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为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回忆录》　　　　相关链接：《回忆列宁》（1970）

列宁的为人

　　青年们非常想知道列宁的为人。今天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改造工业和农业，而且人也将变成另一种样子。那末，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应该遵循的标准是什么呢？
　　当九十年代刚开始在大学生中间建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时，起初曾经极其热烈地讨论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大家读了米哈伊洛夫斯基^[1]的文章《英雄与群氓》。那时甚至连多数先进的活动家都认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即英雄，才是进步的动力，没有个性的、愚昧的人民群众，即群氓，是跟着他们走的。凡是工人、农民、士兵、市民都被称为“群氓”。这指的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群众只能效法英雄，并且要由英雄来带领。群氓只是盲从的。群氓是由那些能使他们受到影响的，能感召和吸引他们的人带领着前进的。记得我们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对他这种蔑视群众的态度，都感到非常愤慨。
　　上述这种观点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十九世纪初，我国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对贵族来说，农民只是一群奴隶。他们愚昧落后，只配驯顺地服从自己的恩主——老爷。老爷不了解自己的奴隶，不把他们当人对待，对老爷来说，他们是“无知的人”。伟大的法国革命把贵族赶下台去，同时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行动自由，这一革命的思想也传播到俄国：特别是1912年法兰西军队的入侵，使这一思想传播得更广。但是这一反对农奴制桎梏的革命思想并没有渗入到农民中间去，而仅仅传播到贵族的上层。这一思想对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它首先是反对贵族的。这一思想仅仅吸引了这一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行动的指南，而且这一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一革命思想对醉心于它的贵族阶层的一些人只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结果却使这些人高踞于周围的人们之上。这些人感到自己很孤独，不为人们所了解。
　　就实质而言，他们对生活、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情、友谊以及对劳动群众的观点，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有时是用新的辞藻点缀着的。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文学中，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作品中有十分明显的反映。个人崇拜，沽名钓誉，把爱情看作产生强烈感受的炽烈的感情，视所爱的人为私有物，疯狂的嫉妒，而友谊呢……普希金写道：

何谓友谊？酒后一时兴起，
发泄牢骚谈得投机，
无聊、虚荣，互相吹嘘，
要不就是对丑事的包庇。

　　群众是无知的人。普希金描述说：一个充满灵感的诗人弹着里拉琴，“四周是无知无识的人们，毫无表情地在侧耳倾听”。
　　从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对这种私有者的心理并没有丝毫触动，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自身的心理，也是彻头彻尾私有者的和个人主义的心理。而且关于自由的思想也是十分模糊的和肤浅的。只有军界一小部分与西方接触频繁的贵族曾经试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十二月党人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而且也不能不遭到失败，因为这种尝试没有依靠任何革命群众运动。
　　国内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现和工业的发展，使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同时对农民加紧剥削，这种剥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迫使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断自发地起来造反。这就为革命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这一次，平民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思想的代表。他们已不再高傲地对待农民群众了。相反地，他们把农民群众理想化了，没有注意到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没有考虑到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农民之所以这样，并不是由于他们居住分散和交通不便，而是由小私有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决定的，小私有者恪守这样的信条：“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小私有者的心理同贵族私有者对家庭、爱情的观点是并行不悖的，同个人崇拜、崇拜英雄人物的思想也不是格格不入的。
　　那时，我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而农民是落后和软弱的，这就使我国的革命运动深受影响。这个革命运动是靠那些单枪匹马干革命的人的英雄精神来支撑的，他们为“人民”献身，但“人民”却站在一边，并不了解他们。就这样我们到了九十年代。在九十年代里流行的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理论，这个理论别出心裁地把蔑视群氓的老爷式的观点同崇拜革命英雄人物的思想混杂在一起。
　　九十年代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愤慨的。他们对“人民”这个概念作出解释，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认为工人阶级是全体劳动者的领袖，他们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看法是：“个人”应当尽可能紧密地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事业应当成为他的事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自己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他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中先进分子所想的、所经受和所追求的一切，尽可能充分地表达出来。
　　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对革命动力的看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着私有者和小私有者在家庭、妇女、孩子及其成长的条件、教育以及教育目的等方面所持的陈旧观点。马克思主义在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同时，还摒弃把妻子和孩子当作私有财产的观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一个集体主义者，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对周围人们的态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即极端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不会把别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当作同志或朋友看待。
　　这种人按照普希金所描述的（“酒后一时兴起”等等）那样来理解友谊。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那样的友谊，他们是无法达到的，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不懂得协同一致的工作能使人得到很多好处，为了共同的事业彼此在工作中交往是使人获得快乐的源泉，人在集体工作中长成起来并能给别人以许多帮助。集体并不抹煞个性。正确地组织起来，并具有坚定正确方向的集体是不会使一个人溶化、淹没在里面的。恰恰相反，只有在集体之中，一个人的全部力量才能更充分地得到发挥，他的个性才能更鲜明地显示出来。人对劳动的观念改变了，劳动不再是“老爷的惩罚”，而成了快乐的源泉。
　　“个人主义者”是孤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则同那些为共同事业而奋斗，同那些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不醉心于“自我”，他不把自己同“我们”分开。这样的集体主义者在好与坏，善与恶，以及什么是幸福等问题上的观点，同个人主义者是迥然不同的。集体主义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要充实得多，幸福得多。
　　读者会问：这些跟列宁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因为我在开头就已说过，准备谈谈列宁的为人。
　　列宁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他整个一生和全部活动都服从于一个伟大的目的——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这一点使他的整个思想感情都受到深刻的影响。他没有任何一点小私有制个人主义者通常具有的那种吹毛求疵、怨天尤人、嫉妒、报复和虚荣心。
　　列宁进行斗争，尖锐地提出问题，但是他从来不把个人的恩怨带到争论中去，而总是从事业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所以同志们通常都不因为他提问题尖锐而感到委屈。他非常细心地观察人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力求抓住事情的实质，因此他善于从许多琐碎小事上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善于无微不至地关心人，发掘人们能为共同事业服务的一切长处和可贵的东西。
　　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人由于常去伊里奇那里而变得跟原来不同了，同志们因此都喜爱伊里奇。伊里奇本人在跟同志们的交往中也吸取了很多东西，而别人却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向生活学习，向别人学习，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伊里奇善于做到这一点。他对谁都不耍手腕，不使用外交辞令，没有哄弄过任何人，因此人们都感觉到他的真诚和坦率。
　　关心同志是他的特点。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在获得自由的时候，在流放中或是在国外侨居的时候，以及在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期间，他都是关心同志的。他不仅关心同志，而且也关心需要他帮助的关系十分疏远的人。我这里保存的伊里奇的唯一一封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经常有人给你来信求你帮忙，我读了这些信，并竭尽我的力量去做”。^[2]这是1919年夏天的事，当时伊里奇要操心的事是数不胜数的。内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就在这同一封信中，他写道：“克里木好象又陷入白匪手里了。”伊里奇日理万机，但是当谈到要帮助别人时，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没有时间这样的话。
　　他经常对我说，我应该更关心一道工作的同志。有一次，在清党期间，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遭到毫无根据的攻击。伊里奇抽出时间来翻阅过去的文件，以便找到材料，证明这个工作人员在十月革命前，当他还是个崩得分子时，曾经掩护过布尔什维克。
　　有些人说，列宁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善良”这个词，是过去用来表示美德的词汇，用在伊里奇身上不够合适，这个词有点不够份量，也不够准确。^[3]
　　伊里奇从来就没有旧时代所特有的那种囿于家庭的或小圈子的狭隘性。他从来不把个人的和公众的分开。这两者在他身上是融成一体的。他永远不会去爱一个在观点上同他有分歧、在工作上不是同志的女人。他对人有深厚的感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深厚感情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当他看到普列汉诺夫不正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对事业有害的时候，这种感情从来没有妨碍他全力以赴地同普列汉诺夫进行斗争。当普列汉诺夫成了护国派分子的时候，这种感情也没有妨碍他同普列汉诺夫彻底决裂。
　　事业上的成就总是使伊里奇感到由衷的高兴，事业，这是他赖以生活的东西，是他所热爱、所迷恋的东西。列宁总是尽可能紧密地接近群众，他也善于做到这一点。同工人的交往使他学到很多东西，使他真正了解无产阶级在每个阶段的斗争任务。只要我们细心研究作为科学工作者、宣传家、鼓动家、编辑、组织者的列宁是怎样工作的，我们就能了解他的为人。从散见于他的文章和演说中的几千条意见中，甚至从某些措词和用语中，都可以看出伊里奇是一个集体主义者，是为工人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做一个集体主义者和为工人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是莫大的幸福。这样的人随时都感觉到自己的视野日益扩大，对生活的理解逐步加深，活动范围更加广阔，工作能力不断提高；他感觉到自己在随着群众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伊里奇笑得那么富有感染力，那么愉快地开玩笑，那么热爱“常青的生活之树”。生活给了他多大的乐趣啊。假若列宁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而不是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那末，他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坚定地相信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使他具有必要的远见。同无产阶级肩并肩地进行的斗争和工作，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斗争，在伊里奇身上培养了未来的新人的品质；这种未来的新人的精神面貌，同远离“群氓”或群众的贵族英雄人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有天壤之别的。
　　了解伊里奇的为人，就能更深刻地、更清楚地领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就能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精神面貌。

最初载于1933年4月22日《共青真理报》第93号
按报纸刊印，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1]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2] 《列宁全集》第37卷笫522页。——编者注

^[3] 手稿中接下去写着：“确切些说，他是这样地关心人，不提到这一点，就无法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集体主兴者。只要翻一翻伊里奇写给亲属的信件，就能看到在他的信中常常出现‘我们’这一代词，愈往下看，这个词就出现得愈多。在谈到家庭、编辑部和人民委员会时，他都写作‘我们’。这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是有典型意义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