诺夫是唯心主义者这一点表示愤慨。他写道：“……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末自称为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札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在第184页[22]上维护了普列汉诺夫，反驳了马赫主义者对普列汉诺夫的责难，说他作了一次“调和恩格斯和康德[23]的学说的倒霉的尝试”，列宁证明，马赫主义者对康德的了解是十分不正确的。列宁在第235—236页[24]上指出，在评价狄慈根方面，普列汉诺夫比达乌盖同志正确，并且引用了权威人士梅林的话。与此同时，列宁也指出了普列汉诺夫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第128页[25]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费尔巴哈论》序言中“……一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 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虽然是重复休谟的话，并且加上了引号，但无疑地表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
在第138—140页[26]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论》所写的序言中在“经验”这一概念上的错误。他（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者之使用“经验”概念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他没有揭明马赫主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和唯物主义对“经验”一词的理解是根本矛盾的。
在第219—220页[27]上，列宁指出了普列汉诺夫把人的感觉、表象称为“象形文字”这一错误。我把列宁文章中有关的一段全部摘引出来：“……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彩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札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但是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札罗夫又在这里使用要把戏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其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札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说法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读者看不到恩格斯的本来说法。”
在第89页[28]上，伊里奇指出普列汉诺夫在翻译恩格斯原文时的一个错误，即在说明康德的“自在之物”时漏掉了“unfaßbaren”[29]一词。
所有这些对普列汉诺夫错误的非常严正的批评，都是平心静气的。只有一次伊里奇忍不住了，狠狠地骂了普列汉诺夫，在第238页[30]上：“……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放弃恩格斯的方法。”
列宁批评普列汉诺夫最多的，是由于他不懂得，随着对周围世界认识的深化，即随着各科学领域的不断获得成就，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必然会进一步地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不是什么静止不动的、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成长、发展、随着科学进步而更换自己形式的东西。
后来几年，列宁继续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和形式。他有关哲学方面的摘录和笔记保存下来了。其中一本笔记中有《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的草稿。这篇短文曾作为附录附在第13卷（俄文第3版）。那里有一处（第303页）谈到普列汉诺夫，这一处就其内容而不是就其形式来说，是很尖锐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31]
1921年伊里奇在论述工会问题时非常简单扼要地叙述了辩证逻辑的实质[32]。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重复了。在该文的脚注中，他要求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论文专集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读物。
当然，在1921年，他并没有改变他对普列汉诺夫所犯错误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在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那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写于1934年
载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34年第4期
[1]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423页。
[2]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页。
[3] 同上书第9页。
[4]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因其代表人物司徒卢威等常在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而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5]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6]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翼首领，无产阶级的叛徒。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公开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
[7] 《平等》杂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双周刊，也是德国妇女运动的机关刊物，1890—1925年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1892—1917年由蔡特金主编。
[8]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10]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4页。
[11]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44—245页。
[12] 路德维希·毕希纳（1824—1899），德国医生，自然科学普及者，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13] 休谟主义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休谟（1711—1776）的学说，这种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14]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2页。
[15]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
[16]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德国工人哲学家、恩格斯的朋友。他通过自学，独立得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相近的结论。
[17]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6、80、83、121、133页。
[18] 同上书第95—96页。
[19] 同上书第20页。
[20] 同上书第80页。
[21]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9—110页。
[22] 同上书第199页。
[23]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先验论者，不可知论者。
[24]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5页。
[25] 同上书第141页。
[26] 同上书第151—154页。
[27] 同上书第237—238页。
[28]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98页。
[29] 意即“不可理解的”。
[30]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257页。
[31]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0页。
[32]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51—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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