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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生活
1902—1903年
我们于1902年4月到达伦敦。
伦敦的宏伟使我们感到惊奇。虽然我们到的那天非常冷，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脸色却立刻活跃起来了。他带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开始观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暂时地忘记了普列汉诺夫，忘记了编辑部里的冲突。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到车站来接我们，他是一个侨居在伦敦的同志，精通英语。开始时他给我们当向导，因为我们当时完全处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有人以为我们懂得英语，因为在西伯利亚我们曾把韦伯夫妇合著的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译成了俄文。我的英语是在监狱里自学出来的，从来没听见过英国人讲一句英国话。我们在舒申斯克村开始翻译韦伯夫妇的著作时，我的发音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吃一惊：“姐姐有一个女教师，她的发音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和他争辩，我开始重学。我们到伦敦时，什么也听不懂，别人也根本听不懂我们的话。一开头我们就陷入了十分可笑的境地，这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有趣，同时也感到痛苦。他开始用心学习英语。我们开始参加各种集会，坐到第一排去留心地注视讲演者的口型。起初我们经常到海德公园去。那儿的讲演者在过路人的面前讲演——讲什么问题的都有。一个无神论者向一群好奇的人证明没有神，有一个讲演者的讲演我们特别愿意听，因为他讲话带爱尔兰口音，我们能多听懂一些。旁边是一个“救世军”的军官在歇斯底里地叫喊着向万能的上帝祈告；不远的地方有个店员在谈着大百货公司里店员们的苦役般的生活……听英国人讲话使我们得到许多好处。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广告启事找到了两个愿意互换教课的英国人，于是他就用心地跟他们学习起来。他的英语研究得相当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研究了伦敦。他没有去参观伦敦的博物馆——我说的不是英国博物馆，因为他有一半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不过，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并不是博物馆，而是世界上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那些方便条件。我说的是一般的博物馆。在古代博物馆里呆十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感觉到极其疲倦，通常我们总是飞快地从悬挂着武士甲胄的陈列室、摆设着埃及花瓶和其他古代花瓶的无穷无尽的屋子里跑出来。我记得只有一个小博物馆使伊里奇怎么也不愿意离开——那就是1848年巴黎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设在一所小屋子里，——好象是在考迪耶路，他把那里的每件东西、每张画片都看了。
伊里奇研究了活的伦敦。他喜欢坐在公共马车的上层在市内到处跑。他喜欢这个大商业城市的交通设施。那造着一幢幢讲究的、窗明如镜的公馆的幽静花园住宅区，四周花木环绕，只有装饰华丽的马车才常到这里来；还有局处在一边的伦敦工人居住的一些肮脏的小巷，巷的中央晾满了衣服，面色苍白的孩子们在台阶上玩耍。到这种地方我们就步行。看到富和穷的这种鲜明的对照时，伊里奇透过牙缝鄙视地用英语重复着说：“Two nations!”（ 两个国家！）。但是从公共马车上也能看到不少具有特征的场面。在酒吧间附近站着一些衣服褴褛、面孔浮肿的流氓，在他们中间常常可以看见喝醉了的女人，眼睛被打肿了，穿着带长后襟的天鹅绒外衣，衣袖都被撕坏了。有一次，我们从公共马车上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戴着特制的头盔，盔带紧紧地系在下巴上，用手使劲推着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孱弱的小孩，看样子，小孩是一个被抓住的小偷。一群人跟在后面乱喊并且吹着口哨。一部分坐在公共马车上的人，也从座位上跳起来，对小偷喊叫着：“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满意地哼着。我们在工人领工资的日子的晚上，坐在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工人区去过两次。在大马路旁边的人行道上摆着一行看不见头尾的小贩摊子，每个小贩摊上都点着通红的火把，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工人，在那里购买各种东西，嘈嘈嚷嚷地随地就吃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喜欢到工人群众中间去。哪儿有工人群众，他就到哪儿去，——他到城外的草地（疲倦的工人在那里一躺就是几小时）去散步，到酒吧间去，到阅览室去。伦敦有许多这样的阅览室——一间屋子，人们可以从大街上直接进去，里面甚至连凳子都没有，仅仅有几个阅读用的台子和一些钉在报夹上的报纸；进来阅读的人把报夹拿下来，读完后再挂回原处。后来，伊里奇也想在我国各地设立这样的阅览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到大众食堂去，到教堂去。英国教堂作过祈祷以后，通常有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是辩论。有普通工人参加的这类辩论，伊里奇特别喜欢听。他在报纸上寻找在偏僻的工人区举行工人集会的启事，在这些集会上没有检阅，没有领袖，有的只是象现在所说的来自车床旁边的工人。这种工人集会通常是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例如讨论花园城市的规划问题。伊里奇留心地听完，过后高兴地说：“社会主义在他们中间萌芽了！报告人信口胡说一通，而工人一发言，就击中要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揭露出来了。”伊里奇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不顾一切地保存着自己的阶级本能的普通英国工人身上。外来的人通常只是看到被资产阶级所腐蚀了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伊里奇当然也研究了这些工人上层分子，也研究了资产阶级影响这些工人上层分子的具体手段，伊里奇一分钟也没忘记这种事实的意义。但他也竭力在探索英国未来的革命的动力。
什么样的集会我们没有参加过啊！有一次我们竟走到社会民主党的教堂里去了。英国有这样的教堂。社会民主党的负责干部用鼻音读着圣经，然后就说起教来，他说犹太人离开埃及出走，是工人阶级离开资本主义王国而进入社会主义王国的榜样。大家都站起来，按着社会民主党的祈祷书唱道：“主啊！请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王国引到社会主义王国去吧！”后来我们又到这个“七姊妹”教堂去过一次，这一次是同青年们座谈。一个青年作了关于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报告，证明说什么革命都不需要，而我们首次拜访“七姊妹”教堂时充当牧师的那位社会民主党人则声称他已经入党十二年了，并同机会主义斗争了十二年，地方自治社会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我们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家庭生活情况知道的不多。英国人比较孤僻。他们以一种天真的惊奇的目光来看俄国侨民的豪放不羁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塔赫塔廖夫家遇见一个英国社会民主党人，他问我：“你真蹲过监狱吗？要是我的妻子被抓进监狱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抓我的妻子！”我们在我们的房东——一个工人家里，也在同我们互换教课的那两个英国人身上观察到了十足的庸俗习气。在这里，我们充分地研究了英国小市民生活方式的全部庸俗性。到我们这儿来上课的英国人当中，有一个负责一个大书库的工作，他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能够最正确地评价事物的理论。他说：“我是个始终不渝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个时期我甚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活动过。那时我的主人把我找去，告诉我说，他用不着社会主义者，要是我还想在他那里工作的话，那我就应当把嘴闭起来。我考虑了一下：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并不会因为我是否参加活动而有所改变，我有老婆和孩子。现在我已经不向任何人讲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但是这可以告诉你们。”
这位莱蒙德先生[1]几乎周游了整个欧洲，在澳大利亚住过，还在什么地方住过，在伦敦住了多年，看到的东西竟不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伦敦住一年所看到的一半。伊里奇有一次把他拖到维澈普尔去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莱蒙德先生也象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从来也没有去过那个市区，那里住着俄国籍犹太人，过着跟其他市区不同的生活，他在那里对什么事都感到奇怪。
按照我们的习惯，我们也到市郊去逛。我们最常去的是一个叫樱草山的地方。到那儿去的花费最少——六个辨士就能逛一趟。从小山上几乎可以看见整个伦敦——被烟雾笼罩着的一个庞然大物。从这里再往前步行就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了——走到公园与绿树成荫的道路的深处。我们喜欢到樱草山去，也是因为那里靠近埋葬马克思的墓地。我们常去参谒马克思墓。
在伦敦我们遇见了我们彼得堡小组的组员——阿波利纳里娅·亚历山大罗夫娜·雅库波娃。在彼得堡的时期，她是个很积极的工作者。大家都很器重她、爱她，而我跟她的关系还要密切些，因为我们在涅瓦关卡外的星期日夜校中一道工作过，都同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很好。雅库波娃从流放地逃出来以后，便嫁给了《工人思想报》的前任编辑塔赫塔廖夫。他们现在侨居伦敦，站在工作的圈子外边。阿波利纳里娅很高兴我们的到来。塔赫塔廖夫夫妇主动来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安排一个花钱既少而又比较舒适的生活。我们一直碰到塔赫塔廖夫夫妇，但是因为大家都避免谈工人思想社的事，所以在关系上有些别扭。闹翻过一两次，但是后来又和好了。似乎是1903年1月，塔赫塔廖夫（塔尔）夫妇正式声明他们支持《火星报》的路线。
我母亲很快就要到来，于是我们决定把生活安排得象个家的样子——赁两间房子，在家里吃饭，因为俄国人的胃实在不宜于吃那些“牛尾”、油煎鲤鱼和脆饼，况且我们在这时期用的是公费，必须爱惜每个戈比，自己做饭吃要便宜些。
在秘密工作方面说来，我们安顿得不能再好了。当时在伦敦不盘问任何证明文件，登记时可以随便使用假姓名。
我们用的假姓是里希特。最方便的是，所有的外国人在英国人看来，面貌长得都一个样，女房东总认为我们是德国人。
马尔托夫和维拉·伊万诺夫娜[2]很快就来了，他们与阿列克谢耶夫一起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比较典型的欧洲式样的房子里，过公社生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作好了在英国博物馆工作的安排。
他通常是早晨到那里去，而马尔托夫则从早晨就到我这里来，我就同他处理并讨论信件。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免除了使他感到疲倦的一大堆杂事。
跟普列汉诺夫的冲突勉强结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布列塔尼去了一个月，探望母亲和安娜·伊里尼奇娜，并同她们在海滨住了些日子[3]。他非常喜欢海，喜欢它的永恒的运动和无限的广阔。他在海滨得到了休息。
很快就有人到伦敦来找我们了。印娜·斯米多维奇（迪姆卡）来过，她不久就到俄国去了。她的哥哥彼得·格尔莫格诺维奇也来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马特辽娜”。在此以前，他很长时间蹲在监狱里。出狱后他成了一个热烈的火星派分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涂改护照的大专家，——他似乎是用汗液把字擦去。有一个时期，公用房间里所有的桌子都四脚朝天放着，那是用来压平那些擦去字迹的护照。这套技术都是极原始的，正象我们当时的全部秘密工作一样。现在重读当时同俄国的通信，就会惊讶那时秘密工作的幼稚。所有那些关于手帕（护照），酿造中的啤酒、暖和的皮毛（秘密书刊）的信；所有那些第一个字母跟所指城市名称的起首字母相同的城市的代号（敖徳萨代号是奥西普，特维尔代号是捷连季，波尔塔瓦代号是彼佳，普斯科夫代号是帕沙，等等）；所有那些用女人名字来代替男人名字和用男人名字来代替女人名字的办法——这一切都是一看便知，破绽百出的。这一切在当时还没有觉得那么幼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住了踪迹。起初奸细还不象后来那么多，所有的人都是可靠的，彼此都很了解。《火星报》的代办员在俄国工作着，《火星报》、《曙光》杂志、小册子等刊物从国外运去给他们，由他们设法在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把《火星报》发给各委员会，设法给《火星报》寄送通讯稿件，使《火星报》能够了解在俄国进行着的全部秘密工作，为《火星报》筹款。格雷宗——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夫妇，即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绰号克勒尔和季纳伊达·巴甫洛芙娜——绰号蜗牛，住在萨马拉（代号索尼亚）。住在那里的还有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绰号小狗熊。在萨马拉立刻形成了一个类似中心的组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有一种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特别才能。林格尼克——绰号库尔茨——到南方去了,他在波尔塔瓦（代号彼佳）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住在基辅。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绰号叔叔，住在阿斯特拉罕。勒柏辛斯基——绰号拉波特、柳波芙·尼古拉耶夫娜·拉德琴柯——绰号帕莎，住在普斯科夫。斯切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在这个时候完全累垮了，他就脱离了秘密工作，可是他的弟弟伊万·伊万诺维奇（他一名阿尔卡季，又名卡西扬）却不倦地为《火星报》工作着。他是《火星报》的流动的代办员。西尔文（绰号流浪者）也是这种往俄国各地运送《火星报》的流动代办员。鲍曼[4]（他的绰号有维克多、木头、白嘴鸦）在莫斯科工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绰号波格丹）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叶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5]（她的绰号有沉淀物、绝对者）也是代办员，与彼得堡组织密切地保持着联系，还有格拉菲拉·伊万诺夫娜·奥库洛娃也是代办员，她在鲍曼出事后用扎伊奇克的名字住在莫斯科（住在绰号叫老太太的人家里）。《火星报》同他们进行着频繁的通信。每一封来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读。我们非常清楚《火星报》的每个代办员在做什么工作，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的全部工作；当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时，我们就把它们连接起来，通知他们出事的消息，等等。
巴库有个印刷所在为《火星报》工作。工作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进行的；叶努基泽弟兄在那儿工作，克拉辛（绰号马）领导着这一工作。印刷所代号尼娜。后来在北方，在诺夫哥罗德试图建立起另一个印刷所（代号阿库林娜）。那个印刷所很快地就被破获了。
先前在基什尼奥夫由阿基姆（莱昂·戈尔德曼）主持的秘密印刷所，在伦敦时期之前就被破获了。
运输得经过维尔诺（代号格鲁尼亚）。
彼得堡的同志们曾试过经斯德哥尔摩把运输线建立起来。在这条用“啤酒”作代号的运输线上，来往的信件不断，我们往斯德哥尔摩成普特地发送书刊，而他们则通知我们说啤酒收到了。我们那时一心以为是彼得堡收到了，就继续往斯德哥尔摩发送书刊。后来，我们在1905年经过瑞典回俄国的时候才得知：啤酒依然还在“啤酒厂”里，简单点说，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民众文化馆里，我们的书刊在那儿堆了整整一地窖。
“小桶子”是经由瓦尔德寄去的；有一次，寄去的东西似乎收到了，后来却出了点问题。马特辽娜被派到马赛港去，她应通过在开往巴统的轮船上工作的厨子，把运输线建立起来。绰号“马”的巴库同志在巴统建立了接收书刊的工作。不过大部分书刊是投到海里去的（把书籍用油布卷起来，在约定的地方投入水中，我们的同志就把它打捞上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6]在彼得堡一家工厂做工，当时已经加入了组织，他通过“沉淀物”给土伦的一个海员捎去一个通讯地址。经由亚历山大港（埃及）运送书刊，经由波斯建立了运输线。后来经由卡美涅茨，波多尔斯克，经由利沃夫也建立了运输线。这些运输线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在这些运输线上工作的人要冒很大的危险，运送到的东西大概不到发送数量的十分之一。我们还用夹底箱子和书皮运送书刊。这些书刊运到后顷刻之间就被抢光了。
《怎么办？》一书获得了特别大的成就。这本书回答了一连串最急待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尖锐地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按计划进行工作的组织。
1902年6月，崩得（代号波利斯〉在比亚威斯托克召开了代表会议，除了彼得堡的代表外，这个代表会议的代表全部被捕了。鲍曼和西尔文也因此被捕了。在这个代表会议上决定成立召开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事情拖延下来了。那时需要由各地方组织派代表参加，但是这些地方组织却还未形成，而且极其杂乱。例如，彼得堡组织就分为工人委员会（代号玛尼亚）和知识分子委员会（代号万尼亚）。工人委员会着重进行经济斗争，而知识分子委员会则着重推行崇高的政治。可是这种崇高的政治一点也不崇高，它和革命的政治比起来更象是自由派的政治。这种机构是在经济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已在原则上被粉碎了的经济主义还在各个地方牢固地保持着。《火星报》确切地评价了这一机构的意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争取建立正确的组织机构的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他的《给叶烈马的信》，或如在书中所叫的《给一个同志的信》[7]（关于这封信下面还要谈到），在组织党的事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封信帮助党增加了工人成分的党员，帮助党吸收工人参加解决一切最迫切的政治问题；这封信拆除了工人事业派分子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围墙。1902年冬天，在各个组织内有过激烈的路线斗争，火星派分子逐渐夺得了阵地，但他们有时候也被“赶出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导着火星派的斗争，防止他们简单化地理解集中制，反对把每件灵活的独立工作都看成“手工业方式”的倾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工作，对各委员会的成员质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青年们是很少知道的，然而正是这一工作决定了我们党的面，奠定了我们党目前的组织的基础。
工人事业派即经济派特别痛恨这一消除他们的影响的斗争，对于来自国外的“指挥”极其愤慨。为了谈判组织问题，8月6日从彼得堡来了克拉斯努哈同志，他用的暗号是：“您读过第四十七期的《公民》杂志吗？”从这时起，他在我们这儿的绰号就叫“公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谈了许多关于彼得堡的组织和彼得堡组织的结构问题。彼·阿·克拉西柯夫[8]（他的绰号有音乐家、簪子、伊格纳特、潘克拉特）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诺斯科夫）也参加了会议。“公民”被从伦敦派到日内瓦去同普列汉诺夫谈谈并使他彻底地“火星报化”。过了两个星期，叶烈马从彼得堡来了一封信，提出了应当怎样组织地方工作的意见。从信上看不出来叶烈马是一个宣传员还是几个宣传员的化名。但这并不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考虑写回信的问题。这封回信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名叫《给一个同志的信》。这本小册子起初是用胶版印刷出来散发的，而后来，在1903年6月由西伯利亚委员会秘密出版了。
1902年9月初，巴布什金来了，他是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监狱里逃出来的。他和戈罗维茨是在一些中学生的协助下逃出监狱、越过国境的。这些中学生把他的头发染上了色，染了色的头发不久变成了紫红色，颇为引人注意。他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头发也还是紫红色的。在德国他落入了人贩子的魔掌，险些被送到美国去。我们让他在公用房间里住下，在那里他一直住到离开伦敦。这一时期，巴布什金在政治上惊人地成长起来了。他已是一个经过锻炼的革命家，有独立的见解，接触过很多工人组织，他用不着学习如何接近工人的方法——他自己就是工人。几年以前，他在星期日夜校学习的时候，还完全是个没有经验的小伙子。我记得这么一件事。他开头在莉迪娅·米哈伊洛夫娜·克尼波维奇的班上。有一次上语文课，造语法例句，巴布什金在黑板上写道：“我们工厂不久就要罢工了”。下课后，莉迪娅把他叫到一边，责备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革命家，就不应当表现出你是个革命家，应当沉着”，等等。巴布什金脸红了，但后来他却把莉迪娅看作是一个好朋友，常常跟她商谈问题，同她谈话的语调都跟对别人的有点不同。
那时普列汉诺夫到伦敦来了。同巴布什金一道开了一次会。谈的是俄国的事情。巴布什金有他自己的见解，他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见解，使普列汉诺夫获得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开始比较细心地观察他。可是，巴布什金关于自己将来在俄国的工作，却只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他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亲近。我还记得一件小事，但它却能说明问题。巴布什金来到一两天之后，我们走进公用房间时，屋里的整洁使我们大为吃惊，——所有的垃圾都收拾掉了，桌子铺上了报纸，地板也扫过了。原来是巴布什金收拾的。巴布什金说：“俄国知识分子总是杂乱无章，需要一个女仆，而他自己不会收拾。”
他不久就回到俄国去了。此后，我们再没有见着他。1906年，他因运输武器在西伯利亚被捕，和几个同志一起在一个公墓附近被枪杀了。
在巴布什金尚未动身之前，从基辅狱中逃出来的火星派分子鲍曼、克罗赫马尔、勃鲁缅费尔德（他是往俄国用箱子携带书刊，在国境上连同箱子跟通信地址一起被査获，后来被送进基辅监狱的）、瓦拉赫（又名李维诺夫[9]，绰号“老大爷”）、塔尔西斯（绰号“星期五”）到伦敦来了。
基辅有人准备越狱，我们是知道的。刚刚来到的捷依奇[10]是个越狱专家，很熟悉基辅监狱的情况，他肯定说，越狱是不可能的。但是越狱成功了。从外边给他们绳子、铁锚、护照。在放风的时候，他们把哨兵和看守人捆起来就翻墙逃走了。只有监视看守人而最后跑的西尔文没有来得及跑出来。
有好几天是在闹哄哄的气氛中度过的。
8月中旬，通俗的秘密的工人报纸《南方工人报》编辑部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们在南方遭到破获的情形，说编辑部希望与《火星报》及《曙光》杂志组织结成最密切的关系，并声明愿意采取一致的观点。这当然是在团结各方面力量的事业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在第二封信里，《南方工人报》却表示不满意《火星报》对自由派论战的尖锐性。后来开始谈到《南方工人报》的写作班子今后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等等。已经感觉到，不是什么问题都能够完全谈成功的。
萨马拉的同志们在谈判中了解到《南方工人报》：（一）对农民运动估计不足；（二）不满意与自由派的激烈论战；（三）希望继续成为独树一帜的团体并出版自己的通俗报纸。
10月初，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逃出来，到了伦敦。那时他认为自己是火星派分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观察着他，询问他很多有关俄国工作的印象。有人叫托洛茨基去俄国工作，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认为他应当留在国外学习一下并且帮助《火星报》工作。托洛茨基在巴黎住了下来。
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亚历山大罗娃（绰号雅克）从奥列克马的流放地来了。从前她是个有名的民意党人，这对她有一定的影响。她不象我们这些热情的、沉不住气的、象迪姆卡那样的姑娘，她很沉着。现在她是火星派分子；她说出的话都很聪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老革命家，对民意党人是很尊敬的。
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刚来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她的态度，不能说不受下述事实的影响，即她过去是个民意党人，而现在却转向火星派。我也非常尊敬她。我在成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前，曾到亚历山大罗夫（奥里明斯基）夫妇那里去请求给我一个工人小组。简朴的陈设，到处摆满着统计资料汇编，默默地坐在屋子深处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以及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的热情的言谈，都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她想说服我作一个民意党人。关于这一点，在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未来以前，我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过。我们开始喜欢起她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会这样喜欢人。他看到一个人有一种可贵的特点时，就会喜欢上他。叶卡特林娜·米哈伊洛夫娜离开伦敦到巴黎去了。她是一个不很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她也参加了反对列宁的“掠夺”意图的反对派。后来她加入了调和派的中央委员会，再后来就退出了政治舞台。
从俄国到伦敦来的同志，我记得还有鲍里斯·戈尔德曼（绰号阿杰里）和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绰号底层）。
鲍里斯·戈尔德曼我早在彼得堡时就认识了。他在彼得堡做“技术”方面的工作，给“斗争协会”印传单。他是一个非常动摇的人，当时他是火星派分子。“底层”的安静使人惊异。他坐下来，有时安静得象老鼠。他回到了彼得堡，但不久就疯了，后来好到一半的时候，开枪自杀了。那时的秘密工作者的生活是艰苦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忍受的。
整个冬天都在加紧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02年12月，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成立了（在组委会里有《南方工人报》和“北方联盟”的代表、克拉斯努哈、伊·伊·拉德琴柯、克拉西柯夫、林格尼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崩得起初拒绝参加）。
“组织委员会”是名实相符的。没有组委会，代表大会恐怕永远也开不成。当时必须在极其艰难的、警察监视的条件下进行复杂的工作，使刚刚形成的和将要形成的团体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联系起来，使各地与国外联系起来。组委会在筹备代表大会方面的连络工作，实际上全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上。波特列索夫那时病了，他的肺与伦敦的雾很不相宜，他到某一个地方治病去了。马尔托夫讨厌伦敦，讨厌伦敦的隐居生活，一去巴黎就留在那里了。“劳动解放社”的老社员捷依奇从服苦役的地方逃出来，将要住在伦敦。“劳动解放社”很信赖他，认为他是个大组织家。维拉·伊万诺夫娜说：“任卡（捷依奇的绰号）就要来了，他会把同俄国的联系建立得再好不过的。”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也都指望着他，认为他将是他们在《火星报》编辑部里的代表，他将监视着一切。但是，捷依奇来到以后，就显露出多年脱离俄国现实对他的影响。他根本不适合于做同俄国联系的工作，他不了解新的情况，老想跟大家在一起；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同国外的侨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不久他也到巴黎去了。
维拉·伊万诺夫娜经常住在伦敦，她喜欢听关于俄国工作的谈话，但是她自己却不能够也不善于同俄国进行联系。一切事情都得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做。同俄国的通信可怕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回信一等就是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常常担心全部工作会失败，常常不知道工作究竟怎样在开展，——这一切是最不适合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性格的。他寄往俄国的信里充满了及时来信的请求：“再说一遍：我们热切而坚决地要求和恳请热尼亚[11]更经常、更详细地给我们写信，——特别是一定要在接到信的当天就立即回信，即使简单写几行也行，告诉我们是否收到了……”[12]信里充满了快点回信的请求。每次看到从俄国来信说“索尼亚象死人似地沉默着”，或者“扎林没有按时来到委员会”，或者“同老太太失去联系”这些事情的时候，伊里奇夜里便睡不着觉了。这些不眠之夜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切地期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在这个党里，各个独树一帜的小组及其基于个人好恶而产生的对党的态度都会消失，在这个党里，不会有任何人为的壁障，其中也包括民族的壁障。因此要进行反对崩得的斗争。当时崩得大多数人都拥护工人事业派的观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毫不怀疑，如果崩得进到党内来，并且只在纯粹民族事务上保留自治权的话，那它一定会同党釆取同一的步调。但是崩得却想在所有的问题上保持其完全的独立性。它说它是一个特别的、不同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政党，只有在联邦制的原则上它才同意联合。这样的策略对犹太的无产阶级是一种自杀的策略。犹太的无产阶级任何时候也不能独自胜利的。只有与整个俄国的无产阶级汇合起来，它才能成为一种力量。崩得分子不懂得这一点。因此《火星报》编辑部就同崩得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是争取工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斗争是由整个编辑部进行的，但是崩得分子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争取统一斗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13]
不久，“劳动解放社”又提出把《火星报》迁移到日内瓦的问题。这次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表示反对。开始准备迁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刺激得患了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症——“圣火”，即胸神经与背神经末梢发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出现斑疹时，我查了查医学手册，结果，根据斑疹的性质确定是金钱癣。塔赫塔廖夫——曾读过四五年医科大学——证实了我的判断，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拭擦碘酒，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连想也没有想过要找英国大夫看一下，因为那样就要付出一个基尼[14]。英国工人一般都是自己治病，因为请不起大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勉勉强强动身往日内瓦去了，到那里以后就病倒了，躺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伦敦，也有些工作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烦恼，而使他感到一定程度的高兴，他写了《给农村贫民》一书[15]。1902年的农民起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产生了必须给农民写一本书的念头。在这本书里，他解释了工人政党希望的是什么，农村贫民为什么必须跟着工人走。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农民写的第一本书。
[1] 除莱蒙德（列缅特）先生外，列宁还跟事务员威廉斯以及工人约恩格学习。——编者注
[2] 查苏利奇。——编者注
[3] 列宁和他的亲属1902年6月下半月至7月12日（25日）住在洛吉维（法国北部沿海）。——编者注
[4] 尼古拉·厄尔涅斯托维奇·鲍曼（Никола́й Эрне́стович Ба́уман，1873年5月17日——1905年10月18日），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9年在流放途中越狱并流亡国外。1901—190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积极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沙皇统治，10月18日被一名君主制支持者刺杀身亡。
[5]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 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MOPR）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退休。
[6]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7] 见本卷第285页脚注②。——编者注
[8] 彼得·阿尼耶维奇·克拉西柯夫（Пётр Ананьевич Красиков，1870年10月5日——1939年8月20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领导了推广无神论教育的活动。1924年起担任最高法院检察官。1933 —1938年任最高法院副主席，反对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逝世。
[9]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0] 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捷依奇（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Дейч，1855年9月26日——1941年8月4日），1874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自由社。1880年流亡瑞士。1883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84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回国。1885年被判处13年苦役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1年越狱逃往德国，并担任《火星报》雇员。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回国，参加了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1906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07年流亡国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持取消派立场。1911年流亡美国。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统一”派，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普列汉诺夫逝世后退出政治活动。1928年退休。
[11] 热尼亚是“南方工人社”的秘密称呼。——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6卷第252页。——编者注
[13]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文章（载于1925年4月16日《真理报》第87号）中写着：“‘劳动解放社’一心想安排捷依奇负责监督同俄国的联系工作，但捷依奇（他只管包括《工人事业》杂志代表及崩得在内的国外侨民团体亩以组委会国外部的名义，写了一封组委会致各地方组织的信，要求各地方组织直接——不通过《火星报》编辑部——与组委会国外部就代表大会事宜进行联系，并要求广为散发组委会国外部的地址，等等。这封信一写，‘劳动解放社’原来的设想便彻底告吹了。对这封违反秘密工作最起码常识的信，只好两手一摊。我责备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得啦，真没想到您那位值得夸奖的实际工作者会干出这等事来’。‘是——啊’，维拉·伊万诺夫娜支吾着，说这话的当儿，她脸上表情十足。‘从前他，您要知道，可很会办事情的’，她辩解说。除了不够保密外，这封信还表明了对编辑部里负责跟俄国通信的那摊子不够信任，是企图设置监督的幼稚的尝试。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人焦虑。”——编者注
[14] 基尼（Guinea）——英国旧时金币，相当于二十一先令，现已停止铸造。——译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6卷第326—39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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