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伊里奇迁居莫斯科和在莫斯科工作的头几个月



　　德国人的进攻以及德国人占领普斯科夫，表明在彼得格勒的政府遭到了多大的危险。芬兰爆发了内战。当时决定把政府撤退到莫斯科去。从组织观点上来看当时也必须这样做。政府应当设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中心。
　　3月11日苏维埃政府迁到了莫斯科，迁到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心，迁得离边境远些，离许多省份近些，必须尽可能密切地与这些省份保持联系。
　　3月11日，即迁到莫斯科那天，伊里奇写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1]这篇文章登在3月12日的《消息报》上，它带有纲领性质，同时它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伊里奇当时的情绪。
　　这篇文章是以摘引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的诗句开头的：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在这篇文章里伊里奇简短扼要地评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然后指出布列斯特和约的全部屈辱性。
　　接着，他写到为强大而富饶的俄罗斯而斗争：

　　“俄罗斯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只要它能抛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沿着这条道路迈进，决不因失败而气馁，要一砖一石地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努力不懈地工作，树立纪律与自我纪律，到处注意加强组织性，加强秩序和求实精神，加强全民力量的紧密合作，加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普遍的统计与监督，——这就是达到建立军事实力和社会主义实力的道路。”[2]
　　伊里奇写道：“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赞成‘保卫祖国’，不过我们准备进行的卫国战争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保卫社会主义，也就是保卫祖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也就是保卫世界社会主义大军的一支队伍。”[3]

　　现在，当这篇文章写成后已经过了十八年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大步向前迈进并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当我们“高唱生活之歌向前迈进”的时候，当我们已经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谈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富饶和强大的时候，当千百万人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首创精神实现列宁在其《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中表达得如此鲜明的目的的时候，——这篇文章看起来是显得简单和容易明白的。但是，要了解这篇文章的分量，就必须回忆我党经历的那个时期和当时党内的强烈情绪。
　　伊里奇当时精力充沛，对斗争有充分的准备。
　　在莫斯科，起初把我们（伊里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我）安置在“民族宾馆”（苏维埃第一大厦）里，在二楼给我们拨了两个有浴室的房间。[4]那已经是春天了，莫斯科阳光灿烂民族宾馆”的附近摆着家禽摊子——这是一种进行街头买卖的市场；有着屠杀大学生的家禽摊贩[5]的旧莫斯科已经完全改观了。许多人来见伊里奇，常来的是军人。
　　3月18日，英国人派了一支由四五百个水兵组成的陆战队，借口保护协约国为沙皇政府在那里修建的军用仓库，在摩尔曼斯克登陆。这次登陆的企图是很明显的。
　　在“民族宾馆”里我们吃的是英国的肉罐头，这是英国人给他们前线士兵吃的东西。我记得，伊里奇有次在吃饭的时候说道：“我们拿什么东西给我们前线的士兵吃呢……”。在“民族宾馆”里我们仍然过的是野营式的生活。伊里奇希望快点定居下来，以便开始工作。他催着安排这件事情。
　　当时决定让政府机关和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搬到克里姆林宫去住。我们也要住到那里去。
　　我还记得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和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第一次领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去看我们未来的住所的情景。本来打算让我们住到“司法机关”大厦去。这座大厦石梯的梯蹬都被几十年来访问这座大厦的来访者踩坏了。我们顺着旧石梯登上了三楼，从前高等审判厅检察官的住所就在这里。计划给我们一个厨房和三间与厨房相连的房子，有个独门通向那里。其余的房间划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用。最大的一个房间划作会议厅（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到现在还在那里举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紧接着会议厅。他的办公室离正门最近，来访者必须通过正门到他那里去。这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整个大厦肮脏得令人难以想象，炉子弄坏了，天花板漏水。守卫的人住着的那所我们未来的住所更是脏得厉害。大厦需要修缮一下了。
　　临时把我们安置在克里姆林宫的所谓“骑士室”里面，给了我们两个干净的房间。
　　伊里奇喜欢在克里姆林宫散步，从那里能看见全市的景色。他最喜欢在大宫对面的人行道上散步，在那里可以放目纵览，然后，喜欢沿着宫墙下面蹓跶，那里绿草茵茵，行人稀少。
　　在我们住的“骑士室”里，桌上摆着一份旧的出版物，里面有克里姆林宫的照片和历史，记述了克里姆林宫的建造经过和每座塔楼的历史和意义。伊里奇喜欢翻翻这本画册。当时的克里姆林宫，即1918年的克里姆林宫，与现在的克里姆林宫大不相同。里面的一切都呈现着古老的色彩。“司法机关”大厦的旁边有一座漆成玫瑰色的丘多夫修道院，修道院有着许多小格子窗；高地旁边矗立着亚历山大二世的纪念碑；有个古老的教堂座落在宫墙下面。工人们在“司法机关”大厦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里工作着。当时克里姆林宫里面没有新的大厦，没有小花园。红军战士们守卫着克里姆林宫。
　　旧军队瓦解了，并且已经复员了。必须创建一支新的、强大的、革命的和充满热情及胜利信念的军队。
　　开头一段时期，红军与一般的军队很少有共同之处。红军充满着热情，但是从外表上看来却不很文明：红军战士们没有统一的服装，——原来穿什么就还穿什么，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嘲笑红军战士，他们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创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市民们有些怕红军战士，觉得这些人有点象强盗似的。我记得，还在1919年的时候，有个跟阿多拉茨基同志工作的女翻译，当他要她到克里姆林宫去拿一篇译文的时候，她不敢去拿，因为她害怕守卫克里姆林宫的红军战士。
　　警卫人员没有通常规定的那种仪节，这使外国人感到特别惊奇。
　　有一次，伊里奇给我谈了关于米尔巴赫[6]拜访他的情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旁边的卫兵，平常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看书。当时我们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当同德国缔结和约以后，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便到俄国来了，他照规矩到克里姆林宫来“拜会”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旁边的卫兵坐在那里看一本书，在米尔巴赫进入伊里奇的办公室时，卫兵甚至连瞅也没瞅他一眼，还是继续看书。米尔巴赫惊奇地看了看他。后来，米尔巴赫从办公室出来走到这个坐着的卫兵旁边站住了，他拿过卫兵看的那本书，让翻译把书名译出来。这本书是倍倍尔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米尔巴赫默默地把书还给了卫兵。
　　红军战士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他们知道，为了胜利他们需要知识。
　　伊里奇抱着大批的报纸、文件和书籍从自己住处出来，快步穿过走廊往办公室去的时候，总是十分亲切地向卫兵问好。他了解他们的心情，了解他们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政权献身的决心。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6日—8日）上，决定了必须同德国人缔结和约，哪怕是缔结最沉痛最屈辱的和约的问题。但是这个决定是经过尖锐的斗争才通过的。列宁作了关于批准对德和约问题的报告，尼·伊·布哈林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作了补充报告。对德和约问题的报告是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一起讨论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尖锐。代表大会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万党员。当时党还不象现在这样，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四十六个代表中有三十个代表赞成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十二个代表反对，四个代表弃权。换句话说，代表大会约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反对中央的路线，也就是说，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当中有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2月23日，他们当中有六人宣布辞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职务，保留在党内和党外进行鼓动的完全自由。2月24日，莫斯科区域局作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党在最近将来的分裂恐难避免”。在1918年初，莫斯科区域局在全俄范围内起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组织核心的作用。
　　列宁十分激烈地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革命空谈，这是可以理解的。1918年2月21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

　　“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真理，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7]

　　伊里奇知道，群众会跟着他走，而不会跟着“左派共产主义者”走。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就是为批准和约而召开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甚至准备葬送苏维埃政权。2月24日，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应当的。”这句话特别使伊里奇愤慨，所以3月12日他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对群众的代表发表演说时，语调特别慷慨激昂。他说：

　　“俄国革命带有一种和西欧革命截然不同的特征。（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它培养了一批经过1905年的锻炼，能独立活动的革命群众；它产生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种机关比以前所有的机关要民主得多，它能教育和诱导无权的工兵农群众，领导他们前进……”。[8]

　　列宁在同一演说中对临时政府和妥协派作了评价。关于二月革命他说道：

　　“如果当时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如果妥协派不帮助克伦斯基把军队赶去打仗，而建议订立民主的和约，军队就不会瓦解到如此地步。他们本来应该对军队说：安静地站着吧。让军队一只手拿着已经被撕毁的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和向各国人民提出的订立民主和约的建议；另一只手拿着枪炮，确保阵地的完整。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军队和革命。”[9]

　　现在，当我们的红军已经用最新科学成就武装起来，坚定而有组织地“安静地站着”的时候，伊里奇的这些话，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个有觉悟的公民来说，是多么亲切，多么明白啊！在3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伊里奇象平常在群众面前讲话那样深刻而又真挚地向苏维埃的代表们讲了话，他顺便讲了一些话，这些话表明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一个战士的特征：

　　“据说，我们把切尔诺夫、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正在破坏的乌克兰割让给敌人了；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这班叛徒出卖了乌克兰！可是我说：同志们，在革命的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面孔我看得够多了，那些感情用事，不能明辨是非的人，他们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并不能使我感到不安。”[10]

　　甚至亲近的同志们的敌视的目光和叫嚣也不能使伊里奇感到不安。但他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同那些曾经同心协力地工作的人分裂，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往往夜不成寐，他的神经受到刺激……这一次，事情还没闹到分裂的地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七百二十四票对二百七十六票批准了和约，一百十八人弃权。当然，出席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不只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反对签订和约。他们的代表2月2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反对签订以德国提出的条件为基础的和约。当时的力量对比是七百二十四票对二百七十六票，这表明了列宁路线的极其重大的胜利。
　　对德和约问题既经解决，伊里奇认为喘息时机来到了，必须利用这一时机在国内广泛地开展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他着手撰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小册子[11]。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常常到我们的“骑士室”来看我们。他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忙着写作，就劝伊里奇用个速记员。伊里奇好久都没有同意，后来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终于说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最好的速记员。[12]但是，事情没有搞成，不管速记员怎样竭力劝伊里奇不要客气，不要管他，事情还是没有搞成。要知道伊里奇是这样写作的：他写上两页，然后就久久地沉思起来，考虑怎样讲得更好一些，而外人在场是会妨碍他的思路的。只是到了 1923年，当他身患重病不能亲自执笔的时候，他才口授他的文章，而这是花了他很大气力的。他向福齐也娃、格利亚塞尔、马努査里扬茨、沃洛迪切娃等同志口授他的文章。这些同志早就在他身边的秘书处工作了。他对他们无拘无束，即使这样，有时从他的房间里还可以听到他那不自然的笑声。
　　从1918年3月底到4月，伊里奇加紧撰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4月28日的《消息报》上，它在以后许多年中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指南。我觉得，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本小册子里这样直率、鲜明和突出地揭示出我国当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主要困难。我们国家直到十月革命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千百万农民充满了小私有者的心理，每个人只想到自己、自己的家业、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对别的事情漠不关心。农民的想法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伊里奇曾几十次提到过这种小私有者的心理和它的危害性。现在，当立宪会议已经解散，政权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当布列斯特和约使我们有可能得到喘息时机的时候，重新教育群众的问题，培养群众新的精神即集体主义精神的问题便显得突出了。[13]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打倒了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也解除了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束缚。分了地主的财物，利用夺得的财物来搞投机的行为也盛行起来。[14]如何控制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自发势力，如何重新教育群众，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如何组织管理呢？这些问题在1918年3月到4月间吸引了伊里奇的全部注意力。
　　如何组织全民统计与监督，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教会人们工作，如何吸引群众参加社会工作，唤起他们的觉悟，如何按新方式组织劳动和建立劳动纪律，——关于这些问题，伊里奇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都谈到了。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还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竞赛的问题。
　　在重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即使现在也可以从这本小册子里学到许多东西。现在每个人都明白，社会主义竞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曾经起过并且正在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而那时却不知怎的把这个问题忽略过去了（不久就爆发的国内战争在这方面多少是有关系的）。社会主义竞赛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年代里才广泛地在广大群众中推行起来，——大约是从1928年起，即在伊里奇谈到这个问题以后十年才开始推行起来。
　　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一章叫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象往常一样，伊里奇研究了问题的一切联系和环节，并把它同其他一系列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等等的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第一，就是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个事业现在正在突飞猛进，这是那些迷惑于资产阶级陈腐习惯的人所看不到的，这些人不能了解，在苏维埃的制度下，人民‘下层’中的求知热情和首创精神，是如何蓬勃提高。第二，就是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同时这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15]

　　列宁还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同竞赛问题联系起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是长期的任务：

　　“……我们夺取国家中央政权只花了几天工夫，而在这个大国内镇压各地的剥削者的武装反抗和怠工反抗却花了好几个星期，现在要来切实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自然至少（尤其是在极其残酷的和带来极大破坏性的战争以后）需要几年的工夫。这个工作的长期性，完全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16]

　　现在，在1936年初，我们亲眼看到了斯达汉诺夫[17]运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新技术基础上，从下面，从工人群众中掀起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以崭新的内容出现在我们面前，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所作的种种指示的全部意义就很清楚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同工人和农民谈话，他看到到处都还不善于工作，不仅不善于工作，而且多少世纪来的强迫劳动遗留下来的影响，使人们把劳动看成是倒霉的事情，总想把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革命打倒了经常逼迫、辱骂和打工人耳光的工长和副工长。现在工人们干活干累了可以坐下休息一会，抽抽烟，没有人去催逼他，因而他们感到高兴。在革命初期，工厂组织随便放工人们出去参加各种会议。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女工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找我解答什么问题，我们俩就聊起来了。我问她上什么班。我想她在上夜班吧，所以她才能白天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今天我们谁也没做工，昨天我们开全体大会，大家都有一大堆家务事要做，所以就决定今天不做工，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是主人嘛！”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把这件事讲给同志们听，他们会感到这种事是不大会有的，没有代表性的。但在1918年初，这种事却是有代表性的。剥削主及其走狗和催命鬼被赶跑了，工厂成了公共财产，必须爱护这个公共财产，巩固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觉悟当时是没有的。所以列宁就强调事情的这个方面。他善于正视现实。当时必须提高工人的觉悟，提高他们对待劳动的自觉态度，必须认真地组织全部劳动，组织全部工作。
　　伊里奇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特别尖锐地评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不懂得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的全部重要性，他们认为这是实际主义、渐进精神，他们幻想“革命的战争”，等等，等等。
　　无产阶级是伊里奇所寄托希望的阶级。虽然这个阶级当时还必须提高，还必须对它作很多工作，还有待于成长，但伊里奇相信这个阶级的领导力量：

　　“只有毫不动摇地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过渡时期也不灰心失望的阶级，才能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我们不需要疯狂的热潮。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18]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就是以这几句话结束的。
　　4月28日，这篇文章在《消息报》上发表，4月29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报告。
　　为了让莫斯科的工人积极分子都能听到伊里奇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所以决定在综合技术博物馆内作这个报告。听众以热烈的欢呼欢迎伊里奇，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可见，听众对这个问题是感到亲切的。伊里奇以无比的热情作了报告。甚至现在这个报告读起来也不能不使人澈动。伊里奇在报告里谈到了我国革命的特点，我国革命胜利的原因，谈到了在小资产阶级国家的环境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困难，评述了我国的资产阶级及其软弱性，号召我们向西方的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组织生产，批判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者，批判了受到这种影响的我党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虽然还是把他们称做我们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朋友，谈到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社会主义组织的意义，谈到了我们无产阶级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那时，它才能带领所有劳动群众跟着自己走。

　　伊里奇说：“……先进工人在没有学会组织几千万人以前，他们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还没有获得必要的组织知识。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具备我们现在还很缺乏的相当的知识。”[19]

　　4月29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从大生产中学习纪律的无产阶级，是能够懂得而且能够从当前任务出发，去评价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五一节口号“我们战胜了资本，我们也一定能克服本身的无组织现象”的意义的。他在谈到铁路的意义时说：“……没有铁路不仅没有社会主义，而且大家都会象狗一样地饿死，而粮食却堆放在不远的地方，”因为“铁路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最明显的联系的表现之一，社会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这种联系上的。要想建立这种联系来为全体人民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就必须有铁路。”[20]
　　十八年过去了，这篇演讲现在是多么明白、多么令人感到亲切啊！
　　在当时，自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它的意义，但是它启发了群众的思想，燃起了群众的热情。
　　3月29日，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领导着俄国共产党（布）莫斯科区域局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决定出版他们的《共产主义者》周刊，并且在那里坚持他们的观点。在4月20日出版的第一期《共产主义者》上面，“左派共产主义者”以编辑韶名义发表了《目前形势的提纲》。4月29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演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提出的观点作了回答。伊里奇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的文章里（这篇文章发表在1918年5月9日和11日的《真理报》上），[21]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他们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论社会化这一节是特别有意思的。

　　列宁写道：“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厄运。我们读到他们目前形势的提纲中的这类词句，实在会不禁失笑：
　　‘……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
　　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所谓‘最坚决的社会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国有化问题和没收问题上，可以有坚决的或者是不坚决的态度。关键却在于：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我们的‘左派’的不幸，就在于当他们天真地、幼稚地把‘最坚决的……社会化’这些字眼联在一起的时候，就暴露出他们对问题的关键完全无知，对‘目前’形势的关键完全无知。‘左派’的厄运，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由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昨天，目前形势的关键在于：尽量坚决地实行国有化，实行没收，打倒资产阶级，粉碎怠工。今天，只有盲人才看不到：我们已经国有化的，己经没收的，已经打倒的和粉碎的，要比我们已经来得及加以统计的要多。可是社会化和简单的没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实行没收可以只有一个‘坚决性’，用不着有正确统计和正确分配的才能，而实行社会化，就不能没有这种才能。”[22]

　　现在，当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过“胜利冲昏头脑”的时期之后，我们特别感到必须珍视伊里奇的这些论点。
　　列宁分析了《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刊登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材料，对“左派共产主义者”作了下述否定的尖锐评论：

　　“我们在《共产主义者》杂志上到处都可以看出：我们的‘左派’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以及如何培养这种纪律，他们浸透了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23]

　　《共产主义者》杂志只出了四期，6月出了最后一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列宁的路线进行了更为坚决得多的斗争。
　　1918年5月2日至3日，以斯皮里多诺娃和卡烈林[24]为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布尔什维克把农业人民委员部交给他们，完全由他们实际掌管。他们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同当时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弗·尼·美舍利亚科夫、谢·谢烈达[25]等）商议了一下，布尔什维克派坚决反对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个要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影响削弱了。
　　布尔什维克执行了在农村划分阶级的政策。
　　5月22日，伊里奇给彼得格勒工人写信说：

　　“同志们！前几天你们的一位代表来见过我，他是党员，是普梯洛夫工厂工人。这个同志把彼得格勒极端严重的饥荒情形详细地讲给我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许多工业省份，粮食问题也同样尖锐，工人和一般贫民也同样濒临于痛苦的饥饿线上。
　　同时我们却看见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的情形。饥荒并不是由于俄国没有粮食，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锐的粮食问题上，对劳动者的统治，即工人国家、苏维埃政权作最后的决战。资产阶级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农村的富豪和富农，破坏粮食垄断，破坏国家的粮食分配办法，这种办法是为了把粮食供给全体人民，首先是供给工人、劳动者和贫民。资产阶级破坏固定价格，进行粮食投机，每普特粮食赚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卢布，破坏粮食垄断和合理分配粮食的办法，它所用的破坏手段，就是贿赂，收买和恶意赞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权的一切罪行，而这个工人政权正在力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主要根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26]

　　粮食投机买卖在莫斯科十分盛行。我记起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我和伊里奇乘车到沃罗比耶夫山地去。当时很少有人认得伊里奇的面貌；他在街上蹓跶的时候，谁也不注意他。我看见一个肥头胖脑的农民带着一条空口袋，坐在那里卷纸烟。我走到他跟前去同他闲聊起来，问他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粮食吃。“现在生活得不坏呵！我们有的是粮食，而且作买卖也很好。莫斯科现在闹饥荒，大家都怕很快就会没有粮食吃，现在粮食的价钱很好，人们肯出大价钱，不过就是得会作买卖。我有一些熟识的人家，我给他们送粮食去，毫不费事地就拿到许多钱……”
　　伊里奇走到我们跟前来，听着我们谈话。“有一家住在‘泥潭’附近……”。我问他：“住在什么'泥潭'附近？”这个农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怎么连‘泥潭’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在莫斯科大家把紧挨着现在政府大厦的那个市场叫做“泥潭”，人们在那里买卖蔬菜和苹果。我对他说：“我是彼得格勒人，在莫斯科还住得不久。”
　　“彼—得—格—勒—人……”，这个农民的思想朝另一方向转动了，他的思想转向彼得格勒去了，转向列宁去了。他稍微沉默了一下。“就是列宁碍事，我真不明白这个列宁。真是个不通情理的人。他的妻子需要一架缝纫机，他就下令挨乡到处没收缝纫机。我的侄女的一架缝纫机也被没收了。听说，现在整个克里姆林宫都堆满了缝纫机……”。为了不笑出声来，我就尽量不去望伊里奇。
　　这个小私有者，这个富裕的农民，不能理解列宁是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拿走别人的东西的。他听说列宁讲过关于机器的一些事情。这个郊区农民不能理解列宁为机器操心的是什么，为什么样的机器而操心，他要这些机器干什么，他能从这些机器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不管这次谈话是多么可笑，它却说明了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同富人、富农、小私有者心理、低下的生产率、愚昧无知和我国经济落后现象所进行的斗争中，摆在党和苏维埃政权面前的那条困难的道路。
　　5月底，伊里奇给彼得格勒工人写了一封信。伊里奇的文章和演说并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重要的是看写给谁看，讲给谁听的。5月22日写的信，是写给他寄予希望的人，写给他特别相信他们的创造力的人——彼得格勒的工人的。他给他们写道：

　　“彼得格勒不是全俄国。彼得格勒的工人只是俄国工人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中的一支优秀的、先进的、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最坚决的、最少受空洞辞句诱惑、最少受无气节的绝望情绪影响、最少受资产阶级威吓的队伍。在各国历史中，当危急关头，甚至人数不多的先进阶级的先进队伍，竟能把全国人民吸引到自己周围，燃起了群众革命热情的火焰，而完成了伟大历史的功绩，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2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彼得格勒工人的信中，谈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巨大的组织工作。他认为组织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坚毅的组织工作上表现英勇精神，比在起义中表现英勇精神困难得多，可是也高尚得多。然而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始终是由于他们能大胆公开地正视危险，不害怕承认危险，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势力是站在‘自己’营垒方面，哪些势力是站在‘外人’即剥削者的营垒方面。革命正在向前发展着，增长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就增长起来。斗争也就扩大和加深起来。”[28]

　　伊里奇以自己对革命胜利的深信不疑的态度和坚定信念，鼓舞着群众。
　　他的坚毅的工作，就是他讲的那种坚毅的组织工作的英勇精神的典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组织保卫国家的工作使之免受国内外敌人，除了破坏和领导业已开始的国内战争而外，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实施了工业国有化的法令，给国有化企业的工人写了工作守则，在工会代表大会、最髙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在劳动人民委员代表大会上、在各工厂支部代表会议上、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接见了彼得格勒、叶列茨及其他各地的工人，给应征上前线的共产党员讲了话，同时还在最紧张的时刻，即5月25日宣布莫斯科处于战时状态之前，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法令草案，6月5日，给国际主义教师们讲了话，6月10日，起草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叛乱的宣言，当天还在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吸收工程师参加工作的问题；在他受伤前两天，他还在教育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谈到了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巨大的意义。
　　每个星期，伊里奇都要在各区讲话，有时一天要讲好几次。
　　群众工作，重要的组织工作，并没有白做，正是这种工作帮助取得了胜利。
　　当现在重温1918年国内战争历史的时候，现在，当所有的线索都已联结成一个总的纽结的时候，当旧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为其生存而进行殊死斗争的整个图景已经完全清楚的时候，就会看到，革命所以能够胜利，就是由于发动群众进行了斗争，由于在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由于群众越来越明白斗争的目的，由于这个斗争是合乎群众的心意并为他们所理解的。
　　1918年的春天和夏天，伊里奇住在莫斯科，而且工作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当挤出一点空闲时间的时候，他就喜欢带着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乘车到莫斯科的近郊去玩，我们总是到新的地方去，边走边想，呼吸着新鲜空气。他对每件小事情都很注意。
　　中农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为和平而斗争，苏维埃政权反对地主；但是农民还不大相信苏维埃政权是巩固的，有时候也善意地把它取笑一番。
　　我记得，有次我们的车子开到一座看来不大牢固的桥跟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一个站在桥旁的农民，能不能乘汽车从桥上过去。这个农民摇摇头冷冷一笑说：“我不知道，因为，请原谅我这么说，这是苏维埃的桥啊！”后来，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笑着重复农民的这句话。
　　另一次，我们不知从哪里乘车回来，必须从一座铁路桥下面通过。迎面来了一群牛，它们见了汽车一点也不惊慌，也不给汽车让路。前边还有一群羊也在乱七八糟地挤来挤去地走着。只好停下车来。有个从旁边路过的农民带着讥讽的笑容瞧了瞧伊里奇说道：“人有时也不得不服从牛啊！”
　　但是，农民很快地就不得不抛弃他们的小私有者的中立立场了：从5月半起，阶级斗争变得非常激烈了。
　　1918年的夏天是特别困难的。伊里奇什么东西也没写，夜里也睡不着。我有他在8月底受伤以前不久照的一张相片，他沉思地站着，从相片上看，象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失去了一切的资产阶级向国外乞援：今天它向协约国拿钱组织叛乱，明天又向德国军队乞援，让德国军队到处抢劫居民。资产阶级在两头奔忙着。德国人帮助芬兰的白匪，占领了乌克兰，土耳其人帮助阿塞拜疆的木沙瓦特党[29]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德国人占领克里木，英国人占领摩尔曼，协约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切断西伯利亚与中部各省的联系。粮食不能从乌克兰和西伯利亚运出来，两个首都受着饥饿的折磨，战线的圈子越缩越小。
　　5月21日，伊里奇在给彼得格勒工人的电报中写道：

　　“——革命情况危急。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才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时不我待：在十分艰苦的5月之后，接着就是更艰苦的6月和7月，也许还包括8月的一部分。”[30]

　　反革命叛乱的一段时期，鼓舞了富农，组织了富农。富农把粮食藏起来了。同饥荒的斗争和同反革命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组织贫农委员会。为了使工人参加征粮队，为了让工人把他们的革命经验带到农村里去，伊里奇进行了紧张的鼓动工作。他告诉工人，在目前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彼得格勒工人写信说，必须使“先进工人以贫民领导者的资格、以农村劳动群众领袖的资格、以劳动国家建设者的资格‘到民间去’”。[31]他写道，在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工人——这是革命的先锋队。

　　“正是这样的革命先锋队——在彼得格勒的以及在全国的——应当大声号召，应当一致奋起，应当认清，国家命运就操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必须表现出与1905年1月和10月、1917年2月和10月时同样的英勇精神，他们应当起来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者，反对富农、土豪、破坏分子和贪污分子，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与燃料的事情上一切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只有先进工人群众热情的髙涨，才能挽救国家和革命。需要有几万个先进工人，即受过锻炼的无产者，他们要具有很高的觉悟程度，能够向全国各地千百万贫民说明真象，并成为这千百万人的领袖……”。[32]

　　彼得格勒的工人响应伊里奇的号召，组织了“十字军讨伐”。贫农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农村贫农委员会的法令。贫农开始把工人和士兵对他们谈得很多的伊里奇当作自己的领袖。而且不只是伊里奇关怀贫农——贫农也关心伊里奇。莉迪娅·亚历山大罗夫娜·福齐也娃（伊里奇的秘书）回忆说，有个贫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到克里姆林宫来，给伊里奇送来了自己的半个大圆面包，并且说：“请他吃吧，现在是饥荒时期啊。”他甚至不要求见见伊里奇，他只请求当伊里奇从旁边经过的时候，远远地指给他看一看。这使伊里奇很受感动。
　　当有人想给伊里奇置办一些华丽的家具，给他支付高额薪金等等的时候，他是非常生气的。我记得，当时的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马尔科夫同志给他送来一桶油质酥糖，他曾因此大发脾气。
　　1918年5月23日，伊里奇给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写了个便条：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即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五百卢布提高到八百卢布，鉴于您擅自根据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的同意就提高我的薪金的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破坏了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的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33]


　　德国人虽然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也停止了对它的进攻，但是并没有放弃他们占领俄罗斯的计划。早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德国政府就同乌克兰的拉达[34]达成了协议，答应拉达在同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斗争中帮助它。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推翻了苏维埃政权以后，把拉达也撵走了，扶植沙皇的将军斯柯罗帕茨基[35]当上了乌克兰的统治者——赫特曼[36]。乌克兰实际上成了德国的殖民地，大量的粮食、牲口、砂糖和原料从乌克兰运往德国。
　　德国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设法挑起内战，逃回顿河的顿河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向德国求援，德国人就帮助他建立和联合哥萨克白匪队伍。
　　德国人帮助芬兰白匪镇压了芬兰的革命，残暴地迫害芬兰的革命者。
　　但是，进攻的不仅仅是德国。4月初，日本人和英国人也在海参崴登陆了。
　　早在4月，许多反苏维埃的党派就联合组成了 “复兴会”。加入“复兴会”的有：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统一派”。“复兴会”和协约国缔结了一个协定，协议由协约国派遣军队到俄国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使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俄国组织政变并推翻苏维埃政权。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克伦斯基时期约有四万二千人，里面有许多俄国黑帮的将军和军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西伯利亚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同法国军事代表团一起商讨了政变计划。决定让撤往远东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占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乌苏里铁路的各个主要据点。
　　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塔伊加车站、托木斯克，6月初，占领了鄂木斯克、萨马拉。5月底，在莫斯科由“保卫自由与祖国同盟”领导的白匪军的阴谋被揭露。在克里木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罗的海舰队准备举行政变。6月4日，克里木成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府，6月19日，伊尔库茨克发生了反革命暴动，6月20日，科兹洛夫和叶卡特林堡发生了反革命暴动，6月29日，在科斯特罗马保皇派的阴谋被揭露，6月30日，西伯利亚省杜马宣布建立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权。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6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萨马拉以后，在那里成立了立宪会议委员会，6月19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坦波夫举行暴动，次日，他们在彼得格勒杀害了沃洛达尔斯基同志。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滚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6月24日，他们通过了谋刺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和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的决议。6月27日，英国陆战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7月1日，在莫斯科逮捕了由法国代表团领导组成的白匪军梯队，7月4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刺死米尔巴赫，并在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发动叛乱。
　　还在7月5日，伊里奇就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痛斥了左派社会党人没有气节，惑乱人心，不识大局，但他没有料到他们竟会发动叛乱。
　　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鲁姆金[37]和安德烈耶夫[38]到了杰涅日胡同的德国大使馆的大使住宅，要求同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晤面之后，向他掷了一枚炸弹。行刺后他们就躲到驻扎在三圣胡同、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波波夫[39]统率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支队伍里去。与此同时，整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搬到那里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去逮捕凶手时自己却被逮捕了。波波夫的队伍并向临近街道派出了巡逻队。巡逻队逮捕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波德别尔斯基[40]、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拉齐斯和其他人，还占领了邮电局。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俄国各地和捷克斯洛伐克前线发布关于莫斯科暴动的消息，号召同德国进行战争。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军事行动，人民委员会也开始了军事行动，来反击约有两千名步兵、八门大炮和一辆装甲车的波波夫的队伍。7月8日凌晨，三圣胡同四面被围并受到炮击。社会革命党人试图用炮火还击克里姆林宫：有几发炮弹落在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波波夫的队伍抵抗了不久就开始撤退，沿弗拉基米尔公路逃窜，并很快在这条路上溃散了。约有三百人被俘获。
　　三圣胡同里的社会革命党人被击溃以后，伊里奇想乘车去看看那幢一度作为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司令部的房子。他要了汽车。于是我们就和他乘敞篷汽车出发了。我们乘车经过十月车站的时候，有人从拐弯处喊道：“停车！”因为看不见是谁在喊叫，司机吉尔[41]继续开着车子往前走。伊里奇叫司机把车停下来。这时有人从拐弯处用手枪射击，一伙武装人员从拐弯处向着我们的汽车跑来。原来是自己人。伊里奇告诫他们说：“同志们，也不看看清楚是谁，就从拐弯的地方开枪，这是不行的。”这些人感到侷促不安起来。伊里奇再次详细询问了去三圣胡同的路。到达后，人们不加阻拦就让我们进了那幢房子，领着我们看了所有的房间。伊里奇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人要选这幢房子作他们的司令部，他们是怎样组织防御的。但是伊里奇对这个问题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因为无论是这幢房子所占的位置，还是它的内部设施，从这个观点来看，都是一无足取的。我只记得地板上丢满了扯得粉碎的纸片。显然，在被围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把他们所有的文件都撕掉了。
　　虽然已将近黄昏，伊里奇却还想乘车到索科里尼奇公园去一下。当我们驶近铁路下面的通道时，碰上了共青团巡逻队。“停车！”车子停住了。“身份证！”伊里奇拿出他的身份证：“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去谈谈吧！”青年们逮捕了伊里奇，把他带到最近的派出所去。那里马上就认出了伊里奇，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伊里奇回来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拐弯进了索科里尼奇公园。当我们通过一条街道的时候，又有人放枪了。原来我们把车子开到武器仓库旁边来了。有人看了身份证，让我们过去了，只是嘴里在唠叨着，说我们夜里不知道还要乘车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回来的时候，还得经过青年哨所。但是，小伙子们打老远望见汽车，眨眼之间就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7月8日，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表示拥护7月6日至7日叛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苏维埃。7月10日，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宪法后就闭幕了。
　　整个7月份的情况都是极其困难的。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42]，是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作过战的部队的指挥官。十月革命后，他站到苏维埃政权这边来了。他进行过反对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向彼得格勒进攻的斗争，进行过反对中央拉达的斗争，并且在罗马尼亚战线上作过战。但是，7月6日至7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开始后，穆拉维约夫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了，而且想把军队调往莫斯科，但是他所指望的那些部队没有跟他走；他想依靠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但是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也没有跟他走。在逮捕他时，他因进行反抗而被打死了。辛比尔斯克很快就被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开始逼近囚禁尼古拉二世的叶卡特林堡。7月16日，我们把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一家枪毙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没能挽救他，他们直到7月23日才占领叶卡特林堡。
　　英法军队在北方占领了摩尔曼斯克铁路的一部分。
　　巴库的孟什维克把英国军队请进了巴库。
　　志愿军占领了提霍列茨卡亚车站，然后占领了阿尔马维尔。德国人要求把他们的一个营开进莫斯科保卫他们的大使馆。
　　尽管情况十分困难，但伊里奇并没有气馁。在他7月26日写给克拉拉·蔡特金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他当时的情绪。

　　他写道：“最敬爱的蔡特金同志！
　　非常感谢您6月27日的来信，信是赫尔塔·霍尔登同志给我带来的。我将尽全力帮助霍尔登同志。
　　我们大家都因为有您和梅林同志以及德国的其他‘斯巴达克派同志们’‘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而感到无比欣慰。这使我们确信，西欧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仍将不顾一切困难地支援我们。
　　现在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可能是整个革命中最艰难的几个星期。阶级斗争和内战已经深入到居民之中：农村到处出现分裂的局面——贫农拥护我们，富农疯狂地反对我们。协约国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反革命暴动猖獗一时，整个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要推翻我们。但是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渡过这个‘平常的’革命进程（就象在1794年和1849年那样）并战胜资产阶级。
　　致深切的谢意、衷心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您的列宁”


　　信末附言写着：

　　“我刚才接到了新的国印，附印样。印文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3]

　　反革命叛乱仍然很猖狂。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喀山，英法联军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在那里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北方区域最高管理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在伊热夫斯克组织了暴动，伊热夫斯克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军队占领了萨拉普尔，苏维埃军队放弃了赤塔，志愿军占领了叶卡特林诺达尔。但是，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里的暴动的失利，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队伍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动摇；德国与协约国之间以新的力量展开的战斗，削弱了武装干涉，转移了他们对俄国的注意力。8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白河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装力量开始联合起来了。我们釆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组织措施，颁布了关于吸收工人组织参加采购粮食的法令、关于组织收割队和拦截队的法令。粮食情况开始稍有好转。资产阶级的报纸被查封了，不再扰乱民心了。反对武装干涉的鼓动工作在外国工人中间加紧地进行着。8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美国政府提出同各协约国缔结和约的建议。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感到他们就要失去立脚之地了，于是决定谋刺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领袖，其中也包括列宁。
　　8月30日，从彼得格勒给伊里奇送来消息说，上午十时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同志遇害。
　　晚上，伊里奇——根据莫斯科委员会的请求——预定去巴斯曼区和莫斯科河南岸区演讲。
　　这天，布哈林在我们家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置之，后来为了不再谈起这个问题，他就说他或许不去了。这天，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因病呆在家里。伊里奇到她的房间去看她的时候，已经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准备要走了。她请伊里奇带她一起去。“无论如何不行，呆在家里吧”，——说完，他没带任何警卫就去参加群众大会了。
　　我们在国立第二莫斯科大学开国民教育会议。两天前，伊里奇曾在这个会上作过报告。会议开完了，于是我就准备回家，顺便送一个住在莫斯科河南岸的相熟的女教师回去。克里姆林宫的汽车在等着我，但是这个司机却是陌生的。他把车子开向克里姆林宫去。我告诉他说，要先把我的同伴送回去；司机什么话也没说，但他在克里姆林宫跟前就把车停了下来，打开车门，让我的同伴下车。我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正想抱怨他，可是我们的车子已经进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院子，开到大门口了。经常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吉尔同志迎面走过来对我说，他开车送伊里奇到米赫里松工厂去，那里有个女人向伊里奇开了枪，他伤势不重。显然，他这是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但是他的样子是很悲伤的。我问他：“您只要告诉我一点，伊里奇是不是还活着？”吉尔回答我说还活着。我就急忙往家里跑。我们家里有许多人，衣架上挂着许多大衣，房门异乎寻常地大开着。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靠衣架站着，他的神情显得严肃而坚定。我瞧了他一眼，认为一切都完啦！我脱口说：“现在该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们同伊里奇把一切都谈妥了”。我想：“谈妥了，就是说，完了。”到我们的卧室去必须穿过一个小房间，可是这段路我好象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完。我走进了我们的卧室。伊里奇的床挪到了房间的当中。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见到我后，稍停了一下，轻声说：“你回来啦，累了。去躺会儿吧。”这句话说得很不自然，眼神表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完啦”。为了不让他激动，我走出了房间，我这样站在门边：我能看见他，而他不能看见我。我在房间里的时候，没有注意谁在那里，现在我才看见：不知是刚进去的，还是早先就在那里的，——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站在伊里奇的床边，用惊恐和怜惜的眼光看着他。伊里奇对他说道：“得啦，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们的住所变成了一个营盘。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邦契—布鲁耶维奇[44]和维拉·莫伊谢耶夫娜·克列斯廷斯卡娅两个女大夫在病人的旁边忙着。医疗所设在我们卧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面，拿来了氧气枕头，找来了几个医助，摆着棉花、瓶瓶罐罐和各种溶液。
　　我们家里的临时女工（一个拉脱维亚女人，不久她就回拉脱维亚去了）简直吓坏了。她回到自己房间去把门下了锁。有人在厨房里点着了煤油炉子，基扎斯同志在浴缸里洗涤血迹斑斑的绷带和毛巾。我看到她，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十月革命的头几夜在斯莫尔尼宫的情景。当时基扎斯同志整夜整夜地不合眼，处理来自四面八方的电报。
　　外科大夫们终于来了，有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45]、明茨[46]等。显然，伊里奇的生命处于千钧一发的状态。当司机吉尔和从米赫里松工厂来的同志们把受伤的伊里奇送回克里姆林宫，并且想用手把他抬上楼去的时候，伊里奇不愿意，自己走上了三楼。血都灌到他的肺腔里去了。此外，大夫们生怕他的食道被打穿，于是禁止给他喝水。干渴折磨着他。大夫走后不久，当只剩下他和从市立医院调来护理他的女护士的时候，他请护士走开并把我找来。我走进房间后，伊里奇稍稍沉默了一下，说道：“是这么回事，给我拿杯茶来。”“你是知道的，大夫禁止你喝水。”他的巧计没有使上。伊里奇闭上眼睛说：“去吧”。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忙着张罗大夫和药的事。我守在门旁边。夜里我到走廊另一头的伊里奇的办公室里去了三次，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人就坐在那里的椅子上熬过通宵。斯大林当时在前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的事，不仅使各级党组织焦虑不安，而且也使最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焦虑不安。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都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对于革命的意义。大家焦急地注视着报纸上公布的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公报。
　　8月30日夜里，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党签署的关于列宁被刺事件的通报。通报说：“工人阶级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力量，用无情的群众性的镇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一切敌人，来回答对自己的领袖的谋刺事件。”
　　谋刺事件使工人阶级更加振作起来，更加团结起来，并且更加紧张地从事工作。
　　社会革命党开始瓦解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的次日，报纸刊登了莫斯科区域局关于社会革命党与谋刺事件无关的声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七月叛乱以后，就已经有人开始退出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工人。社会革命党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民粹派”，以柯列加也夫、比增科、阿·乌斯廷诺夫[47]等人为首，它既不同意强行废止布列斯特和约，不同意恐怖行动，也不同意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派社会革命党人越来越右倾，它支持富农的暴动，但是它的影响已日益削弱。谋刺列宁的事件，加速了社会革命党业已开始的瓦解过程，更加削弱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希望落空了。伊里奇活下来了。大夫的诊断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乐观了。大夫和伊里奇周围的人都很高兴。伊里奇同他们开着玩笑。大夫禁止他活动，可是当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他便偷偷地试着坐起来。他急着要想恢复工作。9月10日，《真理报》终于发布了伊里奇的危险期已经过去的消息。伊里奇还写了一个附言，说他的健康正在恢复，请大家不要再为他的伤势问题打电话去问大夫。9月16日，终于允许伊里奇到人民委员会去了。他非常激动，由于激动，他好容易才从床上起来；他为能重新恢复工作而感到高兴。
　　9月16日，伊里奇主持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同一天他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的主席团写了贺信。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影响很大。伊里奇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缺点就在于，它很少把自己的工作同总的政治斗争任务结合起来，很少帮助群众提高觉悟、选拔工人和培养他们通过苏维埃管理国家事务。他给代表会议的贺信中写的正是关于摆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面前的政治任务。过了两天，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论我们报纸的性质》。[48]伊里奇在这篇文章里要求报纸要更多地注视周围发生的事情。“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49]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工作后，立刻深入研究粮食问题。他积极参加制定关于征收农业实物税的法令。但他立刻就感觉到他还无力担负这种紧张的日常行政工作，于是他同意到城外去再休养两个星期。他被送到过去的莫斯科市长雷因博特[50]的庄园哥尔克去。这里的房子盖得很好，有阳台，有浴室，有电灯，陈设富丽堂皇，还有个美丽的花园。楼下住的是警卫人员。在伊里奇受伤之前，警卫工作是很成问题的。伊里奇对警卫人员不习惯，而警卫人员又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如何活动。警卫队向伊里奇致欢迎词，并献给他一大束鲜花。这使警卫队和伊里奇都感到有些窘。这里的环境是生疏的。我们在朴素的住宅、便宜的房间和国外租费低廉的公寓里住惯了，在雷因博特的房子里我们简直不知道住到哪儿去好。我们挑了一个最小的房间。后来，过了六年，伊里奇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逝世的。我们就在这个房间里住下了，可是就连这个小房间也有三个大玻璃窗和三个壁镜。我们只是慢慢地才对这幢房子习惯起来。警卫人员也不是马上就熟悉这幢房子的。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已经是9月底了，天气变得很冷。我们隔壁的一个大房间里，有两个漂亮的壁炉。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已经习惯使用壁炉了。在伦敦大多数住宅里都有壁炉，——这是唯一的取暖设备。伊里奇说：“把壁炉生起来吧。”警卫人员取来劈柴，又去找烟筒，但没有烟筒。警卫人员想，恐怕壁炉是不应该有烟筒的吧。于是他们就生起炉子来。但是，原来这两个炉子不是为了生火取暖，而是作装饰用的。结果把顶楼烧着了，他们赶紧取水来浇，天花板也给弄塌了。后来，哥尔克成了伊里奇常去的避暑地，我们渐渐地“熟悉” 了它，实际上成了休息的地方。伊里奇很喜欢那里的阳台和大窗户。
　　伊里奇在受伤以后体力很弱，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才能走到花园外边去。他的情绪很好——这是正在恢复健康的人的情绪，而且整个形势也起了变化。前线的情况改变了。红军打了胜仗。9月3日，喀山的工人起来反对夺取了政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7日，苏维埃军队收复了喀山，12日收复了沃尔斯克和辛比尔斯克，17日收复了赫瓦伦斯克，20日收复了奇斯托波尔，10月7日收复了萨马拉。9月9日，苏维埃军队收复了格罗兹内伊和乌拉尔斯克。形势的转折是毫无疑问的了。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时，列宁在他的演说中理直气壮地谈到，我们分散的赤卫队已经形成了坚强的红军。
　　关于德国革命日益成熟的消息，不断传到哥尔克来。
　　10月1日，伊里奇给在莫斯科的斯维尔德洛夫写信说：

　　“德国的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甚至我们也不该落后。可是今天我们已经落后了。
　　明天应当召开
　　中央执行委员会
　　莫斯科苏维埃
　　区苏维埃
　　工会等等的
　　联席会议。
　　关于德国革命的开始要作几个报告。
　　 （我们对德国帝国主义斗争的策略的胜利，等等。）
　　通过决议：
　　一周以来，国际革命越来越逼近，甚至可以视为日内就要发生的事件。
　　不同威廉政府结成任何联盟，不同威廉二世政府＋艾伯特[51]和其他恶棍结成任何联盟。
　　但是，当德国工人群众，德国千百万劳动者，开始进行精神（目前还只是用精神）反抗的时候，我们便
　　开始准备
　　 和他们结成兄弟联盟，给予他们粮食和军事援助。
　　我们都誓为支援德国工人把业已开始的德国革命推向前去而献身。
　　结论：（1）要用十倍的努力去弄到粮食（为我们自己也为德国工人收净全部存粮）。
　　 （2）要十倍地招收兵员。
　　 为了援助国际工人革命，春季以前我们应当建立一支拥有三百万人的军队。
　　这项决议应在星期三夜间通电全世界。
　　请决定在星期三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开始，给我一刻钟的时间致开幕词，我来回要坐车。明早请给我派辆汽车来（您只须在电话里说声同意）。
　　敬礼！

　　列宁”[52]


　　虽然伊里奇热烈要求参加会议，但他没有得到同意；因为大家极其爱护他的健康。联席会议定于3日（星期四）开会，而伊里奇在2日（星期三）给会议写去一封信。在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伊里奇的这封信，并且按伊里奇所希望的那种精神通过了决议。决议用电报拍给世界各国和整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次日，《真理报》刊登了这个决议。
　　伊里奇知道不会派汽车来接他，可是，这天他还是坐在路边等着……“要是突然派车来呢！”
　　德国工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列宁始终认为理论斗争与理论立场的明确性有巨大的意义。列宁知道，写过许多有关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曾经反对过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观点的考茨基，在德国享有理论家的很高的威信。因此，9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篇文章的摘要，使伊里奇特别激动和愤怒。他立即给当时住在瑞士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沃罗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蔡特金、梅林和其他人必须在报刊上发表原则性的理论文章，说明考茨基关于专政问题的观点是庸俗的伯恩施坦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说到必须尽快把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译成德文，因为这本小册子揭露了考茨基的改良主义立场。他要求等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一出版就立刻寄给他，并要求把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文章寄给他。
　　在哥尔克休养期间，伊里奇就着手揭露考茨基，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53]就是这一工作的结果。这本小册子的最后几行是1918年11月10日写的。它是以这几句话结尾的：

　　“9日夜里收到了从德国来的消息，说革命已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开始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转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革命开始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转到苏维埃手中了。
　　因此，给这本论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54]

　　10月18日，伊里奇迁回莫斯科。10月23日，他给我国驻柏林的大使写信说：

　　“请速向卡尔·李卜克内西转达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德国革命工人的代表被释放出狱是新时代，即胜利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表征，现在，这个时代正展现在德国和全世界的面前。
　　代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列宁”[55]

　　10月23日，卡尔·李卜克内西被释出狱的时候，工人们在俄国大使馆前面举行了游行。
　　1918年11月5日，德国政府指责苏联驻柏林的代表处参加徳国的革命运动，要求以苏联大使阿·阿·越飞为首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和领事代表立即离开柏林。11月9日，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一道启程回俄国的越飞，被柏林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请回革命的柏林。
　　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的活动，是在热情高涨的气氛中进行的。10月底，伊里奇参加起草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告奥地利工人书，11月3日，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讲了话。当时决定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1月6日，代表大会以伊里奇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的演说[56]而宣告开幕。同一天，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的庆祝会上和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的晚会上作了报告。7日，他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上讲了话。
　　7日，伊里奇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上讲了他们的学说的意义，讲了他们的预见：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言已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不堪言状的惨祸，到处激起被压迫群众的英勇斗争的精神，百倍增强他们为解放而斗争的力量。
　　让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再三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较先进的国家的工人在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在共同的斗争中，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57]

　　11月8日、9日、10日和11日，关于德国革命的消息完全把伊里奇吸引住了。他不停地作报告。他的脸就象1917年五一节时那样高兴得容光焕发。十月革命一周年的那些日子，是伊里奇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日子。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连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还是多么困难的道路。11月8日，他在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出席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都露出满意的神色。有个身材高大、穿蓝色长衣的代表，上楼梯时在一个科学家的半身像跟前停了下来。他微笑地说道：“这对我们在农村也有用啊！”一般说来，代表们谈的多半是他们拿到什么东西，他们之间是怎样分的。坐在伊里奇面前听他讲话的都是个体贫农，对他们来说，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和集体耕种土地的问题，还不是很迫切的。如果把当时贫农委员会代表们的情绪同集体农庄庄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情绪比较一下，就能看到，我们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我们完成了多么巨大的工作。
　　伊里奇已经感觉到了进行这种长期工作的必要性。他清楚地看到了一切困难，但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土地这一果实，同劳动人民取得的任何果实一样，只有依靠劳动者自己的自动性，依靠他们自己的组织，依靠他们的坚毅性和革命坚定性，才能巩固。
　　劳动农民是否有了这样的组织呢？
　　可惜还没有，而斗争还很困难的原因就在这里。”[58]
　　伊里奇指出了组织起来的途径：打倒富农，牢固地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如果不侵犯富农，如果不战胜寄生虫，沙皇和资本家——至今欧洲有过的一切革命的经验都明显地证实，如果农民不战胜富农的恶势力，革命是必遭失败的。
　　欧洲的一切革命所以毫无结果，正是因为农民不善于对付自己的敌人。城市中的工人推翻了皇帝……可是过了一个时期，旧秩序又以皇帝形式复活。”[59]
　　“在以往的革命中，贫农在同富农进行艰苦斗争时没有谁可以依靠。
　　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它比农民更强大，更有经验（这种经验是以往的斗争给它的）——现在在俄国掌握政权，占有一切生产工具，一切工厂、铁路、船舶等等。
　　现在，贫苦农民在同富农作斗争中，有可靠的和强大的同盟者。贫苦农民知道，城市是支持他们的，无产阶级是尽力帮助他们的，而实际上也在帮助他们。”[60]

　　“富农们焦急地等待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他们乐意安上一个新沙皇，以便为所欲为地继续剥削，照旧骑在雇农头上，照旧发财。
　　唯一的生路在于农村同城市联合起来，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不使用别人劳动的）分子同城市工人一道向富农和寄生虫进军。”[61]

　　接着，伊里奇指出了改造整个农村结构的远景。

　　“只有共耕制才是出路…… 公社，劳动组合的耕作，农民的协作社，这就是摆脱小农经济的坏处的救星，这就是振兴农业，改进农业，节省人力，同富农、寄生虫和剥削者作斗争的手段。”[62]

　　1918年11月16日，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了。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女工鼓动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印涅萨、萨莫伊洛娃、柯伦泰、斯塔尔、加里宁娜[63]等同志紧张地进行了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人。这是一次女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还没有农村妇女，这次大会上也还未提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间进行工作的问题。伊里奇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最多的是他最关心的那些问题：讲到农村，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妇女从原来的境遇中解救出来。

　　“只有当我们从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完全解放和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现在贫农委员会在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巩固起来。
　　只有现在，农村的贫苦居民才开始组织起来，而且社会主义在他们中间，在贫农组织中具有巩固的基础。
　　从前往往是城市先实行革命，然后农村才行动起来。
　　目前的革命是依靠农村的，它的意义和力量也就在这里。”[64]

　　伊里奇不管在什么地方讲话，总是讲到农民，讲到土地社会化。在谈话、在散步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卡尔·马克思在1856年给弗·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可能，那就好极了。”[65]
　　1918年12月11日，列宁在全俄土地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说道：

　　“象战前那样照旧生活下去已不可能了，象个体小农经济那样浪费人力和劳动的现象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假若由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倍和两倍，农业和人类生产中的人类劳动就会节省一倍和两倍。”[66]

　　早在瑞士的时候，我就害了一种很重的甲状腺肿病。经过手术和山区休养，这病算是治好了，不过心脏却衰弱了，体力减退了。在伊里奇受伤以后，由于对他的生命和健康担惊受怕，秋天我的病又发得很厉害。大夫给我各种各样的药吃，让我躺在床上，禁止我工作，但是帮助并不大。当时还没有疗养院，他们把我送到索科里尼奇的林间学校去卧床休养，在这里不许我谈政治和工作。我同孩子们交上了朋友。伊里奇几乎每天晚上都来看我，他多半是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一块儿来的。 1918年12月底到1919年1月我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孩子们很快就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了，把他们感到兴趣的一切事情都讲给我听。有的孩子把自己的图画拿给我看，有的孩子告诉我他们怎样滑雪。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因为没有人给母亲做饭而伤心。平常都是他给母亲做饭的：他用土豆作汤，用水“烧” 土豆；母亲下班回来，他已准备好饭菜等着了。那里还有个小姑娘，她是从孤儿院送到林间学校来的。小姑娘身上有不少孤儿院的习气：她会巴结严厉的女教师，还会撒谎。她的母亲是个妓女，在斯摩棱斯克市场住。母亲非常疼爱女儿，而女儿也很爱母亲。有次小姑娘流着眼泪告诉我说，她的母亲在严寒的天气里几乎是光着脚到她那里来的，情夫把她的皮靴偷去卖掉打酒喝了。母亲的脚完全冻坏了。女儿时时惦记着母亲：她不吃自己应得的八分之一磅面包，而给母亲留着。饭后，她就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剩下面包皮，好收集起来给母亲留着。
　　孩子们对我讲了许多他们生活上的事情，可是这个学校却远离生活。上午，孩子们学习，然后去滑雪，晚上，就去装饰枫树。[67]伊里奇常跟孩子们闹着玩，他们也喜欢他，盼望着他来。1919年初（旧圣诞节），学校给孩子们组织了枫树晚会。在我们俄国，枫树晚会从来不同任何宗教仪式联在一起。枫树晚会只是孩子们的晚会，是为了让孩子们取乐而组织的。孩子们邀请伊里奇参加他们的枫树晚会。他答应了。伊里奇请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给孩子们多买些小礼物。他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在那天晚上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盗劫。这伙强盗知道他们袭击的是伊里奇后，感到很狼狈。他们把伊里奇、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以及司机吉尔同志和跟随伊里奇的警卫员同志（他双手捧着一个牛奶罐）赶下车，便把汽车开走了。[68]而我们却在林间学校等着伊里奇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并且还奇怪他们怎么会迟到。当他们终于走到学校的时候，神色显得有点异样。后来我在走廊里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怕我着急，稍微犹豫了一下，等我们走进我的房间后，他才把经过情况详细告诉我。
　　我为伊里奇安全无恙而感到高兴。[69]



[1] 《列宁全集》笫27卷第145—149页。——编者注

[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7页。——编者注

[3] 同上书第149页。——编者注

[4]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房间很舒适，但在我跟伊里奇看来似乎太讲究了。对于工作来说它们当然是不太合适的。——想起住‘民族宾馆’的情最，不知怎的就会联想起春天来。积雪融化了，莫斯科阳光灿烂，街头熙熙攘攘，心头不由得升起一种早些把工作抓起来的愿望。”——编者注

[5] 家禽摊贩是革命前由警察所组织的、主要从事捣乱大学生集会与示威游行等的黑帮。——译者注

[6] 威廉·玛丽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

[7]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页。——编者注

[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50—151页。——编者注

[9] 同上书第151页。——编者注

[10] 同上书第167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16—255页。——编者注

[12] 指速记员雅·赫列勃尼科夫。——编者注

[13] 在另一份手稿中写着：“农民对有利于自己的能拿到手的一切都‘拿了’。一部分工人，特别是与乡村有联系的那一部分工人也受到了感染。有许多人——工人、女工、士兵跑到教育人民委员部来找我。他们告诉我说，以前在工人出厂时普遍实施的抄身制废除了。工人们自豪地说：‘怎么，难道我们是小偷么，竟来抄我们的身？！我们现在是工厂的主人了！’不过对‘主人’这个词他们往往用小私有者的眼光理解得十分简单。记得有一次（那是后来的事了），一个女工向我提出申诉，说她因为给自己剪了一块衣料而被解雇了。‘难道这也不行吗？我们是主人嘛。’家里要用工具，厂里的锉刀呀，凿子呀，有什么不好拿的呢。对待劳动的态度起初也很特别。一个女工来到我这里说，她们今天不上班。我问她：‘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大家都有一大堆家务事要做。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就决定：今天不上班！’‘把那个时候（1918年）的情况和现在（1933年）的悄况拿来看一看比一比——这故事很新鲜，可是难以教人相信！’难以教人相信，然而那个时候却确实如此。这样一些，事实，从四面八方压将过来。伊里奇观察着，用心地作了分析，并把这些事实跟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他把彻底改变人们对待公共财产、对待劳动的这种态度放到了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首位。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同伊里奇谈到有些工人一方面对抄身感到愤懑，另一方面却偷偷地拿走产品和工具的时候，他指出，这是一场反对地主、资本家旧的强制性纪律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新的社会主文的纪律还没有产生出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将在今后的革命过程中产生并形成。”——编者注

[14] 在另一份手稿中接下去写着：“为了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加以控制，为了重新教育群众，必须对整个农业实行改造，使它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体经济。
　　在《当前任务》一文中，伊里奇谈到了关于新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必须教会群众工作的问题，还谈到了关于吸收群众参加社会工作和唤起他们觉悟的必要性，以及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和建立劳动纪律的问题。
　　……这篇文章在以后许多年中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指南。”——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5—236页。——编者注

[16] 同上书第235页。——编者注

[17]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Алек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таханов，1906年1月3日——1977年11月5日），苏联矿工，以斯达汉诺夫运动而闻名。

[1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64—255页。——编者注

[19]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0、284页。——编者注

[21]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载于1918年5月9、10和11日《真理报》第88、89和90号（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299—329页）。——编者注

[2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7—308页。——编者注

[23] 同上书第303页。——编者注

[24]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烈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1891年2月23日——1938年9月22日），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哈尔科夫苏维埃主席，并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1917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并担任中央委员。1917—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兼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9年被捕。此后在哈尔科夫从事律师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93年平反。

[25] 谢苗·帕夫柳耶维奇·谢烈达（Семён Пафнутьевич Середа，1871年2月1日——1933年5月21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89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同年被捕。1891年被流放到奥廖尔。1896年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梁赞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7年10月任梁赞苏维埃副主席兼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7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中央统计局局长。1930—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逝世。

[26]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5页。——编者注

[27]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9页。——编者注

[2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0页。——编者注

[29] 木沙瓦特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于1912年成立，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是阿塞拜疆的主要反革命力量，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被消灭。——编者注

[30]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4页。——编者注

[31] 同上书第371页。——编者注

[32] 《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9—370页。——编者注

[3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29页。——编者注

[34] 拉达，1917年至1919年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译者注

[35]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柯罗帕茨基（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年5月3日——1945年4月26日），大地主，十月党人。因在日俄战争表现出色，于1912年3月25日晋升为少将。1916年1月1日晋升为中将。德国推翻乌克兰拉达后，于1918年4月29日担任乌克兰盖特曼。1918年12月被彼得留拉军队击溃后辞职，流亡德国。二战期间拒绝与纳粹合作。1945年逝世。

[36] 赫特曼，德国干涉者当时赏给斯柯罗帕茨基的封号。——译者注

[37] 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勃鲁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38] 尼古拉·A·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 Андреев，1890—1919），出生于敖德萨，1918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7月6日暗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因斑疹伤寒去世。

[39]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опов，1892年？月？日——1921年5月1日），1914年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并策划了刺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行动。叛乱失败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0年被契卡逮捕。1921年被处决。

[40] 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波德别尔斯基（Вадим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дбельский，1887年11月25日——1920年2月25日），出身于流亡革命者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法国。1907年回国。1908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5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担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邮电人民委员。1920年因血液中毒逝世。

[41] 斯蒂芬·卡兹米洛维奇·吉尔（Степан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Гиль，1888年？月？日—1966年1月5日），司机出身，1917年起担任列宁的私人司机，1918年曾亲历了列宁遇刺事件。列宁逝世后于1928年创作回忆录《跟随列宁六年》。1930年加入联共（布）。此后曾任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的私人司机。

[42] 米哈伊尔·阿尔特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1880年9月13日——1918年7月11日），1898年入伍。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1907年秘密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支持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逐渐趋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内战期间曾任南部阵线参谋长。1918年6—7月任东部阵线司令。1918年7月参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公开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11日在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会议上遭到红军和布尔什维克突袭，被迫自杀身亡。

[4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0—341页。——编者注

[44]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Величкина，1868年9月8日——1918年9月30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第一任妻子。早年持民粹主义立场，多次被捕。1896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并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随后移居瑞士。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秘书。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时，提供急救服务，9月30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

[45]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苏联外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做手术，取出列宁体内的子弹。1925年曾为伏龙芝做胃溃疡手术，因伏龙芝在手术后逝世而不再进行临床手术。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中央高级医学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33年获列宁勋章。

[46]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明茨（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нц，1872年9月16日——1945年2月？日（或1944年11月12日）），拉脱维亚医学家。1918年列宁遇刺时曾为其进行救治。1920年获准回国。1923—1924年任阿比西尼亚女王及王储的专职医师。拉脱维亚并入苏联后，继续在拉脱维亚国立大学工作。1941年里加沦陷后在贫民窟继续行医。1943年因拒绝为德国军官诊治而被捕。1944年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在那里遇害。

[47]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乌斯廷诺夫（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Устинов，1879年9月17日——1937年9月26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2年参加革命运动。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907年被捕。1908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但在途中逃走，随后流亡法国和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七月事变后被开除出党并被捕，科尔尼洛夫叛乱失败后获释。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7月发起成立革命共产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3年任驻德国大使馆一秘。1924—1929年任驻希腊全权代表。1934—1937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1937年在塔林逝世。

[48] 《列宁全集》第28卷第81—83页。——编者注

[49] 同上书第83页。——编者注

[50] 阿纳托利·阿纳托利耶维奇·雷因博特（Анатоли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Рейнбот，1868年2月4日——1918年2月4日（或1920年？月？日）），1888年入伍。1905—1906年任喀山省省长。1906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06—1907年任莫斯科市长。一战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后勤部队司令、第17师团司令、第40师团司令。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处决（一说获释，随后参加白军活动，死于1920年）。

[51]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

[5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1—362页。——编者注

[53]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11—306页。——编者注

[5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98—299页。——编者注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下一步发展的进程表明，背叛行为对于这场革命起了多么大的破坏作用，以及伊里奇对这种行为的评论是多么正确。1918年10月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还处在高潮之中。”——编者注

[55] 后面还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两人的署名是列宁亲笔写的。（参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369页）。——编者注

[56] 《关于革命一周年的演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1—133页。——编者注

[57]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7—148页。——编者注

[58]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4页。——编者注

[59]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54页。——编者注

[60] 同上书第166页。——编者注

[61] 同上书第156页。——编者注

[62] 同上书第157页。——编者注

[63]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加里宁娜（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Калинина，1882年7月2日——1960年12月22日），加里宁的妻子。出身于富农家庭。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36—1938年期间在苏联最高法院工作。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5年获释。1953年平反。1960年逝世。

[64] 《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3页。——编者注

[65]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页。——编者注

[66]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3页。——编者注

[67]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同林间学校的看门人、图拉省韦纽夫县的农民博德罗夫同志谈了许多有关农村生活的情况。博德罗夫同志是我在涅瓦关卡外星期日夜校教书时的学生。他那时也常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领导的小组的活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我这儿来时也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话。”——编者注

[68] 强盗袭击列宁的事件发生在1919年1月19日。——编者注

[69] 手稿中补充说：“伊里奇要操心的事儿很多，内战还到处在进行着，党内的组织工作也是大量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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