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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
1901—1902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虽然都是拿着合法的护照出国的，但是却决定在慕尼黑用别人的护照住下来，远离俄国侨民区，为的是不暴露从俄国来的工作人员，以及比较容易地把秘密书刊用箱子或是当作信件送到俄国去。
我到慕尼黑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里特迈耶尔家里，没有经过登记，自称为迈耶尔。虽然里特迈耶尔是啤酒店的老板，但他是个社会民主党人，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藏在自己的住宅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是不太好的，他过着独身生活，每天在一个德国女人那儿吃饭，她给他M ehlspeise[1]吃。早晨和晚上用洋铁杯子喝茶，用完后自己细心地刷洗干净，挂到水龙头旁边的钉子上。
他面带忧虑，一切工作都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开展起来。那时住在慕尼黑的，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外，还有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査苏利奇。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主张报纸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在瑞士的一个地方出版。他们并不特别重视《火星报》，完全没有估计到《火星报》能够起的和已经起的组织作用，开始一个阶段查苏利奇也一样；他们比较最关心的是《曙光》杂志。
“你们的《火星报》可不高明，”维拉·伊万诺夫娜·査苏利奇起初开玩笑地说。这当然是一句笑话。但在这句话里也透露出她对整个事业的一定程度的估计不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必须使《火星报》离开侨民居住的中心地区，以便它能隐蔽起来，这对与俄国联系，对通信，对工作人员出国都有巨大的意义。老头子们则倾向于认为他不愿意把报纸迁到瑞士去，是不愿意接受领导，是想要推行自己的路线，因而他们没有特别热心地来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很不安。他对“劳动解放社”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对普列汉诺夫不用说了，他对阿克雪里罗德和查苏利奇也都是热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到慕尼黑的第一天晚上这样对我说：“你将看到维拉·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个水晶般纯洁的人。”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劳动解放社”里只有维拉·伊万诺夫娜一个人接近了《火星报》。她同我们一起在慕尼黑和伦敦住过。她非常关心《火星报》编辑部的生活，与它同甘苦共患难，非常关心从俄国来的消息。
“《火星报》变得有出息了，”她在《火星报》的影响增长和扩大后开玩笑地说。维拉·伊万诺夫娜不止一次地讲述过漫长的、冷清的国外侨居生活。
我们从来也没尝过“劳动解放社”所过的那种侨居生活，我们始终同俄国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从俄国经常有人到我们这里来。在消息灵通这方面来说，我们住在国外比住在国内任何一个外省的城市还好；我们非常关心俄国的工作；俄国的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工人运动日益高涨。而“劳动解放社”的人们当时却与俄国断绝了联系，他们住在国外的时候正是极其反动的年代，——从俄国来一个大学生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大家都不敢来。九十年代初，克拉桑和科罗勃科到他们这里来过，回去之后立刻就被宪兵队叫去，问他们为什么去普列汉诺夫那里。那时候对人们的监视是组织得非常严密的。
“劳动解放社”全体成员中最感孤单的是维拉·伊万诺夫娜。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总还有个家庭。维拉·伊万诺夫娜不止一次地谈到她的孤单：“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接着就立刻用笑话来遮掩自己的痛苦：“没有关系，你们爱我，我知道，我死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少喝一杯茶的。”
她很需要一个家庭，——或许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养女”在别人家里长大的缘故吧。只要看看她是多么愿意跟迪姆卡（彼·格·斯米多维奇[2]的姐妹）的很白净的儿子一块玩就可以明白了。她甚至善于管理家务，在公社里，轮到她做饭的日子，她总是细心地购买食品（在伦敦的时候，维拉·伊万诺夫娜、马尔托夫、阿列克谢耶夫[3]在一块儿过公社生活）。不过很少有人猜到维拉·伊万诺夫娜喜欢过家庭生活和管理家务。她过着虚无主义式的生活——穿衣服随随便便，抽起烟来没完，她的房间里乱得令人难以想象，她不许可任何人收拾她的房间。她吃饭的方式也很古怪。我记得，有一次她在煤油炉子上给自己烤肉，一边烤，一边用剪子一块块地剪下来吃。
她对我说：“我在英国住的时候，有些英国太太想跟我谈话。‘您煎肉要用多少时间？’——我回答说：‘那要看情形，如果想吃的话，十来分钟就煎好，如果不想吃的话，就煎三个小时。’她们就不再问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写作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喝浓黑咖啡，不吃别的。
维拉·伊万诺夫娜非常怀念俄国。大概是在1899年[4]她曾秘密地回俄国一趟，——不是去工作，而是去“看看老百姓，看看他们的鼻子有没有长高”。《火星报》开始出版时，她感觉到，这是俄国工作的一部分，便用全力来支持它。离开《火星报》对她说来，就是又跟俄国断绝联系，又开始坠入死气沉沉的毫无希望的侨居生活里。
因此，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火星报》编辑部问题时她被激怒了。这对她来说不是自尊心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905年她回到了俄国，就留在那儿了。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维拉·伊万诺夫娜有生以来第一次反对了普列汉诺夫。多年的共同斗争把她与普列汉诺夫联系在一起，她看到了他在指导革命运动走向正确轨道的事业中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她推崇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者，她推崇他的智慧、他的绚丽的才华。有一点儿跟普列汉诺夫意见不合的地方，都会使她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这次她却没有跟着普列汉诺夫走。
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是悲惨的。在理论方面他对工人运动的功勋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国外侨居的年代影响了他，——这些年代使他脱离了俄国现实。当他在国外的时候，俄国发生了广泛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他看见过各种党派的代表、作家、大学生，甚至也看见过个别的工人，但却没有见过俄国的工人群众，没有在他们中间进行过工作，感觉不到他们。有时候，从俄国寄来的某篇通讯中显示出一些新的运动形式，令人感觉到运动发展的远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尔托夫、甚至维拉·伊万诺夫娜都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它；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长时间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晚上不能入睡。我们迁到日内瓦之后，我试着把这些通讯和信件拿给普列汉诺夫看，他的反应真使我惊奇：他好象失去了立足之地似的，在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不相信的神色，后来他从没有谈到过有关这些通讯和信件的事情。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对从俄国寄来的信件尤其不信任了。
起初这甚至使我觉得有些不快，后来才明白这是由于他离开俄国太久，他没有一个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标准，使他能确定每篇通讯的比重，并在字里行间读到许多东西。
工人们常常到《火星报》来，当然，他们每人都想见见普列汉诺夫。见他比见我们或者马尔托夫要难得多，可是即使工人见到了他，临走时也会带着一种混杂的感情。普列汉诺夫的绚丽的才华、他的知识、他的机智使工人感到惊佩，但是不知为什么，工人们离开普列汉诺夫时，只是感到自己与这位出色的理论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的心事，他们想谈出来跟他研究的问题终于没能谈出来。
如果工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而试着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普列汉诺夫就会发起火来：“你的爸爸和妈妈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我就……”。
大概在侨居生活的最初几年还不是这样，但是到九十年代初，普列汉诺夫已经丧失了对俄国的直接的感觉。1905年他没有回俄国去。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是一个比普列汉诺夫和査苏利奇强得多的组织者。他接见来访的人比谁都多，来访的人们在他那里呆的时间也最久。他请他们喝，请他们吃。他仔细地向他们打听着一切。
他与俄国通信，知道秘密联系的方法。一个俄国的组织者和革命者在侨居瑞士的漫长岁月里能有什么样的感觉，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帕维尔·鲍里索维奇的工作能力失去了四分之三，他彻夜不能入睡，写作时非常吃力，几个月写不完一篇文章，他的笔迹几乎不能辨认，因为他写字时激动得很厉害。
阿克雪里罗德的笔迹总是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强烈的印象。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说：“要是一个人搞成阿克雪里罗德那副样子，那可真是不得了。”他不止一次地同克拉麦尔[5]医生谈过阿克雪里罗德的笔迹（克拉麦尔医生在他最后一次得病期间曾医治过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895年第一次到国外时，关于组织问题同阿克雪里罗德谈得最多。关于阿克雪里罗德的事情，我到慕尼黑时，他跟我谈了很多；后来，当他自己不仅不能够写而且连一句话也不能说的时候，他还指着报纸上阿克雪里罗德的姓问我：他现在在做什么。
帕·鲍·阿克雪里罗德对《火星报》不在瑞士出版，跟俄国联系的渠道也不通过他这件事，感到非常痛苦。这是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那样澈烈地对待三人小组问题的原因。《火星报》将是组织中心，而他却不能参加编辑部！而且这发生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得到俄国的呼吸。
我到慕尼黑的时候，“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当中只有查苏利奇顶着别人的名字住在那里，——她用的是一个保加利亚人的护照，叫维里卡·德米特里耶夫娜。
别人也都得用保加利亚人的护照住在那里。在我到达慕尼黑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本就没有护照。我到了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个保加利亚医生尤尔丹诺夫的护照，在护照上填上了他的妻子玛丽查，根据招租广告在一个工人家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在我之前，《火星报》的秘书是印娜·格尔莫格诺夫娜·斯米多维奇—列曼[6]，她也是用保加利亚人的护照住在那里，化名迪姆卡。我到了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告诉我说，他已给我安排好了，我到之后要我做《火星报》的秘书。这当然就是说，跟俄国的一切联系都将要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的监督之下来进行。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当时对此毫无异议；而“劳动解放社”也没有提出自己的人选，加之他们当时也并不特别重视《火星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他这样做很不好意思，但是他认为为了工作必须这样。任务一下子就压得很重。那时工作是这样组织的：俄国来的信件都寄到德国各个城市的德国同志那里，而这些德国同志又把收到的信寄给列曼医生，列曼医生再把信件寄给我们。
在这不久以前，出过这么一件事。在俄国，为了出版小册子终于在基什尼奥夫建立起了印刷所，这个印刷所的经理阿基姆（李伯尔[7]的兄弟莱昂·戈尔德曼）把在俄国出版的几本小册子装在枕头里寄给列曼。列曼不知底细，大为吃惊，在邮局拒绝接受这个寄来的枕头，但是，当我们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告诉他这样做太危险的时候，他才把枕头领回来，并说今后只要是寄给他的东西，无论什么他都收，寄一火车来也没关系。
运送《火星报》到俄国去的运输线那时还没有建立。《火星报》主要是放在夹底箱子里，交给各种各样的旅客带到俄国约定接头的地点。
这种接头地点在普斯科夫是勒柏辛斯基家，在基辅和其他地方也有。俄国的同志把刊物从夹底箱子里抽出来，交给组织。运输线刚刚通过拉脱维亚人罗劳和斯库比克在搞。
在这上面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在各种商谈上也费掉很多时间，这些商谈后来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我还记得，我们曾跟一个家伙商谈了大约一星期，他想跟走私者建立关系，要我们给他买一架照相机带着到国境去旅行。
那时我们跟在柏林、巴黎、瑞士、比利时的《火星报》代办员都有书信往来。他们尽可能帮助我们物色愿意带箱子的人，筹集款子，接关系，找通信地址等。
1901年10月由一些支持者的小组成立了所谓“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8]
同俄国的联系很快地就增多起来。彼得堡工人巴布什金是《火星报》最积极的通讯员之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出国的时候跟他见过面，并且谈妥了关于通讯的事情。[9]他从奥烈霍沃—祖耶沃、弗拉基米尔、古斯—赫鲁斯塔耳内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赫马、基涅什马等地寄来大批通讯。
巴布什金经常到这些地方去并加强同这些地方的联系。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南俄也有人写稿寄来。我们也同“北方联盟”[10]通信。“北方联盟”的代表诺斯科夫[11]不久就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来了。很难想象有比他更典型的俄国人了。蓝眼睛，脸上长满了淡黄色的茸毛，背有点驼，讲话时“о”音很重。他到国外来是为了商谈一些问题。他的伯父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个小工厂主，给了他些钱让他到国外来，仅仅是为了使不安分的侄儿离开自己，因为他一会儿被关进监狱，一会儿又受到搜查。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本来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这是他的化名）是个优秀的实际工作者。我在乌法的时候就碰到过他。当时他经过那里往叶卡特林堡去。他是到国外来找关系的。他的职务就是收集关系。记得，当时他坐在我们慕尼黑的窄小的厨房里的炉子上，目光炯炯地给我们讲“北方联盟”工作的情形。他讲得津津有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一些问题来，他谈得更加起劲。他住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笔记本，上边详细地记载着所有的关系：某人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后来，他把这些关系留给了我们。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诗人式的组织家。他把人和工作过于理想化了，不善于勇敢地正视现实。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变成了调和分子，后来不知怎么地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在反动的年代里死掉了。
其他人也到慕尼黑来过。还在我到慕尼黑之前，司徒卢威就来过。这时，我们已经跟他分裂。他已经从社会民主主义阵营投到自由派阵营里去了。最后来的那次，同他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维拉·伊万诺夫娜送了他一个绰号：“钉了掌的牛犊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普列汉诺夫认为他不可救药。查苏利奇认为他还不是毫无希望。她和波特列索夫因而被戏称为“Struve-freundliche Partei”。[12]
司徒卢威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在慕尼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绝见他。我到维拉·伊万诺夫娜的住宅里去看他。会晤是很沉闷的。司徒卢威非常恼怒。令人感觉到有一种沉闷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情绪。他说，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叛徒，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他还嘲笑了自己。现在我已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只记得离开他时所具有的那种沉重的感觉。显然，他是一个敌视党的异己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做是对的。后来，司徒卢威的妻子尼娜·亚历山大罗夫娜托人（不记得是托谁了）捎信问候，并送来一盒果子糕。她是无能为力的，同时她未必懂得司徒卢威转向哪里去。而司徒卢威自己当然懂得。
我来了之后，我们便搬到一个德国工人家里去住了。这个工人家里人口很多一有六个人。他们挤住在厨房和一个小房间里。但是非常洁净，孩子们都干干净净的，都很有礼貌。我决定让伊里奇吃家里做的饭，我就自己做起饭来了。做饭是在房东的厨房里，但必须在自己的房间里把一切东西都准备好。我竭力少弄出一些响声，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写《怎么办？》[13]了。他写作的时候，通常是快步在屋里踱来踱去，并小声说着要写的东西。这时，我己经习惯于他的工作方式。他写作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同他谈，什么也不问他。后来，散步时，他就告诉我，他在写什么，想什么问题。这已成了他的一种需要，如同在文章没有写出之前，需要小声地说一遍一样。我们很喜欢在慕尼黑的近郊散步，选择僻静的人少的地方走。
过了一个月，我们便搬进慕尼黑郊外的施瓦宾自己的住宅里去了，[14]这是许多刚刚建筑好的大楼中的一所。购买了“家具”（离开时卖了十二马克），我们就开始按自己的方式过起日子来。
十二点多钟，午饭后，马尔托夫就来了，其他的人也跟着来了，接着就举行所谓“编辑部”会议。马尔托夫不停地讲着，并且常常从一个题目扯到另一个题目上去。他读的书很多，不知道他从哪儿经常得到这么多的新闻，他什么事都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谈到他：“马尔托夫是个典型的新闻记者，他非常有才能，做什么好象都不费力，非常敏感，但他对待一切都漫不经心。”马尔托夫简直是《火星报》不可缺少的人。每天五六个小时这样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非常疲乏，很不舒服，没法工作。有一次，他让我到马尔托夫那儿去，请求他不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约好，我到马尔托夫那里去，告诉他收到的信件，同他商谈事情。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隔了两天，情况又照旧了。没有这种谈话，马尔托夫是不能够生活下去的。跟我们谈完之后，他又跟维拉·伊万诺夫娜、迪姆卡、勃鲁缅费尔德[15]到咖啡馆去，他们在那儿一呆就是几个钟头。
后来唐恩[16]带着妻子和孩子来了。马尔托夫就开始成天呆在他们那里。
10月间，我们离开慕尼黑到苏黎世去，想跟《工人事业》杂志联合起来[17]。但毫无结果。阿基莫夫[18]、克里切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竟胡说八道起来。马尔托夫异常气愤，发言反对工人事业派分子，甚至把自己的领带也扯下来了。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普列汉诺夫显露着自己的机智。我们拟出了关于不可能统一的决议。唐恩在代表会议上用枯燥的声音宣读了它。“教皇的使节”，——对方攻击他说。
这次分裂一点也不令人难过。马尔托夫、列宁没有跟《工人事业》杂志共同工作过，因而实际上谈不到分裂。普列汉诺夫情绪非常好，因为他所竭力反对的敌人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普列汉诺夫心情愉快，谈兴甚高。
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在一块儿吃饭，不知怎的日子过得也特别愉快。
就是有时候对某些问题的见解稍稍有些不同。
记得有过这样一次谈话。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与我们那间屋并排是一个健身房，恰巧那里正在练习剑术。工人们拿着盾，挥舞着厚纸板制的剑在进行战斗。普列汉诺夫笑着说：“我们在将来的制度里也是这样进行战斗的。”当我们回家时，我同阿克雪里罗德一起走，——他继续发挥着普列汉诺夫提起的话题：“将来的制度中将是非常寂寞的，那时任何斗争也不会有了。”
那时，我还非常羞怯，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记得，这样的议论使我感到惊讶。
从苏黎世回来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着手写《怎么办？》一书的结尾部分。后来孟什维克疯狂地攻击《怎么办？》。但在那时，《怎么办？》一书却吸引住了大家，特别是那些接近俄国工作的人。全书是一个要求组织起来的热烈号召，这本书草拟出广泛的组织计划，每个人在组织里都能各得其所，都能够成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一个虽然渺小但却是工作所不可缺少的螺丝钉。这本书号召进行顽强的不倦的工作，来创造一个在当时俄国的情况下使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存在所必须的基础。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害怕长期的工作，而且必须工作，不停手地工作，应当经常准备好，“应付一切：从在革命最‘萧条’的时期挽救党的名誉、威望和继承性起，直到准备、决定和实行全民武装起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怎么办？》里这样说。[19]
这本书写成已二十二年了，这是什么样的二十二年啊！现在，党的工作的一切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摆在工人运动面前的完全是新的任务；但即使是现在，这本小册子的革命热情也吸引着大家，谁想成为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列宁主义者，现在也必须研究这本小册子。
如果说《人民之友》对确定革命运动所应走的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那末《怎么办？》则规定了广泛的革命工作的计划，指出了具体的任务。
显然，当时召开党代表大会为时尚早，还没有具备使这次大会不致象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样毫无成效的先决条件，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工作。因此，谁也没有认真地对待崩得在比亚威斯托克召开代表大会的企图。唐恩代表《火星报》到那里去，带了一个箱子，在箱子的夹底塞满了《怎么办？》。比亚威斯托克的代表大会变成了代表会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例如，1902年7月16日他写信给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20]说：“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很少收到这种能真正鼓舞群众情绪的信。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时，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们对《怎么办？》一书的反应如何，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工人们的反应。”[21]
《火星报》全力以赴地工作着，它的影响不断增长。为代表大会所准备的党纲拟好了。为了讨论党纲，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到慕尼黑来了。普列汉诺夫对列宁起草的党纲初稿中的几个地方进行攻击。维拉·伊万诺夫娜不十分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也不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的意见。阿克雪里罗德在某些地方也同意列宁的意见。会议进行得很沉闷。维拉·伊万诺夫娜想反驳普列汉诺夫，但普列汉诺夫摆出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交叉着两手盯着她瞧，把维拉·伊万诺夫娜弄得不知所措。问题弄到非进行表决不行了。表决之前，在这个问题上赞成列宁意见的阿克雪里罗德声称头痛而要去散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这样工作是不行的。这怎么能说是认真的讨论呢？
为了不在工作中夹杂个人成分，为了不使个人逞性和在历史上形成的个人关系影响决议，就完全有必要把工作建筑在对事不对人的基础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他和普列汉诺夫的任何争吵都感到非常难受，夜里睡不着觉，焦虑不安。而普列汉诺夫则又生气又发火。
普列汉诺夫读完《曙光》杂志第四期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后，他在文章的空白地方写满了批注，在这些批注里发泄了他的全部愤懑，然后把杂志还给了维拉·伊万诺夫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这些批注以后，十分激动不安。
这时已很明显，《火星报》已不能在慕尼黑继续出版了。印刷所老板不愿意冒险。必须选择新的地点了。迁到哪儿去呢？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赞成迁往瑞士，其余的人因为感觉到在讨论党纲的会议上的气氛，所以赞成迁往伦敦。
妈妈回俄国度夏去了，我们则开始作搬家的准备。
我们后来回忆起慕尼黑这一时期来，认为这是一个明朗的时期。以后几年的国外侨居生活比这要沉重得多。慕尼黑时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之间的私人关系上还没有那样深的裂痕。大家的力量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创立全俄性的报纸，积极地把力量集聚在《火星报》周围。大家都感觉到了组织在不断发展，都意识到了所确定的建党路线是正确的。
因此，那时能够不是表面地而是由衷地欢度狂欢节，而在到苏黎世旅行时，大家都具有那种极其欢乐的情绪，等等。
当地的生活没有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我们是从侧面来观察它的。我们有时参加集会，但一般说来这些集会并不太使人感兴趣。我还记得庆祝“五一”的情形。那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被允许组织游行，但不许集聚在城里，而必须在郊外举行庆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游行队伍是够大的，他们带着老婆、孩子，衣袋里装着萝卜，沉默地、以很快的步伐穿过了城市，——到郊外的一个餐厅去喝啤酒。没有任何旗帜，也没有任何标语牌，这个Maifeier[22]完全不能使人感觉到是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胜利而举行的游行。
游行队伍朝郊外餐厅走去，我们没有去，留在游行队伍后面，按老习惯到慕尼黑街道上散步去了，以便抑制那种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失望心情：我们本来想参加的是战斗性的游行，而不是警察局许可的游行。
我们为了严格地保守秘密，根本没有跟德国同志见面。只是有几次遇到了住在施瓦宾离我们不远的帕尔乌斯[23]和他的妻子及小儿子。有一次，罗莎·卢森堡到帕尔乌斯那儿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到那里去看她[24]。那时，帕尔乌斯站在很左的立场上，为《火星报》撰稿，关心俄国的事情。
我们是经过列日到伦敦去的[25]。那时，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美舍利亚科夫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他们是我在星期日夜校时的老朋友。我认识美舍利亚科夫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民意党人，可是，正是他首先把我吸收到秘密工作中来，正是他首先教给我秘密活动的规则，并且帮助我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曾热心地供给我“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出版的许多书刊。
现在他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早就住在比利时，对当地的运动非常熟悉，因而我们决定顺便去瞧瞧他们夫妇。
这时在列日恰巧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在几日以前，军队开枪射击了罢工的工人。从工人们的脸色上，从一堆堆站着的人群中，可以看出，工人区是怎样地激动着。我们去看民众文化馆。它坐落在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群众很容易被封闭在文化馆前面的广场上，象落入陷阱一样。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走向民众文化馆。为了不使群众在那里聚得太多，党的上层领导决定在各个工人区分头举行集会。人们流露出对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不信任，觉得他们和统治阶级形成了一种分工：政府枪杀群众，他们却找借口来使群众安静下来……
[1] 面粉做的菜肴。——编者注
[2] 彼得·格莫根诺维奇·斯米多维奇（Пётр Гермогенович Смидович，1874年5月7日——1935年4月16日），1894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73年11月4日——1972年5月15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899年流亡英国。1922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31—1933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团团员。1954年退休。
[4] 见本卷第264页脚注①。——编者注
[5]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克拉麦尔（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амер，1876年2月21日——1935年4月24日），苏联神经病理学家。
[6] 印娜·格尔莫格诺夫娜·斯米多维奇（Инна Гермогеновна Смидович，1870—1942），1895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7年因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899年越狱逃往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0—1901年任《火星报》秘书。1903年转向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42年病逝。
[7] 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年5月24日——1937年10月4日），原姓戈尔德曼（Гольдман）。生于维尔纳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1897年参与创立犹太工人总同盟（即“崩得”）。1898年代表崩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此后成为崩得和孟什维克主要领袖。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后，起先支持战争，后来又转到“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萨马拉省。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临时政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七月事变中，他支持临时政府镇压革命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积极反对十月革命。内战期间居住在乌克兰，1920年迁往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8]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成立的，它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它吸收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拥护《火星报》的人参加，从物质上给该报以支持，组织往俄国运送报纸并出版通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认同盟作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的组织，具有按章程规定的一个委员会的权利，并责成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与监替下进行工作。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国外同盟中孟什维克的势力得到了加强，他们发动了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自1903年10月起同盟成了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它存在到1906年为止。——编者注
[9] 列宁与伊·瓦·巴布什金是1900年7月13日（26日）在斯摩棱斯克会见的。——编者注
[1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联盟”，或“北方工人协会”，是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科斯特罗马三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地区联合机构。1900年至1901年间由雅罗斯拉夫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代表奥·阿·瓦连佐娃和弗·亚·诺斯科夫提议建立。
北方联盟一经成立便与《火星报》建立了联系，并赞同该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计划。1902年春，“联盟”被保安机关粉碎，但不久又恢复了。——编者注
[1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诺斯科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осков，1878年4月23日——1913年5月2日），1898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此后发起成立北方工人同盟。1902年流亡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3年、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5年被捕。1907年获释后退党。1913年自杀身亡。
[12] “司徒卢威的朋党”。——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6卷第313—500页。——编者注
[14] 1901年5月上半月搬至施瓦宾。——编者注
[15] 勃鲁缅费尔德先在莱比锡，后在慕尼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印刷所中给《火星报》排字。他是一个优秀的排字工人和好同志，对革命事业很热心。他很爱维拉·伊万诺夫娜，经常关心她。他跟普列汉诺夫的关系不融洽。这是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同志，是个“行必果”的人。——娜·克·注
[16]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17] 指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之行。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01年9月16日和19日（9月29日和10月2日）之间出发，9月22日（10月5日）之后返回。——编者注
[18]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马赫诺维茨（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Махновец，1872年9月7日——1921年11月15日），党内化名阿基莫夫（Акимов），1890年加入民意党。189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8年流亡国外，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发起成立了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此后逐渐转向“经济派”。1905年回国，革命期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1906年呼吁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号召支持立宪民主党。革命失败后退党，转向合作社运动。
[19] 《列宁全集》第5卷第486页。——编者注
[20]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74年10月10日——1942年5月1日），早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0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21—1922年、1923—1931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2年逝世。1954年平反。
[21] 《列宁全集》第36卷第98页。——编者注
[22] 五一节。——编者注
[23]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24] 列宁是在1901年同罗莎·卢森堡会见的。——编者注
[25]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02年3月30日（4月12日）离开慕尼黑前往伦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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