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3年7—8月
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布鲁塞尔举行；头几次会议是在那里开的。那时柯尔佐夫住在布鲁塞尔，他是老普列汉诺夫分子。他承担了安排代表大会的全部事务。可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代表大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接头地点规定在柯尔佐夫家里。可是当有四个俄国人到了他家之后，女房东对柯尔佐夫夫妇说，这么多人来回走，她受不了，哪怕是再来一个人，她也要他们立刻离开那里。因此，柯尔佐夫的妻子整天站在墙角旁边拦住代表们，告诉他们到社会党的“金鸡”旅社去（旅社似乎叫这个名字）。
代表们乱糟糟地象宿营似地住在这个“金鸡”旅社里。而古谢夫每天晚上都端着一杯白兰地酒高声地唱几段歌剧，吸引一堆人集聚在旅社的窗子下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听古谢夫唱歌，特别是唱“我们结婚不在教堂”）。
代表大会必须秘密举行。比利时的党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想出一个办法：把代表大会安置在一个大面粉仓库里面。我们的光临不仅惊动了老鼠，而且也惊动了警察。人们都在谈论俄国革命家在召开什么秘密会议。
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四十三人，有发言权的代表十四人。这次代表大会要是跟现在代表着数十万党员的、有大批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比起来，规模看来很小，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却觉得它是大的。1898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出席的代表总共只有九个人……令人觉得，在这五年中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主要的是，派遣代表的各个组织已经不是若有若无的了，它们已经形成了，它们已同开始广泛展开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盼望着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啊！他整个一生——一直到逝世——都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应当抛弃一切个人的东西，什么样的意见也不应当受到压制，一切都应当坦白地讲出来。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伊里奇总是特别缜密地作准备，特别用心地考虑自己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发言。现在的青年人不懂得年复一年地等待机会，以便同全党一道，共同就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最基本的问题进行讨论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象不岀在那些年代里召开秘密的代表大会有多么困难，恐怕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伊里奇对待党代表大会的这种态度。
普列汉诺夫也象伊里奇那样热情地等待着代表大会。他主持代表大会的开幕。面粉仓库里临时搭成的讲坛旁边的大窗户挡上了红布。大家都非常激动。普列汉诺夫演说的声调是庄严的，在他的演说里可以听到由衷的热情。怎能不这样呢！好象他在国外度过的漫长岁月己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出席并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开幕。
就事情的实质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个成立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了基本理论问题，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第一次代表大会只通过了党的名称和党的成立宣言。一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是没有纲领的。《火星报》编辑部起草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编辑部里进行了很久的讨论。每个词、每句话都经过了论证和推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编辑部的慕尼黑部分和瑞士部分通了几个月的信来讨论党纲问题。许多实际工作者觉得这些争论纯粹是经院式的，觉得党纲里加不加个“或多或少”是无关紧要的。
有一次我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在某处所用的一个比喻：他走着，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奇怪地摆动着双手，他以为那是个疯子；等走近些，他看到，原来那个人是在人行道上磨刀。理论上的争论也常有这种情形。在一旁听的时候可能以为人们是在进行无谓的争吵，可是一深入问题的本质就会感到争论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讨论党纲的情形就是这样。
代表们来到日内瓦之后，跟他们讨论得最多、最详细的便是党纲问题。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顺利。
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崩得的问题。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曾决定崩得是党的一部分，虽然是自治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的五年中，实际上党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崩得也是独立存在的。现在崩得想巩固这种独立性，只想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联邦制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崩得反映着犹太市镇的小手工业者的情绪，对经济斗争比对政治斗争更加感到兴趣，因而对“经济派”比对《火星报》更加同情。问题就在于：俄国要有一个能将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统一强大的工人政党呢，还是要有几个民族的、各自为政的工人政党。这是关于国内的国际主义团结的问题。《火星报》编辑部主张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崩得则主张民族的独特性，主张在俄国各个民族的工人政党之间只保持友好的协议的关系。
关于崩得问题，也详细地同来到的代表们讨论过，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下根据《火星报》的精神解决了。
后来，分裂的事实使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解决了的那些极其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普列汉诺夫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普列汉诺夫在讲演中说：“最高的法律是革命利益”这一原理应成为基本的民主原则，甚至连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也应当用这一基本原则的观点来观察。普列汉诺夫的这次演说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十四年，当解散立宪会议问题完全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提到过普列汉诺夫的这次演说。
普列汉诺夫的另一次关于国民教育的意义、关于国民教育是“无产阶级权利的保证”的演说，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上也引起了共鸣。
在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对列宁也有亲切之感。
狂妄的工人事业派分子阿基莫夫极力要引起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争执。普列汉诺夫在回答他的时候开玩笑地说：“拿破仑很想使自己的元帅们和他们的老婆离婚；有些元帅对他屈服了，虽然他们爱自己的老婆。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很象拿破仑，他费尽心机想把我和列宁分开。但我比拿破仑的元帅们要表现出更多的骨气；我不跟列宁分开，我相信他也不打算跟我分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笑，否认地摇了摇头。
在讨论议程第一项（关于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审查）的时候，在关于邀请“斗争社”代表梁赞诺夫[1]、涅甫佐罗夫、古烈维奇[2]）的问题上，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冲突。组委会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其特别的意见。问题完全不在于“斗争社”，而在于组委会企图用一种特别的纪律来在代表大会面前束缚自己的委员。组委会想作为一个集团来行动，预先在自己当中决定必须怎样投票，并作为一个集团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对代表大会的代表说来，最高机关便不是代表大会本身，而是集团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此极为气愤。巴甫洛维奇（克拉西柯夫）起来反对这种做法，不仅列宁支持他，就是马尔托夫和其他人也支持他。组委会虽然被代表大会解散了，但是这个冲突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预示着要发生各种纠纷。这个冲突毕竟暂时被挪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因为有一些无比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被提到了首要地位，那就是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和党纲问题。在崩得问题上，《火星报》编辑部、组委会和各地的代表们的意见都是非常一致的。《南方工人报》的代表、组委会委员叶戈罗夫（列文）也发言坚决反对崩得。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向他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说他的演说应当在“所有的公社中公布出来”。崩得被抨击得体无完肤。巩固地确立了一条原理，即民族的特点不应当妨碍党的工作的统一，不应当妨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整体性。
这时会议不得不转移到伦敦去举行了。布鲁塞尔的警察局开始来找代表们的麻烦，甚至把捷姆利亚奇卡和另外一个人驱逐出境了。于是大家都离开了。塔赫塔廖夫夫妇竭力帮助在伦敦安排代表大会。伦敦的警察局未加阻挠。
继续讨论了崩得问题。接着，当在委员会中详细研究党纲问题的时候，代表们就转到议程第四项，讨论关于批准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了。除了工人事业派分子反对外，一致承认《火星报》是中央机关报。代表们热烈拥护《火星报》。甚至组委会的代表波波夫（罗扎诺夫）[3]也说：“瞧，就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我们也能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火星报》的活动而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党。”这是第十次会议。会议一共举行了三十七次。乌云开始渐渐地积聚在代表大会上。就要选举中央委员会的三人小组了。当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基本核心。格列博夫（诺斯科夫）以孜孜不倦的组织家的资格毫无疑问可以当候选人。另外一个毫无疑问的候选人应当是克勒尔（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如果他出席代表大会的话。但是，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根据信任”对他和库尔茨（林格尼克）进行缺席选举是很不合适的。那时在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将军”，即中央委员候选人。这就是雅克（施泰因——亚历山大罗娃）、佛敏（克罗赫马尔）、施特恩（柯斯嘉——罗莎·哈尔贝施塔特）、波波夫（罗扎诺夫）、叶戈罗夫（列文）。所有这些人都是中央三人小组中两个委员的候选人。除此而外，这些人不仅仅作为党的工作者彼此熟悉，而且彼此在私人关系上也有往来。在这些人之间有个人的友情，也有个人的恶感。愈接近选举，空气变得愈紧张。崩得和“工人事业派”诬指国外中心想指挥，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等等；虽然起初受到了一致的回击，但对“中派”，对动摇分子——甚至也许他们没意识到——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害怕指挥，害怕谁的指挥呢？当然不是马尔托夫、査苏利奇、斯塔罗维尔和阿克雪里罗德的指挥，害怕的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指挥。可是他们知道，关于成员问题，关于俄国的工作问题，将由列宁决定，而不是由站在实际工作圈子之外的普列汉诺夫决定。
代表大会批准了《火星报》的路线，但还得确定《火星报》的编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由三人组成《火星报》编辑部的草案。关于这个草案，他曾预先通知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在到会的代表们面前坚持编辑部的三人小组，认为它最能办事。当时他认为三人小组主要的是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写着编辑部三人小组的草案的信交给普列汉诺夫时，普列汉诺夫一句话没有说，读完后默默地放到口袋里去了。他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同意了。既然是个政党，那就需要切实的工作。
马尔托夫是所有编委中在组委会委员中间周旋最多的人。他们很快地使他相信，三人小组是反对他的，如果他加入三人小组，他就会背叛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德。阿克雪里罗德和查苏利奇感到非常激动。
在这种气氛中，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带有特别尖锐的性质。在党章第一条的问题上，列宁与马尔托夫从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产生了分歧。他们从前也常常有分歧，但从前那些分歧是发生在一个小组的范围内，而且很快地就和好了。而现在是在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所有那些怀恨《火星报》、反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人，力图把这种分歧扩大为巨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他们开始在《从何着手？》这篇论文和《怎么办？》一书上来攻击列宁，说列宁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人，等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代表大会上措词激烈地发了言。后来，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写道：“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这是多么残酷的斗争，这是怎样在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论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呵！……’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呵！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这才不是无休无止的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无谓口角，人们结束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诧异地耸了耸肩。原来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4]
这段引文说明了伊里奇的全部见解。
从代表大会一开始，他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一位比利时的女工（我们在布鲁塞尔住在她那里），非常发愁，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吃她每天早晨给他准备的极好的小萝卜和荷兰干酪，其实他那时已没心思吃饭了。在伦敦，他紧张到夜里根本不能睡觉，非常激动。
尽管在讨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得非常激烈，但在担任主席时他是极为公正的，不许自己对反对者有一点儿不公平。普列汉诺夫就不同了，他做主席时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机智和嘲弄反对者。
虽然很大一部分代表对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对党纲问题、对承认《火星报》的方针为自己的旗帜的问题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但在代表大会的中期已感觉到了一定的裂痕，在大会的末期这种裂痕愈益加深。说实在话，妨碍共同工作、使得共同工作成为不可能的严重的意见分歧，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还没有出现，还在隐蔽的状态中，即所谓潜伏状态中。可是代表大会已经明显地分裂成两部分了。许多人觉得一切罪过应归之于普列汉诺夫的不够委婉，列宁的“狂暴”和野心，巴甫洛维奇的尖酸刻薄，以及对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的不公正，——于是他们站在受屈的人一边，只看见人而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其中也有托洛茨基，他变成列宁的凶恶的敌人。事情的本质在于：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同志们是十分严肃地对待原则问题的，无论如何要实现这些原则，把它们贯彻到全部实际工作中去；另外一派具有庸俗的情绪，倾向于妥协，在原则问题上让步，顾惜情面。
选举时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我还记得选举前的两个场面：阿克雪里罗德提出一个流放纠纷来硬说鲍曼（索罗金）在道义上对别人的关怀很不够。鲍曼沉默不言，眼睛里噙着泪水。
另一个场面是：捷依奇不知怎的愤然地斥责格列博夫（诺斯科夫），格列博夫抬起头来，闪了闪怒火燃烧着的眼睛，苦恼地说：“闭起你那张嘴吧，亲爹！”
代表大会结束了。格列博夫、克勒尔和库尔茨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四十四票中有二十票弃权。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被选为中央机关报的编委。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分裂已经明显了。
[1]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
[2] 埃曼纽埃尔·洛沃维奇·古烈维奇（Эммануил Львович Гуревич，1866—1952），1883年加入民意党，后移居巴黎，与法国工人党关系密切。1900年发起成立“斗争社”。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转向取消主义。1911年因参与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团活动被驱逐出彼得堡。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1918年脱离政治活动。
[3]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6—1939），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4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被特赦，此后退出政治活动。
[4] 《列宁全集》第7卷笫338—339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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