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从俄国到国外去
1907年末
伊里奇不得不往芬兰内地去了。这时，波格丹诺夫夫妇、英诺森（杜勃洛文斯基）和我仍然留在库沃卡拉的“瓦沙”别墅里。捷里奥基已经被搜查了，现在等着来搜查库沃卡拉。我和娜塔莉娅·波格丹诺娃进行了“清洗”，整理了所有的档案，把有价值的文件都清理出来，交给芬兰同志收藏，其余的文件都焚毁了。我们烧得十分起劲，以致有一次我惊奇地看到“瓦沙”别墅周围的雪地上面竟落满了一层纸灰。不过，宪兵真要是来了，他们大概总会找到点儿什么的：“瓦沙”别墅里的家底确实不小。我们必须釆取专门的措施来进行预防。有一天早晨，别墅的房东跑来说，宪兵已经到了库沃卡拉。她尽量地把各种秘密文件带去藏在她那里。我们打发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和英诺森到树林里去散步，自己则等着来搜查。这一次宪兵没有到“瓦沙”别墅来搜查，他们是来搜捕战斗队员的。
同志们把伊里奇送到了芬兰的内地，那时他住在赫尔辛福斯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奥格利比尤。他住在芬兰人的家里；这家一共是姐妹两人。他住的是一个挂着花边窗幔、异常清洁但却寒冷的芬兰式舒适的房间，房间里的东西摆得有条不紊，隔壁不断传来笑声、钢琴声和用芬兰话的谈话声。伊里奇住在这里感到孤寂。他成天写关于土地问题的著作[1]，缜密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他几小时地蹑着脚从这个墙角踱到那个墙角，怕的是惊动女主人。我到奥格利比尤看过他一次。
警察在芬兰到处搜寻伊里奇。他必须出国去。显然，反动势力的气焰会嚣张几年。必须再回到瑞士去。真不想走啊，但又别无出路。而且必须在国外设法出版《无产者报》，因为在芬兰已经不能出版了。一有机会伊里奇就要到斯德哥尔摩去，在那儿等着我。我还得在彼得堡安置一下我的有病的老妈妈，处理一些事情，谈好联系问题，然后再去赶伊里奇。
当我在彼得堡奔忙的时候，伊里奇险些死在去斯德哥尔摩的旅途中。暗探们盯得很厉害，要是沿着普通的路线走，在亚波上船，那就十之八九要遭逮捕[2]。以往已经发生过几起在上船的时候逮捕的事了。有个芬兰同志劝他在最近的海岛上船。这样做，就俄国警察不能在那里逮捕人这一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到岛上去大约要在冰上步行三俄里。虽然己是12月了，可是冰并没有到处都冻结实。没有人愿意冒生命的危险，所以没有找着向导。后来两个喝得有些醉意的芬兰农民愿意送伊里奇，他们真是不知深浅的人。就这样，夜里在冰上走的时候，他们同伊里奇险些一同丧命——脚下一块地方的冰流动了。他们好容易跑了出来。
后来，芬兰同志鲍尔戈（我是通过他去斯徳哥尔摩的，后来他被白匪枪杀了）告诉我，伊里奇选的路线是多么危险，而伊里奇死里逃生又是多么偶然。伊里奇告诉我说，当脚下的冰流动时，他想到：“唉，死得多么愚蠢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又到国外去了。与我同船去瑞典的有唐恩、莉迪娅·奥西波夫娜·策杰尔包姆[3]和两个社会革命党人。
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几天，我和伊里奇就取道柏林去日内瓦了。我们到达的前夜，柏林的俄国人遭到了搜査与逮捕，因此，到车站来接我们的柏林小组的阿夫拉莫夫同志没有劝我们到谁的住所去。他领着我们整整串了一天咖啡馆。傍晚我们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罗莎·卢森堡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对于战争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他们就很亲近起来了。还在1907年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就说，反对战争的斗争的目的应当不只是争取和平，而且要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须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评论这次大会时写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鲜明地对比了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一系列最重大的问题上的态度，并且本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了这些问题。”[4]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和伊里奇的行动是一致的。所以那天晚上他们的谈话，是具有一种特别友好的性质的。
我们晚上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人都病了，嘴角上流着白沫，浑身无力。后来弄清楚，原来是我们串饭店的时候，不知在哪里吃鱼中了毒。只好在深夜里找医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登记他是一个芬兰厨子，我登记的是一个美国公民。因此，茶房就给我们找来一个美国大夫。大夫瞧了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情况很严重，瞧了瞧我说：“嗯！你能活！”他给了我们一包药，看到我们有些可疑，就大大敲了我们一笔出诊费走了。我们两个躺了两天，就带病挣扎着往日内瓦去了。我们是在1908年1月7日（1907年12月25日）到达日内瓦的。后来伊里奇给高尔基写信说，我们在路上“感冒”了。
日内瓦叫人看起来不大舒服。虽然连一片雪花也没有下过，但却刮着凛冽刺人的寒风。在出售的明信片上，画着日内瓦湖滨大道附近滴水成冰的画面。这座城市显得荒凉而又沉寂。同志之中当时只有米哈·茨哈卡雅、维·阿·卡尔宾斯基和奥丽珈·拉维奇[5]住在日内瓦。米哈·茨哈卡雅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贫病交加，我们去的时候，他吃力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没有说话。卡尔宾斯基夫妇这时住在日内瓦的俄国图书馆（从前这个图书馆是属于库克林[6]的）里，当时主持着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是卡尔宾斯基。
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头疼病发作得很厉害；由于头疼，他总是眯着眼睛，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因为他怕阳光刺激。当我们从卡尔宾斯基那里出来，走在日内瓦的荒凉的、变得这么陌生的街道上的时候，伊里奇脱口说了一句：“我感觉到这里来好象进了棺材似的。”
我们的第二次侨居生活开始了。这一次比第一次更艰苦得多。
[1] 指《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列宁全集》第15卷第132—155页。——编者注
[2] 由芬兰开往瑞典的轮船冬天也航行，用破冰船破冰开路。——编者注
[3] 莉迪亚·奥西波夫娜·唐恩（Лидия Осиповна Дан，1878年5月21日——1963年3月28日），马尔托夫的姐姐，唐恩的妻子。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22年被驱逐出境。1963年在纽约病逝。
[4] 《列宁全集》第13卷第65页。——编者注
[5] 萨拉·纳莫夫娜·拉维奇（Сарра Наумовна Равич，1879年8月1日——1957年？月？日），季诺维也夫的第一任妻子。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1918年支持“左派共产主义者”。1922年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期间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35年被开除出党。其后于1937年、1946年、1951年多次被捕。1954年获释。1957年逝世。
[6] 格·阿·库克林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书刊出版者。自1903年起他在国外出版《俄国无产者丛书》。1905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收藏革命图书的大图书馆，该馆自1902年起公开开放。库克林去世（卒于1907年）后，藏书和出版物按照他的遗嘱移交给布尔什维克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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