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第三部
第三部序
写不写回忆录的第三部分，即十月革命后的部分，我犹豫了好久。在1917年我们回到俄国以前，我一直同伊里奇肩并肩地工作，并且是直接帮助他进行工作的。我每天都能从他同人们的谈话中来观察他，了解使他激动的每一件小事。但是，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下，[1]我的秘书工作的性质改变了，工作范围也狭窄得多了。于是伊里奇坚持要我到教育战线上去工作。这个工作把我完全吸引住了，而更吸引我的却是那种丰富多采而又异常复杂的火热沸腾的生活。确实，这种生活使我们更加亲近。[2]伊里奇在有空的时候就把我从教育人民委员部找去，一块儿在克里姆林宫散步，或者坐车到树林里去，到城外去；有时也到我那里来随便聊聊。但是他总是很忙的。此外，我们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我从来不向伊里奇打听任何事情，他通常也不立即把刚刚经历的事情详细地对我说，只不过偶尔顺便提上几句，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我，而且通常总是从刚刚经历的事情所引起的一些思想活动谈起的。好多年过去了，现在有时再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著作的时候，仿佛还能感觉到他在同人们谈话中讲到现在已写入文章中的某句话时的语气。可是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3]因此，我的回忆必然是插曲式的、零星片断的。本来，我已决定根本不写苏维埃时期的回忆。可是，后来考虑了一下，觉得如果能在各种事件的总的背景上写出这些片断的回忆，还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但这种背景不应是事件的历史，它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背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同志们对有关伊里奇的每件小事都很感兴趣，我就来试着写一写。这里刊载的几章，就是这类回忆的开头部分。
娜·克鲁普斯卡娅
1933年12月12日
[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只能给他当技术工作方面的秘书——既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跟人们谈话时也不能在场（同一些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关系而认识我的老同志的谈话除外），整个工作环境都不同了……”——编者注
[2] 接下去写着：“……关于这一点伊里奇有一次对蔡特金谈起过，而在他逝世后，她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谈到这一点。”——编者注
[3] 接下去写着：“加上我非常热中于教育工作，我和伊里奇曾经就这方面的话题谈得非常多，当然，所谈的一切都是跟一般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但这些谈话不一定会使同志们感到兴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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