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第二部
第二次侨居生活
第二次侨居生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08—1911年）是俄国反动势力最疯狂的年代。沙皇政府残酷地迫害革命者。监狱有人满之患，监狱里实行最折磨人的制度，经常严刑拷打；死刑宣判一个接着一个。秘密组织不得不极隐蔽地转入地下。但也不容易隐蔽得好，因为革命时期党的成员有了变化，党补充了干部，这些干部不了解革命前的地下工作，也不习惯于做秘密工作。另一方面，沙皇政府不惜财力扩充密探组织。整个密探组织体系都是设想得很周密的，并且遍布各地，包围着党中央机关。沙皇政府的谍报工作是很出色的。
同时，各个合法团体、工会、报刊的活动，也经常受到追究。政府力图夺回工人群众在革命年代所取得的各种“权利”——集会的权利、讨论切身有关问题的权利、组织起来的权利。但旧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革命对群众有着深刻的影响。工人的主动精神不断地趁着每一机会表现出来。
这几年是社会民主党内思想上极为混乱的年代。有人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出现了一些企图动摇整个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流派。现实是阴暗的。于是有些人就企图臆造一种新的巧妙的宗教，并从哲学上来论证它，想借此找寻出路。新的哲学流派给一切寻神派和造神派敞开大门，这一流派的首领是波格丹诺夫，加入这一流派的有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和其他人。马克思通过哲学，通过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当时曾十分重视论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列宁研究过他们的著作，早在流放时期就十分努力研究哲学。列宁不能不注意到从哲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以及这种行为在反动年代里所起的作用，因此列宁非常尖锐地反对波格丹诺夫和他的学派。[1]
波格丹诺夫不仅是哲学战线上的敌人。他还纠合了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召回派说，国家杜马如此反动，应当把社会民主党党团从杜马中召回来；最后通牒派认为，应当向党团提出一个最后通牒，要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发出会使它被赶出杜马的言论。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阿列克辛斯基、马拉和其他一些人是最后通牒派。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和合法团体。他们说不能接受妥协，还说布尔什维克应当是坚硬如石、宁折不弯的。列宁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必然会拒绝一切实际工作，脱离群众，无法在日常的工作中组织群众。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前的时期曾巧妙地利用了每一合法的机会，善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开辟道路，引导群众前进。他们把群众从要求供应开水和装置通风设备的斗争逐步引导到全民的武装起义。善于适应最困难的环境，同时坚持原则，决不放弃革命立场，——这就是列宁主义的传统。召回派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同召回派作斗争，就是维护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策略。
最后，这几年（1908—1911年）也是为了保卫党、为了保护党的秘密组织而进行尖锐斗争的年代。
在反动时期，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孟什维克分子中间首先表现出颓废情绪，这是非常自然的。他们在这以前就喜欢随波逐流，阉割革命口号；他们与自由资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这种颓废情绪的极其明显的表现，就是广大的孟什维克分子企图取消党。取消派硬说秘密的党只会招致失败，只会缩小工人运动的规模。实际上，取消秘密的党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情绪低落，削弱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行动的统一。取消党就是背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背弃马克思的一切原则。
象普列汉诺夫这样的孟什维克，由于当时做过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工作，当然不能不看到取消派情绪的全部反动性，因此，当鼓吹取消党开始发展到鼓吹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时，普列汉诺夫便竭力与他们划清界限，组成自己的集团，即孟什维克护党派。
业已展开的保卫党的斗争，澄清了一系列的组织问题，使广大的党员对党的作用和党员的义务有了确切而深刻的理解。
维护唯物主义世界观、维护党与群众的联系、维护列宁策略的斗争，保卫党的斗争，是在侨居国外的极为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反动年代，侨居国外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由于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而逃亡到国外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损害和折磨，看不到前途，没有一文钱，得不到来自俄国的任何帮助。这一切就使得所进行的斗争具有特别艰苦的性质。纠纷、争吵层出不穷。
许多年过去了，对过去进行斗争的原由现在是非常清楚了。现在，实际生活已极其明显地证实了列宁路线的正确性，许多人对这一斗争似乎已经不大感兴趣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斗争的话，那末党就不能在革命高潮的年代如此迅速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党走向胜利的道路就会布满困难。斗争是在上述流派刚刚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不久以前还手携手共同作战的人们之间进行的；因此，很多人觉得事情全是由于列宁难于相处，他的急躁，他的脾气不好而产生的。而事实上，这次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存在，为了坚持党的路线，为了维护党的策略的正确性。论战形式的尖锐性是由问题的复杂性引起的。伊里奇常常极其尖锐地提出问题，因为不这样，问题的实质就会模糊不清。
1908—1911年不单纯是侨居国外的年代，而且是在极其重要的战线即思想战线上进行紧张斗争的年代。
第二次侨居生活的第二个时期（1911—1914年）是俄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罢工斗争的增长，促使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连纳事件[2]，工人出版物的发展，杜马选举和杜马党团的工作，——这一切使党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使党的工作具有了完全新的规模，使党内的工人成分大大增加，使党更加接近群众。
与俄国的联系迅速地加强了，对俄国工作的影响增大了。1912年1月举行的布拉格党代表会议开除了取消派分子的党籍，制定了党的秘密组织的原则。普列汉诺夫没有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1912年，我们迁到克拉科夫。保卫党、巩固党的斗争，己经不是在侨居国外的各个小集团之间进行了。克拉科夫时期，是列宁策略的正确性在俄国实践中完全得到证实的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问题把列宁完全吸引住了。但是，当俄国工人运动广泛开展起来的时候，在国际战线上已经出现了大雷雨来临前的闪电，火药气味越来越浓了。伊里奇己经在考虑可能爆发的战争一旦变为国内战争时，各民族之间应当建立的新的相互关系。在克拉科夫时期，伊里奇有可能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更密切的接触，更具体地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他坚决地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提出了尖锐的、明确的原则。在克拉科夫时期，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通过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
第二次侨居生活的第三个时期（1914—1917年）是使我们的侨居生活又一次完全改变了性质的战争年代。这时，国际性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从国际运动的角度才能说明我们俄国的问题。
另一个广大得多的基础，即国际基础，现在不可避免地应成为解决俄国问题的基础。我们做了呆在中立国的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尽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为新的国际奠定最初的基础。在战争初期（1914年年底至1915年），这一工作消耗了列宁的全部精力。
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周围事件的影响下，还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他想深入地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战争的性质问题，无产阶级胜利之后第二天即将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的新形式问题，在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中运用辩证法的问题。我们从伯尔尼迁居到工作比较方便的苏黎世。伊里奇在没有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和开始准备回国之前，用全副精力从事写作，整天地坐在图书馆里工作。
[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很少过问哲学的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搞不清楚：列宁干吗要发那么大的火，干吗要骂得那么凶，是什么原因使他与前不久还是战友的波格丹诺夫及其一伙人决裂，又是什么原因使他跟辱骂过布尔什维克，写过文章声称1905年12月本来就毋需拿起武器的普列汉诺夫结成同盟。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斗争。”——编者注
[2] 连纳事件——1912年4月，西伯利亚原始森林连纳金矿区工人的罢工受到镇压，二百七十人遭枪杀，二百五十人受伤。俄国工人纷纷举行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抗议这一暴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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