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1919年



　　1919年是国内战争、即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斗争十分激烈的一年。斗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饥饿和普遍遭受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工厂停工了，交通运输完全瘫痪了。当时红军还没有完全组织好，装备也很差。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很好地建立起来，它还没有真正同人民打成一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党，所有那些在旧政权时代过舒适生活的人——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富农、商人等等——都大肆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煽动，他们利用农村广大群众消息不灵和没有文化，散布各种各样的谣言。
　　但是，列宁的名字在全国各地已经享有巨大的威信。列宁是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列宁是为土地、为和平而斗争的。大家都知道，列宁是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者。这是俄罗斯最偏僻的地方的劳动群众都知道的。但是，列宁并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没有到过前线，那末他怎么能够在相距很远的地方进行领导呢——这一点在当时常常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们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眼界被他们闭塞的生活条件限制住了。于是出现了许多有关列宁的传说。例如，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渔夫们说，十年前，正当同白匪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伊里奇乘飞机来到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战胜了敌人。在北高加索，人们说，虽然他们连列宁见也没有见过，但是他们确实知道，他在他们那里的红军队伍里作过战，为了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只是秘密地在那里干，他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
　　现在，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知道，虽然列宁没有到过前线，但是他的思想和他的心总是同红军在一起的：他想着红军，关怀红军。人们也知道，他是怎样不倦地把全部政策引上正确的轨道。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的活动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无论这种活动如何表现，它总是同国内战争的各种问题，同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各种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1917年3月13日，伊里奇在彼得格勒群众大会上就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的问题发表演说时讲道：

　　“……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和军队间的密切关系，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永久的一致（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苏维埃团结着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而军队建立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1]

　　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表现在成千上万的小事情上。对于红军战士来说，苏维埃政权是合乎他们心意的、自己的政权。
　　伊里奇喜欢开着窗户睡觉。因而每天早晨，克里姆林宫里的红军战士们的歌声就从院子里传进窗户来了。年轻的人们唱道：“我们万众一心，不惜为苏维埃政权献身”。
　　伊里奇非常清楚前线发生的事情。他同前线保持着直接的联系，领导着整个斗争，但是同时他也留意倾听群众对战争的意见。伊里奇在同各种各样的人谈话的时候，有时我也在场。我看到，他是多么善于从每个人那里弄到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关心整个局势，关心前线所发生的一切。
　　我记得，我曾亲自听见有人向伊里奇汇报红军战士如何不信任旧军事专家的情况。红军战士们也懂得，开始时不得不向军事专家学习。但是，他们对待军事专家却极端地警惕，对他们丝毫也不放松，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是这样。红军战士的这种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旧制度下军队的指挥官和领导人员都是远远脱离士兵群众的。汇报人走后，伊里奇对我说，红军的力量就在于指挥员密切接近红军战士群众。我们回忆起了维列夏金[2]描写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几幅画。这是多么精彩的画啊。其中一幅的画面是：战斗正进行着，而指挥官却在远处的山头上观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军官，戴着手套，站在安全地带从望远镜里观赏士兵们牺牲的情景。我初次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才十岁，是父亲带我去参观维列夏金的画展的。这些画使我终生难忘。
　　有一天伊里奇接到了杜克尔斯基教授从沃罗涅什寄来的信。他在信里要求红军战士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专家。伊里奇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答复他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要求专家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红军战士：

　　“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疲惫的士兵，对待过度疲劳的、为几世纪的剥削所激怒了的工人，那末，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接近的事业便会大步前进。”[3]

　　去过前线的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向伊里奇汇报时，有一次我也在场。当然，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对军事还是有些在行的。但伊里奇总是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使得一系列现象联系起来，使得汇报有条有理。结果汇报做得有血有肉。伊里奇懂得向什么人问什么问题，应当怎样问。他同到前线去的和从前线回来的工人谈过许多次话。伊里奇非常熟悉红军的面貌，他知道大多数红军战士都是农民。他非常了解农民，非常了解地主对劳动农民的剥削，以及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他知道，这在国内战争中是多么巨大的动力。但是伊里奇并没有把个体农民（当时农民全是个体的）理想化，他知道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是多么根深蒂固，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多么困难，他知道，实质上，那时的农民在组织起来的问题上是毫无办法的。
　　伊里奇总是反复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组织。他认为组织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且特别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寄托在工人阶级的组织经验及其对劳动农民的亲密关系上。伊里奇要求把旧军队、旧专家的全部组织经验学到手，使知识、科学为苏维埃国家的劳动者服务。
　　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按着正确的路线执行的。
　　1927年9月，斯大林同志在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时说：

　　“谁不知道国内战争的结果是侵略者被赶出俄国，反革命将军们被红军一一歼灭。
　　这就证明了，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到底并不是苏联的敌人们大量供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技术装备，而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成了战胜者，这是不是偶然的呢？当然不是偶然的。”[4]

　　1919年，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走的巩固同群众的联系的路线。
　　伊里奇说：“既然我们叫做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5]
　　伊里奇在1917年10月间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组织。十七个月过后，即在1919年3月，苏维埃政权已经站稳了脚跟，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显得突出了。伊里奇把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都同组织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谈到了国家机关，谈到了官僚主义，谈到了文化，谈到了没有文化如何阻碍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文化如何妨碍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妨碍同旧社会的残余作斗争，妨碍根除官僚主义；他谈到了农村，谈到了不仅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村工人、对贫农的影响，而且要加强对最广大的农民阶层，即不靠剥削劳动力而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中农的影响，他谈到了应当如何使中农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应当如何在供应方面为他们服务；他谈到了合作化；谈到了必须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遗产来建设共产主义，谈到了不能单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而必须利用旧专家，利用科学及资产阶级的全部建设经验，从他们那里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在这整个工作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要人们懂得为了带动整个链条，应当抓住哪个环节，而且要懂得如何抓住这个环节，如何把它带动起来。
　　代表大会开会前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了。伊里奇在安葬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时谈到他的时候，指出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本领，谈到他的道德威望，谈到斯维尔德洛夫的组织天才，而且特别强调他作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家的工作的重要意义。

　　“……这位职业革命家一时一刻也没有脱离过群众。沙皇制度的条件迫使他和当时所有的革命家一样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就在秘密的地下工作中，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始终同先进工人肩并肩、手携手地共同前进，这些先进工人恰好是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接替知识分子出身的老一代革命家了。
　　在这个时候，先进工人成百成千地参加了工作，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没有这种锻炼，没有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6]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本来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但是现在只好由列宁来代替他了。
　　伊里奇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说：“他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很好的记忆力，他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记在脑中，同时他对地方上的组织工作很熟悉（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所以他能够做这个报告。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一天要接见几十个代表，这些代表多半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苏维埃负责人。”[7]
　　伊里奇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极其善于识别人，他给自己养成了一种实际工作者应有的灵敏嗅觉：

　　“……只有他的非凡的组织天才，才使我们的工作达到了足以自豪的地步。他使我们完全能够同心协力地卓有成效地进行无愧于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真正有组织的工作，没有这种团结一致的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成就，我们就不能克服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困难中的任何一个困难，我们就会经受不住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无数严重考验中的任何一次考验。
　　……我们深信，在俄国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从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当中定会涌现出无数的人材，他们将获得实际的生活知识，将具有个人的或集体的组织才能（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没有这种才能，无产者的千百万大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8]

　　最近几年来，特别是1935至1936年，我们亲眼看见劳动群众的组织才能是如何迅速地在成长和发展。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联合收割机手、拖拉机手、苏维埃土地工作人员以及各苏维埃共和国劳动者的种种会议上，我们看到了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锻炼出来的这种集体组织才能。
　　我们并不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我们的人成千上万……
　　只有那些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见，无产阶级群众的集体组织天才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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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的头几年里，小私有者心理给苏维埃的组织工作与军事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
　　1919年5月，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详细地讲到了小私有者的、无政府主义的心理如何妨碍正确组织工作的问题：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

　　他接着讲道：

　　“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图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意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并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俄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者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残余的破坏现象、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末这个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9]

　　伊里奇的这一番话，揭露了否认任何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和任何国家组织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的根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同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无政府主义。我记得，我们是在舒申斯克村第一次谈到无政府主义的。当我到了伊里奇的流放地的时候，我很有兴致地翻看伊里奇的照片簿，那里面贴着各个政治苦役犯的照片；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两张照片，其中还有左拉的一张。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他的照片簿里保存左拉的照片。他就给我讲起德雷福斯案件的情况（左拉曾为德雷福斯进行过辩护），然后，我们又对左拉的作品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左拉的小说《萌芽》给我留下多么强烈的印象，我初次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我用心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时候。这部小说是描写法国工人运动的，同时小说还塑造出了苏瓦林这样一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苏瓦林一边抚摸着驯服的家兔，一边翻来复去地说：必须“破坏一切，毁灭一切”（“tout rompre,tout dè truire”）。伊里奇当时热烈地向我谈到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我还模糊地记得1905年去参加坦默福斯代表会议前同伊里奇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谈话。不久以前，我重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一时期写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说得多么中肯啊，他说：

　　“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他们的观点不是反映那不可遏止地走向劳动社会化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未来，而是反映这个制度的现在，甚至是反映它的过去，即盲目性对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的统治的时代。他们那种否认政治斗争的策略，会分裂无产者，实际上把无产者变成消极参加某种资产阶级政治的人，因为从工人来说，完全回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10]

　　1905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的正是这一点。
　　1919年5月，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了。伊里奇在代表大会上致了贺词。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有八百人，其中有许多非党人士。大多数代表的情绪是高涨的，许多代表准备到前线去，但是我们这些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明白，在苏维埃民主制度的许多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明确地认识到了我们苏维埃民主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请求伊里奇给我们再作一次报告。他同意了，并于5月19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长篇演说，他谈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口号对人民是多么大的欺骗，他说，现在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将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他还谈到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种种困难。
　　伊里奇说：“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要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也要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后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11]
　　但是，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事业中需要同无政府主义的情绪作斗争的话，那末，在红军中就更加需要进行这种斗争了。在红军里面，无政府主义的情绪是以游击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乌克兰国内战争的经验，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建立红军的困难。1919年7月4日，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上讲到了这一点。
　　伊里奇谈到了国内战争头一年的各种困难，谈到了当时怎样匆匆忙忙地编成一支又一支的队伍。他说：

　　“由于乌克兰无产阶级的觉悟非常低、力量不足、缺乏组织性，由于彼得留拉的捣乱和德帝国主义的压力，在乌克兰自发地滋长起仇恨情绪和游击主义。每一队农民都拿起武器，推选自己的首领或‘父亲’，在当地建立政权。他们根本不把中央政权放在眼里，每一个父亲认为自己是当地的首领，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一切问题，用不着考虑中央采取的措施。”[12]

　　伊里奇接着谈到，由于这种无组织性、游击主义和混乱现象，乌克兰遭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这个经验教训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

　　伊里奇说：“乌克兰已经意识到分崩离析、游击主义的教训。这将是乌克兰整个革命的转变时代，这将影响乌克兰的全部发展。这是一个我们也经历过的转变，从游击主义，从侈谈‘我们一切都能办到！’的革命词句转变到认清必须持久地顽强地长期进行繁重的组织工作。这是一条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好多个月才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取得了显著成就的道路。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相信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13]

　　伊里奇的希望实现了：我们的红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组织性的榜样。
　　在那个时候，即1919年，大多数红军战士都是善于辛勤劳动的个体农民，但是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心理还很强烈。因此，伊里奇认为以无产阶级成员加强各个战线是非常重要的。当东方战线的情况紧张的时候，伊里奇给彼得格勒的工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支援东方战线。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给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的铁路工人讲话；在莫斯科各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会议上谈同高尔察克的斗争；就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给工人和农民写信，谈彼得格勒工人们的作用；向应征入伍即将奔赴前线与邓尼金作战并支援彼得格勒的雅罗斯拉夫里省及弗拉基米尔省的工人讲话，因为那时尤登尼奇正向彼得格勒进军。他就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问题写告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战士书；就战胜邓尼金的问题给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写信。
　　红军的组织性加强了。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国内战争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削弱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失去了立脚之地，就纠合无政府主义者在9月25日当莫斯科委员会在列昂节夫巷开会讨论鼓动与宣传问题的时候，进行了爆炸，结果炸死十二人，其中有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扎哥尔斯基[14]同志，炸伤五十五人。我们最初是从到我们那里来的印涅萨·阿尔曼德那里听到关于爆炸的消息的，她的女儿[15]参加了这次会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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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里奇在指出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及孤立性的危害，谈到这种分散性及孤立性多么严重地影响着劳动农民的全部生活及世界观的时候，一开始就强调过渡到集体耕作形式的必要性，指出必须创建大型的共耕制的公共集体，创建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他认为，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将是这一事业的首创者，他极力支持工人们在这方面的任何创举。我们知道，早在1918年春天，他就支持过奧布霍夫和谢缅尼科夫工厂工人们的创举，这两个工厂的工人到西伯利亚的塞米帕拉亭斯克去组织农业劳动组合。他也支持过在集体耕种土地方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措施。
　　当然，伊里奇并不存任何的幻想。他经常谈到那些使农业大规模的集体化成为可能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谈到拖拉机，谈到土地耕作的机械化，谈到必须提高农民的觉悟，说没有农民的觉悟，集体化就不能真正地推行起来。然而与此同时，他认为必须支持在建立集体农庄方面的一切首创精神。
　　1919年春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哥尔克（他当时住在那里）的工人们提出了关于组织新型的集体农业问题。但是,哥尔克的大多数工人们对这件事是没有足够认识的。昔日哥尔克的统治者雷因博特把拉脱维亚的工人们招收到自己的庄园里，尽量使他们远离群众，使他们孤立起来。哥尔克的工人们，也象所有的拉脱维亚的工人一样，是仇恨地主的，但是，当时他们对集体的工作、对国营农场的管理组织还很不习惯。
　　我记得，在大房子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伊里奇在说服他们的时候是十分激动的。但是，他的努力却未获成效。结果雷因博特的财产被分掉了，而哥尔克变成了普通的国营农场。伊里奇希望国营农场成为农民的示范农场，教他们如何有效地经营大农业。农民知道怎样搞小农业，可是怎样搞大农业，农民们还得学习。
　　当时的哥尔克农场主任韦威尔同志并不理解伊里奇对国营农场的希望。有一次，伊里奇散步时遇着了他，就问他说，国营农场如何帮助周围的农民。韦威尔同志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伊里奇，回答说：“我们把秧苗卖给农民。”伊里奇便没有再问下去。当韦威尔走开的时候，他怏怏不乐地看了我一眼说道：“连问的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听明白。”从此他就开始对这位不懂得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经营大农业的样板的韦威尔要求得特别严格。
　　1919年初，有一次，一个星期日夜校我过去的学生巴拉绍夫同志到社会教育司来看我。他在涅瓦关卡工作过，后来，在反动年代里坐了两年牢。他对我说，他研究过农业，特别是种菜，现在想认真地干这一行。巴拉绍夫把七户农民（都是亲戚）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合作经营的菜园。他们决定共同进行耕作，不雇佣劳动力。他们组织了一个农业劳动组合，与红军订了供销合同并且给红军种出了很好的白菜。但是，他们的创举没有得到支持：贫农委员会把所有的白菜都没收了，并且把巴拉绍夫投入监狱。他从监狱里写信给我。捷尔任斯基同志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要求派人前往调查这一案件。调查结果，原来是过去的暗探钻进了贫农委员会。巴拉绍夫很快被释放出来，但是事业却搞垮了。
　　一般说来，当时的种菜劳动组合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但由于对这种创举的估计不足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例如，在勃拉古沙安·斯·布特克维奇办了一个种菜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一块菜园地。我们社会教育司支持这个训练班。1919年2月，在布特克维奇的儿子——农艺师（蔬菜种植专家）的协助下，在这块菜园地上由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学员是“格诺姆和罗姆”工厂和谢苗诺夫纺织工厂的工人）组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合作社，按照这个合作社的章程，收获物是按工时的多少进行分配的。年轻的布特克维奇在肥料、新品种、新栽植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试验。蔬菜的收成比邻近的几个国营菜园要高，保证了四十五个工人家庭全年有蔬菜可吃。
　　社会教育司支持了这个创举，但是，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在那个时候正如俗话所说那样，是“为所欲为”地过日子的。它没收了训练班的土地，理由是“保证四五十户人家的蔬菜供应，其社会意义比起在学校里组织劳动来是微不足道的”。莫斯科国民教育局当时没有考虑到劳动组合的经营形式的“示范”与宣传意义。它没收这个新型训练班的土地是为了组织学校附属农场，但是它并没有把农场搞好。
　　现在很难想象在1919年这类创举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不少的，它们已经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参与组织这些创举的人却难以把它们忘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些创举特别感兴趣。
　　为了引导农民群众根据集体原则进行农业建设，就必须在农民的基本群众中间进行长期的工作。伊里奇在看农民来信的时候，经常感觉到这一点。伊里奇在农民的一封关于农村状况的来信上所加的批语还保存着。在这封1919年2—3月间的来信上，伊里奇写了：“为中农呼吁！”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18日—23日）上，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进行的无情的斗争，把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到了首位。但对于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础的党来说，下一步就要提出正确地解决我们对待中农的问题的任务。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任务。只要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还没有得到保障，我们就不能广泛地提出这个任务。”

　　接着又说：

　　“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所考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我们应当以这种规则和指示为准绳而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17]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必须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中农，不容许对他们使用强迫手段；谈到必须帮助他们，而首先是要在农业机械化、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提高他们的文化等方面帮助他们。伊里奇讲得特别多的，是关于必须提高农村文化水平的问题。他谈到我们常常因群众文化程度不高而遭到挫折。他还谈到文化水平低怎样妨碍着苏维埃法律的实施：“……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18]
　　他在指出在农民选举权方面的若干限制时说道：

　　“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曾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弱。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19]

　　现在，当农村已成为集体农庄的农村的时候，当农业已经实行了机械化的时候，当农村的文化和觉悟已经提高了许多倍的时候，伊里奇的这一指示已成为现实。苏联的新宪法使工人和农民享有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当你读这个宪法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激烈地跳动。这个宪法是党多年来按照正确的方针进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一个星期，即1919年3月30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名米·伊·加里宁代替已逝世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说：米·伊·加里宁有二十年党的工作的经历；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工人，同时又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他同农民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不断改善与加强这种联系；他善于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广大劳动群众。中农会把全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代表看作自己人。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这位候选人会以实际办法帮助我们在苏维埃政权最高代表与中农之间建立许多直接联系，会帮助我们接近中农。
　　我们知道，伊里奇的愿望完全实现了。米·伊·加里宁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爱戴，成了农民群众的亲人。
　　伊里奇的日常工作向我们表明，应该怎样认真对待中农所关心的每个问题。
　　1919年3月31日，斯科平县协商会议派了一个由三个农民组成的代表团来见伊里奇，代表团带着一份委托书,“请求取消中农及中农以下的农民的航空税”，“请求完全取消征用奶牛，因为我们每八至十人只剩了一头奶牛，并且我们这里又出现了可怕的伤寒病、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及其他传染病，而牛奶又是病人唯一的食物。至于黄油和含脂肪的其他食物，根本就没有而且也没有地方可买”；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关于马的问题，询问了收税的详细情况。
　　伊里奇看了“委托书”以后，问也没有问什么叫做“航空”税，立即就问题的实质答复了斯科平县的农民。

　　他写道：“向收入在中农以下的农民征收特别税是非法的，已采取减轻向中农征税的措施。法令日内即将公布。关于其他问题我将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征询意见，然后答复你们。
　　1919年4月5日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他当即就在斯科平县农民的信上给秘书作了如下的指示：“在人民委员会见到谢烈达和斯维捷尔斯基时提醒我一下。根据同农业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协商的意见拟复。”[20]
　　伊里奇要求所有苏维埃机关都要关心人民的需要。
　　1919年是饥荒的一年。在这个困难时期，特别明显地表现出列宁对儿童和对他们伙食的关怀。
　　5月间，供应情况恶化了。在经济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伊里奇提岀以实物帮助工人的孩子的问题。
　　1919年5月中旬，粮食供应情况特别严重。在乌克兰、高加索和东部地区有很多的粮食，有几百万普特的粮食。可是国内战争切断了联系，中部工业区闹着严重的饥荒。教育人民委员部接到许多来信，抱怨没有东西给孩子吃。
　　1919年5月14日，西北政府的军队开始进攻彼得格勒。5月15日，罗将柯[21]将军占领了格多夫，爱沙尼亚和芬兰的白匪部队也开始进攻，在科波尔海湾开始了战斗。伊里奇耽心彼得格勒的安全。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个时刻——5月17日——他还颁布了一项免费给儿童供应食物的法令。在这项法令中规定，为了改善儿童的伙食和保障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对十四岁以下的所有儿童，不管儿童的父母领取哪一等级的口粮，首先免费发给食物。这项法令适用于十六个非农业省份的大工业中心。
　　6月12日，接到了“红丘”炮台卫戍部队叛变的消息。就在6月12日这一天，伊里奇签署了人民委员会的一项决定，这项决定扩大了 5月17日关于免费给儿童供应食物法令的范围：增加免费供应食物的地区，将享受免费供应食物的儿童年龄提高到十六岁。
　　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问题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不能容忍任何的官僚主义。1919年1月6日，他给库尔斯克的肃反委员会拍去了这样一份电报：

　　“立即逮捕库尔斯克中心采购委员会委员科甘，因为他没有帮助莫斯科一百二十名饥饿的工人，而使他们一无所获。应当在报纸和专页中发表这项消息，使中心采购委员会和粮食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对饥饿的工人帮助不力，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枪决。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关心各个人民委员部接近工农群众和红军的问题。
　　我当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工作，我经常能够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关心这些事情。许多人民群众：男女工人、农民、来自前线的战士、教师、党员，常常到我们的社会教育司来。社会教育司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接头站。党员们常到这里来详细地打听伊里奇的情况，谈谈自己的工作；工人们常到这里来研究如何更好地组织宣传鼓动工作；红军战士、红军指挥员以及同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工人也常到这里来。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到我们这里抱怨说，寄给他们的那些书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收不到报纸，他们那里没有宣传员，要求多派一些宣传员到那里去。当然，来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充满激情的青年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从前线回来的一个青年指挥员激动地告诉我们，他的驻扎在西部地区一所实科中学内的连队，怎样惩治了“老爷们的”文化。实科中学是享有特权的学校，因而红军战士们毁坏了所有的教具，把学校里保存的教科书和练习本撕成了碎片。他们说：“这是老爷们的财产”。但是另一方面，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渴望学习。当时没有教科书。为沙皇和祖国祈祷的旧教科书都被红军战士们毁掉了。他们要求编出联系实际生活、联系他们切身经历的教科书。
　　在伊里奇去做过报告的那次社会教育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通过了一个到前线去的决议。许多人到前线去了。其中有埃莉金娜同志。她是个很有经验的教师，她上南方战线去了。红军战士们要求教他们学文化。埃莉金娜照例根据过去那些按分析综合法编的教科书教起课来：“玛莎喝粥，玛莎洗筐。”红军战士非常不满：“你是怎么教我们的？！什么粥？什么玛莎？我们不愿意念这个！”于是埃莉金娜按新方法编写识字课本：“我们不是奴隶，奴隶不是我们。”
　　工作搞起来了。红军战士们很快学会了识字看书。这是一种联系实际生活的教学方法，伊里奇一直要求采用这种方法。当时没有东西来印新教科书。埃莉金娜编写的教科书是用一种黄色的纸张印出来的。埃莉金娜在她的教学法里还讲到如何不用笔和墨水来学习写字。要懂得埃莉金娜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是用什么样的纸张和怎样印刷出来的就行了。这里不是说低估课本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用埃莉金娜编写的识字课本很快就学会了阅读。
　　伊里奇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道：

　　“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的确非常巨大。”[23]

　　我们的政治教育工作者谢尔基耶夫斯卡娅、拉戈津斯基和其他人曾到各个前线去过。我们从各个前线收到许多来信。我在这里摘录一段一个同志从前线的来信。他是列宁格勒的工人，我曾经同他一起整顿过区里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写道：“刚刚读了 7日的报纸，上面报道了社会教育代表大会开幕的消息。是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当你到苏维埃俄罗斯各地周游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社会教育司应当做多少工作，社会教育工作是多么需要。我怕不能全部了解大会的进展情况了。我现在在英查车站等候火车，马上要到努尔拉特车站去。我被任命为视察指导员，现在就要去视察第二十七师。工作是艰巨的，而主要的是，总的说来，这是个新的工作，对我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写的那封介绍信，要求我出色地完成这个工作。关于这封介绍信，一个同志曾经说过：‘我愿意为这封信献出生命。’我一定要完成这个工作，那时再给您写信吧。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所有的熟人深深致意。 作战军，政治部。”
　　从前线时常来信，也时常来人。伊里奇还要求让有关同志到他那里去。
　　我们社会教育司也很注意在农民中间进行解释工作。
　　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的问题是伊里奇很早就提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他是多么关心编写通俗读物和文集，关心出版供农村阅读的通俗报纸（《贫农报》）的工作。
　　还在1918年12月12日，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动员有文化的人和组织苏维埃制度的宣传工作”的法令。这个法令要求在各个工人住宅区，尤其是在农村，组织宣读各种法令、各种最重要的文章和小册子。我们社会教育司首先应当组织这个工作。伊里奇抓紧督促我们进行这个工作。宣读文件的工作搞起来了，并且引起了大家的求知欲。阿尔扎马斯县的农民们对我们派到那里去的一个鼓动员说：“我们不站在任何人的一边，我们不加入任何党派。等我们学好了文化，自己来阅读一切东西，那时任何人也休想愚弄我们了。”
　　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农村工作组，伊里奇代表工作组作了报告。有六十六个代表参加这个组的工作。会上选出谢烈达、卢那察尔斯基、米特罗法诺夫[24]、米柳亭、伊万诺夫[25]、帕霍莫夫[26]、库拉也夫[27]、瓦雷基斯[28]、波里索娃等参加提纲起草委员会。
　　这一切都说明了党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伊里奇是多么重视这个问题。
　　我记得，伊里奇是怎样聚精会神地听取我们社会教育司所了解到的关于农民生活的一切情况，以及农民对待各种问题所抱的态度。
　　有一次，有个莫斯科省的农民到我们那里来拿书。这个农民在某个建筑工地做工。他给我们讲革命前的时期在供应军队方面的那些投机勾当，给我们讲那些在这方面发洋财的那些大奸商。我们让他到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那里去。他从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那里回来时说：“他很好地接待了我，让我坐在沙发上，可是他自己却老是踱来踱去；他说话很和气。他给了我好些书，还答应给我一些百看不厌的东西（直观教材。——娜·康·注）。我却不敢拿。他说这是送的，可是我很担心，拿了这些百看不厌的东西以后会向我们抽税。”他毕竟还是拿走了各种各样的宣传画和教材。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地到社会教育司来。我们就管他叫“百看不厌的东西”。但是，使伊里奇最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建筑工人说，在他们的村子里有个女教师，她没有拿过任何工薪，但是并没有放弃学校里的工作，而且天天晚上给成年人上课，教他们学文化。“百看不厌的东西”告诉我们，他给这位女教师买了一双鞋，因为她那双旧鞋已经完全磨穿了。
　　在1919年，许多农村还处于与世隔绝的闭塞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无线电，没有文化的居民（在伊里奇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省，在1919年还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不会读报，而且也没有报纸。没有纸张，报纸的发行量是极少的，报纸也到不了农村。书籍的发行是没有组织的，天知道书店运到各个地方上去的是些什么东西。农村的居民很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他们听到的都是一些传闻。
　　伊里奇很留心地听我讲：农民们到我们那里来提出了些什么样幼稚的问题；他们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措施、对于它的结构以及对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无知到了何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农村是多么的愚昧；书信写得怎样文理不通和滑稽可笑——这些信是农村里有文化的人用文书所擅长的各种古怪的花体字给不识字的农民们写的；这些非官方的文书因代写书信而赚了多少钱！
　　我把这些信拿给伊里奇看。他兴趣盎然地看了。他建议赶紧在我们的农村阅览室里、在民众文化馆里设立问事处。在舒申斯克村流放时，他有过给农民作顾问的经验。每个星期天邻村的许多农民都来向他请教。1918年12月，他草拟了一个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在这个草案里写了各主管机关必须在各地设立类似的问事处。伊里奇在《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中写道：“这些问事处不仅要答复人民的一切口头的或书面的询问，而且要替不识字的人和写不清楚陈诉书的人免费代写陈诉书。”[29]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不仅贴在屋里，而且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
　　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30]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直到1928年即在十年以后才公布出来，但是，伊里奇的这些指示我们社会教育司是知道的。根据伊里奇的要求，社会教育司开始重视在农村阅览室内组织咨询工作。农村阅览室工作人员在这一工作中给自己树立了威信，而且自己也在这一工作中成长起来了。在1919年，农村阅览室工作人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咨询工作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工作、同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各项法令的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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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的不仅仅是问事处的问题。1919年4月12日，公布了由加里宁、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签署的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斯大林同志当时是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在这个法令中说：
　　“旧的官僚制度被粉碎了，但官僚主义者依然存在。他们进入苏维埃机关后，也把因循守旧、办事拖拉、挥霍浪费、不守纪律的习气带了进来。
　　苏维埃政权宣布，它决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决计采取坚决的手段把它从苏维埃机关中清除出去。
　　苏维埃政权宣布，只有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和对管理机关的广泛监督，才能消除机构的缺点，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恶习，从而大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19年5月4日，颁布了关于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中央申诉局的法令，5月24日又颁布了关于中央申诉局在各地设立分局的法令。
　　伊里奇要求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
　　在我们俄国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里，百般地嘲笑了官僚主义，而《火星》杂志的诗人们（车尔尼雪夫斯基派的诗人们）对它的嘲笑尤为辛辣。《火星》杂志的诗人们（库罗奇金[31]、茹列夫[32]等人）对官僚主义、工作拖拉和贪污受贿横行等现象的冷嘲热讽，对我们这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火星》杂志诗人们的诗，关于官僚主义的无奇不有的趣闻，是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别具一格的口头文学。在最近几年里，我同安娜·伊里尼奇娜还常常回忆起这种作品。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在乌里扬诺夫家里，这种作品是很风行的。当时的这种讽刺作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帮助我们这一代人从吃奶的时候就培养起对官僚主文制度的仇恨。把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从苏维埃土地上铲除干净，——这是伊里奇的宿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人真诚，认真处理人民的来信。《列宁文集》第二十四卷里所刊登的文件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
　　大批的申诉信寄给了伊里奇，他都亲自写信作复。
　　1919年2月22日，伊里奇给雅罗斯拉夫里省执行委员会拍去这样一份电报：

　　“苏维埃工作人员达尼洛夫申诉说，肃反委员会拿走了他三普特面粉及其他食物，这是他在一年半内用劳动获得的维持四口之家的食物。请严加检查。将检查结果拍电报告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33]

　　伊里奇给切烈波韦茨省执行委员会打电报说：

　　“别洛泽尔斯克县波克罗夫乡诺沃谢洛村士兵的妻子叶夫罗西尼娅·安德烈耶娃·叶菲莫娃申诉说，尽管她的丈夫已当了五年的俘虏，三口之家没有一个劳动力，可是她的粮食却被没收入了公仓。请检查一下，将检查结果及你们采取的措施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34]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千百个。这还是在列宁研究院的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没有保存下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1919年6月，当我乘“红星号”宣传鼓动船在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作两个月巡回航行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写信说：“经常有人给你来信求你帮忙，我读了这些信，并竭尽我的力量去做。”[35]当一个人必须考虑某一重大而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时，一天二十来次把他的思想转到各种小问题上去是十分困难的。这是特别累人的。只有在散步和打猎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能专心地思索。同志们都记得，在散步和打猎的时候，有时伊里奇会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出一句话来，这句话表明在这个时候他正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有时候，当想起伊里奇怎样为一些“小事情”操心时，同志们都说：“我们没有照料好伊里奇，尽拿些小事情往他身上堆，我们真是不该拿这些小事情麻烦他。”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伊里奇却认为必须注意小事情，因为只有注意小事情，才能使苏维埃机关真正地成为民主的机关，不是形式上民主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关。
　　过去在建党的时候，伊里奇就以身作则地教会同志们正确地对待鼓动、宣传及组织等问题。现在，当领导苏维埃政权以后，他又以自己的行动表明，应当如何在国家机关内工作，应当怎样消灭苏维埃机关里的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使苏维埃机关成为合乎群众心意并受到群众信任的机关。1919年5月，他给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来，布拉托夫之被捕是因为他向我申诉的原故。我警告你们，我要为这件事逮捕省执行委员会和肃反委员会的主席及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直至把他们枪决。为什么不立即回答我的问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36]

　　伊里奇在机关内部也竭力消灭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他要求关心每个工作人员，了解本机关的人员，在工作中帮助他们，为他们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我在教育人民委员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伊里奇经常向我询问我的机关里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他了解他们，建议我在某个方面放手使用某一工作人员。他经常问我是怎样关心他们的，他们的饮食情况怎样，他们的孩子们的情况怎样。他研究我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他从来也没有见过，可是有时候看起来却比我更了解他们。
　　他经常问我，伙食情况怎样，我们那里有没有食堂，等等，等等。
　　保存下来不少便条，这些便条表明伊里奇对自己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的关心。
　　3月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伊里奇就中央统计局局务委员赫里亚舍娃的事给秘书写了一个便条：

　　“如果赫里亚舍娃住得很远并且步行上下班，那是需要照顾的。有机会可委婉地向她说明，在没有提出统计问题的日子里，可以早点下班，甚至就不必来了。”[37]

　　伊里奇对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非常关心。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就连最负责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也吃不饱饭。据悉，连亚·德·瞿鲁巴[38]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马尔柯夫等人也在饿肚子。
　　1919年8月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中央组织局写了一封信：

　　“现在我又得到可靠方面的消息，部务委员们正在挨饿（例如，交通人民委员部的马尔柯夫及其他人）。我坚决要求中央委员会：
　　一、指令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所有的部务委员（接近于这个地位的人）一次五千卢布的临时补贴；
　　二、让他们一律享受专家的最高待遇。
　　不然就太不象话了：自己挨饿，家属也挨饿！！
　　这一、二百人应当特别照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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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4月底开始，东方战线有了转机：红军开始获胜了。收复了白匪占领的乌法及许多其他城市。顺利地向叶卡特林堡和彼尔姆挺进。6月末，“红星号”宣传鼓动船也装备好了。“红星号”要沿着伏尔加河航行到卡马河，然后溯卡马河而上，至不能行驶为止，然后再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一直到斗争进程所允许去的地方。“红星号”的任务是跟踪白匪进行鼓动，贯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到各地巩固苏维埃政权。维·米·莫洛托夫是“红星号”的政治委员；轮船上有电影、印刷所、无线电和大量的图书；有各个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各工会的代表。
　　出发以前，我同伊里奇谈了好久，谈到应当怎样做工作和做些什么工作，怎样帮助居民群众，对哪些问题应当详加研究，对哪些事情应特别注意观察。伊里奇很想亲自去，可是工作是一分钟也放不开的。临行前夕，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伊里奇到车站来给我们送行，要我们经常给他写信，在直通电话上同他通话。我沿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直航行到彼尔姆。
　　全部工作是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领导下进行的。他在每一次停泊以前，都要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我们在那里应当做些什么，应当着重做些什么；每次停泊以后，我们就汇报所做过的工作，交换感想。这次航行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航行结束以后，我向伊里奇谈了航行的经过情形，伊里奇兴致勃勃地听着，甚至连一个细节也不放过！
　　在航行期间，召集了无数次群众大会，在邦久日工厂、沃特金斯克、莫托维利哈工厂、喀山、彼尔姆、奇斯托波尔和上波利亚纳和其他地方的几千人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船上的报纸统计了一下，我一共讲过三十四次话。我不是演说家，但是，我不能不向男女工人、红军战士和农民们谈谈他们感到关心、他们感到亲切和他们感到向往的事情。凡是白匪所到之处，居民都跟他们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沃特金斯克工厂召开的那次群众大会，白匪几乎把这个工厂的青少年都枪杀了。他们还说：“该死的布尔什维克坏种。”在我们召开的沃特金斯克工厂的千人群众大会上，当人们唱起《你们牺牲了》这支歌的时候，全场的人都号陶大哭。青少年没有被杀害的只有很少几户人家。我永远不能忘记人们告诉我的把一些女游击队员和女教师用皮鞭抽死的惨状，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普里卡米亚的居民（多半是中农）告诉我的那些罄竹难书的暴行和侮辱。
　　当时居民是很不开通的，农妇们还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有人在教师中间疯狂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鼓动。我在奇斯托波尔就亲眼见到过这种鼓动。但是，乡村的男女教师同农民和工人群众相处得很亲密，这使得他们中许多人同农民和工人一道走了。伊热夫斯克工厂的九十六个工程师中，有九十五个跟着高尔察克跑了。有个工程师的妻子是我过去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她在伊热夫斯克教书，没有跟丈夫走，而跟着红军留下来了。她在见到我的时候说：“我怎么能离开工人呢？”
　　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都跟着白匪跑了，站到高尔察克那边去了。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们是我们主要的鼓动员。他们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集团军有个非常特别的鼓动员：十月革命以前，他是个牧师，十月革命以后，他成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员。在彼尔姆举行的一次有五千红军战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他讲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亲密关系时说道：“布尔什维克——就是今天的圣徒。”于是有个红军战士向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洗礼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回答道：“详细地讲得讲两个小时，简单点说，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工人出身的红军指挥员的演说是富有说服力的。我把这次群众大会的情况讲给伊里奇听了，并且告诉他，一个红军指挥员讲的是：“苏维埃俄罗斯就幅员来说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俩笑了一阵。后来在谈到匈牙利共和国的沦陷时，伊里奇说，从本质上看，这个指挥员的话是对的：在国内战争中，我们是大有回旋余地的。
　　在叶拉布加，红军指挥员阿津同志到轮船上来看我。他是个哥萨克，他对白匪和投敌分子坚决无情，作战非常勇敢。他同我谈的主要是关于他对红军战士们的关怀。红军战士们都热爱他。今年，我接到一个红军战士寄给我的一封信，这个战士曾在阿津的指挥下同高尔察克匪徒们作过战（他现在西部地区做经济工作）。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阿津的热爱。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巴斯杜霍夫同志告诉我说，当伊热夫斯克披白匪占领的时候，一支用红布条扎着马鬃的红军骑兵队在阿津的领导下冲到那里去。他们打开了白匪的伊热夫斯克死刑犯监狱，（那里关着巴斯杜霍夫同志的七十岁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十一岁的小弟弟，巴斯杜霍夫同志的另外两个兄弟在前线牺牲了）。后来阿津同志在伏尔加河下游不幸落在白匪手中，被他们折磨死了。
　　“红星号”在鞑靼的鼓动工作收效很大，该地居民都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向我询问了经过情况。我所谈的红军的情况，农民的情绪，楚瓦什人和鞑靼人的情绪，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增长的情况，使伊里奇特别感兴趣。

　　1919年的下半年比上半年更为困难。9月、10月和11月初尤为困难。国内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高尔察克虽被打败了，但是，白匪却决心要占领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一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占领了乌克兰的几个重要据点的邓尼金从南方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从西方进逼，已经兵临彼得格勒。白匪的胜利使暗藏敌人活跃起来。11月底，在彼得格勒破获了一个与尤登尼奇勾结并接受协约国津贴的反革命组织。
　　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暂时取得胜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收到大批的匿名信件，里面全是咒骂、威胁的语句和讽刺漫画。知识分子还在动摇，只有以季米里亚捷夫[40]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阶层转向苏维埃政权这边。受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9月25日爆炸了列昂节夫巷的俄国共产党（布）莫斯科委员会所在地，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这次爆炸中牺牲了。
　　周围是一片饥饿和贫困景象。必须巩固红军，鼓舞红军的士气，周密考虑前线的作战计划，必须保证红军、后方和工业中心的粮食供应，必须广泛地展开解释工作和鼓动工作，必须按新的方式、苏维埃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旧的方式、官僚主义的方式来建立整个管理机关，必须选拔干部，教育他们，必须关心各种琐事。
　　伊里奇连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必胜的信心，他从早到晚工作着，但重重的心事使他夜不成寐。有时他夜里醒来，就起身打电话检查工作：他的某个指示是否执行了；或决定再补发个电报去。他白天很少在家，多半是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的人们。在这紧张的几个月里，我同伊里奇见面的机会比平时少，我们几乎没有—起散过步，没有事我甚至不好意思到他的办公室去：怕妨碍他的工作。
　　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即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和粮食投机猖獗的情况下，用普通的办法购买足够数量的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必须使粮食采购工作具有一定的计划性，施行一系列强制性的法律，并且动员适当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1919年1月17日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被任命为粮食人民委员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在好久以前就认识他了，我在乌法流放期间曾同他在一起。
　　他的父亲是塔夫利达省阿廖什基市的一个小公务员（市参议会的秘书）。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同一年生的，即在1870年生的。他有一个大家庭——共八口人，父亲很早去世，母亲靠做针线活养家。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很早就去教书了。他读过国民学校、市立学校和中等农业学校。他是个农艺师，对农业和农民的生活习惯非常了解。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于1893年初次被捕入狱，后来，在1895年再次被捕入狱。从1897年起，他在乌法当统计员。他在那里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在铁路工人和周围工厂的工人们中间积极进行工作；在那里我同他一起工作过。在乌法，他同前来探望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过两次面。后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给《火星报》写过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热情洋溢的革命家。1901年，他在哈尔科夫组织了五一大罢工。1902年，他在图拉工作，同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斯米多维奇、韦烈萨也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兄弟在一个小组里。1902年，亚历山大·德米特里
　　耶维奇在萨马拉被捕，1905年，他又在乌法工作。[41]
　　从1914年起，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又开始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工作。伊里奇是非常善于识别人的，他对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十分器重。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不是演说家，也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家，精通业务和熟悉农村的实际工作者。他也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他不怕困难，全心全意地为他真正了解其意义的事业而奋斗。他在伊里奇的领导下工作。伊里奇器重他，关心他的健康和休息。当看到他疲乏和劳累过度时，伊里奇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批评他，说他不爱护自己，不爱护“国家财富”（这是我们称呼那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的家庭习惯语）。伊里奇也象喜欢自己的朋友那样喜欢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
　　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在当时是组织粮食垄断，即禁止私人买卖粮食，而必须把所有的余粮按照固定价格卖给国家，禁止隐藏余粮，严格统计所有的余粮，恰当地从余粮区往缺粮区调运粮食，采购消费用的和作种子用的储备粮。实际上，这就是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却要在经济基础本身还没有得到改造，农业还是个体经济的情况下来实现它。
　　1919年7月29日至30日，莫斯科市苏维埃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召开了各工厂委员会、工会、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和“合作社”理事会代表的代表会议，要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统一的消费合作社。孟什维克和独立合作制的拥护者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7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希望代表会议获得成功，但他又特别着重指出，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和按照新的方式改造整个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将给合作制指明正确的方向。
　　他说，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到现在才不过二十个月，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当然不可能按新的方式把整个旧制度改造过来。伊里奇说，不仅必须推翻旧机关，不仅必须打倒地主和资本家，而且也必须克服资本主义和小农经疥条件所养成的习惯势力，克服几百年来每个小业主身上所养成的习惯势力。
　　现在，当集体农庄经济在我国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时，每个人都明白，列宁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讲的是要用集体经济代替个体经济。他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正进行着最后的决战，只有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永远消灭饥饿、剥削和一个人靠另一个人的劳动发财致富的现象。他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证红军和工人的供应，踏上了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第一年我们只收购了三千万普特粮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第二年，我们收购了一亿零七百万普特以上的粮食，虽然第二年我们在军事方面、在控制产粮区方面更加困难，我们不但根本不能控制西伯利亚，而且根本不能控制乌克兰和遥远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如此，我们的粮食收购量，正如你们看到的，还是增加了两倍。就粮食机构的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就保证非农业区的粮食供应来说，这是很少的，因为对非农业区居民特别是城市工人粮食供应状况进行的精确调査表明，今年春夏，城市工人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粮食大约只有一半，而其余部分则是从自由市场、苏哈列夫卡和投机者那里购买的，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食的售价的九倍。看了这些关于我国粮食状况的精确材料后，我们应当说，我们有一只脚还站在旧时的资本主义上面，只有一只脚从这个泥潭、从这个投机的泥坑中拔出来了，踏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着重号是我加的。——娜·克·注），使粮食不再是商品，不再是投机的对象，不再是争吵、斗争和许多人贫困的祸根。”伊里奇接着又说：“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的最后的决战，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决定性的战斗。如果我们胜利了，资本主义、旧政权和过去的一切就不会复辟。”[42]
　　在1919年，伊里奇在他的许多演说和报告里向男女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们阐明了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的本质和意义，谈到了集体经济。现实生活证明了釆取的路线是正确的。
　　除了关心红军的粮食供应以外，伊里奇还不倦地考虑如何加强红军的团结和纪律性的问题。他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把工人输送到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里去。所以，他热烈地向奔赴前线、深入斗争的彼得格勒工人致敬，也为此而热烈地向莫斯科工人致敬。他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身上，认为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提拔工人来当政治委员和红军指挥员，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号召红军战士要特别提高警惕。伊里奇就战胜高尔察克写给工人和农民的一封信里说：

　　“……地主资本家还没有消灭，还不承认失败。凡是有理智的工人和农民都看见、知道和懂得，地主资本家只是被击溃和躲藏起来，他们往往涂上了‘苏维埃的’‘保护’色。许多地主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各种‘总局’和‘中心’，变成苏维埃职员；他们时刻窥伺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和弱点，以便把它推翻，以便今天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明天帮助邓尼金。
　　必须用全力侦察和捉拿这些强盗，这些隐藏的地主和资本家，把他们从一切掩蔽所里揭发出来，无情地惩治他们。他们是劳动者的死敌，是有本事有经验的奸猾的敌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施展阴谋的有利时机；他们是怠工者，他们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危害苏维埃政权。对付劳动者的这种敌人，对付地主、资本家、怠工者和白匪，必须是无情的。
　　要善于捉拿这些人，就必须机敏、谨慎、有觉悟，必须极细心地注视每一个极小的混乱现象，注视每一个不老实地执行苏维埃政权法令的极小的行为。地主和资本家是有力量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知识有经验，不仅因为他们有世界上富强国家的援助，而且因为存在着广大群众的习惯和愚昧的势力，这些群众想‘照旧’生活，而不了解必须严格地诚实地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令。”[43]

　　这个提高警惕的号召把许多人吓坏了。有不少人告诉伊里奇，说红军战士们有时拷打能干的指挥员，有的是因为他们出身贵族，有的是因为他们下达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命令，有的是因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有些人冷笑着说：“瞧瞧，你的心爱的红军战士们闹成什么样子了！”
　　当然，应该谴责的事而不谴责，应该惩罚的人而不惩罚的情况是不少的。知识不足、小私有者衡量事物好坏的旧标准以及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对待许多问题，妨碍了他们分清是非。于是伊里奇就督促我们教育工作者，要求我们更广泛地在成年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间组织学习，不是以形式主义的态度，不是以官样文章的态度对待学习，而是扩大学习的人的眼界，使整个学习充满党性精神。他要求用一切办法为那些过去无从受高等教育的人们打开受高等教育的大门。
　　就在1919年这一年公布了一系列为一切人敞开上高等学府的大门的命令，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开办了无数的工人讲习班。在1919年还成立了第一所苏维埃党校。
　　1919年底，伊里奇的面色很不好：疲劳、忧虑（还保存着一张他去讲习班途中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多么憔悴）。你到他那里去，他一声不吭。我知道，为了引起话头，提起他的兴致，应当对他讲些工农速成中学学员生活和苏维埃党校学员生活中的有趣的事情。这是大有可谈的。伊里奇很关心这些人的觉悟的提高、对他们所面临的任务的认识的提高。于是我同伊里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了很多。
　　8月10日至1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征收党员周”；同时根据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登记延续到9月底为止。从10月8日至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征收党员周”。
　　10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伊里奇对党、对新的苏维埃机关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对尽量从工人和劳动农民队伍中吸收力量参加苏维埃机关是多么重要等问题，提出了十分明确的看法。
　　伊里奇在这篇文章里写道：“莫斯科征收党员周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邓尼金的胜利，使得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从事阴谋活动，使得资产阶级加紧制造混乱，用各种手段破坏苏维埃政权。动摇不定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反而于我们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其目的在把这些‘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图‘享受’当一个执政党党员的好处而不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
　　现在，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会让那些想混进党来的人有机可乘。我们号召大批入党的，只是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而不是投机农民。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现在入党的，只会是真心赞成共产主义的人，只会是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是真诚的劳动者，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壮观瞻，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群众敞开党的大门。”[44]
　　接下来伊里奇重复了他在安葬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时讲过的话。他说，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间有很多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人。他号召他们担当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害怕新事物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官家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45]
　　这篇文章的结束语是：“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46]
　　伊里奇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不断地向工人和红军战士们发表演说和文章。他的话鼓舞了人们：雅罗斯拉夫里省、弗拉基米尔省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工人们都大批大批地奔赴前线。伊里奇写道：“……单是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的力量就能够创造奇迹了。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怕没有素养和没有经验，承担了国家舵手的重担！并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奇迹。不论个别的考验多么严重，这样的奇迹一定会导致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最终的胜利。”[47]
　　青年们也渴望到前线去。我们政治教育工作者当时为第一所苏维埃党校做了许多工作。在那里，我们竭力不让青年们受“官家的”教育，伊里奇曾痛骂过这种教育；我们教给他们的是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当前发生的事件的知识。1919年12月24日，伊里奇前来参加我们第一所苏维埃党校学员的毕业典礼，这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伊里奇在讲话的开头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不仅是要祝贺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苏维埃学校毕业，而且是因为你们全体毕业生当中将近有一半的同志决定到前线去，给前线战斗部队特别重大的帮助。”
　　伊里奇在毫不隐讳地谈了前线的严重情况以后，继续说道：“因此，不管把我国工作中十分需要的几百个学员派到前线去，对我们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牺牲，我们还是同意了你们的要求。”[48]
　　伊里奇讲了前线进行的斗争以后，谈到了摆在我们苏维埃党校学员面前的工作：

　　“对于那些作为工农代表而开赴前线的人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他们的口号应当是：不是死亡，就是胜利。你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善于接近最落后最不开展的红军战士，用最通俗的语言和劳动者的观点说明目前的情况，在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克服一切动摇情绪，使他们学会同大量的消极怠工、叛变投敌的现象进行斗争。你们知道，这种现象在我们的队伍和指挥人员中还是很多的。这就需要一些受过一定科学训练、了解政治形势的人帮助广大工农群众去同叛变和怠工现象作斗争。除了个人的勇敢以外，苏维埃政权还希望你们全面地帮助这些群众，克服他们的一切动摇情绪，并表明苏维埃政权拥有力量，可以应付任何困难的时刻。”[49]

　　苏维埃党校的学员们没有辜负对他们的信任。
　　伊里奇的演说，也是对我们所有的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指示。
　　伊里奇不仅在群众大会上谈那些使他激动的事情，而且在家里也谈，在有亲近的同志来我们家的时候更是如此。1919年底，印涅萨·阿尔曼德常常到我们家来，伊里奇特别喜欢同她谈革命运动的前景。印涅萨的大女儿曾到过前线，她在列昂节夫巷9月25日爆炸的时候险乎牺牲。记得有一次印涅萨带着她的小女儿瓦里娅到我们家来过。瓦里娅当时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后来成了我党的一个十分忠实的党员。按我的老说法来说，伊里奇当着她娘儿俩“打开话匣”，我还记得，瓦里娅的眼睛是怎样闪闪发光。伊里奇也喜欢同当时我们家里的女工奥丽姆皮阿达·尼卡诺罗夫娜·茹拉夫廖娃（女作家博烈茨卡娅的母亲）“打开话匣”。奥丽姆皮阿达·尼卡诺罗夫娜过去是乌拉尔一个铁工厂的普通女工，后来在《真理报》编辑部当清洁员。伊里奇发现她有强烈的无产阶级的本能。伊里奇坐在厨房里（按照老习惯他喜欢在厨房里吃午饭、晚饭和喝茶）时，喜欢同奥丽姆皮阿达·尼卡诺罗夫娜聊聊未来的胜利。
　　伊里奇并没有错：我们是以一连串的胜利迎来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
　　当邓尼金在10月初逼近奥廖尔的时候，俄共（布）中央派斯大林同志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到南方战线上去。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新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被中央采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支持斯大林。南方战线的战局迅速开始改观。10月19日，在沃罗涅什我们的部队给什库罗[50]和马蒙托夫[51]将军以致命的打击。20日，我军收复了奥廖尔。10月21日，向彼得格勒进逼的尤登尼奇在普尔科沃战斗中开始败退。
　　在十月革命节前，伊里奇给彼得格勒的工人写去一封热烈的祝贺信，给《真理报》写了《苏维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52]一文，并且在《贫农报》上为农民写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一文[53]。
　　11月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市苏维埃、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庆祝大会上，伊里奇作了题为《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的报告。伊里奇不喜欢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他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也不带鼓动的性质，这是一篇实事求是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内容却激动人心，激起了与会者的热情，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伊里奇谈到，在过去两年中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建设工人政权的教训……工人参加国家的整个管理工作”。列宁说：“我们己经完成了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改造旧的国家机关。虽然这项工作很艰巨，但我们在两年当中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努力的成果，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已经有几千工人的代表经过了斗争的考验，一步一步地驱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代表。不仅在国家机关中有工人，而且在粮食工作中，在这个过去几乎完全由旧的资产阶级政府、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把持的部门中，也有了工人的代表。工人建立了粮食机构……”。[54]一年以前，工人代表在粮食机构内只占百分之三十，而在1919年已占百分之八十了。
　　伊里奇还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们要在前线、在各个管理部门培养出来。伊里奇指出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作用，吸收工人入党的作用。仅在莫斯科一地，“征收党员周”里就吸收了一万四千多名新党员。伊里奇还谈到在当前斗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农青年是党的后备军。但是，伊里奇说，我们应当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同千百万农民建立正确的关系，必须在农民中间进行广泛的解释工作。他说，国内战争擦亮了农民的眼睛，使他们认清了真情实况。
　　伊里奇安详地讲着。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
　　当时深受政治教育工作者欢迎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55]，在他那首纪念十月革命两周年的诗里，表达了大家共同的情绪：

　　 让你们的精神
　　 哪怕是一点
　　 一滴
　　 融注于世界，
　　 树立起
　　 工人的勋绩，
　　 它的名字
　　 就叫“革命”。
　　 没有人上门来
　　 祝贺么？
　　 莫非他们
　　 吓得
　　 魂不附体？
　　 我们也
　　 用不着他们。
　　 我相信！
　　 我们一定会迎接
　　 一百周年。


　　当我们迎接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已经获得的那些载入苏联新宪法的成就的时候，大家都回忆着伊里奇，回忆着他说的话和他作的指示。


　　最早印行的版本：1925年《真理报》出版社版（第一部第1—3章）；1926年国家出版社版（第一部第1—6章，第8章）；1930年国家出版社版（第一部，全文）；1931年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第二部）；1934年党的出版社版（第三部）；1936、1937和1938年《布尔什维克》杂志（1918和1919年）

　　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一部和第二部）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292页；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三部）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54页；《布尔什维克》杂志1936年第2期第50—72 页，1937年第 2 期笫 23—40页，1938年笫2期第44—51页刊印；根据手稿和最早印行的版本作过校订



[1]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页。——编者注

[2]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维列夏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ерещагин，1842年10月14日——1904年3月31日），俄国作家、画家。

[3]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2页。——编者注

[4]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6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2页。——编者注

[6] 《列宁全集》第29卷第69—70页。——编者注

[7]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6页。——编者注

[8] 同上书第70、72页。——编者注

[9]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0页、301—302页。——编者注

[10] 《列宁全集》第10卷第53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38页。——编者注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我一面聆听伊里奇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面在回想着：论敌是怎样时常指责一向对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有深刻了解的伊里奇，说他犯了无政府主义错误的。普列汉诺夫指责过他，尼·尼·苏汉诺夫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指贵过他。
　　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918年1月）上说过，现在，正当资产阶级制度开始彻底被摧毁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概念终于被实际生活澄清了。伊里奇在社会教育代表大会上谈到的个体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是1919年春天在无数小事中表现出来的。”——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19页。——编者注

[13]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20页。——编者注

[14]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扎哥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горский，1883年1月3日——1919年9月25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英国。1910年回国，后被迫流亡德国。一战爆发后被捕。《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获释。1918年4—6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馆一秘。1918—1919年任俄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19年9月25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15] 指印·亚·阿尔曼德。——编者注

[16]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一连串失去理性的暗杀事件，表明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组织是多么软弱无力，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对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劳动群众的愿望差距有多么大。”——编者注

[17]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0页。——编者注

[18] 同上书第156页。——编者注

[19]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8页。——编者注

[20]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275页。——编者注

[21]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罗将柯（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Родзянко，1879年8月13日——1970年5月6日），出身于大地主家庭。1899年入伍。一战期间曾任里加驻军司令、第17骑兵师团司令。1918年军队解散后被德军逮捕。1918年11月在德国支持下组建白军。1919年任西北集团军副司令，同年发起彼得格勒攻势，进攻失败后经瑞典流亡德国，后移居美国。1970年死于纽约。

[22] 《列宁全集》第36卷第522页。——编者注

[23]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6页。——编者注

[24] 阿列克谢·赫里斯托福洛维奇·米特罗法诺夫（Алексей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Митрофанов，1879年3月12日——1941年9月2日），1899年参加民粹派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1918年任俄共（布）萨马拉省委主席。1922—1925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0—1939年任莫斯科兽医研究所所长。1941年逝世。

[25]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1893年3月11日——1938年3月15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任俄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二书记。1931—1937年任联共（布）北部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6—1937年任森林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26]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霍莫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ахомов，1890年？月？日——1938年8月19日），1912年加入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1年在红军工作。1923—1926年任布良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28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4年任下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8年任水运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27]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库拉也夫（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раев，1891年11月11日——1938年1月10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入伍。十月革命期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奔萨苏维埃主席。1918年镇压了奔萨农民叛乱。1920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因抨击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同年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36年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马加丹。1937年被判处死刑。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28] 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瓦雷基斯（Иосиф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рейкис，1894年10月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0年任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委员会主席、辛比尔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领导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巴库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部黑土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6年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10月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9]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编者注

[30]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30页。——编者注

[31]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库罗奇金（Васи́л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Ку́рочкин，1831年7月28日——1875年8月15日），俄国诗歌讽刺作家、文学评论家。

[32] 加布里埃尔·尼古拉耶维奇·茹列夫（Гаври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Жулёв，1836年7月5日——1878年6月30日），俄国诗人、幽默作家、剧作家、演员。

[33]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260页。——编者注

[34] 同上书第272页。——编者注

[35] 《列宁全集》第37卷第522页。——编者注

[3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318页。——编者注

[37]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0卷第267页。——编者注

[38] 亚·德·瞿鲁巴在当时任粮食人民委员。——译者注

[39] 《列宁全集》俄文笫5版第51卷第32页。——编者注

[40] 克莱门特·阿尔卡季耶维奇·季米里亚捷夫（Климент Аркадьевич Тимирязев，1843年5月22日——1920年4月28日），俄国博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家。

[41]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而在反动年代，自1907年至1913年他在库古舍夫的庄园当管理人。我在乌法时，库古舍夫在地方自治局工作。八十年代，他参加了布拉戈耶夫小组，同情社会民主主义者，经常提供革命经费。于是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便同库古舍夫谈妥，把庄园的全部收益归布尔什维克。”——编者注

[42]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6—477、481页。——编者注

[43] 《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9—510页。——编者注

[4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46页。——编者注

[45]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6页。——编者注

[46] 同上书第47页。——编者注

[47] 同上书第54页。——编者注

[48] 《列宁全集》第30卷第58、63页。——编者注

[49] 同上书第64页。——编者注

[50] 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什库罗（Андр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куро，1887年1月7日——1947年1月16日），俄国白卫军中将。1907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在加利西亚、罗马尼亚、乌克兰、高加索等地作战。十月革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18年组织游击队与红军作战，并同邓尼金结盟，后参与了库班拉达的活动。1919年初在顿河流域与马赫诺作战并将其击溃。1919年底先后在沃罗涅日和新罗西斯克战败，军队濒于瓦解。1920年被弗兰格尔解职，此后相继流亡南斯拉夫、法国和德国。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1944年加入党卫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训练游击队与盟军作战。1945年被英国逮捕并被引渡回苏联。1947年被处以绞刑。

[51]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马蒙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амантов，1869年10月16日——1920年2月1日），俄国陆军骑兵中将，白军首领。1888年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在新切尔卡斯克组织白军游击队，多次击败红军。1919年参与重组顿河军团，并担任第1顿河军军长。1919—1920年任白军第4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因伤寒去世。

[52]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00—103页。——编者注

[53] 同上书第104—106页。——编者注

[5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55]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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