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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中
1898 —1901年



　　我自费到了米努辛斯克，我的母亲跟我同行。我们是1898年5月1日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应当在这里换乘轮船溯叶尼塞河而上，但是那时还没有轮船行驶。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认识了民权党人丘特切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很有经验的，安排我跟路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批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见了面；和我同案被捕的林格尼克和西尔文也在里面。士兵把被流放的人们带进照相馆之后，便坐在一旁吃起送给他们的夹杳肠的面包来。
　　我在米努辛斯克拜访过阿尔卡季·梯尔柯夫，他是三一事件的参加者[1]，无限期地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我拜访他的目的是转达他妹妹的问候，他妹妹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还去过费·雅·柯恩[2]，他是波兰同志，1885年因“无产阶级党”的案子被判处苦役，在监狱和流放中受了很多苦，我觉得他是一个身上绕着光环的、坚强不屈的老革命家，因而非常喜欢他。
　　我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的舒申斯克村时天已黄昏；那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猎去了。我们下了车，有人把我们带到屋子里去。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专区农民的住所非常干净，地板上铺着花花绿绿的自制地毯，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并且还点缀着冷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的房间虽然不大，但也非常干净。主人把剩下的房间让给我和我的母亲住。屋子里挤满了主人家的人和邻居，他们亲切地打量着我们和询问着我们。终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猎回来了。他看到他的屋子里有灯光而感到奇怪。主人哄他说这是奧斯卡尔·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被流放的彼得堡工人）喝得酩酊大醉跑来，把他的书扔了一地。伊里奇很快地跑上台阶。这时我已从屋里出来迎他。这一夜我们谈了很久。
　　在舒申斯克村，流放者中只有两个工人——洛兹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制帽工人、波兰人普罗敏斯基（他带有妻子及五个孩子），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芬兰人奥斯卡尔·恩格贝尔格。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同志。普罗敏斯基是一个沉着、稳重而非常刚强的人，他读的书不多，知识也不丰富，但是他的阶级本能却表现得很明确。他心平气和地、带着一种嘲笑的心情对待当时还在信教的妻子。他很会唱波兰的革命歌曲《工人们，要认识自己的力量》、《五一节》以及许多其他歌曲。孩子们也跟着他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也加入了合唱,他在西伯利亚非常喜欢唱歌，而且会唱许多歌。普罗敏斯基也唱俄国的革命歌曲，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给他的。普罗敏斯基预备回波兰去做工，他猎取了许多兔子，准备用毛皮给孩子们做皮大衣。但是他并没能回到波兰。他带着家眷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就在铁路上做起工来了。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他自己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妻子普罗敏斯卡娅加入了共产党，孩子们也都成了共产党员：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另一个也差一点牺牲在内战时期，现在在赤塔。1923年，普罗敏斯基才启程回波兰去，可是在路上害斑疹伤寒死了。
　　另外一个工人，奥斯卡尔，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是个因罢工和在罢工期间行为激烈而被流放的年青人。他无所不读，并且读得很多，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非常模糊。有一次他从乡里回来告诉我们说：“来了个新文书，他跟我的信仰是一致的。”——“怎么一致呢?”我问道。“他跟我都反对革命。”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吃一惊。第二天，我就开始和奥斯卡尔一起读《共产党宣言》（我得把它从德文翻译过来)，读完之后我们又开始读《资本论》。一次，正当我们在学习时，普罗敏斯基来了，坐在一旁抽烟。我从读过的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奥斯卡尔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普罗敏斯基却不慌不忙地微笑着回答了这个问题。奥斯卡尔因此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来上课。但他毕竟是一个好小伙子。舒申斯克村再没有别的流放者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试过同一个教师交朋友，但没有成功。这个教师倾向于当地的贵族：一个牧师和两个小铺的掌柜。他们赌牌、酗酒。这个教师对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普罗敏斯基的长子列奥波特常常同这个教师争论，那时列奥波特已经同情社会主义者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个农民朋友茹拉弗廖夫，伊里奇很喜欢他。茹拉弗廖夫有肺病，三十来岁，过去当过文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天生就是个革命家，反抗者。茹拉弗廖夫勇敢地反对富人，不同任何不公平的现象妥协，他经常到处流浪，不久就因肺病死了。
　　伊里奇还有一个朋友是贫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同他去打猎。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农民——大家叫他索西帕蒂奇；但他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好，常送给伊里奇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时送鹤，有时送松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索西帕蒂奇和茹拉弗廖夫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农村。有一次他把同一个富裕农民谈话的情形（他曾住在这个富裕农民家里）告诉我。这个富裕农民的一张皮子被一个雇农偷去了，他在河边捉住了那个雇农，把雇农打死了。伊里奇由于这件事而谈到小私有者的残酷无情，谈到小私有者对雇农的无情剥削。真的，西伯利亚的雇农象苦役犯人一样地劳动，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睡足觉。
　　伊里奇还有一个研究农村的方法。每逢星期日他就给群众做法律顾问。他作为一个律师的名望是很高的，因为他帮助一个从金矿上被开除的工人跟金矿主打官司打赢了。打赢官司的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农民中间传开了。男女农民都到他那里来诉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心倾听他们叙述并弄清一切问题，然后帮他们出主意。有一次从二十俄里以外的地方来了一个农民向伊里奇请教，怎样去告他的姐夫，因为他的姐夫没要他去参加结婚典礼，而结婚典礼是很热闹的。“你现在去，他会招待你吗？”——“现在会招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费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把这个农民劝说得愿意和他的姐夫和解了事。从对方的叙述里，有时一点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要求对方把判决书的副本带给他。有一次一个有钱人的公牛把一个孤苦农妇的母牛顶伤了。乡法院判决公牛的主人给农妇十个卢布。农妇对乡法院的判决提出了抗议，并且要求一份判决书的“副本”。“你是要一份你那头白母牛的副本吗？”陪审官嘲笑这个农妇说。怒不可遏的农妇跑来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诉。受屈者只要恐吓说向乌里扬诺夫去申诉，就常常能使得欺负他的人让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好地研究了西伯利亚的农村，以前他也熟悉伏尔加河流域的农村。伊里奇有一次说：“母亲曾想让我在乡村搞农业。我本来开始搞了，但一看不行，因为跟农民的关系会变得不正常起来”。
　　其实，作为一个流放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没有权利从事律师业务的。但是当时的米努辛斯克专区很自由，实际上任何监视都没有。
　　“陪审官”——一个当地的富裕农民——所最关心的是把牛肉卖给我们，而很少关心不让“他的”流放者逃跑。舒申斯克村的东西便宜得惊人。例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他的“薪水”——八卢布的补助金，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屋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钱花多了呢。的确，午饭和晚饭是简单一些——一星期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的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剁碎了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渣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他的狗是一只漂亮的哥尔顿种狗——叫做“任卡”，他教会了它衔物、伫立及狗所能学会的其他各种动作。在兹里亚诺夫家里，农民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那里住家，我们感到在很多地方都不方便，不久我们就用四个卢布租了半幢带菜园子的房子。[3]我们开始自己操持家务了。夏天找不到任何人来帮着料理家务。我同母亲两人忙着对付俄罗斯式的炉子。开始的时候，我用火筷子把面片汤弄撒了，后来就习惯起来。我们菜园子里长着各种蔬菜——黄瓜、胡萝卜、甜菜、南瓜；我为我们的菜园而自豪。我们把院子改成了个小花园，——我和伊里奇到树林里去采了些蛇麻草回来，花园建立起来了。10月间，来了个十三岁的女助手帕莎，瘦瘦的，肘骨很尖，什么活计都干得很利索。我教她识字，她把母亲的训诲“注意啊，注意别把茶水弄撒”写出来贴到墙上做点缀；她写日记，在日记上写着：“奥斯卡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和普罗敏斯基来了。他们唱《树墩》， 我也唱了。”
　　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迎接“五一”的。[4]
　　早晨，普罗敏斯基来到我们这里。他很象过节的样子，换上了干净的衣领，全身象铜币一样放着光。我们很快地就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带着“任卡”到恩格贝尔格那儿去了。“任卡”跑在前面，高兴地吠着。我们顺着舒沙河走。河里飘着冰块。“任卡”的腹部浸在冰冷的水里，向舒申斯克村的许多毛茸茸的看家狗挑战似地狂吠着，那些狗不敢下到这样冷的水里去。
　　奥斯卡尔见我们来了非常兴奋。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愉快地唱了起来：

五月那欢乐的一天来到了，
忧愁的影子躲开道！
高声唱起快活的歌儿！
我们罢工在今朝！
警察在卖力地奔跑，
干的坏事真不少；
他们要抓住我们，
把我们投入监牢。
我们不理那一套，
勇敢地庆祝五月来到，
嗨唷—嗨唷，嗨唷—嗨唷！
齐心协力干得好！

　　这首歌，我们用俄语唱完之后又用波兰语来唱。然后决定午餐之后到田野里去庆祝“五一节”。我们照着计划做了。在田野的时候，我们的人多了，已经是六个人，因为普罗敏斯基把他两个儿子带来了。普罗敏斯基一直容光焕发。我们走到田野里面，一个干燥的土丘时，普罗敏斯基站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色的方巾，在地下铺开，拿了个大顶。孩子们欢喜得叫了起来。晚上大家都到我们家里来，又唱起来了。普罗敏斯基的妻子也来了。我的母亲和帕莎也都跟着唱起来。
　　夜里我和伊里奇不知怎的总是睡不着，我们幻想着我们将来一定能参加的强大的工人示威游行……
　　院子里多了一个小孩子，因为来了一个移民，他是拉脱维亚人，毡靴匠，[5]曾有过十四个孩子，但只养活了敏卡一个。敏卡的父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敏卡已六岁了，长着一张干干净净的苍白的小脸，一双明亮的眼睛，讲起话来象大人一样。他开始每天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还没起床，门就开了，接着出现一个小身影，戴着大帽子，穿着母亲的厚上衣，系着围巾，高兴地说：“瞧，是我来啦。”他知道我母亲很宠爱他，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愿意逗他玩。有一次敏卡的母亲跑过来问：
　　“敏卡，你没有看见一个卢布吗？”
　　“看见了，我见它随便丢在桌上，就把它放到匣子里了。”
　　我们离开那里之后，敏卡伤心得病倒了。现在他已死去。毡鞋匠还来过信，请求在叶尼塞河那边拨一些地给他，他说：“希望老的时候能有口饱饭吃。”
　　我们的家务越来越大——我们又养了一只小猫。
　　从清早起，我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翻译韦伯夫妇的著作。[6]这本著作是司徒卢威给我弄到的。午饭后，我们两人同时抄写两个小时左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就做其他各种琐事。有一次波特列索夫送来了考茨基抨击伯恩施坦的一本小册子，[7]要我们两周内译完，我们就把一切事情推开，按期译完了。工作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就去散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爱打猎。他弄了一条粗劣的皮子做的裤子，无论泥里水里到处都去。嘿，那里有飞禽嘛！我是春天来到这儿的，对这种情况我很感惊奇。普罗敏斯基也爱好打猎，一来就高兴地微笑着说：“我看见野鸭子飞来了。”奥斯卡尔来也是谈野鸭子。一谈就是几个钟头。第二年春天，我也能讲得出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看见了野鸭子。严冬过后，春天的大地欣欣向荣。自然界的威力变得强大了。每当黄昏的时候，天鹅在春天的大水洼里漫游着。当你站在树林的边缘，你就会听到小河淙淙地流着，黑琴鸡呱呱地叫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到树林子里去，他总是要我牵着“任卡”。“任卡”兴奋得直蹦直跳。大自然的这种生气勃勃的景象真使人陶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打猎爱好者，只是性急得很。秋天我们在远处的林中小道上走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要是遇上了兔子，我不打，没带皮带来，不好往回拿。”但是，免子一跑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枪就响了。
　　深秋，当叶尼塞河上漂着小块浮冰的时候，我们就到岛上打兔子。这时兔子的毛色显得更白，在岛上无处藏躲，象绵羊一样绕着圈子跑。有时候，我们这些猎人打的免子竟能装满一船。
　　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也去打猎，但是打猎的热情是大大地减低了。有一次大家带着小旗〔有一种打猎的方法，是用小旗做围赶孤狸的工具。——译者注〕去打狐狸，这件事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法子想得真妙，”他说。猎人们设法使狐狸直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去。当时狐狸站了约摸一分钟，看了看他，很快窜进树林子里的时候，他才端起枪。“你为什么不打呢？”——“你不知道，它长得太漂亮了。”
　　深秋，还没有下雪，但河水已经开始结冻了。我们沿着小河走了很远——冰下面的每块石头、每条小鱼都看得清清楚楚，象仙境一般。而冬天，当寒暑表中的水银柱落到底的时候，小河的冰也就冻到河底了，水在冰上流着，很快地就会盖上一层冰。穿上冰鞋，在冻得不甚坚固的冰上可以滑行两俄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好这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上通常是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很疲倦的时候，就读读普希金、莱蒙托夫[8]、涅克拉索夫[9]的作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初到彼得堡的时候，我只是从别人的介绍里了解他一些。斯·伊·拉德琴柯告诉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读严肃的书，一生也没读过一本小说。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当我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一步认识了的时候，不知怎的关于这个问题一次也没有谈过。直到在西伯利亚时，我才知道这纯粹是些无稽之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是读了，而且还多次地读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总而言之，他是非常熟悉古典作家，并且热爱他们。后来，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他给了国家出版局一个任务——出版普及本的古典作品。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相片簿上除了几个亲人和流放中的老同志的相片外，还有左拉的、赫尔岑的和几张车尔尼雪夫斯基[10]的。
　　邮件每星期要来两次。通信范围非常广泛。从俄国寄来了信件和书籍。安娜·伊里尼奇娜常来信，她对一切都写得详详细细；彼得堡也常来信；顺便说说，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司徒卢威有一次给我来信，说她的小儿子“已能仰起头来了，每天我们把他抱到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像跟前，告诉他：向达尔文老爷爷鞠躬，向马克思鞠躬，他也就有趣地鞠起躬来”。我们还接到从遥远的流放地寄来的信——马尔托夫从土鲁汉斯克寄来的和波特列索夫从维亚特卡省奥尔洛夫寄来的。来信最多的是被流放在邻村的同志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夫妇、斯塔尔科夫从米努辛斯克（距舒申斯克村五十俄里）常常来信。勒柏辛斯基、瓦涅也夫、西尔文、帕宁——奥斯卡尔的朋友——住在距离三十俄里的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林格尼克[11]、沙波瓦尔、巴拉姆津住在距离七十俄里的捷斯村。库尔纳托夫斯基[12]住在糖厂。信里无所不谈——谈俄国的消息，谈将来的计划，谈书籍，谈新的派别，谈哲学。在信上还谈棋术。特别是同勒柏辛斯基，他们通信下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布好棋局，就考虑起来。有一个时候他简直是入迷了，甚至在梦中还喊：“要是他的马跳到这儿，我的车就放到那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亚历山大·伊里奇从小就非常爱下棋、弗拉某米尔·伊里奇的父亲也爱下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起初是父亲赢我们，后来，我跟哥哥弄到一本象棋指南，我们就开始赢父亲了。有一次——我们是住在楼上的，——我们遇见父亲端着一支蜡烛从我们的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那本象棋指南。接着就坐下看起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俄国后，就不下棋了。“棋太迷人妨碍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论做什么事都不马虎，他总是把全副热情拿出来，所以无论在休息时或在国外侨居时，他都不原意下棋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能抛开那些妨碍事情的东西。“在中学的时候，爱好溜冰，但溜冰之后很疲倦，就想睡觉，妨碍学习，我就不再溜冰了。”
　　又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有一个时期，我非常喜好拉丁语。” ——“拉丁语？”我惊奇地问道。 “是的，不过当它开始妨碍其他的功课时，我就把它扔掉了。”不久以前，我看《左翼艺术战线》杂志，看到有人分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语言的风格与结构时，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罗马雄辩家在句子构造以及雄辩方法上有相似之处，我这才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什么在研究古罗马作家时会喜好拉丁语了。　　
　　他不但跟流放的同志们通信，有时还见面，虽然并不经常。有一次我们到库尔纳托夫斯基那里去了。[13]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个很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生活却是苦难重重。同一个暴虑的父亲度过了艰苦的童年，然后就是接二连三地被流放，三番五次地坐牢。他几乎就没有自由地工作过。才从监狱里出来一两个月就被捕去监禁几年，没尝过生活的温暖。我只记得一件事。我们在他服务的糖厂附近走着，遇到两个女孩子，一个年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大女孩子提着一只空水桶，小女孩子提着一只空水桶。“多丢人啊，大的强迫小的拿东西。”库尔纳托夫斯基对大女孩子说。那个女孩子只是莫名其妙地望了望他。我们还到捷斯村去过。[14]有一次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夫妇来了一封信说：“县警察局长因为捷斯人的某个抗议而大发雷霆，不准捷斯人到任何地方去。捷斯有一座山，在地质方面很有价值。请您写信说您想研究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玩笑地给县警察局长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不仅准他一个人到捷斯去，还请求准他的妻子去帮忙。县警察局长派人送来了许可证。我们花了三个卢布雇了一辆一匹马拉的二轮马车——农妇说，她的马很壮实，“吃得不多”， 用不着多少麸料，——这样我们就向捷斯出发了。马虽然“吃得不多”， 但是把我们拉到中途就不走了，不过我们还是到了捷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林格尼克谈论康德，同巴拉姆津谈论喀山小组；林格尼克的嗓子很好，给我们唱了歌。总之，这次旅行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特别美好的回忆。
　　我们到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去过两次。一次是为了通过关于《信条》的决议[15]——瓦涅也夫患着沉重的肺病，命在旦夕，他的床被抬到一个大房间里，所有的同志都聚集在那里。决议被一致通过了。
　　另一次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安葬瓦涅也夫。
　　“十二月党人”（这是我们对1895年12月被捕的同志们的戏称）很快地就少了两个人，在监狱中发疯的扎波罗热茨和患重病的瓦涅也夫都死了，那正是工人运动的火焰刚刚开始燃烧起来的时候。
　　我们到米努萨去过新年，所有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时米努萨还有被流放的民意党人：柯恩、梯尔柯夫和其他人，但他们不和我们往来。这些老头子对年轻的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不相信这是些真正的革命家。在我到达舒由斯克村之前不久，米努辛斯克县发生过流放纠纷。当时米努萨有一个流放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叫赖钦，去过国外，跟“劳动解放社”有联系。他决定逃走。有人给他弄到了路费，逃走的日期没有决定。但是赖钦拿到路费以后，就陷入一种非常神经质的状态，谁也没有告诉就跑掉了。民意党的老头子们责难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们知道赖钦逃跑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事先告诉他们这些老头子；可能进行搜查，而民意党人却毫无戒备。“纠纷”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来到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没有比这种流放纠纷更糟的了，这种纠纷最能误事，老头子们的神经有毛病，因为他们什么事情都体验过，服过苦役。不应当让这种纠纷折磨自己——整个工作还在前边，不应当在这种纠纷上耗费自己的精力。”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同老头子们分裂。我还记得进行分裂的那次会议的情形。关于分裂的决定先已作出，应当将这个分裂尽可能地做得妥善些。分裂是因为需要分裂，但是分裂得要使人无怨无恨而有些惋惜。这样，后来就不相往来了。
　　总之，流放时期还过得不坏。这是一个严肃的学习时期。流放期愈接近结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愈来愈多地想到即将来临的工作。从俄国来的消息非常少，在那里，经济主义产生并巩固起来了，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印刷所也没有，通过崩得解决出版问题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然而只写通俗的小册子而不对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发表意见更是不行。工作陷于非常涣散的状态，经常的逮捕使工作没有连续性，人们竟谈起《信条》和《工人思想报》的主旨来了，《工人思想报》上刊登的一个受经济派宣传影响的工人的通讯里写道：我们工人不需要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
　　列夫·托尔斯泰曾在什么地方写过：走前半段路程的人，通常想的是他所留下的东西；而走后半段路程的人，想的则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东西。在流放中也是这样。最初的时期多半是总结以前的工作。在流放的后半期多半是考虑未来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愈来愈专注地考虑着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把党从现在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才能使工作走上正轨，才能保证社会民主党对工作有正确的领导。从何着手呢？在流放的最后一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了一个组织计划；后来他在《火星报》上，在《怎么办？》[16]里，在《给一个同志的信》[17]里发展了这一计划。应当从组织全俄性的报纸着手，要在国外出版这份报纸，使它尽可能地同俄国的工作密切联系起来，同俄国的组织密切联系起来，尽可能地搞好输送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已夜不成寐，异常消瘦。他在失眠的夜里，周详地考虑着自己的计划，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我讨论，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通信商量，并同他们商谈出国的问题。愈往下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愈加急不可待，愈加渴望工作。这时我们又遭到一次突如其来的搜查。利亚霍夫斯基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信的收据不知从谁手里被宪兵搜去了。这封信谈的是关于费多谢耶夫纪念碑的问题。宪兵们就乘机进行搜查。搜查是在1899年5月间进行的。[18]信被他们找到了，信没有丝毫问题的。他们检查了别的信件，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照彼得堡的老习惯，秘密文件和书信我们是另外保存的。的确，这些东西都摆在书柜下面的搁板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递给了宪兵一把椅子，为的是让他们先从上面的搁板开始搜查，那上面放的是各种统计资料汇编。他们都搜查得累了，当要看下层搁板时，我说那里是我的一些教育书籍，他们连看也没有看便相信了。搜查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不过很担心他们利用借口再把流放期延长几年。那时逃跑的事还不象后来那样常常发生，但不管怎样，逃跑是会使事情复杂起来的。到国外去之前，必须先在俄国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不过，事情很顺利流放期没有延长。
　　1900年2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流放期满以后，[19]我们就动身回俄国了。两年来变得非常漂亮的帕莎夜夜哭泣不已。敏卡忙着往家里拿剩下的纸张、铅笔、画片以及其他东西。奥斯卡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来了，坐在椅子边上，看样子很激动，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自制的胸饰，样子象一本书，上边写着“卡尔·马克思”， 以纪念我给他讲过《资本论》。女主人和邻人不停地向屋子里窥视，我们的狗不懂得这整个忙乱意味着什么，不停地用鼻子把门一扇扇推开，看看一切是否都在老地方。妈妈一边咳嗽一边收抬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地捆扎书籍。我们到了米努萨，要带斯塔尔科夫和奥丽珈·亚历山大罗夫娜·西尔文娜同行。我们所有流放的伙伴都已经会集在那里，大家流露出一种当流放者中有人要回到俄国去时所常有的情绪：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将怎样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就同不久要回俄国去的同志谈妥在一起工作，跟留下来的人谈妥通信的事情。大家所想的都是俄国，但是所谈的却是各种各样的琐事。
　　巴拉姆津用夹肉面包喂我们留给他的任卡，但它并不理睬，它在我母亲的脚边，不转眼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我们终于穿上了毡靴和毛皮大衣启程了。我们乘马拉雪橇沿着叶尼塞河日夜兼程地走了三百俄里，幸而夜间月光很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每一站出发前都关心地替我和母亲裹扎好，检查一下忘掉什么东西没有，跟冻僵了的奥丽珈·亚历山大罗夫娜开开玩笑。马拼命地跑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没穿毛皮大衣，说穿毛皮大衣太热——把手插在从母亲那里拿去的暖手筒里，思想早就跑到俄国去了，在那里他就可以尽情地工作了。
　　我们到达乌法的那天，有当地的人亚·德·瞿鲁巴[20]、斯维捷尔斯基[21]、克罗赫马尔[22]来找我们。克罗赫马尔结结巴巴地说：“跑了六家旅馆，终于把你们找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乌法停留了两天，同人们谈了话，把我和母亲托付给同志们以后，他就动身往更靠近彼得堡的地方去了。在这两天里的情形我所记得的只是拜访老民意党人切特维尔戈娃这件事。切特维尔戈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喀山认识的。她在乌法开了一个书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达乌法的当天，就到她那里去了，当他同她谈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非常柔和，脸上显出采种特别的和蔼神情。后来当我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怎么办？》一书的结束语时，我记起了这次拜访。列宁在《怎么办？》中写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这里指的是工人运动的年轻的领导，社会民主党人。——娜·克·注）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时，是抱着民意党人的那种观点的。他们在少年时代，差不多全都热烈崇拜过从事恐饰行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必须与那此坚持民意主义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 这段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传记的一个片断。
　　“真正的”工作刚刚开始时就和伊里奇分开，使我感到非常惋惜，但是我连想也没想留他在乌法，因为他当时已有可能到离彼得堡更近的地方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普斯科夫[23]，后来波特列索夫和柳·尼·拉德琴柯跟她的孩子们也住在那里。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告诉我们说，拉德琴柯的两个小女儿任妞尔卡和柳达怎样模仿他和波特列索夫的动作。两个小孩子背着手，并排在屋里踱着，一个说“伯恩施坦”， 另一个就回答“考茨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普斯科夫致力于建立组织网，这些组织要把未来的在国外出版的全俄性的报纸同俄国紧密联系起来，同俄国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普斯科夫同巴布什金及其他许多人见了面。
　　我渐渐地习惯了乌法的气候，翻译一些东西，教些课。
　　在我到达乌法前不久，这里发生过一次流放纠纷，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里有：克罗赫马尔、瞿鲁巴、斯维捷尔斯基，另一个阵营里有：普拉克辛兄弟、萨尔蒂柯夫、克维亚特科夫斯基[24]。查钦娜与阿普捷克曼[25]站在派别之外，同双方保持着关系。我对第一派比较亲近，很快地我就跟它接近了。这一派做了些工作，一般说来，这一派是最积极的一部分人。我跟铁路修理厂有联系。在那里有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班。工人雅库托夫[26]是最积极的。他屡次到我这儿来拿书和交谈。他用很长的时间寻找马克思的一篇论文，可是好容易找到手以后，却没有办法读完它。他抱怨说：“没有时间，你知道，农民们经常有事来商量。为了使他们不把自已在坏处想，就得同每个人谈话、这样就没有时间了。”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娜塔莎也同情他，他们什么样的流放也不怕，他到哪里都没关系，一双手到处都能养活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秘密工作者，最憎恶空喊、吹嘘、说大话。做一切事情都要求彻底，不声不响，踏踏实实。
　　1905年，雅库托夫是在乌法成立的共和国的主席，但是后来，在反动的年代里，他在乌法的监狱里被绞死了，他死在监狱的院子里，整个监狱——所有的牢房里的人——都唱起挽歌来了，并且宣暂，永远不忘记他的死，一定给他报仇。
　　我还给其他工人上课。一个小工厂的年轻的五金工人来上课时，常常告诉我当地工人的生活情形，他是个很急躁的、神经质的人。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在监狱里发了疯。
　　到我这儿来的还有个生肺病的装订工人克雷洛夫，他努力制作可以放进秘密手稿的双层书皮，把手稿贴成做书皮用的纸板。他告诉我当地印刷工人工作的情形。
　　后来我根据这些谈话给《火星报》写了一些通讯。
　　除乌法外，我还在邻近各个工厂进行工作。乌斯其—卡塔夫工厂里有一个女助理医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她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散发秘密的通俗小册子。当时，我们非常缺乏这种小册子。
　　每个大工厂里都有几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我们乌法的组织在叶卡特林堡掩护着一个搞秘密工作的工人马扎诺夫，他是从土鲁汉斯克回来的，他同马尔托夫一起被流放在那儿。只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工作没有搞好。
　　乌法是省的中心，斯捷尔利塔马克、比尔斯克和其他县城的流散者经常可以获得许可到乌法来。
　　此外，乌法是西伯利亚到他国去的必经之路。从流放地回来的同志们都要来此商量一下工作。马尔托夫（他没有能立即离开土鲁汉斯克）、格·伊·奥库洛娃[27]、帕宁到这里来过，“叔叔”（莉·米·克尼波维奇）从阿斯特拉罕秘密地到这里来过，鲁勉采夫、波尔土加洛夫[28]也从萨马拉到这里来过。
　　马尔托夫在波尔塔瓦住下了。那时我们同他有联系，想通过他得到书刊。大概在我离开马法后一个星期，书刊就来了。派去领取书刊的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因为箱子在路上破了被发现带有禁书，而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五年。实际上他并没有进行工作，他去领包裹，乃是因为包裹寄到啤酒厂，而他在教那个啤酒厂厂主的女儿读书。
　　那时乌法也有民意党人——有列昂诺维奇，稍后，还有鲍罗兹季奇。
　　临出国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险些出事。他同马尔托夫去同时从普斯科夫到彼得堡去。他们被人跟踪之后遭到逮捕。[29]他的背心里放着从“大婶”（亚·米·卡尔梅柯娃）那儿拿来的两千卢布和一张用化学方法写在信纸上的与国外发生联系的地址目录，为了不惹人注意就用墨水在上面写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一笔什么账目。如果宪兵当时能想到用火烤这张单子的话，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不能在国外办全俄政治报了。但他“很走运”，过了十来天就获释了。
　　后来，他到乌法来跟我告别。他谈到在这一时期中他做了些什么事情，遇到过哪些人。当然，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到，开过许多会。记得，当发现自命为民意党人的列昂诺维奇甚至不知道“劳动解放社”的名称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勃然大怒说：“难道一个革命者可以不知道这个吗，难道他能自觉地选择一个他将在其中工作的党吗，如果他不知道、不研究‘劳动解放社’写的东西的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在乌法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30]
　　他从国外给我的信多半写在寄给各个地方自治局人士转交的书里。总的说来，办报纸的事情进行得并不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希望的那样迅速。跟普列汉诺夫商谈很不顺利，因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来的信是简短的、不愉快的，结尾总是：“等你来了再告诉你”，“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冲突，我给你详详细细地记下来了”。[31]
　　我好容易等到流放期满，[32]那时不知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久没有来信。
　　我想到阿斯特拉罕去找“叔叔”（莉·米·克尼波维奇）， 于是就匆匆启程了。
　　我同母亲顺路到莫斯科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那儿去了一趟。那时她一个人在莫斯科。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监狱里，安娜·伊里尼奇娜在国外。
　　我非常敬爱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她对人总是那样体贴入微，关心备至[33]。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爱他的母亲。有一次他对我说：“她有着坚强的意志，哥哥这件事要是发生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会怎样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志力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还继承了她对人体贴和关心的品德。
　　我们住在国外的时候，我把我们的生活尽量生动地写信告诉她，为的是使她能感到儿子的一些温暖。189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去，报纸上刊登了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在莫斯科去世的讣告。奥斯卡尔后来对我说：“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他的脸色苍白得好象麻布似的，他说：‘我的母亲死了’。死的原来是另外一个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遭到许多悲痛——长子被处死刑，女儿奥丽珈夭亡，其他子女不断被捕。
　　1895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了，她立刻赶来照料他，来自给他做饭；伊里奇被逮捕了，她又尽到母亲的责任，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拘留所的昏暗的接待室里等他，看望他，给他送东西去；她只是头稍稍有点儿颤抖。
　　我答应她照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却没有照顾好……
　　我把我的母亲从莫斯科带到彼得堡，把她安置在那里。我自己到国外去了。我有点傻乎乎地到布拉格去了，我还以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莫德拉切克的姓住在布拉格呢。
　　我在行前拍了电报。到了布拉格，谁也没有来接我，等了又等。我怀着非常不安的心情雇了一辆马车，装上柳条包就走了。到了工人区：狭窄的胡同，高大的房屋，许多窗口都晾着羽毛褥子……
　　我跑到四层楼上。一个很白净的捷克女人开了门。我说了几遍：“找莫德拉切克，找莫德拉切克先生。”出来了一个工人，说道：“我就是莫德拉切克。”我惊慌失措地说：“不，他是我的丈夫。”莫德拉切克终于猜着了。“啊，您大概是里特迈耶尔先生的妻子，他住在幕尼黑，但是他是通过我向乌法给您寄书和信件的。”莫德拉切克为我忙了整整一天。我告诉他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形。他告诉我奥地利革命运动的情形。他的妻子把她的刺绣拿给我看，并且给我做了一顿捷克的面片吃。
　　到慕尼黑[34]的时候，我穿的是皮大衣，这时在慕尼黑大家都穿单衫了。根据经验，我把柳条包存放在车站上，就坐上电车去找里特迈耶尔。我找到一座房子，第一号住宅是个啤酒店。我走到柜台跟前，柜台后面站着一个胖胖的德国人，我胆怯地打听着里特迈耶尔先生，预感到又有些不对头。啤酒店的老板答道：“就是我。”我完全失望了，嘟嘟囔囔地说：“不，他是我的丈夫。”
　　我们就象傻子一样面面相觑。最后，里特迈耶尔的妻子来了，看了我一眼，猜着了：“啊，她准是迈耶尔先生的妻子。他在等着从西伯利亚来的妻子呢，我送你去。”
　　我跟着里特迈耶尔太太往大楼的后院走去，走进了一个似乎没人住的住宅里。门开了，桌子旁边坐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尔托夫和安娜·伊里尼奇娜。忘了谢谢女主人，我就骂了起来：
　　“真见鬼，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到哪里找你？”
　　“怎么没写信？我每天去接你三次，你从哪儿来的？”后来才知道，写着地址的那本书是寄给一个地方自治局人士转交的，而那个人竟把那本书留下来看了。
　　不少俄国人后来也都尝过这种旅行的味道：施略普尼柯夫[35]第一次到日内瓦来走到热那亚去了，巴布什金想到伦敦，险些到了美国。



[1] 指1881年3月1日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判刑的民意党人。——译者注

[2] 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3] 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及其母亲1898年7月10日（22日）从农民阿·德·兹里亚诺夫家搬到农妇普·阿·彼得罗娃家居住。——编者注

[4] 1899年的五一节。——编者注

[5] 普·伊·库杜姆。——编者注

[6] 指比阿特里萨·韦伯和悉尼·韦伯合著的《英国工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编者注

[7] 指卡·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899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8]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1814年10月15日——1841年7月27日），俄国诗人。

[9]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年11月18日——1877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尤其敬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张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片上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笔题词；生日不详，死于1889年。——娜·克·注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11] 弗里德里希·威廉莫维奇·林格尼克（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ович Ленгник，1873年1月12日——1936年11月29日），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因组织罢工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1年获释后任《火星报》雇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秘密回国，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北方局，同年被捕。1905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后因病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8—1932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副主席。1934年任苏联革命博物馆馆长。1936年逝世。

[12] 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库尔纳托夫斯基（Викто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урнатовский，1868年6月28日——1912年9月19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2年流亡瑞士。1896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7年回国，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0年获释。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5年“10月17日宣言”发表后获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策划发起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起义失败后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后在流放地越狱，经日本流亡法国。1912年在巴黎逝世。

[13]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1898年10月11日（23日）到米努辛斯县伊凡诺夫卡村库尔纳托夫斯基那里去的。——编者注

[14]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去捷斯村是在1899年的夏天。——编者注

[15] 1899年8月7—22日（8月19日—9月3日）之间，被政治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举行了讨论“经济派”的宜言——《信条》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列宁组织的。——编着注

[16] 《列宁全集》第5卷第313—500页。——编者注

[17] 《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6 卷第201-221页，——编者注

[18] 1899年5月2日（14日）。——编者注

[19] 1900年1月29日（2月11日）列宁流放期满。——编者注

[20]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21]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斯维捷尔斯基（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видерский，1878年3月8日——1933年5月10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二月革命后任乌法《前进报》主编。1918年3—4月任乌法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2—1928年任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1929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3年任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1933年在里加因车祸身亡。

[22] 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克罗赫马尔（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охмаль，1873年10月31日——1933年？月？日），1896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4年、1906年两次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期间是左派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1921年以后从事法律顾问工作。1930年退休。

[23] 列宁是1900年2月26日（3月10日）到普斯科夫的。——编者注

[24]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维亚特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вятковский，1878—？），出身于民意党人家庭。1899年参加学生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基希讷乌，在那里组织发行《火星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7年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重新入党，与列宁关系密切。1921年在英国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为布尔什维克提供外贸服务，同年12月在“清党”中被开除出党。1925年因公司财务问题被捕。1927年被判处10年徒刑。其后的情况不详。

[25] 奥西普·瓦西里耶维奇·阿普捷克曼（Осип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птекман，1849年3月30日——1926年7月8日），1871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6年加入土地自由社。1879年加入黑土重分社。18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87年赴慕尼黑大学就读。90年代末参与组建民权党。后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孟什维克。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脱离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回国，脱离政治活动。

[26]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雅库托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Якутов，1868年6月20日——1907年11月7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铁路工人运动。190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05年革命期间任乌法铁路车间罢工委员会主席兼乌法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6年被捕。1907年英勇就义。

[27] 格拉菲拉·伊万诺夫娜·奥库洛娃·泰奥多罗维奇（Глафира Ивановна Окулова-Теодорович，1878年5月5日——1957年10月19日），1896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尼塞委员会委员兼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主义教育学院政治教育学院副院长。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和新闻部长。1954年退休。

[28] 维克多·维尼亚明诺维奇·波尔土加洛夫（Виктор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Португалов，1873年8月25日——1930年5月16日），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劳动派。二月革命后加入劳动人民社会党，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流亡南斯拉夫。1921年移居波兰。1929年移居法国。1930年死于巴黎。

[29] 见本卷第68页脚注。——编者注

[30] 参见本卷第71页脚注①。——编者注

[31] 《“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 《列宁全集》第4卷第293—311页。——编者注

[32] 1901年3月11日（24日）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流放期满。——编者注

[33]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写的《回忆录》（1925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版第43—44页［《探照灯》丛书第2册］）一书中写道：“后来我们侨居国外时，她也给来信，她的信总是同时写给我们两个人，而从不单独写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虽说是些须小事，从中却可看到细致入微的体贴。”——编者注

[34]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1901年4月中旬到慕尼黑的。——编者注

[35]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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