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1903—1904年
我们开完代表大会回到日内瓦之后，便开始了一段沉重的、不愉快的生活。先是侨居外国的人们从各地涌到日内瓦来。“同盟”的成员来问道：“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发生了争论？为什么破裂了？”
这些询问使普列汉诺夫非常厌烦。有一次普列汉诺夫说：“某某人来了，他一边问长问短，一边不断重复地说：‘我是布里丹[1]笔下的驴[2]’。我就问他：‘说实在的，究竟为什么是布里丹笔下的驴呢？……’。”
俄国也开始有人来了。顺便提一下，叶烈马从彼得堡来了，一年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把致彼得堡组织的一封信寄到他那里。他立即站到孟什维克那边去了，只是顺路来看我们一下。他装着一种非常悲痛的样子，一见面便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喊了声“我是叶烈马”，接着就讲起孟什维克怎样正确……我还记得基辅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也总是在打听：哪些技术上的变化造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呢？我惊得睁大了眼睛——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幼稚地理解“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甚至从来没想到会有这种理解。
那些在金钱、接头地点以及其他方面帮助过我们的人，在孟什维克鼓动的影响下拒绝帮助我们了。记得，我的一个老朋友同她的老母亲到日内瓦她的姐姐这里来了。童年时代，我和她曾经有趣地做过旅行家的游戏，做过住在树上的野人的游戏。我知道她来的时候，高兴得要命。现在她已是个年纪不轻的姑娘了，完全是个陌生的人了。我们谈到她家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常帮助。她说：“现在我们不把自己的家给你们做接头地点了，我们非常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这种个人纠纷对事业是很有害的。”哼，去他们的吧，我和伊里奇本来就没寄予这些“同情者”以什么希望，他们不加入任何组织，以为凭着接头地点和几文钱便可以影响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的进程哩！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把发生的事情写信告诉在俄国的克勒尔和库尔茨。在俄国的人们大吃一惊，但是却不能拿出什么好主意来，只是认真地提出过一些建议，如把马尔托夫调回俄国，让他住在一个偏僻地方，坐下来写通俗小册子。那时决定把库尔茨调到国外来。
代表大会以后，格列博夫提议恢复原来的编辑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反对，——照老样子虽然苦恼些，但总比分裂好。孟什维克却拒绝了。在日内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试图跟马尔托夫取得一致的意见，并且给波特列索夫写过信，想使他相信没有必要分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分裂这件事也给卡尔梅柯娃（绰号“大婶”）写过信，告诉她事情的经过。他始终不相信会没有办法。撕毁代表大会的决议，拿俄国的工作冒险，拿刚刚建成的党的战斗力冒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这纯粹是一种愚蠢行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他清楚地看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有一次他开始给克勒尔写信，说克勒尔简直不能想象到实际的情形，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关系从根本上起了变化，同马尔托夫的老交情现在结束了，必须忘掉老交情，斗争开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把这封信写完，也没有寄出。同马尔托夫分裂，对他来说是太难了。在彼得堡工作的时期，在旧《火星报》工作的时期，使他们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极其敏感的马尔托夫那时善于锐敏地领会伊里奇的思想，并且很有才能地发挥着这些思想。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烈地同孟什维克作斗争的时候，每一次当马尔托夫的路线哪怕稍稍端正一些的时候，他就用原来的态度来对待马尔托夫。例如1910年在巴黎，当马尔托夫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同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作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形。从编辑部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以满意的腔调说，马尔托夫釆取了正确的路线，他甚至反对唐恩。而且后来，回到俄国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满意马尔托夫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的立场，并不是因为这对布尔什维克有利，而是因为马尔托夫保持着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品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患重病的时候，他还有点忧郁地告诉我：“据说，马尔托夫也快要死了。”
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布尔什维克）已到俄国去工作了。孟什维克没有全部去，相反地，唐恩还到他们这里来了。在国外，孟什维克的拥护者增多了。
留在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定期开会。在这些会议上，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最不调和的立场。他愉快地谈笑并鼓励大家。
最后，中央委员库尔茨一他又名瓦西里耶夫（林格尼克）——来了，他立即感觉到自己完全被那种充满日内瓦的纠纷所压住。排解冲突、往俄国派人等一大堆事情都加到他身上去了。
孟什维克在侨居国外的人们中的影响扩大了。他们决定召开“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代表大会，听取“同盟”出席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宁的报告，以便打击布尔什维克。那时捷依奇、李维诺夫和我都是同盟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捷依奇坚持召开“同盟”代表大会，李维诺夫和我反对召开，无可怀疑，在当时的情况下，代表大会会变成纯粹的吵闹。于是捷依奇记起了常务委员会的委员还有住在柏林的韦切斯洛夫和住在巴黎的莱特伊仁[3]。他们近来实际上已不直接参加“同盟”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退出“同盟”常务委员会。他们被邀来进行表决，他们赞成召开代表大会。
在“同盟”代表大会行将召开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骑在自行车上沉思，因而撞到电车上去了，几乎把眼珠撞出来。他扎着绷带、脸色苍白地出席了“同盟”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怀着仇恨心疯狂地向他进行攻击。我记得一个野蛮的场面——唐恩、克罗赫马尔和其他人的怒气冲冲的面孔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们跳起来，把托书架疯狂地乱敲。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的人数比布尔什维克多，此外，在孟什维克中间“将军”较多。孟什维克通过了一个“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把“同盟”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堡垒，保证孟什维克自己有一个出版社，使“同盟”脱离中央而独立。当时，库尔茨（瓦西里耶夫）以中央的名义要求改变章程，但“同盟”不服从这个要求，于是库尔茨宣布解散了“同盟”。
普列汉诺夫的神经受不住孟什维克的吵闹，他声明：“我不能向自己人射击。”
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宣称应当让步。他说，“有时候，专制制度还被迫让步呢。”——“那时人们也就会说专制制度动摇了”，莉莎·克努尼扬茨反驳道。普列汉诺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普列汉诺夫为了如他所说的挽救党内和平，决定恢复原来的《火星报》编辑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退出了编辑部，同时声明他并不拒绝撰稿，甚至也不坚持要公布他退出编辑部的消息。让普列汉诺夫去试图调和吧，他是不会妨碍党内和平的。在这以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卡尔梅柯娃写信说：“没有再比离开工作更坏的道路了。”离开编辑部，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明白这一点。反对派要求再补选代表到中央委员会里去，补选两个人到总委员会[4]里去，并要求承认“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合法。中央委员会同意反对派往中央委员会里补选两个代表，在总委员会里给他们一个席位，逐步改组“同盟”。任何和平也没有得到。普列汉诺夫的让步使反对派更加嚣张了，普列汉诺夫坚持让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代表卢（绰号“小马”，真姓是卡尔佩林[5]）退出总委员会，以便给孟什维克腾出位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的让步犹豫了很久。我记得，我们三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马”和我——傍晚站在波浪汹涌的日内瓦湖的岸上，“小马”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他的辞职。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了——他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说，卢退出总委员会。[6]
马尔托夫写了一本充满最野蛮的责骂的小册子《戒严状态》。托洛茨基也写了一本小册子《西伯利亚代表团报告书》，在这本小册子里，事件是完全根据马尔托夫的精神说明的。普列汉诺夫被描写成是列宁的走卒，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下来着手写《进一步，退两步》以回答马尔托夫，他在这本小册子里详细地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事件。
这时在俄国也正进行着斗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地方组织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和代表大会的大部分决议，都表示极为满意。他们更加觉得孟什维克的立场莫名其妙了。通过了要求服从代表大会各项决定的决议。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代表之一“叔叔”特别积极地工作着。她这个老革命家简直不能理解怎能允许有不服从代表大会的事情。她和其他同志们从俄国寄来了令人振奋的信件。一个委员会接着一个委员会站到布尔什维克这方面来了。
克勒尔来了。他想象不出已经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树立起来的那堵墙壁，他以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可以和解。他去跟普列汉诺夫谈，看到完全不可能和解，就失望地离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1904年初，戚利娅·捷利克桑[7]，彼得堡组织的代表“男爵”（埃森[8]）和工人马卡尔来到了日内瓦。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和他们见面。他们不只是谈同孟什维克的纠纷，而且也谈俄国的工作。“男爵”那时完全是个年轻小伙子，喜欢炫耀他在彼得堡的工作。他说：“现在我们那里，组织是建立在集体的原则上，各个集体——宣传组、鼓动组、组织组都在工作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细心听着。“你们宣传组有多少人呢？”他问道。“男爵”稍稍有点难为情地答道：“暂时还只有我一个人。”伊里奇说：“少了一些，那末鼓动组有多少人呢？”“男爵”的脸红到耳根，答道：“暂时还只有我一个人。”伊里奇尽情地哈哈大笑起来，“男爵”也笑了。伊里奇经常能以两三个问题击中要害，从许多漂亮的公式和有声有色的报告中揭露出现实的真象。
后来，奥里明斯基[9]（米·斯·亚历山大罗夫）来了。他站到布尔什维克这边来了。“野兽”[10]也从遥远的流放地逃到这里来了。
从流放中逃脱出来的“野兽”劲头十足，显得非常愉快，周围的人都受了她的感染。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怀疑和不坚决的痕迹。她嘲笑那些垂头丧气的人，嘲笑那些因分裂而叹气的人。国外的争吵不知怎的没有影响到她。这时我们想了一个在我们的塞舍罗每个星期组织一次“茶话会”的主意，以便加强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在这些“茶话会”上也没有能进行“真正的”谈话，不过却大大消除了因同孟什维克闹这场纠纷而引起的忧郁心情。听听“野兽”豪爽地唱一首“万卡”和高身材的秃头工人叶哥尔的帮腔，是叫人愉快的。叶哥尔很想去找普列汉诺夫谈心，他甚至为这还戴上了衬领，但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回来的时候很失望，心情很沉重。“不要灰心，叶哥尔，唱唱‘万卡’吧，我们会胜利的。”——“野兽”这样安慰他。伊里奇愉快起来了：这种豪迈气概，这种乐观精神驱散了他那沉闷的心情。
我们这里出现了个波格丹诺夫[11]。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大熟悉他的哲学著作，对他的为人更是毫不了解。但是,看得出来，他是个具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他是暂时到国外来的，在俄国他有很多的联系。无谓纠纷的时期结束了。
伊里奇最感到难受的是跟普列汉诺夫彻底分手。
春天，伊里奇认识了老革命家、民权党人纳坦松[12]和他的妻子。纳坦松是个优秀的旧式组织家。他认识许多人，深知每个人的长处，他了解哪个人善于做哪件事，哪个人适于做哪件工作。特别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讶的是，他不仅深知自己的人员，而且深知我们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人员，甚至还比我们当时的许多中央委员了解得还要多些。纳坦松在巴库住过，他认识克拉辛[13]、波斯托洛夫斯基和其他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可以把纳坦松说服，使他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纳坦松非常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后来有人谈到，当这个老革命家在巴库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雄壮的示威游行时，是怎样地痛哭起来。只有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纳坦松的看法不同。纳坦松不同意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的态度。同纳坦松的亲密交往持续了两个星期左右。纳坦松和普列汉诺夫很熟悉，他同普列汉诺夫很亲近。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纳坦松谈起我们党的事情，谈起同孟什维克的分裂。纳坦松提出同普列汉诺夫谈一谈。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回来时，带着一种茫然的神气说：应当让步……
同纳坦松的交往终止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抱怨自己，不应该同一个异党分子谈论社会民主党的事情，而且那个人是来当什么调停人的。他抱怨自己，抱怨纳坦松。
当时，中央委员会在俄国奉行着调和主义的两面政策，而各地方委员会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必须依靠在俄国的力量召开新的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14]剥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自己观点进行辩护和同俄国联系的可能，作为对七月宣言的答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派——二十二人——通过了必须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背着背囊到山里去住了一个月。起初，“野兽”也跟着我们，但是不久她就拉下了，她说：“你们喜欢到连一只猫也没有的地方去，而我离开人们是不能生活的。”的确，我们总是拣最荒凉的小道走，钻到最偏僻的地方去，远远地离开人们。我们到处跑了一个月之久：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晚上，十分疲倦，钻进被窝马上就睡着了。
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粮——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难得吃顿把饭。在一家社会民主党人开的小酒店里，一个工人劝我们说：“你们不要跟旅游者一块儿吃饭，跟马车夫、汽车司机、粗工们一块吃，这样就可以便宜一半，吃得也更饱些。”我们就照他的话做了。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小官僚和小店铺老板这类人宁愿不游玩，也不愿同仆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这种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在欧洲各地都非常盛行。那里的人喜欢谈论民主，但是要他们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富丽堂皇的旅社里同仆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这是力求出人头地的小市民办不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高兴到小饭馆去，他在那里吃饭胃口特别好，而且总是衷心地称赞吃的饭便宜、丰盛。然后我们就背起背囊往前走。背囊比较重。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背囊中装着一本沉甸甸的法语词典，在我的背囊中也装着一本同样很重的法文书，这本书是我刚刚收到准备翻译的。可是不论词典还是书本，在旅行期间，我们连一次也没有打开过；我们看的不是词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
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纠纷的尘埃。我们同波格丹诺夫、奥里明斯基、彼尔武欣夫妇一起在布雷湖畔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度过了八月。我们同波格丹诺夫商议好了工作计划；波格丹诺夫打算争取卢那察尔斯基[15]、斯切潘诺夫、巴扎罗夫[16]参加写作工作。计划在国外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并在俄国开展召开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17]。
伊里奇完全高兴起来了。每天晚上，他从波格丹诺夫夫妇那里回来的时候，外边就传来尖厉的狗叫声，那是伊里奇在走过用链子拴着的狗的身旁时逗弄狗玩。
秋天，回到了日内瓦。我们从日内瓦的市郊搬到了离市中心较近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登记加入了“Société de lecture”[18]，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和很好的工作条件，可以看到大量的法文、德文、英文的报纸和杂志。在这个“Société de lecture”里从事著述十分方便，会员大部分是老教授，他们很少到这个图书馆来；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在这里，他能安静地工作，没有一个俄国同志到这里来，也没有人谈论孟什维克说了些什么话和在什么地方干下了卑鄙的勾当。可以集中精力考虑问题。当时是有问题需要考虑的。
日俄战争开始了，这一战争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沙皇君主政体的全部腐败情形。在对日战争中，不仅仅布尔什维克，就是孟什维克，甚至自由派都是主张沙皇俄国失败的。人民愤怒的浪潮从下面起来了。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愈来愈频繁地传来人民大众不顾警察干涉而举行大会的消息，传来工人和警察发生直接冲突的消息。
在日益高涨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面前，小宗派纠纷已经不象不久以前那样激动人心了。固然，这些纠纷有时具有非常野蛮的性质。例如，布尔什维克瓦西里耶夫从高加索来了，想作一个关于俄国局势的报告。但是在会议开始时，孟什维克竟要求选举主席团，虽然这只是一个每个党员都可以参加的普通报告会，而不是个组织会议。孟什维克企图把每个报告会都变成一种选举的搏斗，其目的是想用“民主的方法”来塞住布尔什维克的嘴。事情几乎弄到短兵相接的程度，弄到争夺基金会的程度。在混乱中有人甚至把娜塔莉娅·波格丹诺夫娜（波格丹诺夫的妻子）的披肩撕破了，有人把人打伤了。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远不象从前那样使人激动了。
现在大家都在注意俄国。感到对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等地开展着的工人运动负着巨大的责任。
所有的党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都已特别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本质。孟什维克也露出了自己的原形。现在已经很清楚，是什么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离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深信它的创造力量，深信它的历史使命。这个信心不是突然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产生的，而是在多年内锻炼出来的；在这些年内，他研究和仔细地考虑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研究了俄国实际情况，在同旧革命者的世界观的斗争中学会了用阶级斗争的力量和英雄主义来对抗匹马单枪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不是盲目相信什么玄妙莫测的力量，这是深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深信它在解放劳动人民事业中的巨大作用，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深刻认识上，建立在对现实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上的。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的工作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对工人阶级强大力量的信心。
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在12月底开始出版了。编辑部里除了伊里奇外，还有奥里明斯基、奥尔洛夫斯基[19]。不久，卢那察尔斯基也来帮忙了。他的热情洋溢的文章和演说适合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情绪。
革命运动在俄国增长着，同时同俄国的通信也增多了。同俄国的通信不久就增加到每个月三百封，在当时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信给了伊里奇多少材料啊！他善于阅读工人的来信。我记得敖德萨采石场工人们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用不同的笔迹由几个人集体写成的，笔迹幼稚，没有主语和谓语，没有逗号和句号，但是这封信却洋溢着一种无穷尽的力量，洋溢着一种斗争到底、斗争到胜利的决心，这封信字字珠巩，又纯朴、又坚决，毫无动摇的情绪。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但是我还记得这封信的样子、纸张、赤褐色的墨水。伊里奇多次地反复读着这封信，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地沉思着。敖德萨采石场工人们给伊里奇写这封信没有白费力气，他们这封信正是给了他们应当给的人，给了比所有的人都更能了解他们的人。
接到敖德萨采石场工人的来信几天之后，敖德萨的新宣传员塔妞莎就寄来了一封信，塔妞莎忠实而详尽地描述了敖德萨手工业者的会议。伊里奇读过这封信以后立刻坐下来给塔妞莎写回信：“谢谢你。希望常常来信。叙述普通的、日常的工作的信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很少有人给我们写这样的信。”
几乎是在每封信里，伊里奇都请求俄国的同志们多多地联系。他给古谢夫写信说：“革命组织的力量就在于联系的多少。”他请求古谢夫把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中心与青年联系起来。他写道：“我们中间有某种愚蠢的、庸俗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害怕青年的毛病。”[20]伊里奇给他在萨马拉认识的老朋友——那时住在乡下的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信，请他和农民联系。他请求彼得堡的人把工人们的原信寄到国外中心来，不要摘要，不要转述。这些工人的信极其清楚地告诉伊里奇，革命迫近了，革命在发展着。1905年己来到了。
[1] 让·布里丹（Jean Buridan，1295—1358），法国哲学家。
[2] 传说是法国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所写的关于驴的故事。喻作极端优柔寡断的人。——译者注
[3] 加布里埃尔·达维多维奇·莱特伊仁（Гавриил Давидович Лейтейзен，1874年11月9日——1919年1月20日），出身于锡匠家庭。1890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2年起任《火星报》驻巴黎代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同年回国，旋即被捕并被流放到图拉，在此期间持调和立场，主张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合作。一战期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并被任命为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4军政治委员会委员。1919年1月20日在前线壮烈牺牲。
[4] 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成立了作为党的最高机构的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它的任务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并在其中一个机构的全体成员退出时重新建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代表党与其他政党进行联络。党总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编者注
[5] 列夫·叶菲莫维奇·卡尔佩林（Лев Ефимович Гальперин，1872年3月3日——1951年？月？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2年期间在《火星报》工作。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期间首先攻入莫斯科杜马。1917年6月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其后的情况不详。
[6]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文章（载于1925年11月27日《真理报》第271号）中写着：“记得有一次同小马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在家，而小马设想了一个计划：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脱离党的活动并搬到柏林郊外的某个地方去住，摆脱党的工作……小马，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伊里奇却不行。”——编者注
[7] 塞西莉亚·萨莫伊洛夫娜·博勃罗夫斯卡娅（Цеци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Бобро́вская，1876年7月7日——1960年7月6日），189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委员会书记，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0年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区委员会书记。1928—194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督察。1940年退休。
[8] 亚历山大·马格努索维奇·埃森（Александр Магнусович Эссен，1880年6月26日——1930年9月1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9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07年因病脱离政治活动。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9—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会技术和经济部部长。1930年逝世。
[9]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0] 玛·莫·埃森。——编者注
玛丽亚·莫伊塞夫娜·埃森（Мария Моисеевна Эссен，1872年12月3日——1956年2月4日），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发起成立乌拉尔工人工会。1899年被捕。1901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2年流亡国外。1902—1903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同年被捕。1905年在流放途中逃离，同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年退出政治活动。1917年任第比利斯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5年任第比利斯工业学院院长。1925—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此后担任二线工作。1955年退休。
[1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12] 马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Натансо́н，1850年12月25日——1919年7月29日），1868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69年被捕。1872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877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3年发起成立“民权党”。189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4年流亡瑞士。1906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在此期间反对革命恐怖主义。一战期间持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公开支持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退党，发起成立革命共产党。1919年因灰心失望移居瑞士，同年在伯尔尼逝世。
[13]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4] 这是中央委员会中当时奉行孟什维克政策的调和派和孟什维克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所通过的一个决议的名称。这个决议包括二十六项，但其中只有九项发表在1904年8月26日《火星报》第72号上。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竟不对党公开，这使列宁感到愤慨。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编辑部对列宁的答复中坚持主张各地方委员会不应当知道领袖们之间意见分歧的详情细节，他说：“力求使无产阶级成为小组之间发生的无数纷争的公断人，乃是向最坏的一种假民主制度卑躬屈膝。”(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
这个宣言中有一项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在现时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反对争取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鼓动工作。”——娜·克·注
[15]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16]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年7月27日——1939年9月16日），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期间是“新生活派”。1917年底发起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21年起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相继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和高加索地区。1939年逝世。1990年平反。
[17]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文章（载于1925年11月27日《真理报》第271号）中补充说：“这个计划比‘小马’提的计划更合伊里奇的脾性。”——编者注
[18] “读者协会”。——编者注
[19] 瓦·瓦·沃罗夫斯基。——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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