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保尔·拉法格 -> 《财产及其起源》（1892年）
第五章 资产阶级的财产
I.商业的起源
我们在前面研究了土地或不动产开始是属于整个部落共有，而后，在氏族分裂为母系的和父系的家庭时，就转变为集体财产，最后，当父系家族又轮到瓦解和营共同生活的家庭解散时，就转化为个人财产。这时的家庭已经只是由父、母、子女所组成，照基督教牧师马尔萨斯的看法，人数愈少愈好。
动产迅速地通过了自己的发展阶段。它也是在共有财产的形式中产生的，但是几乎没有过渡的形式就转变为个人的财产。甚至原始共产主义时野蛮人的武器、首饰和个人使用之物，这些都被视为人的附属品，也同占有者的尸体一起焚毁或埋葬。这常常是很合逻辑的，野蛮人承认在人的身上有灵魂一一确切地说是一个面貌相同的人——，同时就认为动物、植物和无生物也有灵魂，灵魂可以离开它们而独立生活；因此在埋葬一个战士时他们便拆毁他的武器和杀死他的牲畜和奴隶，以便解放它们的灵魂跟到另一世界去为主人服务。
在野蛮时期和半开化时期的开始时期动产为数是不多的，谁造成它通常就归谁所有；它随着畜群的繁殖，奴隶的引用，金属的加工和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增加[1]。
[1]“甚至转移最频繁和最残暴的野蛮人也有自己个人的武器、衣服、珍宝和家具。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物品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所以这种财产，在他们之间被认为是神圣的，显然是从毎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人身和躯体的所有权产生出来的，就是说，这是自然的财产。”（C.F.Volney, Observ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s Indiens de l'Amérique du Nord; Oeuvers completés, édition de 1821.）
随着动产的积累野蛮人的习俗也起了变化。在此以前战争只是为了复仇，为了夺回那被抢夺的领地或为了增加由于人口增加而感到不足的自己的领土。如今战争成了一种行当，一种有利于获得畜群、奴隶、金属和其它可以携带的物品的手段。军事领袖——rex, basileus thiudans,——曾经是为了一定的征战而选出来并随着它的结束便失去他的临时的权力，现在却成了必须的和经常的职员，因为战争及其组织从这时开始便成了那些以掠夺为生的半开化民族的经常的职务，他们把掠夺看作是获取财物的光荣手段。在战争中所获得的东西——peculium castrense——是个人的财产，正像占有者所制造的一样。但是动产的发展奠定了英雄的掠夺的基础，同样也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掠夺形式——商业(93)。
在农村公社内商业是没有地位的。从实行劳动分工之时起也只产生服务的交换，只有普鲁东(94)才有那种天真的愿望，想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时期还来恢复这种交换。人们为铁匠或织工耕种田地以交换他们的手艺的服务。在相当的时期之内村落之间只是通过村长的中介而交换自己多余的产品。随着动产的增加，动产也开始交换并逐渐形成一种人的阶级，他们把正在兴发中的城市内部的和同其余城市居民之间的商业抓在自己手中。商人阶级被创造出来了：他们遭受到极端的轻蔑和被比作骗子[1]，然而他们终究成功地使生产者屈从于自己和一点也不参加生产却取得了生产的一般指挥权。这个阶级是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并剥削他们双方。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使生产者摆脱劳动之累和交易的风险，应许扩大生产品推销到远方市场和使自己成为居民的有用的阶级等等借口之下，一个寄生的阶级——社会的真正的蛆虫——于是就形成了。他们在为了一点非常微薄的服务而取得薪资的形式之下从本地的和外地的生产中挤油水，获得巨大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就因这个原因，在整个文明时期，这个阶级获得日益增多的尊敬和愈来愈大的对生产的统治权，最后终于生下自己的孩子——周期的商业危机。
[1]康贝尔（Camphell）上校告诉我们说，康迪士坦（Khondistan）的毎一个村长都随身带着一名由被人卑视的等级拍鲁（Panoo）出身的翻译，专门来对付一切商业事务，因为康迪人（Khond）认为卖东西和作交易是有辱尊严的事。
最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其中之一被选作它们的互相价值的尺度。为此目的许多民族开始曾使用牲畜来充当，但是很快就被金和银所代替。开始时它们的交换是按重量计，后来才使用铸币，就是承认一切生产品的交换单位。金银货币变成一切商品的商品，——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以隐瞒的形式包含着其余一切商品，井握有神奇的魔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各种所需要的东西。随金银货币的出现便找到一种集中和占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产生了破坏私有的个人财产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II.小工业和小私有的商业
集体村落的农民自己生产他们所需要的衣服和食物；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原料加工才需要手工业者（铁匠、木匠、织工、成衣匠等等），他们按需要的程度把这些手工业者吸收到自己人中间来并把他们安置在村落的周围，在防护墙之外[1]。
[1]柏拉图在自己的《克里提阿》（Critias）里描述了古代的雅典，使我们明白了差不多所有城市的原始生活。据他说手工业者和农夫被安置在直对伊利苏士（Illysus）的斜坡上。只有战士等级才占据雅典神庙和黑发士托抻庙周围的山顶。他们为自己在北面修筑了一所公共住宅，住在几面受风的地点，保护着市民的安諍。在阿克罗勃尔（Acropol）高原上有一股泉水，后因地震而消灭。而在当时它却不分冬夏源源不绝提供好水。山顶的战士监视着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和英勇好战的埃莱西士（Eleusis）和台不（Thebes）的居民常常通过的拍尔内士（Parnes）峡谷。只要一发现敌人，手工艺者、农人及他们的畜群就立即跑到围墙里去躲起来，这些围墙是用枯枝、用交叉的橄榄枝编起来的，在阿克罗勃尔生长橄榄枝正像在希腊的所有山岗是一样的。
过了一定时间的生活之后，通常是一年又一日，手工业者才取得市民权和被准许在公共牧场牧放自己的家畜。在这样的村落开始并没有产品交换：手工业者是给公社服务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到的工资报酬是实物。他们只为加工订货而劳动：原料由主家供给他们，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就带着工具到主家去做。即使当他们停止了为社会服务时，他们的全部服务的报酬仍用实物（谷物、酒类、家禽等等）支付；而假如他们有土地，人们便代为耕种借以酬答造车的、织布的或缝衣的劳动。总而言之，人们支付给他们力役或实物，正如支付给战士借以感谢他们的保护一样。在印度的村落中至今还保留着的这种工业形式，只要什么时候还保存着土地财产的集体所有形式，它就会存在下去。
位于商队来往的交叉道路上的或靠近河口或位于海岸上的那些村落首先进行交换：在这里就形成多少受人欢迎的临时市场，当地的手工业者都为这个市场而劳动。他们只要在哪里能推销自己的产品，那里他们的人数就会增加；他们已经不再被驱逐了，不再被人看作包袱了，而是被召来、被请来了。这些变成了市镇和城市的村落的居民是由各种手工业者组成的，他们在各行业中都只营一种，因而是相互需要的。市场由临时的变成经常的，居民之间进行产品交换，而在大集市的日子他们还向外地商人和邻村农民出卖产品。
工业的性质改变了：手工业者开始脱离订货人而独立。他们不再等待人家带给原料才工作，而是自己去设法弄到原料并把它保存在铺子里；他们不是为订货工作，而是预见到出卖。他们已经不只是生产者，而且是商人，他们买进原料，经过加工再卖出去；他们扩大店铺并招收学生和学徒作助手。为了支付原料的费用和支付手下的徒工的工资，他们必须有货币积蓄，虽然这积蓄的规模小得可怜，实在配不上马克思所使用的资本这个名称；然而这积蓄已经是萌芽形态的资本。
在那些后来转变为城市的中世纪村落中的人口的增长阻碍着给予新来的人使用村社财产的权利和剥夺了他们分配土地的可能。土地始终仅仅是基本居民的专有财产，他们形成为村社的权贵阶层（patriciat communal）。在村落中为了保卫的需要而形成封建的贵族。在民主的瑞士的某些城市当中至今还保留着城市的权贵阶层。阿尔萨斯的村社贵族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便成了工业的首领。
为了对付这些独占土地和政权的资产阶级权贵的专制主义，手工业者就组织了行会，在行会里开始时平等占主要地位，没有世袭的等级，它对当地一切工人都是开放的。行会不仅保护自己的成员免受城市的权贵阶层欺负，而且还防止他们互相竞争。它们存在的第一个条仵就是保证推销产品的市场，而既然市场只限于当地居民和大集市日的偶然买主，行会的会长应当采取措施来防止剩余的生产者和生产品的出现。因此行会纷纷关闭，限制自己成员的数目，就是限制有权在城市开作坊的人以及他们的学徒和学生的数目，因而也就限制了被生产的商品的数目。原料的加工是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的。设备的一切改变或改良都是被禁止的，以便保证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为便于行会会长监督劳动，行会的工匠必须在敞开门窗的房子里工作，而有时简直就在街上工作。每一行会都有自己的专业，它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例如鞋匠（cordonniers）只生产新鞋，而旧鞋的修理则不是他们的事，这是属于其它行会（savetiers）的专业。
售卖也像生产一样受到非常严格的规定的限制。在市集上，像在我们今天还保存着古风的巴黎之庙（Temple de Paris）一样，当顾客还没有走近卖主的铺门之前，卖主无权拉他，一当走过了他的门前就又属于邻店的管辖。
这些详细的规定指示着市场已经具有巨大的意义；往后市场的扩大完全改变了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连的全部社会关系。
个人生产的原则是建立在矛盾之上，这个矛盾只有它灭亡才能解决。手工业者，同时既是出卖者又是生产者，这是多面发展的工人，把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集于一身，他们只有在生产和工具分散于各地的条件之下才能存在。类似的例子我们在中世纪也可看到，那里不仅各省、各城镇，甚至连每一个封建城堡和农民的住宅都成为食品和其它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心，只出卖多余的和只买进奢侈品。不需要输进消费品，中世纪的城市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彼此隔离成许多往往是互相敌对的小国家而存在。
中世纪的农业经济学家劝告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一切，不要从外面购进任何东西。实际上我们看到封建的领主在自己的城堡中拥有尽可能多的作坊，其中包括武器作坊。
这种生产分散论比产生它的条件寿命更久。
在十六世纪，当从意大利输入养蚕业时，法囯政府不是把它集中在适宜于养蚕的地点，而力图把它分散于各省，甚至也包括那些不适于栽种桑树的地方。
在1789年革命时，有人想在法国种植棉花，为了不再去向国外输入。而糖萝卜只因想要免除购进甘蔗糖而向殖民地付钱才被发现。
当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由于战败者的消灭而停止时，战败者的土地则被并入战胜者之财产，当道路行旅比较安全的时候，各城市和各省之间的商业关系就逐渐频繁起来。市场的扩大引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例如在用英国输入的羊毛来制造呢绒的甘得（Gand）城，在十四世纪人口已达五十万以上。商业的扩大动摇了封建城市的社会组织。
在这时期，工业发达的城市中的手工业师傅的行会变成了贵族的团体，参加这种团体对于非师傅的亲属是一种特权，要取得它就得出钱，看出身好坏或者由于国王的特殊恩典，并且只有在学徒付出了很高代价而取得长期的工龄之后；学手艺他要纳费，升为师傅又要纳费，最后要取得工作权还是要纳费。行会从自己的成员中把大量非独立地而是在行会师傅的作坊中劳动的手工业工人开除出去。开始时他们还有希望自己成为师傅和开设作坊，但是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希望对于他们越来越难实现。被行会开除出来的，与曾经领导过他们生产的师傅进行着斗争的徒工联合起来井组织成广泛的、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徒工团体，虽然师傅的行会总是地方性的组织。
由于生产发展而致富的行会师傅同城市的新贵缔结同盟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徒工，在这个仇视斗争中，徒工常常受到那垂涎行会财富和市政贵族的封建贵族的挑拨。所有中世纪的城市都是这些阶级的流血斗争的舞台。
然而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与之相连的商业的发展破坏了师傅的行会和改变了生产方式，因而结束了封建主义最后时期的这种阶级斗争；一方面，分散在全国的小生产集中了起来；另一方面，集中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内的工业部门又分散开来。以前的手工业者变成为工场的部分工作的工人。
III.工场手工业
十五世纪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之发现和美洲的发现，使欧洲淹没在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里并创造了横渡大洋的商业，这就使土地财产貶值，对于那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在荷兰和在汉萨同盟的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给予决定性的推动。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革命的纪元到来了[1]。
[1]通常只把那些引起人民骚动的政治事件才用革命的名称。而经济现象则比较不被重视，虽然它们对社会发展和对人类生存的条件的革命影响更加深刻和有效得多。
欧洲农民的风俗和观念在几世纪之间都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有战争，国界的改变，国籍的变换和政治的革命，一个英国的人类学者最近指出英国农民的迷信与南非黑人的迷信相像得令人吃惊。农村只是从通铁路之时才开始活动起来。这些以及资本主义文明的其它经济现象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粗心大意时悄悄地完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对这个变革人类自从走出了共产主义和创造了父系家庭和私有财产之时起随便什么时候都知道的。
新发现的国家受到掠劫和成为欧洲工业品乃至农产品的销售市场；人们把谷物、酒、干酪等等输入美洲。殖民地市场的开发和美洲黄金的输入对工业起了影响。那些通常不属于任何团体、靠商业发财致富和希望使用自己资本的新人们投入了生产，他们想从中获得巨大利润。为此就必须打破行会团体的规章，因为这些规章限制了生产方式、产品的数量和企业工人的数目。因此他们不能在城市中设立手工业工场，这些工场开始时只在规模上有大小之别；他们不得不到农村去，到郊区去和到新的滨海城市去，那里既没有城市的权贵，又没有行会的组织。他们不在巴黎和伦敦而在市区以外，即在圣安东、维士特明特士和索特瓦尔克开设手工业工场，这些工场必然会使行会师傅破产和引起小手工业的变革[1]。
[1]1614年当路易十三达到成年时在巴黎召开的国会上提出了工业自由问题，可是被否定了。圣安东郊区和其余的某些地区因此就大大发展起来，以致那里的工业享有城市中所没有的自由。
站在这个工业革命前列的不是墨守成规和被行会规章束缚住的行会师傅，而是商人和受商人资助的新人。正如我们时代铁路的修建和管理不是四轮马车行的老闾，而是金融资本家一样。
工场手工业对行会组织进行攻击和起来反对行会师傅的特权，这就不能不与手工业工人以损害，虽然看起来似乎它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它能提供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经常的工作和更高的工资。工场手工业产生劳动分工，这分工增加劳动的生产性，但是也使手工业工人的技能减到最低限度。全部手工艺的个别动作都被肢解和彼此分开。例如大头钉的生产分为二十道手续，全部委托给不同工人去完成。手工业工人以前懂得自己的手工艺的全部过程，一件一件挨次实施而创造成物品，在这上面反映出他的创作的个性，而现在则贬低为片面发展的工人，命定一生只机械地做同一样的动作。他的个性也就消灭了；如今他需要几个同志才能完成他以前独立完成的一件工作。他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为他除了在主人的工场内和在与其他工人同样的条件之下工作之外，不能有别的出路。他是生产所需的集体的工作器官。于是个体的生产一变而为集休的生产。
工场手工业对个体生产的破坏也反应到农村人口和农业上来。各个独立的小手工业者住在农村里或小城市里，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或一片不大的土地，他们把自己的时间分配于农业和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使他们同农业脱离，剥夺了他们在自己的田地上或在邻近大地主的土地上劳动的可能。它把他们集中到城市里去，这些城市拆毁了城墙并占领了邻近的田地。从十八世纪开始农村人口外流，地主对这件事很不满意。工场手工业夺去了农业的劳动力，同时又要求大量的农产品来供养新的城市人口。
在集产主义时期的开始城市是不存在的，即使在那享有国王般的权威的军事首领居住之地也是一样。印度的王子旅行时跟随着一群战士和各种手工业者；他们驻扎之地就变成临时的城市：他们依赖邻近农村的贡赋和贡品为生。
六世纪法兰克诸王都靠自己生活和把自己的宫廷安置在极大的农场里面；在国王住宅的周围聚集着宫廷官吏和部落酋长的建筑。其余规模较小的房屋则由各种手工业者的家庭占住，从金银器的匠工和武器制造工到纺织工和制革匠，从用丝绸和金线刺绣的专家到编织毛和麻的粗工，样样都有。除了这些建筑以外，在国王的农庄里还有家杂用房：谷仓、畜棚，柴棚和畜圏[1]。
[1]Augustin Thierry,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缺乏道路和交通的困难阻碍着过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地点：因为不能养活他们。
中世纪的城市只能指靠从邻近村落输入食品，因此城市居民的数目，不管你愿总不愿意，总是受限制的[1]。当道路还很少，而且又不安全，这就使城市之间的一切商业发生困难，甚至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挤压农产品的输出。但是自道路交通状况改善之时起，自从谷物由一个地方开始调运到另一地方之时起，每一城市，每一省份都采取措施来禁止粮食的输出和预防摄取。一切欧洲的城市都颁布命令，要求粮食的出卖只在市场上和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同样的命令也规定了谷物的价格和可以购买的数量。粮食的所有主不得在谷仓中存储粮食超过两年，违者没收充公；也禁止买青或买谷仓[2]。
[1]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像伦敦现在如不算从世界各地输入，便不能生存，但是过去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农产品是自给自足的。每个居民在城外都有自己的一块田地，他就靠田地上的收获过活。在八世圮伦敦商业的主要对象是金、银、奴隶、马匹和五金。
[2]在中世纪也像在革命时期一样，规定了卖价的最高限。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工业家和农业家都设置关税，想强迫消费者按最高价格购买：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所追求的目的和资本家对消费者所表现的同情，强迫他们经常降低工人的工资。
由于城市的扩大和从外地取得粮食的困难，每一个歉收之年都会引起挨饿或者真正的饥馑。城市当局主要关心的事情是预防挨饿。他们广设粮仓，预见到哪里歉收就往那里的粮仓运送足供六个月或一年之需的粮食；经常关心着保证每年都有足够的土地播种谷物，并且限制其它的农作物。1577年的敕令企图限制在法国逐渐扩大的葡萄种植，指出在每一重新种植葡萄园地带必须留出加倍大的粮田。
为了满足不断増长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农业必须发展。在十六、十七世纪人们开垦了新的土地，森林砍伐了，沼泽弄干了，麦田扩大了。在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得使它的价格不能补偿生产的费用；曾必须寻找新的市场；于是决定向其它省份甚至向英国和殖民地输出粮食。但是这种权利只是暂时让予：一旦谷物在一定的地点达到某种价格，输出就被禁止。从1669年到1683年十四年中间，法国有九次准许出口，而有五次禁止出口。这些经常的命令不能预防地方的饥馑；由于禁止丰收省份的粮食输出，往往反而更加助长了饥馑，因为受饥饿威胁的城市截留运送过境的谷物，或者完全禁止它的运送，假如害怕竞争的话。柯尔贝（Colbert）为了强迫波尔多省议会允许二千五百袋谷物运入巴黎，曾不得不采取暴力。
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城市受着缺粮之困，而离它二十古里外却是丰收。其它农产品如酒、毛等等的流通也碰到同样的障碍。为使本地酒销售便利起见，波尔多和马赛不许其它省份的酒运到海边[1]。
[1]马赛的警察用鞭打惩罚偷运私洒的车夫。就是那些不满波尔多和马赛垄断的城市也在自己的近郊照样地做，不许从邻县去运酒。多菲内的小城文恩在1756年竟向王室会议变求承认自己的特权，率直地声言，禁止外地的酒对它是必要的，“因为不如此的话，居民訧会以质量不佳为借口而拒饮本地酒。”
最后的一批王室的大臣曾力图证明这些禁令的无益和危险，曾经一度取消过，但是又往往被迫恢复。为了消灭垄断，为了取消那与土地财产连在一起，阻碍着现代农业发展的世袭权利，为了取消阻止工场手工业进步的行会特权，这就需要革命。阻碍在城市里开设工场手工业的行会，特别害怕一切的革新；他们禁止一切的改良及施行新的生产方法，以便保证不破坏行会师傅之间的平等，不然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中的一人得到了便宜，其余的就吃亏。阿尔贡（Argand），用两根灯心使普通油灯的光增亮三倍的一种洋灯的发明者，在十八世纪曾被马口铁业行会控告到巴黎的国会里去，行会要求生产灯的绝对权。印花布由于著名的宫廷女官蓬巴杜夫人、拜利和玛利-安图阿内特的说情才准许发卖。罗恩、里昂和亚眠的商会猛烈地反对这个准许，预言工业的衰落和对于整个法国的大灾难。
1789年的革命把农业、商业和工业从束缚它们进步的封建道路上解放出来，于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就为自己的发展取得了完全的自由。
IV.资本主义的农业
十八世纪才开始注意农业，它在法国的发展水平是很低的。革命前夕的一个农学家写道：“从罗马时代起农业的进步就非常缓慢，这是不好的，但却是无疑的事实。”[1]人们曾不得不研究和注释拉丁文怍者，把他们看作是这个问题的最渊溥的学者。像我们今天一样，效法英国，输入良种牛和饲草，栽种一百年前在欧洲便已知道的马铃薯[2]，进行实验室的研究[3]，作大规模的实验，推广城乡的农业教育，建立会社、竞赛、农业奖；发明新的农具和改良旧的[4]；试验机械播种和铁齿耙等等。
[1]Gilhert, Recherches sur les prairies artifieielles;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agriculture de Paris, tome II; 1788.
[2]资产阶级的好幻想的历史学家毫不吝惜地将马铃薯输入欧洲这笔账记在博爱的巴蒙第尔（Parmentier）名下，其实这个人是农民权利的死敌；马铃薯在英国在1619年已经按一斤一先令出卖。秘鲁的侵略者从十六世纪之初把它输入西班牙，称为papas，由西班牙而传入意大利，在意大利推广时称为tarutoufli。还有许多其余的食用植物和观赏植物也在这时输入：荞麦，龙须菜和白菜花（后者的种子长期以来都是到伊斯坦布尔和塞浦路斯去找），山慈菇，在十七世纪中叶流动的小生意利用它来进行投机。
在维尔摩林（Vilmorin）和爱塞（Heuze）《关于马铃薯的起源》的报告里有着关于它在法国历史的有趣的详细记载：经过加格士巴·包昂（Gaspard Bauhins）宣传之后，马铃薯从1592年迅速进入法郎雪-康梯（Franche-Comté），进入瓦格士（Vosges）和进入布尔吉（Bourgogne）。贝萨松（Besançon）的议会禁止栽种，“因为这是有害的食物，吃了就会引起麻疯病。”1761年农学家杜阿每尔（Duhamel）极力劝人栽种马铃薯。杜尔阁得到医学系的证明，认为马铃薯是滋养而卫生的食物，因此人们才在利墨松（Limousin）和安如（Anjou）栽种。
在1765年卡斯特（Castres）的主教把马铃薯分给自己教区的牧师并教给他们如何栽种。巴蒙第尔只是在1778年才开始作宣传。
[3]引用经验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在皇家农业学会的一卷书里有某侯爵的笔记，其中详述在水银里栽种的无结果的试验；他显然设想过：水银对于植物像对病人一样有益。
[4]“南部采用的犁，差不多同维吉尔（Virgile）所描述的工具相似（Géorgiques, liure ler, uers 170-175）。这种犁破土好使，翻土却不行。为了种麦，需要来回翻土九次，因为它入土只不过十二公分”（Paris, Economie rurale le l'arrondissement de Taraseon; Société d'agriculture de la Seine, 1811）。
“人们耕地显然还是沿用远古时代的办法。现代的犁，由于它的简陋，成为新式犁的主要障碍。最无知识的农人制造它、装备它和驾用它，费用只花在犁头上。”（Faroand, Economie rurale du departement des Hautes-Alpes; Soc. d'agr., 1811.）
在这个使工业、思想和科学彻底翻身的奇迹般的世纪里，对农业的兴趣是没有止境的；百科全书派的人们肯定地说种植一棵树就等于作了一件好事。
这个朝气蓬勃的热情证明十八世纪已有这么多的人懂得必须解决这个生死攸关的农业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工业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尖锐。他们周期地遭受饥饿，组织了威胁性的暴动，它促使人民走向由经济原因所引起的革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用资产阶级启蒙的精神宣传这个革命。
然而改良农业的不断的努力因碰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失败了，这个障碍就在于种植和土地的过细分散和农民的地役权。农民的田地由于遗产继承的分割，一分再分以至小得不能再小[1]。贵族和资产者占有的土地虽然面积很大，但是分成许多小的农场，从耕种土地的观点来看，它与小所有差不多相同：象在中世纪一样，在地主的土地上同样实行农民的经营方法，三田轮栽制，休闲地和收获后田地上的放牧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为了反动目的而讴歌的小所有制是因循守旧的，由于它的主人缺乏知识和货币资金以及田的规模小，因而不能进步。只要有小所有制存在之处，就适用莱奥波尔德·德利尔（Leopold Delisle）的论点。他在《中世纪农民阶级的历史》的序言上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农业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即八个世纪以来没有前进一步。现代的农人还是拘守着修道院的文书上所写的方法；假使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农民来到我们任何一个小农场里，他将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异的事物。”
[1]“土地的分配缺点很大”，——涅夫谢托说——“一块领土或地区，假如其中有五百公顷面积，便分为五、六百小片，由五十到六十个人所占有……由于分散和继续不断的分割之故，出现了很不方便的形式：存在着许多地主占有二十单条的地带（四——五公尺宽和无限长）。这种细分之来源，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私产。这个原因由来已久，带来无穷恶果。”（Voyage agronomique dans la sénatorerie de Dijion; 1806.）
子女之间分土地，反动派归罪于革命，其实是农民的普通习惯。
实行新的农业方法的主要障碍是老的习愦，它禁止所有主在收获后封禁自己的田地；因为不想拿自己的劳动去喂公共的牲畜，没有谁乐于采用新的播种法和新的种植法。还在革命之前就曾试图消灭这种习惯。1777年芮克（Necker）不管只许所有主封禁五分之一土地和允许一切人利用休闲地和牧场的习惯，颁布国王的命令，准许布朗省的地主和佃农封禁自己的牧场。1785年6月23日巴黎议会发布了指令，废除了所辖教区内的这种习惯；在皮卡第、诺曼第以及其它的许多地方也取消了这种习惯。
革命一下子就结束了如此犹豫不决地开始了的事业。
无代价地消灭这种传统的权利和公社土地的瓜分给予小所有者及其耕作方法一个可怕的打击：它剥夺了农民喂养衣食和肥料之源的牲畜的可能。但农业革命马上开始了：森林被砍伐了，以前那么多的沼泽和池塘被吸干了，生荒地被开发了，人造牧场开始播种了，葡萄园和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大了，新的种植法被采用了；生产品开始迅速流通并且大量地进入工业城市[1]。
[1]1810年塞纳省农业协会汇编给我们提供如下数字，指出索恩一部分地方的种植规模。
关于上索恩农业经济状态一览表，维素尔区，在路易十六在位时，同拿破仑第一称帝时的维素尔和纽尔区作比较
| | 1774 |
1805 | 生产 |
金额 |
| 1774 |
1805 | 1774 |
1805 |
| 人口 |
| |
| |
| |
| 公社的…… | 455 |
452 | |
| |
|
| 居民的…… |
176,323 | 211,892 |
| |
| |
| 农户的…… | 37,827 |
44,854 | |
| |
|
| 农作的区分 |
| |
| |
| |
| 曳犁用 | ┌ |
马… | 3,100 |
3,109 | |
| |
|
| └ |
牛… | 5,733 |
6,688 | |
| |
|
| |
8,893 | 9,797 |
| |
| |
| | |
| |
| 公担 |
公担 | |
|
| 种植的公顷数 |
┌ | 小麦… |
26,676 | 35,765 |
291,647 | 350,635 |
每公担20法郎 | 每公担23法郎 |
| │ | 裸麦… |
13,135 | 11,922 |
168,685 | 93,504 |
10 | 17 |
| ┤ | 大麦… |
16,872 | 19,095 |
209,697 | 130,907 |
12 | 14 |
| │ | 荞麦… |
10,712 | 28,612 |
133,069 | 112,204 |
10 | 11 |
| └ | 杂粮和蔬菜… |
11,320 | 17,464 |
152,837 | 283,986 |
8 | 8 |
| | |
| 77,715 |
122,928 | 955,932 |
969,936 | |
|
| 种植的公顷数 |
┌ | 萝卜… |
1,470 | 856 |
7,920 | 3,900 |
20 | 25 |
| │ | 油菜… |
— | 95 |
— | 390 |
— | 26 |
| │ | |
| |
| |
每捆 | 每捆 |
| ┤ | 大麻… |
1,719 | 3,590 |
7,368 | 15,058 |
100 | 150 |
| │ | 亚麻… |
105 | 480 |
240 | 1,372 |
140 | 180 |
| └ | 烟叶… |
35 | 46 |
800 | 913 |
36 | 48 |
| | |
| 3,329 |
5,067 | 16,328 |
21,333 | 6 |
6 |
| |
|
| 牧场的公顷数 |
┌ | 天然的 |
30,128 | 34,064 |
1,584,200 | 1,522,400 |
— | 8 |
| └ | 人工的 |
— | 180 |
— | 7,560 |
| |
| | 30,128 |
34,244 | 1,584,200 |
1,529,960 | |
|
| |
| |
百公升 | 百公升 |
| |
| 葡萄园…………… | 5,341 |
5,745 | 96,630 |
54,000 | 12 |
15 |
| 建筑用木材…… |
18,180 | 4,688 |
立方米 | 立方米 |
| |
| 其余的木材…… | 54,542 |
100,258 | 658,120 |
645,160 | 1.50法郎 |
5 |
| |
72,722 | 101,946 |
| |
| |
| | |
| |
| |
|
| 牲畜 |
┌
│
┤
│
└ | |
| |
| |
六个月的小马 | 六个月的小马 |
| 各种马… | 10,859 |
11,891 | |
| 50 |
70 |
| |
| |
| |
牛犊 | 牛犊 |
| 有角兽… | 69,060 |
80,484 | |
| 8 |
15 |
| |
| |
| |
羊羔 | 羊羔 |
| 产毛兽… | 44,764 |
67,754 | |
| 2 |
3 |
| |
| |
| 猪肉每公斤 |
0.4 | 0.6 |
1774年的材料取自报送前军需机关的调查表和维索尔和芦克赛伊尔省特派员米罗德尔·德·圣-费尔任（M.Miroudel de Saint-Fergenx）所编制的收成状况调查表；1805年的材料取自上索恩省的统计。
这个运动是这样的广泛，以致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经常发生的荒年变得稀少了，和缓了，农民所想的已不是如何满足需要，而是如何为不断增加的产品找寻消费者。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对降低物价的无穷的怨愤，他们不得不以关税税率来维特物价。不动产的价值提高了，贵族们由于革命而发财致富，这个革命使他们解脱过时了的、对于他们这些土地所有者有害的特权。
近代的农业现在只需要越来越大的市场，以便充分展开自己的惊人的生产的可能性；铁路和资本主义的工业提供这样的市场。大工厂工业满可以吸收农村的人口并使城市里充满成千成万的无产者：资本主义的农业完全有力量养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个惊人的发展也有自己的非常重要的消极的一面。森林不受监督地让给资产阶级所有主的盲目的贪欲，森林的砍伐使群山秃顶，使丰足的河流变成破坏的泉源。不间歇的轮种使土地不能休息，因而也就不能恢复它的肥力。瓦奔（Vauban）已经在他的《王国的什—税》一书中指出农产品向城市输出是土地贫瘠的原因之一，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当生活在自然怀抱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向土地取了多少就给它多少时发生的物质循环，由于输出而遭到破坏。土地，万物的多产之母，变枯竭了。在文明的国家里，若不把从美洲找来的海鸟粪或人造的化肥施用于土地，就没有丰收的希望。英国是大规模采用集约农业的第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感到它的可怕后果的第一个国家。从1830年起，英国的农民到法国南部去同布罗温斯的农民争购马赛和阿克西的油坊里的油渣和油讲；他们甚至从共和和帝政时代作战场的田野中去占土地，因为这些地被士兵的尸体养肥了。他们也是第一批大量使用人造肥料和用机器代替薄弱的人的劳动。但是肥料、改良播种、机器、牲畜和一切现代农业上的设施需要资本，而且是大量的资本。
为了把地耕种好，按照计算，英国的农场主在每一公顷平均必须投入一千到一千五百法郎的流动资金。现在农业已变成资本主义的工业了。
但是为了观察资本主义的农业（或如杨基所说的finaneial farming）的真正繁荣，就必须到美洲去。
金融资本家兴办农业企业正如建立五金工厂或机器纺织厂—样；代替机器和棉纺品的生产，他们大量生产谷物、果品和肉类。在1857年拉弗伦（L. de Lavergne）举出瓦兹省的一个农场作例子，那里播种了五百公顷甜罗卜，收了三十万公升小麦；在加来海峡省的农场里播种了一千公顷甜卜和喂养了一千头大家畜。他骄傲地说：“在英国没有更大的企业了。”[1]但是欧洲的大农场同新大陆的大农场（bonanza farms）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
[1]Léonce de Lavergne: l'Agricuture et la Popwlation, 1857.
从1874年起，一个美国农人，曾一度闻名世界的达尔里姆勃（M. O. Dalrymple）在一个金融公司内管理着六个农场，占地三万公顷。他把这些土地分成八百公顷大小的片，每片又按二百六十七公顷分成小区，它们逋过电报同中央管理处取得联系。全部三万公顷是由一支有六百个零工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队伍耕种；在农忙季节，管理处又招募五百或六百名补充工人，分配于各区。秋收一结束，除了工头和每区留下十人外，其余一概遣散。在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某些农场里马和骡不在工作地点过冬，因为麦茬都翻耕了，它们以一百到二百对结成一群被送到一千到一千五百公里外的南方去，春天一到又从那里赶回来。
机械师骑着马跟着工作中的犁、播种机和收获机前进；一遇到小小的故障，他们就在一分钟内走近机器修理，使它恢复工作。麦被送上日夜不停的打麦机！打麦机是用麦杆烧着的，人们把麦秆通过铁管投入炉内。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种巨型收割机（the giant header）用四匹到八匹马驾御，它的摇动的刀刃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割下十六到二十八平方英尺面积上的作物，只留下离地两吋高的头，转动的机翼收拾麦穗并送进板车，经过脱粒，然后装袋。留在地里的麦茬用火烧掉[1]。
[1]普利尼（Pline）和拍拉第（Palladius）提到高卢人也有类似的机器。拍拉第在《De re rusticu》一著中说，在高卢的宽广平原上施行快速收获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节省人力：只用一头牛就可以收完一整片田地。车子安上两个低矮的车轮，有四角的底和倾斜的侧板（上宽下狭）；前面的板比两侧的略低，上面装了密密的一排小锯齿，齿端微穹，其距离足以容下麦穗；后面安上两个车杠，驾上犍牛，头对着它所拉的、在它前面的车子。随者它在麦田里前进，为前板的齿所夹住的麦穗就被割下来并落入车子里，而麦秆则留下未割。拉丁作家补充说，不要几个钟头的功夫，收获就不费力地完结了。
麦粒自动脱下，簸净，过磅和装袋，由铁路运到达尔里姆勃的农场，而后由此再运到杜纽斯或布发洛去。这农场每年增加播种二千公顷；在1880年麦地面积已达一万八千公顷。
欧洲的资产阶级既经夺取了农民的公社财产和废除其权利，同时向他们征收贡物，把他们委诸高利贷者之手，高利贷者使他们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占有者，和使他们遭受到大的所有者和美洲及印度的农场的竞争。这些以及其余的原因加速了对小农的剥夺和使他们变成无产者。掌握在金融资本家手中的美洲农业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
北美合众国的大批农业工人是由无产者组成的，他们既无立锥之地，又无一间滑秆泥的茅屋；甚至连睡觉的床和吃饭的匙也都不属于他们；他们实现了人类畜牲的理想，一切私有财产都被剥脱罄净；除了直接消费的衣食两项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在田间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在收获一结束，便跑进城去。“金融资本农场”的主人到处招募这些无产者，在乡衬和在城市，用大小工头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送到工作地点去。他们给工人住房，供给他们吃，给他们洗衣服，治病和按月发工资。他们组成了一支真正的农业连队，眼从军事的纪律；在同一时间内起床、吃饭、工作和睡觉。平日不能暍酒；只有星期日才许进邻村的酒店。秋收一结束，他们便被遣散，只留下几个看管牲畜和家具的人在农场过冬。工人回到城市，找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土地财产、耕作方法和农村人口成分的改变是因工业财产和金融财产中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起的。为给工业提供它的工厂及那些只有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巨大工程才能相比的大型事业（铁路、隧道、工厂）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农村不得不减少人口和掏空农民埋藏储蓄的暗窖。人力落进工业城市，而货币则落进金融家的保险箱。
在以前的时代，除了为数极少的贵族、军人、牧师和手工业者之外，所有的公民都是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越来越多的公民脱离农业劳动和主要地从事工业和商业。所有这些人都靠农业人口的劳动来养活。这种情况孕育着革命。
不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太多了，致使文明国家的农业必须以革命的速度推向前进；但是，虽然它的加速的和经常的进步，它也像中世纪的小经济一样，变成无力供养工业人口，因为人口增加过快，而且金融家和工业家既夺去土地上的人手，又夺去土地本身，使之适于狩猎和娱乐。
十八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提出过的任务，又由十九世纪的大机器工业重新提出。在十八世纪之初农业是以增加耕地和根本改变耕作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是靠工人阶级每日口粮的减少，这个阶级注定了食料消费的最低量，靠从俄国、美洲、澳洲和印度输入粮食来弥补本地农业的缺陷，靠创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法国输入它所需粮食的五分之一以上；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必须从其它国家输入它所需的生活资料半数以上[1]。
[1]马肉、驴肉、骡肉，本来人们对它存有成见，在最近时期已被贫苦阶级充作食物，他们只能偶然吃到牛羊肉。基督教想要消灭多神教，禁止吃以上几种牲畜的肉，因为在多神教的仪式中要杀马和吃马肉。资本主义的文明企图消灭它所依托的基础，和使人类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风俗和习惯。
在十八世纪土地财产因工业革命而得益；在十九世纪则因它而受苦。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引起新国家的处女地同文明国家的地力枯竭了的土地进行斗争，这已竭的地力只有靠投入大量的肥料和加紧的劳动才能恢复其丰度。这竞争使欧洲的土地财产陷入经常的危机之中，它的出路只有土地社会化。
V.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商业
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经济单位；其中有满足居民需要的全部手工车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且只限于少数的物品，普通是奢侈品。资本主义的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会破坏这种经济的独立性；它使手工业分开，使它们隔离，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或者几个一起安置在某些适于它们繁荣的地点。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个省份可以担负居民需要的一切物品的生产；它们只限于生产某些商品；那些停止生产的商品就靠曰益扩大的商业来供应。丝厂曾竭力分布全法国，到十八世纪末几乎全部集中在里昂及其近郊；自从丝里掺棉花之时起，它们又移到接近棉花生产的中心。在一些地点集中了以前分散在城市和乡村的麻线和毛线的生产；在另外一些地点则集中了铁、粮食的生产，制革业，制鞋业等等。
以前的公社的经济单位为另一种所代替。以前的经济单位是由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一切手工业组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混合的；而现代的经济单位却是简单的，因为这里只有一种工业及其补充：这里是棉花，那里是铁、煤、糖、皮革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法国已经不再按照它们的地理形势和历史传统划分为自治省，而划分为简单的经济单位：产棉区，制酒区，谷物区，生产甜菜区；煤炭和冶金的中心。
所有这些城市由于彼此的需要而联结起来，并且没有一个工业中心若不从其它地点输入而能生存一个月甚至一星期，如像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卢昂为全法国制造棉织物，它从里昂取得丝，从孟纽松取得铁，从巴士取得粮食，从北方取得牲畜，从加来海峡省取得煤，从马赛取得植物油，从埃罗取得酒等等。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工厂：社会生产的每一个部门都集中在某些地点，彼此的位置相距很远，但又由相互的需要而紧密联系着。中世纪城市的政治上的自治，这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如今已不复存在了。由经济需要和商业关系联系起来的各个中心之间的劳动分工形成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单位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生产，它曾消灭了手工业生产的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现在准备破坏自己的产儿——民族的单位和代之以更广泛的国际单位。
英国，这个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第一个国家，想要使其它国家变成只是农业国家，以便给它提供粮食和原料，原料加工则是她一国的事。兰开夏应当纺织印度和合众国所生产的全部棉花[1]。但是国际工业垄断的过早的企图终究是失败了。现在美洲生产的棉织物在数量上已超过自己的需要，而印度的纺纱厂和织布厂虽被英国破坏，仍然采用机器方法纺织。在1870年它的制造厂加工的皮棉达八万七千包，开动的纱锭达三十三万八千枚；到1884年用棉增到五十五万五千包和纱锭增达一百七十万枚[2]。
[1]笛斯拉里（Disraéli）(95)在1880年为了安慰那些因美洲的竞争而遭受损失的地主，曾荣幸地展开这个计划。他提议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结成广泛的关税联盟，用来抵制其它国家旳工业品和农产品。假如殖民地能给英国提供粮食和原料，那末英国的土地便能变为牧场和行猎之地。
[2]Jhonmas Ellison: The Con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1885。在1879年日本政府从欧洲输入新式织布机并分配于帝国的各部分。从1881年到1882年金融公司兴建了新的工厂，纱锭的数目增加很快，在1884年仅三万五千，到1892年便增为三十八万；从事生产的工人有二万之多。输入日本的棉纱每年减少；在1888年输入值为一千三百六十一万一千银元；到1890年减为九百九十二万八千银元，到1891年再减为五百五十八万九千银元。很快地日本人便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中国和朝鲜寻找销售市场。
在写完了以上几行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中日战争，它对欧洲也发生影响。它强使中国走出静止状态和对资本主义的文明门户开放，这便颠复了它建立在集产制和宗法家族之上的社会组织。汇聚海边城市以便远离祖国去寻找工作的不幸的人们已经不是以千计，时是以百万计了。
从此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国家的移民，在1880年5月5日举行的“经济学家协会”（Société des économiestes）的会议上渴望地说到这移民将“降低欧洲工人的工资和要求”。但是它引起了经济学家所未料及的后果：它加速了社会革命。
印度——这是棉纺工业的中心：白洋布开始从加尔各答输出；细纱只是取道摩苏尔输入欧洲。在不远的未来，在靠近产棉区制造出来的印度棉织品重新充斥欧洲市场和轮到它来破坏兰开夏和大陆的棉织的中心。向亚洲和非洲输出棉织物已经不是孟彻斯待和卢昂，而是印度、日本、中国和美国。一个美国的工业家预见到英国工业家的命运，好心地劝告他们把自己的机器搬到路易西安去，在那里可以不花运输费纺棉花。
全世界的工业的重新配置在我们眼前完成了；工厂安置到靠近它所需要的原料的生产中心去。
但是美国和英国还在成为国际工业中心之前便已经使欧洲成为附庸。在1881年到1865年，当南北战争时(96)，在奴隶制的各州棉花生产停止了，法囯和英国的棉纺工厂的工人纷纷失业流落街头，而在埃及棉花——“黄金植物”的种植被提到最高的限度；农民（fellahs(97)）变贫困了；而埃及的金融家则落入罗特希尔德（Rothshild）和国际金融界的豺狼之手。
棉花的生产也企图集中在世界的某些地点。现在美国和印度生产英国所需要的麦子的一部分，而在十八世纪英国生产的麦子还超过需要。文明的国家现时在原料、粮食和销售市场关系上彼此依赖和依赖半文明的国家。这种日益增长着的经济上的彼此依赖在未来将形成全人类政治统一的基础。
商业或前或后地与生产相偕发展。假如在中世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当整年都有买卖时，只在集市日期进行，那末从十字军建立起东西方的联系之时起，商业已取得国际的性质。然而运输的困难和危险只许可少数的奢侈品有交易的可能。美洲的发现显箸地增加了商人所关心的那些商业物品的数量。
如前面所说，正是这些商人建立了工场手工业和给行会工业的变革开了个头。
城市受到某种数量的消费品生产的限制，对其它物品的需要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跟着便一天天扩大开来。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外国，以便取得原料，推销自己的产品和养活工人阶级，国际贸易立即就以不平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商人在行会生产中的影响本来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商业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获得这么大的权力，使他有可能统治工业。
※ ※ ※
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创造这样的工业机体，它只是通过生产的地方的集中和生产过程的支解才能造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才能前进，由地方的和省区的单位的瓦解到全国的政治的单位的形成。例如，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把手工业者和生产工具集中在作坊之内，在这里面实行劳动分工，它使工具和工人分开并规定它们只执行一种特殊的活动。手工业者的工具是简单的和为数不多的，而工场工业的工具就比较多和比较复杂。随着手工业者变成片面的劳动者，只能执行一种活动，于是它的劳动工具也变成片面的：例如在某些工厂中有着许多大小不同重量不同的锤子，毎一个只适用于某一特种的动作。
机械工业消灭了工场作业：它从片面化的工人的手中把工具夺过来并合并到钢铁的架子上去，这就是所谓机器的骨架，而工具则成为它的肢体。机器，这是机械的综合体。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还形成另外一种综合。
在家庭生产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的统一：家庭对自己生产的原料（麻、大麻、毛等等）进行加工。但是这种统一很快就消灭了，因为在公社的农村里有些劳动已经成为个人的专业，他们把车匠业、铁匠业或纺织业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时成力经济单位的已不是一个一个的家庭，而是整个村落。随着商业和生产的发展，这些个体化了的劳动变成专门技能，为那些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所掌握。
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在手工业的这种个体化的基础上发端：它创建了织布的、纺纱的、梳毛的、造车的、细木工的等等作坊，而在这些作坊之内劳动分工和机器已完成其革命。然而这些作坊终于变成巨大的制造厂，在那里只进行某一种生产过程：在纺纱厂内只纺纱，在织布厂里只织布，在梳毛厂里只梳毛，等等。这些专门化了的制造厂集中在一个地点并成为其中之一的附属部分。梳毛坊、染坊、布匹印花作坊集结在机械织布厂或纺纱厂的周围。例如，在同一资本家的行政机关的监督之下原料通过全部的转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互相补充的过程，如梳毛、织布、纺纱和印花，而且还有全然不同的生产。工业的集中自然不必总在一个地点。有时由同一个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制造厂是设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彼此相距很远。
国家银行，例如法兰西银行和英吉利银行正是这些复杂的工业机构的典型，它的分行遍布全国。每一个国家银行都有钞票用纸的造纸厂，印制钞票的雕板和印刷所，用以鉴别真伪的照相放大设备，等等；它在各个商业的和工业的中心设立数以百计的分行，与城市的和乡村的银行家以及外国的国家银行建立联系。中央银行成为全国金融体系的心脏；而这个体系组织得这么巧妙，致使它的脉搏，即未到期而预支的折扣（escompte）之涨落甚至在农村的深处也有反响，并且影响到其它国家的货币流通。
伦敦城的《泰晤士报》（《Times》）也是另一种类型的惊人的工业组织：它拥有大批的通讯员，散布于全世界；它用电报与大陆上的所有主要的首都连结起来；它自己造纸，铸字，供养着机师以备修理车间里的机器；它排版，铸字，印刷自己的十六巨幅和分给订户；它所缺的只是非洲的阿耳发（一种针茅属植物，可用以编制用品和造纸。——译者）田，以便采集造纸所需要的材料：但是不久总会解决的。
总有一天合众国和印度的棉业工厂会把棉花种植场和缝纫厂并入自己的工厂：例如苏格兰的工业家在伦敦开设成衣店，以衣服的形式出卖毛绒布，毛绒布在他们那里经过了全部生产的阶段。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图按照家庭生产的样式逐渐恢复经济的统一；以前同一家庭既生产原料，又对它进行加工；现在同一资本家的管理机构既担负原料的生产，又担负原料的全部工业加工，并且把它卖给顾主。
零售商也走着同一的道路。以前只出卖一种商品的小商店，如今让位给备货品类繁多的百货公司。在伦敦有些百货公司出售—切必需品，衣着、食品、医药和家具应有尽有。这是真正的商业的综合。但是这些鲁佛和邦马舍（Louvres et Bon-Marché）[1]只是农村小杂货店的扩大再现，在那些小杂货店里同糖、咖啡、蜡烛一起，买主还可找到服饰用品、刀、鞋以及其它有用物品；有时在这些小鲁佛还附设了旅店，捎带卖酒、烟和报纸《小报》（Petit Journal）。别看它们规摸小，甚至比巴黎的大百货公司还要完备，因为它们可以满足自己顾客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需要。
[1]巴黎的百货公司
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分工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单位——手工业者；然后它又在工厂里把这种劳动单位恢复起来，那里已不是人，而是铁的工人——机器是新的劳动单位。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图创造硕大无朋的生产机体，由最多样的和最相反的工业部门组成。这些个别的部门，作为以上所讲的这个奇怪的生产机体的生理功能，可以彼此相距很远，可以被政治的疆界和地理的障碍分隔开。
这些国际的怪物吞没热力、光力、电力和其它的自然力，正像吞没人的体力和智力一样。
十九世纪的人类被装进这种经济形式里去。
VI.资本主义的金融
工业的财产开始是在工场手工业中，而后又在工厂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动产的形式也变成金子和银子。这两种金属开始时，甚至已经经过铸造，带有完全私人的性质；所有主藏之于地窖而且只作装饰品使用。在印度以及在其它东方国家，一直到现在这还是它们的主要用途之一。它们在产品交换中开始时起很小的作用，因为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因此封建国王铸造伪币或者改变货币的成色和重量，对于自己臣民的交易往来不会有很大的危害。但是一经进入商业的时期，金子和银子便变成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的标志：这时它们获得了产生微小的合法的收入或利息的权利。
付息借款一直到那时都被认为是不荣誉的事物，只有同犹太人的上帝视作仇敌的外人打交道才可以允许。教皇和宗教会议都谴责高利贷者[1]。凡从事高利贷的人都受到轻视和仇恨。他们的四面八方都是危险；他们不仅要冒金钱之险，而且往往还冒生命之险。中世纪的犹太人，金银的枳蓄者，深知他们的宝库将遇到什么危险，因而不信国王的空话，只有用王冠的钴石、宝石、外交文件以及同样可靠的担保品作抵押才肯借钱。资产阶级恢复了借息的名誉并使放债成为文明人类的最有利的和最光荣的职业；收利营生乃是资产者的理想。
[1]宗教的分裂是十六世纪经济运动的特征：在这时期罗马教皇是旧的、崩溃中的经济体系的代表，他唤起了对货币利息的震怒，反教皇的日内瓦人加尔文是新兴的经济体系的宗教代表，相反地借用一切神学上的美德之名来宣传货币利息的合法性。新教以其对圣徒和他们的节日的否定，以其对救助和施舍之权的谴责，以其神赐的学说等等，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宗教的表现。
在整个中世纪犹太人既受人民轻蔑，又受贵族蹂躏，真是苦难重重：某一个缺钱的王公将犹太人洗劫和折磨之后并以宗教为借口驱逐他们；另一王公看到逃亡者带着财宝，为着想抢劫他们才肯收容他们。
但是这些爱金的英雄不怕仇恨和不顾凌辱，他们在这些频繁的攻击之下忍气吞声只是为了更强地站立起来和继续自己的生涯。十字军运动迫使封建领主到处找钱去组织军队。这个运动使城市的解放和贵族权力的集中更容易了，但是也使犹太人和商人成为必要的了。它产生了亚洲的商业，商业创造了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繁荣，且以征收税课和盐税之必要而替各种金融活动奠下巩固的基础。美洲的发现，由美洲输出黄金、高价值的木材、辛香等等和越洋的贸易，因此而使海上霸权由地中海城市转到葡萄牙的、荷兰的、英国的和法国的城市，以上一切都扩大和巩固了金融家的权力。1522年大臣杜勃拉（Duprat）给国债奠定基础，其长期的利息每年由巴黎牲畜市场的税收支付，这一事实说明国家收入的包税者获得如何的重要性。
受到轻蔑的犹太人，在十世纪在盛大节日时的教堂门口被人打嘴巴，如今也成了重要的脚色，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并且从此为始，这个职业不再是这么危险了，许多基督教徒也干这—行当了。
苏利（Sully）(98)和柯尔贝（Colbert）(99)可能认为“由国家税收管理和私人高利贷所挣来的巨量财富对于一切人，尤其对于那些准备用荣誉来换取金钱的贵族都是有害的”（Sully, Oeconomies oyales）。他们可以向法院控告，要求包税者和高利贷者退回抢劫之物。可是他们得小心对付“这些素不见经传的人物，当他们担任金库主任、收税吏和国家包税者，不断进行买卖国库券、纸币、证券时曾吞没了巨利……”（1716年关于设立高等法院的法令）。当1599年苏利允许废除租赁契约时，对这种契约意大利的银行家，鞋匠出身的萨梅特（Zamet），被人民称为“吸钱鬼”的芦采兰（Ruccellal）和斯乞皮翁·沙尔丁尼（Scipion Sardini）是非常感到兴趣的，于是他们的同盟者托斯康的大公派了自己的兄弟让·德·梅迪奇（Jean de Médicis）带着几艘大船航行于普罗文斯沿岸。路易十四在他的备忘录上可能高傲地宣称：“凡是我们国家领土上的一切，不管它是什么，都同样属于我们……收藏在苜饰箱中的钱，在我们金库主任手上的钱和我们留在人民之间流通的钱，都应当同样为我们效劳。”可是当他也不得不同意包税者的条件，当需要用钱的时候。1673年的公债虽经柯尔贝向外国银行家再三苦求仍未募足，原因是他只付1/18（5.5%）的利率，而他们则要求1/14（7.14%）的利率。金融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力量。
以前诸侯的宫廷都聚集在大封建主的周围，如今国王又把大封建主吸引到自己宫廷里面去，因而击破了贵族的反抗力量和使他们成为包税者的栖牲品，包税者加速了他们的破产。富格（Fouquet）几乎收买了一切宫廷领主，准备开始一个新的投石党运动（十七世纪法国贵族及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运动。——译者），由于柯尔贝的坚决行动而被阻止。从十六世纪起领主开始与金融家攀关系，想“让自己的徽章镀点金水”。塞维尼夫人（Mne de Séuigné）虽以门第自傲，还是主张自己的堂兄弟同一小姐结婚，这小姐“虽然有点犹太人的血统，但有百万豪富，仍不失出身高贵”（1675年10月3日的信）。劳(100)和他的“密西西比人”拿投机事业把贵族引得发疯，使他们信用扫地和彻底破产。一切等级都混合起来，平等在金融的荫盖之下滋长繁荣。一个暴发户的平民雇佣了四个名门闺女充当女工，四个贵族出身的男仆充当马夫。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唯一著名的服务中的平等。
十八世纪的银行家和他们的投机事业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使百科全书派(101)（其中有些人——如荷尔巴哈和爱尔维修——都是银行家）有可能攻击贵族特权，这特权已丧失其存在的意义。紧跟着经济革命之后是哲学的批判，继之又是政治革命，这就把包税者从法庭的恐惧中解放出来[1]。
[1]1716年最后一届高等法院的法官受贿，致使沙密尔·贝尔纳德（Samuel Bernard）只明了六百万就得开释，还有克罗萨（Crozat）兄弟和其他少数人也获免罪。可是加于保尔·包阿松（Paul Poisson）的惩罚却很可怕。如波发顿（Bauvalais）所说，这个包阿松是下布里塔尼岛的农民的儿子。开始时他允当仆役，后来成为军队的给养者，因而暴富起来，在外国银行存款达三千四百万。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在樊多姆广场上的私邸被夺走，而他本人则被关进监狱。当第二帝政政府因耽心劫夺金融家会引起人民的愤怒而愿意表示慎重时，以奥斯卡·德·瓦莱（Oscar de Vallél）为首的司法当局甚至不敢提出起诉书；他简单地抄袭旧法兰西最高法院决定的老文章和在交易所的门口安上旋转栅栏就算万事大吉。巴拿马是本世纪的最大的骗案，也不过让查尔士·德·莱塞浦士（Charles de Lesseps）坐了几个月的牢，被他们收买的资产阶级报纸还为此洒了同情之泪。高悬着荣誉团勋章的爱菲尔（Eiffel）也在自己的铁塔里接待法国的和俄国的客人和海军大将阿维朗（Avellan），他们全都乐于同一个一次捞了三千万的人结交朋友。
革命把农业、工业和商业从阻碍它们发展的封建的和行会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同时也使金融家从他们在以前国王时代所遇到的不安定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为他们开辟了新的活动地盘。
杜勃拉总裁在1552年发行一种利息八厘的无期的国债，这就为已在小小的工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和热诺亚存在了的那种公债奠下基础。但是法国国王还是以封建观点来对待借息，在感到拮据时便把他们原先同意的利息减去四分之一或一半，有时干脆就停付。
其余的欧洲君主也以同样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国家的债权者。这种支付利息的贵族方式阻碍着现代金融的全面发展，因为现代金融是把自己全部的投机体系建立在公债的稳固性的基础之上。
1789年资产阶级的最先的和最革命的行动之一就是宣布公债是神圣的并把它置于一切政治革命和未来的变革之上。
公债本身引起賦税自动增加的萌芽……“募债使政府在开销额外开支使可以不使纳税者立即感到后者的负担，但是募债这件事终归要求增税。另一方面，由接二连三的募债所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不得不继续举募新债去弥补。”[1]马克思又说：“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赋予不生产的货币以生产的力量，从而使它转化为资本，并且可以使它免去工业投资以及私人高利贷活动中所不可避免的全部风险和困难。国家的债权人实际上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流通的公债证券，在他们手中与现货同样起的作用。”[2]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955页。
[2]同上书，第953页。
把公债放到望尘莫及的高度，革命就给金融家进行投资以前人所梦想不到的保证。国家土地的拍卖又给他们锦上添花。正当那些沈醉于革命热情的人民纷纷上前线保护边疆的时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如巴拉斯（Barras）、福煦（Fouché）、乌弗拉尔（Ouvrard）、娥迪埃（Odier）、贝莱加（Perregaux）(102)之流却默不作声地累资巨万。并且连保皇党人也没有失去发财的机会。复辟时期的大臣，路易男爵和国民议会的最积极的成员一样参加1793年的土地大拍卖。共和和帝政时期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供应和举债使这伙人的财富增加十倍。
罗特雪尔德（Rothschild）王朝正是在1815年的举债和灾难的情况下产生。
革命和帝政一方面给金融家开辟了新的宽广的活动地盘，同时又从他们夺去了以前的收入来源。税和烟叶的包办，同印度和东方沿海城市的商业垄断等等都被取消。他们于是不得不投资国家工业和加以安排，以便占据交通要道，从商业流通中征收贡品。在1821到1822年为开凿运河——罗昂（Rhone）、布贡（Bourgogne）、四条运河等而集资一亿二千八百万的一家公司建立起来了。国家，这是金融家的奶牛，给投下的资本保证百分之五点五到百分之六的利息，而当一旦发觉开运河是一件赔钱生意，于是在1853年就由国家以奇高的价格收买了去。被金融家控制着的铁路和越洋的大航线应当给他们一种可能，如像给中世纪男爵的一样，向通过道路运送的商品收税。而当他们一经控制着交通要道，为了增加在这些要道上运送的商品的数量，他们于是便不得不鼓励机器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但是，为了敷设巨大的铁路交通网，加速大机器工业的成长和使它加速度发展，私人积累的资本已感不足，尤其是在法国。这就不得不求助于积累资本的联合。为金融家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圣西门（Saint-Simon）和比尔·安方登（Pére Enfantin）的信徒——现代金融的伟大的代表者创设了“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这是一座“发热的洪炉”，并以之与罗特雪尔德相抗衡，罗特雪尔德幽居在法兰西银行——“冰冷的地窖”之内，是旧的金融的化身，只以自己所有的资本从事活动。
国家实行以小额募债的新制度，邦拉巴党人的大臣比诺（Bineau）称为“利息民主化”，这种新制度促进“流动信贷”的发展；“流动信贷”是那些在二月国家政变之后完成金融变革和空前明显地证明“金融就是他人的钱”的许多公司之一。“流动信贷”、“土地信贷”和第二帝政初期产生的类似的公司的创设人都是一些像贝莱尔（Péreire）、富尔徳（Fould）、摩尼（Morn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公爵、莫希（Mouchy）公爵等圣西门派的金融家，他们从这个学派认识了资本联合的力量，还有就是那些把掌权只视为挣钱方法的政治骗子。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观：号称太阳王的国王的路易十四当权时，为了借到债款，曾不得不向犹太人萨姆尔·贝纳德（Samuel Bernard）献媚，许多无名的、出身低、门第浅、没有财产、没有保证和没有职位的一些人负了国家的债务，又发行资产阶级所贪婪地认购的公债。几年功夫他们竟能将农民在许多世代积蓄起来和埋藏在地窖中的全部金银都发掘出来重见世面。同这种奇迹相比，拉萨尔（Lazare）的复活就算不得什么。单是“流动信贷”一家在1852年到1867年这十五年之间进进出出的钱数约达四十亿；在十年间它的经理从过手的总额中只为开支管理费就扣下八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五法郎，还不算他们留作发明奖金用的已作废了的股票的利息和分红，也不算股票在交易所转卖的收益[1]。现代金融界的天才艾米尔·伯利（Emile Péreire）醉心于“流动信贷”的神话般的成就，想要创设一切金融家所梦想的“阿吕姆”（Omnium）（1859年的报告）。所谓阿吕姆就是一切土地的、工业的和商业的财产的总动员，由它发行股票，然后又将由这种方法而创设的一切公司的股票换成“流动信贷”的股票。但是这个庞大的计划还来不及实现“流动信贷”便倒闭了。不过伯利梦想的第一部分现在的确是正在实现之中，因为商业和工业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股份公司，而在美国、澳洲和印度，农业企业也建立在股票上面。
[1]银行家艾卡尔（Ayeard）说：“所有的经理都是熟知这项事业的秘密的人，在1853年每月都进行投机倒把，便可用‘流动信贷’的一千股票赢利一百六十二万二千法郎。”（1852到1867年流动信贷的历史。）
金融力图吞下一切，占有一切；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还存在，只要公债的这部书——资产阶级的圣经还没有烧掉，什么也不能阻止它们的这种趋势的发展。
由公债中成长起来的金融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一切有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里，工业和农业企业采取这样的规模，为了它们的建立必要有相当数量的资本的预先枳蓄，而这积蓄的完成只是靠经常掠夺人民大众[1]。
[1]要认识金融的这种剥夺者的作用，并不需要等待那促使如此之多的小人物破产的巴拿马。经济学家莱巴德（L. Reybaud）还在1874年就写道：“在储蓄银行里仅存留着人民储蓄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用于投机了……在里昂、在圣太田、在日伊尔山谷中最成热的、工资最高的工人乃是牺牲者。在金融破产时，工人破产数目之多远远超乎想象之外……许多人伤心地把那些贬了值的或者完全作废了的证券给我看，为了这些他们的一份小小的财产都耗费光了。当然，他们所挑选的也是最不可靠的企业……这就是那拥有如此之多的辩护者和宣传者的信托的滥用所导致的后果。冒险行为消灭了人民的储蓄和动摇了那建立在它们的稳固性上面的社会保险。又有谁知道？这些可鄙的投机事业的牺牲者会不会因此而产生报复的念头！”（Le Fer et la Houille, étude sur le régime des manufactures.）
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赞扬的和为政府所鼓励的储蓄导政一个结果，就是使生产者削减甚至必要的东西，而使金融家有可能弄到多余的东西。
在许多场合，由个人积累起来的资本是不济事的，因此不得不求助于借股份公司之力而把它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为了购买原料和劳动力，对于一切企业都是必要的流动资本的重要性，生产的速度和巨大的规模，产品的缓慢的销售，市场的宽广和遥远，成本收回的困难，凡此都迫使工业家为了维持和发展事业不得不经常求告于信贷，就是求告于社会资本的预支。因此社会财富，即消费以外的生产的剩余应当积聚和集中起来，以便随时为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服务。现代金融就执行着这种吸进又压出的唧筒的社会职能。
资本主义的体系是如此不可预测、不合逻辑和无政府状态可以特别明显地从以下事实看出：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重要职务——国民储蓄的集中和分配——被委托给不知名的、不受监督的和不负责任的人物，把整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完全交付给各种各样卑微的人物，照培利（Berryer）的说法，这些人是“什么都能，什么都不能”。“他们用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乡村的收入，国民的储蓄和国家的财产”，把这些资财的一部分用在那些“对人民的贫困是带侮辱性的”闻所未闻的过度消耗上面[1]，其余的部分不加选择地用在创立和维持本地的和外国的工业企业上面，常常是最无意义的耗费。
[1]1716年关于设立最商法院的命令。
靠着清算商业票据和用提货单和货栈存货单等等形式的工业预支，他们从商业的交易和从工业的生产中抽税并且把统治阶级的其它范畴变成为他们的利益而汲取工人阶级的膏血的器械。
由金融家垄断的巨人财富给他们以控制新闻和政府的无限制的权力。在路易·菲力普和帝政时代都有自己的著名的机关报。登载金融的广告对于当时的政治报纸认为是不光荣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道德战胜了这种观念，现在可以不因创设和维持自己的报纸而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他们收买了一切的报纸，不管它们的政治倾向和宗教倾向如何，靠报纸去影响群众；他们按照公布的新闻一条一条付价，就是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日工资[1]。
[1]在帝政时代曾出规这样一件事：le Phare de la Loire，为数不多的共和派的报纸之一，在第二版上登了一个金融广告，于是引起轩然大波。罗特雪尔德第一个实行用自己企业的股票来收买新闻记者的新办法，这是使他们感到兴趣的有礼貌的方法。现在的作法就不必这样客气了：把准备发布的编好的新闻连同费用——银行券一并送去就行了。
巴拿马，它从道徳的和艺术的规点来看乃是一件杰作，给我们提供了金融界的欺诈、勒索、唯利是图和虚伪的集大成；所有法国的报纸都领公司的津贴，他们把我们时代的这个最大的欺诈的组织者莱赛普士（Lesseps）吹成是法国的伟人。
金融家和他们的傀儡充斥议会；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像罗特雪尔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担任议员的职务有辱自己的身份；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奴仆去当大臣。在下议院和上议院中，金融家、议员和元老一旦碰到彼此提供租让或其它收入和一般盗窃国库的时候，他们便马上勾结起来。
除了对国家的这种直接影响之外，金融家也对政策起间接的影响，其为害也并不小：他们操纵着交易所的市价，这在目下是政治的晴雨表；他们用收买来的报纸影响社会舆论和用这种粗暴的和犯罪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储蓄的集中，它使一切阶级的生存条件发生变革和引起革命。在“改良主义万岁！”的口号之下发生的二月革命(103)是小资产阶级的事业，是为了反抗那些充当大银行家的臣仆的议员而掀起来的。
金融界欢迎帝政，正像犹太人欢迎迦南圣地一样。以艾米尔·基拉丁（Emile de Girerdin）为首的交易所投机者，艾米尔·奥利维尔（Emile Ollivier）就因他的提拔而得以入阁，在对普宣战中只看到操纵交易所的有利机会到了。可耻的和约虽然使普伊尔-凯梯（Pouyer-Quertier）和工业家摆脱了牟罗兹（Mulhouse）的竞争者，也使昂散（Anzin）的股东（梯亥尔就是其中最大的股东之一）摆脱了阿尔萨斯煤业的竞争者，但是它反过来又使欧洲的金融家有可能涌进法国和把法国的灾难变成自己的龌龊收入的无尽的泉源。什么时候也没有过一个国家要人像梯亥尔这个碍眼的癩蛤蟆更配称“祖国之父”；因为任何时候的国家要人都没有像这样喝过无产阶级的血和没有制造国民财富如此大规模的破产；任何时候都还没有一个政治家这么明显地证明过统治阶级眼中的祖国只是自己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准备了革命并从革命中抢夺直接利益的金融家在斗争时是最可鄙的懦夫，在镇压的时日又是最残暴的刽子手。在1871年的5月也像1848年的6月一样，他们坚持要求对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血的惩罚，一心念念不忘于信贷的重建。
金融的强力并不依赖于政权的形式；它们不受监督地统治着德意志的专制帝国，同样也统治着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北美共和国。复辟派、奥尔良派、邦拉巴派、共和派相继交递，金融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而且与日俱增地成长起来。任何一个政治革命都不能推翻这个万恶的统治，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公债上面。就人数、就智慧、就勇敢精神来说，金融家是资产阶级中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工厂，没收了国家银行和其它的信贷机抅和结束了公债之后才会消灭。
金融界同它的抢劫各国的国际强盗，同生活在富裕阶级中的寄生者；同毒化法衣圣器室、沙龙（salon）、法庭、编辑部、政界的伤风败俗者；同那些逍遥自在和心安理得地以大宗掠夺为乐事的无耻强盗；同那些刚刚脱出困境而又变得骄奢淫逸胜过封建国王和公爵的大贵族；同那些滥用社会财富投资于设计不隹和管理不善的企业的冒险家……金融界同它的阴沉的色彩，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奇怪的繁华。
VII.资本主义的集产制
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农业经济，商业和金融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只是由于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它从个人性质的财产变成非个人性质的财产，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集产制，这种集产制和原始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不是由共产主义中产生出来，而是为共产主义作准备。
从前面所述可知，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作为私有财产而出现的只能是完全地个人性质的东西：为要占有物品，必须亲自动手制造它和因为经常使用而合并到他身上去了，当时财产这词的确切意义就是指劳动的成果。
作为私有财产的第一批物品是：武器、装饰品、衣服、家庭日常用品；一旦占有者自己造起房屋，这房屋就属于他，而且连屋基和房屋周围的土地也都属于他。战争增加了这些物品的数目；这些东西虽然不是占有者所创造，但是经过冒生命危险才获得的；这是罗马家庭的成员的战利品（peculium castrense）。私有财产带着如此鲜明的个人性质，以致占有者死后随同尸体一起焚化。
私有财产的这种个人的性质使它有可能侵入共产部落之内并在财产发展的所有时期都支持着它，以致深入人心，竟至于靠社会的幻想，直到现在还把私有财产看作是占有者的劳动成果，而资本的辩护者认为——或许是出于天真一一它的性质是个人的[1]。
[1]罗马教皇看到在我们这个实证的世纪再去向人民宣传天主教的神秘只是白费功夫，于是就担起了为资本主义财产辩护的任务。他作这个也不过像最庸俗的经济家之所为。他说：“私有财产是与自然完全相适应的，当人们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去获取自然财富时将犮生什么呢？这就是说，他把自己连接于他所加工的这一部分有形自然，他就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烙印，因此这些东西归属于他是完全正义的……这样的论断的力量是很显然的，可是还有一些坚持旧观点的人却反对它，这是奇怪的。既然他们承认个人有权使用土地和土地的出产，可是又拒绝他有权成为他构筑房屋于其上的那块土地和他所开垦的地段的所有主。难道他们没有看见，这样一来就把人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剥夺去了？”（教皇通告《De conditione opificum》）利奥（Léon）十三世没有看到，当批评这种他所不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实际上他恰恰谴责了他所要拥护的资本主义的财产制。
可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完全丧失了个人的性质：占有者不仅不亲自创造它，而且也不使用它；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对它都是不相干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是非个人性质的。
金融撕破了那掩盖这非个人性质的最后的帷幕。
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或证券的持有者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财产；他什么时侯也不同它见面；他不需要看见，知道这财产究竟在地球上的哪个地点，甚至连想一想也不需要；他所看见的，接触的、知道的和想象的只是印了各种颜色的纸片。
只有在破坏私有财产的个人性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财产的集体形式的重建。在血族的集产制之下，由血统的纽带联结起来的同一村落的居民共同占有全部土地，只有按年分配的可耕地的临时使用和它的收获才属于他个人的；森林、牧场和水泽是不能分的，归他们共同所有。在资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股票和证券的持有者没有亲族以至民族的联系，彼此互不相识，共同占有企业（铁路、纺织业、炼铁炉、矿业等等）。尽管企业主分散在各地，由于情况原因，企业却是不能分的；他们没有直接使用而且也不能使用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们每个人可以不投入任何微小的劳动而分别向企业收取利润[1]。
[1]柯林斯（Collins）用于特别意义的“集产制”这个词被德巴卜（Depaepe）、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雪弗尔（Schoefle）和无攻府主义者巴枯宁变成了通用词。它被输入了法国，但这个词的意义却还未弄潸楚。这便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攻击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想要回到俄国“密尔”的集产制，就是回到已经过时了的财产形式。但是从第二次平等（Egalité，1880年）时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已普通流行，“集产制”这词才意味着共产主义并且认为没有取消使用它的必要。
血族集产制时代的业主是真正的业主，他自己使用自己的财产，他取得的收入同“他的精神和肉体”的支出是相适应的。在资本主义的集产制之下业主纯粹是名义的；业主变成真正的寄生者，因为他可以毫不费力气地从财产上取得他所使用的收入；当他把自己的股票和证券送进交易所，在那里往往一天之内就要转换几次主人，这就等于自己声明自己的寄生性[1]。尽管大大小小的罗特雪尔德想用交易所的投机和其它买空卖空的神机妙算来骗取他们的股票和证券并将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息集中在金融家的保险箱内，在实际上证明都是徒劳无益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开始时，当业主担任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时候，亚当·斯密还可以有理由承认资本有权分享劳动成果，就是征收利息、地租和工业利润，因他确信资本家以节约的美徳和组织的才能尽了服务之责。但是各种各样的莱罗阿-波利埃（Leroy-Beaulieu）、罗雪（Poscher）及其门徒，把他的观念引到荒谬的地步，必须找到某种比较不惹人发笑的东西，因为现在财产的流动性已达到这么高的程度，可以在交易所里一手转一手，并不留下自己来源的痕迹，也不因主人的经常变动而引起经济性质的任何改变。
从前，男爵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在家臣中间，平时负裁判之责，一有风吹草动就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保卫国土，这时的贵族是非常有用的阶级，消灭它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国内相对的和平一旦建立，领主就变成无用之物，于是就离开自己的土地而移居于国王、主教和公爵们的宫廷的附近；在那里他们终于形成为徒然给国家负担的寄生虫：从这时起就宣判了贵族的死刑。虽然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里贵族都没有像在法国那样被粗暴地消灭掉，但是他们也到处都丧失了自己的封建特权而与资产阶级混为一体，他们在资产阶级中间除了令人可笑的贵族的装腔作势之外什么分别也没有。
贵族作为统治阶级已被消灭了。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资本家。一旦资本家对生产成为无用之物的时候，死刑的宣判就落在所有资本家阶级的身上：准备这个宣判的相同的经济现象将关心着它的判词的执行。对于经历着自己阶级崩溃的资本家甚至没有留下那留给领主的可笑的特权作为慰籍。
VIII.共产主义的复归
人类的进步不是按直线走的，像圣西门所设想那样；像天体围绕着引力中心，像树叶围绕着茎干，它的运动描出一个渐次扩大的螺旋形。它必然会复归到相应之点，这时又重新出现那老的、似乎已彻底消灭了的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已被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中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对它的相继影响强烈地改变了的。
复活了集产制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
从史前期的简单的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将回到复杂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当资本主义的文明消灭了财产的私人性质之后，这就准备了共产主义的因素。
从前归个別手工业者所有的生产工具被夺取过来，集中起来，使之成为大工厂和大农场的公有物。劳动失去了个人的性质。手工业者独立地在自己家中劳动，无产阶级在工厂里共同劳动；得到的产品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劳动的成果。
手工业者个人占有工具和自己劳动的成果，因为他独立地进行劳动；无产阶级既不能个人占有工具，也不能个人占有生产品，因为他不能一个人使用机器和创造商品；他应当共同地，像在一个工人“共同体”里那样地进行劳动。
机器和机器产品的占有只能是共同的，因为生产工具和产品既不能由个人创造，也不能由个人使用，因而也就不具备私有财产的合法条件。资本主义社会依私有财产法占有它们只是暂时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僭夺必然要停止。资本主义的文明自身就担负起这个消灭的任务，既然它经常集中社会的财富，因而使僭夺者的数目越来越减少，同时又创造、集合、准备和组织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应当完全对僭夺阶级的最后收夺。
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工具的集中而集中起来。在大工业中工作的无产阶级失去了自己以前的工具和技能，只占有个人使用之物如食品、衣服、家具等。他们的头脑已摆脱了由许多世纪以来从事手工业劳动而产生的财产的本能，不知不觉地准备去接受社会主义宣传家所带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思想不是社会主义者凭空想出来的，而不过是从周围世界的现象中抽象地概括出来的。
无产阶级几万几十万地集中在一个地点这件事便利于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
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这个阶级将结束资本主义的僭夺并将那集中起来的生产手段所已采用的共产主义的形式推广于全社会，这个阶级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所结合、所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取得社会的承认将不是太困难的事——资本主义的文明已经担负了这件事业的大部分。
在1848年前为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劳动组织问题，他们曾试图从头脑里凭空想出来。但是它却被工厂生产，大商业和大金融业按照生产和交换的需要缓慢地和巧妙地实现于银行里、大百货公司里、资本主义的企业里以及在同一资本管理之下原料通过工业加工全部阶段的各种互相补充的生产里。现在，当生产中的一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职能不是由业主而是由工资劳动者来充当的时候，用全民的管理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管理可以毫不费力地和无需破坏生产程序就能实现。全部变革集中于一点，就是把那被游手好闲者侵吞了的利息拿过来转而用于增进生产者的福利就行了[1]。
[1]社会主义的敌人竞相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恶意，他们宣传共产主义者主张收夺农民私有者的土地，并且也收夺小人物的自由和积蓄。他们自己却没有看到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有意去犯资本家每天所犯的那些罪恶，如独占土地，诈骗积蓄和迫使无产阶级受工业的苦役折磨，在那里他们吃饭、睡觉和满足最必要之需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在那里禁止唱歌、说话和把人变成一架自动机，一举手一投足只是为了使机器运转。
不仅劳动的组织规定好了，而且生产的管理也井井有条。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无政府的，就是每个工业家都只为生产而生产，甚至不顾市场的商品滞销状况，可是在上世纪（十八世纪）末就已创立了统计科学，它便是用来说明市场需要和现存商品量。统计学本来应当使管理生产和按照社会需要调节生产，如主妇按照吃饭人数去备办粮食一样，有可能实现，可是现在统计学却只被投机者利用来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1]。
[1]信仰世界主义的小麦投机商虽然没有想到调整小麦生产，可是非常熟悉全世界麦收的年成，并且准确知道这收成对居民的通常需要是多了还是少了。
现时的造纸家想按照需要来调节生产。在1894年10月，法国、徳国、英国、挪威、奥匈、比利时和荷兰的造纸家在安特卫普的市政厅管理局集会；他们讲出了一种想法，为了消灭妨碍他们的利润的生产过剩，必须按照需要的多少来限制生产，必要时甚至可以降得更低些。在布鲁塞尔设一委员会，每个国家派三个代表参加；委托他们研究达到这个结果的道路和方法。但是既然在每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中总得玩弄假仁假义的把戏，因此这次对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的个别部门的生产实行国际调整的试图被吹嘘成为改善工人状况的手段，允许让工人毎星期有一个假日——星期日。
共产主义只有在人类的进化中达到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正常的肉体和精神需要之时才能出现，因为原来是平等的人类之所以分裂成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恰恰就由于原始共产主义的简陋的工业和农业不能满足那随着人数的增加和他们的社会的进步而日益增长起来的需要。但是机械和化学采用于工业，大大加强了人类劳动的生产性，在现时代没有一种正常的需要不能满足，甚至绰绰有余。
共产主义必须以阶级的消灭和所有社会成员无分男女一律平等为前提，当劳动分工还存在的时候，它就不能实现；这分工使男性与女件隔开，剥夺了妇女的社会职务，把她们禁锢在家庭琐事之中并使她们屈服于夫权之下，这分工曾经把人们分成阶级，一部分担任防卫和社会的指挥任务，另一部分则命定成为奴隶、佃农、农奴和无产阶级，分散在成千种的生产专业部门中间。
机器消灭了劳动的分工和使男女在劳动中平等起来。
机器侵入生产活动的一切部门并将它们转化为机械的工业。总有这么一天会来到，那时候将只有一种普遍的职业——当机械师的职业。男人和女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学会使用机器，便能无分别地由缝纫到纺织，到耕种，一句话，从事机械化了的劳动的全部工种，这对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的健康将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不再像中世纪的手工业工人那样终生都固定在一种专业之内。
机器从家务劳作中把妇女夺取过去，从家庭的炉灶周围把她们抓了出来，机器从童年时期便把她们夺去，把她们禁锢在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中，折磨她们，强迫她们参加工业生产，恢复她们在原始共产主义时期所充任的社会职务；使她们重新担负充作前驱的伟大任务，而其遗迹已由古代世界的神话和宗教传说给我们保存下来。
机器迫使生产者成为自动机，使他们屈处于过度劳动、经济贫困和生理苦难的折磨人的重荷之下，机器命定了要把原始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时间归还给他们，用共产主义部落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所过的那种自由人的生活来代替文明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畜牲生活。
妇女也罢，男人也罢，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都被剥夺了权利，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了摧残，被钉在那愈来愈坏、愈来愈单调的劳动上，被紧拴在一种手艺、一种职业里面，像中国女子的脚穿上瓷鞋一般，被阶级的偏见蒙蔽着，被财产的和性的道德的戒律束缚着；他们只有在那由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均衡地发展自己的筋肉和脑力，才能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成为像野蛮人那样自由的和完整的人。但是他们将是远为复杂的人。在过度劳动和文明贫困的屈辱的平等的位置上出现了自然性质的不平等，它找到了一切的发展手段：关于这个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文明是毫不关心的，然而它却是人种的改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种只有由于个体的千差万别，由于变种的创造和巩固才能进步。
预定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将共产主义的制度和习惯引进政治和社会的领域。
野蛮人在选举酋长和军事首领时所使用的不分男女的普选早已消灭，现在又被资产阶级重新恢复了起来，当然只限于男性，资产阶级宣布普选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泉源。这种普选，虽然是假想的，必须以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确实存在过的那种公民的平等和自由为前提。
在共产主义的部落内住宅是共同的，饮食是共同的，儿童也是受到共同地扶养。公共学校里的儿童也是共同地用公社的钱来教育；哪里有社会主义的市政机关，那里的儿童就共同地靠公社来养育。而那些共同地住在六、七层楼房里的文明人则共同地在旅馆里被毒害和被盗窃。
假如直到现在的普选制都不过是一种骗局，假如房屋盖得这么狭小，以致住在里面的人变萎缩和易得病，假如共产主义的设施徒具形式，而实得其反，就是说恰恰与那些不得不使用它的人们的意志相反，那末这只不过是因为所有这些设施之所以实行于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只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然而不管它们是如何的不完善和不洽意，无论如何它们总在消除和消灭文明民族的个人主义的感情并且使他们适应于共产主义的风俗习惯。
资本没有祖国；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投向那里；它不分人种和民族的差别地剥削一切生产者；在工业、商业和金融企业中它把他们集结起来，混合起来和联合起来。凡它扎了根之处，那里就建立起一种同样的文化，同样的风俗和同样的习惯。它以同样的自私的利息，同样的暴利的贪欲去刺激自己的占有者，又以同样的贫困和过度的劳动去惩罚工人；它在工人的心中放进了同样的反抗的渴望，这种反抗的渴望越过海洋和国境把他们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到处都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准备占领太阳底下的位置和夺取国家政权。
那必然地、命定地要由文明民族的这种革命的压力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国际的并且还会扩大到包括人类家庭的—切成员。它虽然同原始共产主义有点相像，但是也有区别；在以前的集产制的狭小的圈子里只容纳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成员；其余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被视为异类、仇敌。
国际的共产主义，像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的和政冶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逆料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于是它就降生下地并作为—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
共产主义是人类脱出动物状态时的摇篮；在这摇篮里，也只有在这摇篮里人类才能成长和走过最初的和最困难的几步。在各民族的记忆中，这个时代是“黄金世纪”，“地上的乐园”：这记忆有时便变得模糊了，但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在历史上困难的时期，它便重新复活；怀有高贵的乌托邦理想的思想家梦想着它，实行家为了加速它的再现，不惜牺牲性命。但是无论是乌托邦的魔术也好，无论是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也好都不能使共产主义重现；在人类的智力失败的地方，经济现象的粗暴的力量终于获得成功。
人类当时之所以把那玩弄他的自然力加以降服和驯化似乎只是为了让自己投入人为的和经济的力量的严酷的奴役之下，而这种力量正是由他们自己产生出来的；转化为经济力的自然力把经济奴役的枷锁加在人们的身上，作为对自己的有增无已的工业奴役的一种报复。
自由放纵的经济力量玩弄人类犹如狂风之于弱草，甚至比风更可怕，它给人类社会带来风暴。在整个私有制时代的许多世纪中间它们曾蹂躏人类，摧残人类，而人类却不能制服它们。可是这些最无情的、放肆的、盲目的经济力却促进共产主义的再现，无须取得人们的同意，甚至违反他们的意志。共产主义再也不只是存在于那些渴望和平和幸福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和各民族的幻想中，它出现于经济的现实中；它用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中把我们包围起来，它用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制度把我们紧紧抱住；它陶冶人们的不纯良的头脑和激励无产阶级的困厄的群众。共产主义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经济生活的深处，只等在劫难逃的革命的时刻一到，便要出现于社会舞台。
在无数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如此渴望地和徒然地期待着的时刻已经迫近了。再等一下，人类就要回到共产主义；他们将找到自己的失去的幸福和洗掉私有制时代的低下的利益和情欲、自私的和反社会的道德。这时人们将战胜尚未受到约束的经济力量，人类的优美的和高贵的品质将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那些注定会看到万象更新的人们将是幸福的，三倍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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