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灵魂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Ⅰ 灵魂的发明
Ⅱ 天堂的发明
Ⅲ 灵魂观念的暂时消失
Ⅳ 灵魂观念的复活
Ⅴ 地狱的发明


　　财产理念之进化的批判研究在某种程度说明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最显著阶段。

　　摩尔根，《古代社会》



Ⅰ
灵魂的发明


　　两千多年来，唯灵派的哲学家疯狂地争论着灵魂问题，争论着它的本质和特性，争论着它的命运和停留的地点。笛卡儿，无疑地是玩笑，他把灵魂安置在松果体里，这是一种灰色的小物体，位于小脑之前；被伏尔泰所嘲笑的其他哲学家在脑壳里给它布置了一个更宽敞的住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灵魂的观念在何时、为什么和怎么样溜进了人类的头脑并在那里生根和发展。只有对这个为历史家和哲学家所忽视的两次重复的现象，即为什么灵魂的观念甚至在最低发展阶段的野蛮人中已经可以碰到，以后在古代民族中消灭了而只是在公元前几百年又重新出现，只有找出这个问题的解释，才值得对它作一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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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英国的民俗学家相信在文明民族的农民中间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出非洲黑人的最粗陋的迷信；既然野蛮人的观念在唯灵派的哲学里和基督徒的宗教里占着光荣的位置，对此就没有什么可以惊异。灵魂的观念起源于野蛮人。
　　原始人是极端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神灵化了。个人财产，这是文明人的理想，但在他们中最初只在非物质的形式之下出现。野蛮人在占有物质的财产之前已经占有非物质的财产，自己的名字，这是当他到达成年时经过一定的仪式而授予的，基督教的“洗礼”就是这种仪式的遗留。这名字是他的最宝贵的财产，当他想用无可估价的礼物来表达他的友情的力量时，他就同他的朋友交换名字，个人财产的开初几步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须知即便是名字在野蛮人中也只是他的终身财产，它属于部落，在名字的持有者死后又要归还部落[1]。
　　灵魂，这个生命之非物质的因素，在人死后就丢掉躯体而继续自己的存在。在地上或在地下，在天上或在地狱，这是野蛮人所发明而为文明人所完成的。
　　任生命中和在自然中都存在着许多迷，这些迷常常占据着人的脑力。一当人们开始思想，他们就试图来解答，并且尽其所能和按照他们的知识所允许的限度内解答了它们。原始人的这些解答许多次都不得不是错误的，却变成了无可争辩的真理，作了思想的结构的基础要拆毁它，需要几百年。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而运转的思想是在远古时代产生的；虽然这种思想已被科学推翻，它却继续存在于文明民族的口语中，他们还是常说日出和日落。
　　睡眠和做梦的谜样的生理现象曾使巴士嘉[2]大伤脑筋而且一直没有获得完全科学的解释，也曾非常强烈地使原始人不安;为了解释这些现象，他们发明了灵魂，因为他们除了把人分解为硬的、摸得着和看得见的躯体和像空气一样不可捉摸和看不见的精神以外，再不能想出什么更简单的和更巧妙的东西了。
　　野蛮人不怀疑自己的梦的真实性；假如他梦见他旅行、战斗或打猎，那末他相信确有其事；但是当他一觉醒来并发现自己还在睡觉的地点，由此他得出结论，当他进入睡乡时，他的“另外一个我”——照他们的说法是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离开了他的躯体，出去打猎或战斗；当这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返回自己的住宅，即返回躯体的时候，这时他就醒了。澳洲人认为当睡眠者开始打鼾时，灵魂就离开他去。假如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回来，那么躯体就不会醒，因此不应当触怒这第二个“我”，否则它就会丢开自己的住宅；相反地，应当避免很快地把睡眠者喊醒，须知他的灵魂可能已去得很远，应当慢慢地和小心地把人喊醒，使灵魂有时间回来。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改变睡眠者的外貌，给他的脸涂上颜色或者给他贴上胡子，就等于犯了杀人罪，因为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就不知道自己的住宅，不能回到里面去，睡眠者于是就会死去。假如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可以在人活着的时候离开躯体而过独立的生活，那末它在肉体消灭之后也应该可以继续生活。野蛮人并不怀疑既然他有时在梦中看见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死去了的朋友，这就是说他们的灵魂，他们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在梦中来访问他。因为他看到死的来临只是受伤或不幸事故的结果，于是他就想到可能有某个魔法家从衰老而死或病死的人的身上抢走了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或者可能有一个恶鬼使“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迷失了夜行的道路和阻止它返回自己的有形的躯壳。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是生命的根子：它支持身体成为活的，而当离开它的时候也引起它的死亡。
　　野蛮人创造了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的观念，这是为了解释做梦的现象而想出来的，接着又从其中引出一系列的观念;这些观念后 来在各种宗教的和哲学的体系中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野蛮人借助这观念而制作出来的意识形态给他们说明了许多他们不明其自然原因的现象。文明人应讲的灵魂只不过是野蛮人关于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的观念的再现，这是人的精神的最初的许多科学假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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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是与躯体的外貌相同的双重人；它有头、手、脚、心、胃等等;它随着躯体一同发展，并随躯体的成长和衰老而增加或减少身材和力量。一个经历过丰收时期之后又经历过饥馑时期的爱斯基摩人就会推想到他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也同他的躯体一起发肥和消瘦。总之，灵魂的每一部分是居住在躯体的相应的器官内。柏拉图哲学上再现了这种灵魂的划分说，而印度人就用它来说明躯体器官死亡的逐渐性；他们设想器官随着灵魂一部分一部分地离开它们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是在灵魂的最后部分离开之后完全的死才会来临。
　　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像影子一样是不可捉摸的。躯体的影子被认为是它的灵瑰。赤道上的野蛮人，那里在中午时是投不下影子，因此不敢在这时刻走出自己的矮屋，因为害怕失去灵魂而死去。在希腊人中间也存在着这样的观念；他们相信冲进利塞山（Lycée）宙斯神殿的人和牲畜都会失掉影子而死去。人在清澈的水中或在光滑的平面上的映像也是他的灵魂；假如捣碎这个映像，灵魂也会死去。关于纳尔西斯（Narcisse）的神话和中世纪的靠巫术使人中邪大概都同这种信仰有关。拿去和带走一个人的画像就行带走他的灵魂，因此野蛮人是不允许给自己画像的。
　　灵魂是轻微的吹动（tenuis aura）；用来表示“灵魂”的希腊文pneûma，psyche，ánemos和拉丁文的anima开始都用作“呼吸”的意义。圣奥古斯丁指出在《新约》的希腊文中“圣灵”常常被称为“圣呼吸”——tò agion pneûma。圣约恩（Saint Jean）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垂着头，在咽气”（《新约》，XIX，30）。这个灵魂的呼吸是可以听得见的；澳洲人认为灵魂是住在树上，像希腊神话的森林女神（Dryades）一样，当它们从一根树枝跳到另外一根树枝时是可以听得见的。灵魂是经过自然的孔窍——主要是经过口或鼻——而岀去，当它出去时，可以用钓竿将它钩住或者将它捉进葫芦瓶里去。《伊利亚特》的英雄以为灵瑰“是经过伤处出走的，这时有一股云雾在眼前流散”，并且可以像另外一个身体一样取得它；巴特洛克“从沙尔白东（Sarpedon）身上连同枪尖一起拔出灵魂”《伊利亚特》，XVⅠ，505）.
　　灵魂可以自由离开躯体，但是必须依附在某物之上，它同尸体联在一起，而当皮肉腐烂和消解时，它就走入骨头里去，主要是头盖骨。为了接近祖先的灵魂，野蛮人保留着头盖骨和甚至死者的几根简单的骨头；加勒伊伯人（Caraïbes）把骨头用布包起来；他们同这些骨头讲话，向它们讨主意。
　　希腊人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肩胛骨，因为他们相信占有死者的骨头就等于靠近死者的灵魂。希孟（Cimon）把德塞（Théssée）的骨头带入雅典，使雅典人能优先得到它的效劳。据希罗多德说，拉塞得蒙人（Lacédémoniens）在台盖（Tégéee）盜取了奥莱斯特（Orest）的骨头并运入斯巴达之后就获得了“对台盖人的巨大的优势”（Ⅰ§68）。这种信仰也是天主教对圣侍奉者的有灵的力量的崇拜的来源。基督教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接受了继续活在希腊拉丁文明中的野蛮人的观念，并且把这些观念组成为完整的学说。有人认为野蛮人吃自己亲属的尸体的神秘的风俗是由于想给死者的灵魂以活的住宅和把他们保存在家庭或部落的内部。埃及人用香料来防止尸体腐烂，为的是想使灵魂的肉体住宅保存着尽可能完好的状态。马斯伯洛（Maspero）认为放在坟墓里的许许多多大小的塑像是为了在木乃伊毁灭时好让死者的灵魂找到托身之体而设。
　　对死者的灵魂停留在坟墓里的信仰使野蛮人以为灵魂也依附在墓上的木牌和碑石上。大斯马尼人和柏吕威人（Péruviens）使两性的墓碑联姻；坟墓上的树，坟墓山丘上的动物被他们认为是死者的灵魂的显现；他们认为从安希士（Anchise）坟墓中爬出来的一条蛇的身上体现着他的灵魂。这种信仰大概就产生了灵魂轮回的观念，并且很可能也由此产生了野蛮人拿动物、植物和甚至无生物来作为图腾，即作为祖先的风俗。
　　死者的灵魂，在给他们修筑坟墓让他们安居之前都会在他们的亲友周围散播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易洛魁人和希腊人所以如此重视收回死在战场上的战士的尸体。安葬死者的风俗代替不埋葬而委之于野兽之口，像某一时期爱斯基摩人之所为，使我们有根据设想灵魂观念可上溯到极为遥远的古代；因为人类学家设想某些洞穴中的坟墓是旧石器时代的，即发现人的遗迹最早的那个时代。只在在铜器世纪火葬才代替土葬，因为这时关于灵瑰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关于这点将在下面说到。
　　野蛮人用他们对自然的幼稚观念想着可以控制自然力像控制自己的肢体一样；他们想靠魔术的语言就能停止太阳，就可以呼风用雨等等。死者的灵魂所占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要比活人大得多；野蛮人向它们求援，要它们引出他们所搞不成功的现象；他们不停地去求援于它们，因为经常有此需要；红种人在出发打猎时从不忘记向它们祈求好天气或丰盛的收获。既然领袖比普通人更受注意；因此后者就委托领袖给他们说情，假如领袖说情不成功，他们就要倒霉。当非洲的黑人不能靠祈祷来停止连续的旱灾时，他们就把自己的国王拖到祖先的坟墓去祈雨；假如雨还不来，他们就狠狠地把国王痛打一顿，甚至杀死他，因为他不想祈雨或者不善祈雨。九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国王奥拉夫（Olaf）便因为不能使祖先的灵魂终止饥馑而被活活烧死。
　　死者的灵魂能引起一切自然现象;它们能使人得病，也能治愈病人。《奥德赛》说到病人，他们的残酷的痛苦是由“敌人的灵魂”（歌386）所引起，而大斯马尼人把病人带到死者的床上，让死者的英魂给他们治病。死者的灵魂对于种植也有很大的影响，新几内亚土人在种地时，在地中间放上香蕉和甘蔗，按名字召唤他们的祖先的亡灵并吿它们说：“这是你们的食粮，给我们一个好的和丰盛的收成吧，假如不是好的和丰盛的收成，那末这将是你们的耻辱，也将是我们的耻辱。”
　　一个家庭的或者一个氏族的死者的灵魂将为其成员服务；亡灵将在梦中访问他们，给他们忠吿和保护他们不受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的侵犯；亡灵还参加他们的战争和为他们作战；希腊人在马拉东（Marathon）和萨拉密（Salamine）曾看到德赛的灵魂领着军队参加反对波斯人的战争（普鲁塔克：《德赛》，§35）。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具有卓越品质的名人杀掉，为的是取得他的强有力的灵魂。达伊特人（Tahitieus）曾杀死了他们所非常信任的古克（Cook）船长，只为了使他的灵魂长住在他们中间，这件事可能是确实的。同样倒霉的事情差一点也落在里査·巴尔东爵士（Sir Richard Burton）的身丄。他穿起了婆罗门教徒的服装去调査印度的尚未被人认识的地区;他装扮的角色的确很不错，人们都把他当圣者看待，以致在一个村子里人们商量要杀死他。吕西阳（Lucien）和波沙利亚吿诉我们说，在雅典曾有过一个斯基福人[3]多克撒里（Toxaris）的坟墓，这个人的亡灵曾完成过奇迹似的治病事业。很可能他是因为这个目的而被杀的。这种观念也存在于基督教中3耶稣被上帝处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给信徒服务和把他们从永恒的谴责中拯救出来。在中世纪一切城市、教堂和小的教堂都有圣男圣女的坟墓或干尸，为的是使死者的灵魂给自己服务。为了找到守卫者来防御教皇和苏丹的侵犯，威尼斯共和国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并去蒙伯利叶盜窃圣洛格的遣骸。当两个城市或两个民族彼此宣战的时候，灵魂也会彼此打仗。在《伊利亚特》里一部分男神和女神，即神化了的灵魂，站在希腊人这一边，而另外一部分则站在特洛伊人那一边。克雷得列（（Cléthene）这位西雄纳（Sicyone）的暴君在与亚尔哥人（Argos）作战时，要求得班（Thébes）把麦拉尼勃（Melanippe）和麦列斯得（Menestée）的遗骸让给他，为的是要使得班族的这两位著名英雄的灵魂来与亚尔哥人的英雄亚得拉斯特（Adraste）的灵魂相对抗之故。
　　死者的灵魂只有继续生活在坟墓中才能为活人服务；而既然他们要生括，便需要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澳洲人夜晚在坟墓周围烧上一堆火，好让死者取暧；给他们带些食物，好让他们充饥，给他们倒点血、牛奶和其它的液体，好让他们解渴；假如土地汲收了液水，那么人们就会想，这是他们喝掉了。当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用甜酒和加了蜜的或摻了粉的水来祭奠死者的时候，他们叫着死者的名字（《伊利亚特》，XXIII，229；《奥德赛》，XI，26，等等）。
　　据格兰·阿伦（Grant Allen）说，在坟墓上埋些种子和块根供死者的灵魂作食料的习惯可能引起农业的思想。否则就很难解释野蛮人如何能发现那埋进土里的种子和块根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又给他们同样种子和块根的收获；须知假如简单地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投下种子和不保护由茂密的杂草和植物中挤出的幼芽，就是说不拔去杂草和翻耕土地，那末种子将被茂盛的杂草挤死。像植物繁多的草原中的树的种子一样。野蛮人用很大的辛苦才收集到他们作为食物的种子和块根，他们如何会想到把它们埋进土里而希望经过一段不能计算的时间之后又收获到同样的种子和块根呢？祖先灵魂的祭祀引起了他们种植植物的无意识的试验。真的，在坟墓的丘岗上埋种谷物的种子和块根可能起了种植植物的第一次试验的作用，自然，对这一点他们是意想不到的。试验是在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因为堆成坟丘的土已细心地除去一切杂草、根和石头，常常被血和其它的液水浇灌。被这样保护、照料和培养起来的植物比在野生状态中要长得好，并给了丰富的收获;而既然野蛮人不能弄清楚自己对这种植物“种植”的无意识的照料，于是他们自然要把这种茂盛的生长归之于死者灵魂的影响；于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可能产生扩大坟墓周围的种植面积以希望灵魂在更大的区域内扩大自己的对植物有益的服务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达到仿佛是一种广大面积的耕种，而常常是在死者灵魂的有效协作之下。格兰·阿伦的猜测可以解释为什么野蛮人在种植的植物当中挖坟墓和为什么在播种时他们要向祖先的灵魂祈求丰收。在播种时期，在耶稣升天节前一连三天举行的天主教的捧十字架圣像的宗教行列到田野里去祈求丰收使人们想到原始时代。
　　野蛮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有着非常局限的数的概念，他们自然不能理解永久的观念；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不能产生灵魂不朽的概念：原始人认为对死者的记忆延续多久，灵魂就活到多久。他们相信，他们所知道的或听到的他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的灵魂继续活着;正像一切人的灵魂，由于某种原因而保留着他们的记忆，会继续活着一样[4]。但是既然不保留记忆的人的灵魂也能存在，于是把他们看成好像是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引起怀疑。当苏丹的黑人向自己的祖先贡献祭物时，他对他说，“父亲，我不知道你的全部亲属，你知道他们全部，请他们和你一起分享这些食物吧。”波耳菲尔（Porphyre）说，希腊人向那些他们所不知名的人的灵魂祈祷和给他们献供品“是由于害怕假如怠慢对他们的祭祀，那末他们就可能以恶来报复……而当对他们表示尊敬时，他们就会作出善事。”波萨尼亚说，就因为这个理由人们才在雅典给不知名的神，也就是不知名的人的神化的灵魂筑祭坛。
　　野蛮人没有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出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可以移居在动物身上，在那里它觉得自由自在：他们把动物看作自己的祖先和赋予它们以灵魂。但是既然他们的逻辑没有停留在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于是他们就同样把灵魂赋予地球、月亮、太阳、星星、植物乃至无生物。阿拉克萨哥拉赋与宇宙以灵魂（nous）。在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想像中一切都具有灵魂；因此他们在死者的坟墓上和火葬场上杀死牲畜，拆毁家具和武器，使这些东西的灵魂从自己的物质的外壳中解放出来，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给死者服务。

Ⅱ
天堂的发明


　　刚刚才想出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第二个“我”——，这是唯灵派哲学由以发展灵瑰观念的胎儿，这个发明转过来反对其发明者：人常常是自己的头和自己的手的产品的牺牲品”
　　原始人对死人远比对活人害怕得；他们对于看不见的，但是常常存在的灵魂总是处于经常的恐怖状态之中；他们把一切的坏事，他们所发生的不幸事故、伤损、疾病、衰老和死亡都归罪于灵魂。在《伊利亚特》里的神，即神化了的灵魂，可以指挥戈矛和标枪去杀伤交战者。灵魂可能是善良的朋友，但是他们同时又是非常爱复仇的；他们要为生前和死后所受到的真实的和假想的欺侮报仇.在这种复仇的恐怖之下促使将死者的亲属和敌人都要同他和解，为了避免他的灵魂来折磨他们，并且也为了使徘徊于尸体周围的他的灵魂尽可能快地离开远去。死过人的矮茅屋甚至游牧站都拋弃不要了。离开这个地点是为了躲避死者的灵魂跟踪。不再称呼死者的名字，否则灵魂会误以为是叫他，就会应声赶来。假如不能逃开死者，那就把他埋葬，预先把他的四肢缚起来，在他身上堆起一个土丘，使他的灵魂不能逃脱出来；为了安全起见在上面还堆上石块。假如是敌人的尸体，就把它的脊椎骨折毁，大拇指割掉，使他不能拉弓。希腊人把敌人尸体的手和脚砍掉，使他不能打仗。甚至在新教的英国，据格兰·阿伦说，自杀而死的尸体要用一个桩钉穿，把它钉在墓穴的底下，使他的灵魂不能逃出坟墓。对灵魂的惧怕有时也不一定引起阴暗的后果。在修克士人（Sioux）的部落中，有人说它可以制止凶杀，在其它的人们中间则结束了吃人肉的风气，因为它会引起牺牲者复仇[5]。猛兽的灵魂也会使人战战兢兢。
　　卡列瓦尔（Kalevals）[6]第四十六首诗歌戏剧地叙述古代芬兰人如何猎熊；它详详细细地说到为了防止被害的熊复仇而必须采取的预防措施。当熊被杀和剥它的皮的时候，人们用最温柔的和奉承的话来称呼它，称呼它是“美丽的甜蜜的小乖乖，古代的伟男子，，不起的英雄等等”；而杀它的凶手，唱歌的英雄华依纳摩伦（Waïnamoinen）力图使它相信它不是被枪杀死的，而是它自己碰在树枝上刺死的。
　　但是，虽然采取了这一切预防的措施，原始人还是不能解脱死者的灵魂所引起的恐怖的奇异的想像，他们相信死者的灵魂是在他们周围和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他们便产生了给灵魂指定一块领土的思想；中世纪苏格兰的农民在分土地时也给撒旦留下一片未耕种的土地，看来就是这种感情的表现。指给灵魂居住的地点通常都在海边或在山顶上；活人可以小心地回避它。这个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最古的神都居住在洞穴里和山顶上和为什么把它们供奉在“高地”，照《圣经》的说法，“高地”变成了神圣的地点。亚伯拉的上帝耶和华，即神化了的祖先，在西奈伊（Sinai）山向摩西显圣，在这“圣化了的”地点只能“光脚板”去接触；同样在围起来供奉多董（Dodone）或宙斯的地点，祭司也必须光脚行走，约瑟夫（Joseph）〔22〕说，摩西无意中带着他的羊群误入这个地点，当地的牧人是不去放牧自己的畜群的，虽然那里长着丰茂的草（《犹太的的古代》，Ⅱ，第十二章）。
　　为了让灵魂乐意地去到死后的住宅，人们就向它们说，它们在活人中已没有什么可做了。印度的波多人（Bodes）在给死者贡献米饭和饮料时说：“你吃喝罢；以前你和我们一起吃喝，现在你已经不能这样做了，你曾经是我们的一员，你如今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不再来到你的面前，而你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yaks）为了吓唬死者的灵魂，向它们说，假如它停在他们中间不走，那末它的住处只是一只芦苇编的篮子；易洛魁人在入葬的傍晚放出一只鸟，让它尽快地把灵魂带走；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习俗，他们还在公元前就尊敬灵魂。但是灵魂都是桀骜不驯的，不肯急于离开亲属和朋友，因此为了迫使它们离去，有时不得不采用暴力。澳洲人和黄金海岸的黑人为了把灵魂从自己的帐篷和村落中驱逐出去，他们四面奔跑，用粗棒打空气，大声号叫；他们相信经过这样一场驱邪战之后便可以高枕安睡和享受健康之福。但是这种英雄的斗争方法也是有危险的，霍维特（Howit）看到一个英勇的澳洲人的战士因为热心驱赶鬼魂而日渐消瘦。
　　为了避免如此困难和危险的处境，野蛮人想出了巧妙的方法；他们用尽可能想像得出来的快乐和满意来美化死后的住所，好让灵魂不动摇地到那里去和失掉回到活人中来的一切兴趣。一切原始民族都发明了死后的天堂，在这里灵魂重新令人神往地过着自己的地上生活。澳洲人的灵魂沿着绳子往上爬，达到天空上的洞孔并在那里进入另外二个世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比地上的好；澳洲人想形容袋鼠长得肥胖和美好，就说它像天国里的袋鼠。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设想神是经过天空上的洞孔而进入自己的天上的住所。易洛魁人的灵魂在野兽丰饶的狩猎场追捕和杀死野牛；格陵兰人的灵魂居住在永远是春天的国土里，那里太阳是不落下地平线的，那里有丰富的鹿、海豹和海鸟；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白天打仗，而夜晚就在瓦尔加拉宫[7]和光辉的瓦尔基利亚[8]一起饮宴畅叙。在自己的幽宅里死者灵魂重新在世人所不知的快乐的条件之下开始其人世间的生活，因此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人同死者吿别时都向他说：你去享乐罢！
　　希腊人经历着野蛮人的意识形成的过程，因为他们也经过了那产生它的生活条件。在整个黄金时代，赫雪得说，他们的死者的灵魂没有住所，在地上漫游，像野蛮人的灵魂一样；当灵魂开始拥挤和使人感到讨厌的时候，于是就在奥林普（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有许多山称为奥林普）的最高峰规定为他们的栖息之所；凡是可能想像得到的一切舒适条件都用来装饰它，为的是使生活“过得愉快”，——希腊人称奥林普的灵魂是幸福愉快的。他们转化为《伊利亚特》时代的神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以致这些“新神”，如埃斯库勒斯对他们的称呼，很难同荷马的英雄有什么区别。在作为灵魂 居于奥林普之前，他们也像人一样，在地上出生和过生活。像《伊利亚特》的战士一样，他们用枪和盾武装起来;坐着战车作战和行走，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他们在阿波罗（Apollon）和缪斯（Muses）的歌声中过节日，而赫伯（Hébé）给他们献上玉液琼浆；受伤时他们也会痛得喊叫，他们也有家庭的纷纷和苦恼，他们也忍受着不愉快和精神上的苦难；他们都要参加死者的圣节，如果不请他们，就要发怒。女神们也像地上的美女一样爱打扮、修饰和涂脂抹粉。奥林普住神的风俗也同人间的一模一样，，所区别的只在于力量、身材和他们血管里流的液体（ichor），它比血还微细，这是因为他们吃仙食的缘故；他们同人的区别还在于变成隐身人和转化为动物和无生物的能力，《伊利亚特》中的雅典娜（Athena）时而变为鸟，时而变为火焰。希腊人把突然出现的动物看作神，因为神喜欢化形参加某种有趣的场面。
　　希腊人的奥林普像其他野蛮人的死后的住所一样，对于一切死者，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开放的；但是当宙斯战胜了母权制的保护者提吞（Titans）并在奥林普树树立了父权制时，他就驱逐了克洛诺（Kronos）、盖亚、德墨忒尔和其他的母权制时代的神；他给人的灵魂封闭了奥林普而只留给那些支持他的事业和承认他的父权统治的灵魂[9]。因此，尚未准备在这时期废除死后天堂的希腊人就用“幸福岛”来代替奥林普，以便在这里安置死者的灵魂，这岛，据赫雪得说；“比神住的奥林普要离得远些……它的土地一年生长三次像蜜一样甜的果实。”这个新的住所由克洛诺统治着，是贵族的天堂，只有半神和得班团和特洛伊团（Cycles thébains et troyens）的英雄才能去；像奥林普一样，它后来对其余人的灵魂都封闭了，而只有亚里士多吉东（Aristogiton）和哈尔摩提（Harmodius）〔23〕的灵魂才有福分被遣送到那里去。《奥德赛》（Ⅳ，563）里第一次提到的埃利赛区（Champs-Elysées）是“幸福岛”的仿制，它们比“幸福岛”更好客；它们“位于地球的边端……那里的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既不知有雪，也不知漫长的冬季，也不知有雨；从海洋送来的沿海岸的和煦的凉风常常使他们精神焕发。”
　　死后的住所本是原始人为了解脫折磨他们的死者的灵魂而发明的，以后它被安排得尽可能想像得出的舒适和满意，为的是稳住灵魂不离开它；最后它竟变成了许诺地上生活的幸福的继续的一种愉快的希望。对这种令人心醉的住所的信仰是这么根深蒂固地钻入已达到相当高度发展的原始人的想像中间去，以致他们为了派人去到那里送信，把人杀死，而且竟也找得出自愿牺牲性命去担任通信使者的男人和女人。
　　死后的天堂开始对于部落的一切成员是自由开放的，不论他们的品质好坏和缺点大小：它不是报酬性质的东西，而是获得的权利；当然，野蛮人由于对死者灵魂的强烈恐怖而希望摆脫它们，是不会去劝阻它们进入天堂的。但是当灵魂习惯于天堂和争先恐后地向向那里奔去的时候，于是人们便想到利用天堂来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阿兹特克人[10]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设置阻碍；女神多喀米格（Téogamique），战神胡支洛波契里（Huitzilopechtli）的伙伴，把死在战场上或被敌人虐杀的战士的灵魂带进天堂；瓦尔基利亚女神在战场上巡视，以便收集被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灵魂并且迅速把它们送进瓦尔加拉宫；克列在荷马以后的神话中被描绘为福利雅，她们在屠杀的参加者中间跑来跑去，一个个都张开血口露出又长又尖的牙齿，互相争夺尸体：（赫雪得：《海拉克拉的盾牌》），——可是克列在荷马以前的时代曾经是死于疆场的战士的灵魂的接引者，像阿兹特克人的多喀米格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奥得赛》（XIV，207）和荷马的战神之歌给我们指出她的把命运之神指定的战士的灵魂拖到冥府去。阿兹特克人如不死在战场和刑场上，像埃及人一样，就必须有通行证和知道口令才为天堂所收容；那里只收容死于壮年的男人和女人的灵魂；老人的灵魂被也送到永久睡眠的地点去，而儿童的灵魂则重新化形为人身，使有可能达到战士的年龄。阿尔贡金人[11]把儿童埋葬在路边上，使他们的小灵魂能够钻进偶然路过的妇女的腹中去而得以重生。
　　当死后住所的信仰坚固地确立起来的时候，于是就产生赶快消灭尸体的习惯，好使灵魂失掉它的同体的停驻点，代替以前的理葬的习惯，现在尸体实行火葬。死者通知说，需要快点做完葬丧仪式，因为只有如此他才失去停留在活人中的根据：巴特洛克的灵魂夜晚出现在自己的朋友阿基列之前，要求加速葬仪的进行，“这是最使死者满意的事”。既然灵魂继续在另一世界里过着人间的生活，因此他们需要有牲畜和家具，这些东西他们生前都使用惯了，因此就在火堆上杀死一些马、狗，有时还杀一些人，毁掉一些武器和其它的东西，使它们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能继续为死者服务。优力士在“有去无回”的地狱中重新遇见自己的死了的同伴，他们还是全身披挂；但是战士和他们的武器都是“面貌相同的双重人”，是些不可捉摸的影子。但是《奥得赛》第十一首歌的冥府（hades）不再是“幸福的住所”，不再是野蛮人所发明的乐土；灵魂在那儿过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以致傲慢的阿基列，女神之子，发出怨叹之声而且准备拿自己在死人中的统治者的尊严来调换乡村雇农的生活。这首歌形成的时代是希腊人已有几世代过着父权制的生活，这种制度的风俗已不再适应于野蛮人旳意识形态了。
　　野蛮人发明了灵魂，为的是要解释梦景的现象，而发明死后住所目的是解脱死者的灵魂；他们用这个来制出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们开始时是被用来创造神的观念，而后来又被唯灵派的哲学家和基督教的宗教用来创造灵魂不朽的观念和世外天堂的观念。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中不会碰到任何有关地狱的记忆；据泰勒（Tylor）说，如果野蛮人也说到地狱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已同基督教徒有所接触，后者教给他们地狱的观念。可是在他们的天堂中存在着差别：加勒比人说，在幸福的国土里，那里果实生长茂盛，那里死者从早到晚都在跳舞和吃喝玩乐，那里他们的敌人——阿拉瓦克人——给他们当奴隶，但是加勒比人中的懦夫应当给阿拉瓦克人的灵魂当奴隶。地狱的观念只是从父权制时代开始时才被鲜明地描绘出来，至少在希腊神话里是如此，那时宙斯，“父亲们的神”，已经成为奥林普的统治者；但是“装了铜门坎和铜门”的达尔达尔（Tartare）只是地狱，那里是禁闭和刑讯敌人的所在，就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地点宙斯禁锢着自己的父亲克洛诺和提丹们（《伊利亚特》，VIII，13 和481）。

Ⅲ
灵魂观念的暂时消失


　　在过着共产主义制度的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意识形态中占着这么重要地位的灵魂观念，在地中海流域诸民族——除掉埃及之外——往后发展的长时期中是消失了：在这时期中人们还继续按照旧习惯举行丧葬权式，但是既然仪式对于办葬仪的人不再有什么意义，仪式就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在火堆上杀死牺牲，法律限制烧毁的东西的数目，而且这样做也只是出于虚荣，因为东西对于死者已经没有用处，既然他身后并不留下灵魂。希腊人像在旧时一样还继续向死者说：“你去享乐罢!”但是对灵魂的阴间生活的信念是死去了。
　　得阿尼[12]和《箴言》（Proverbs）和《传道书》（Eeclésiaste）的作者，——这些最早的资产阶级厌世主义的哲学家，——劝说人们及时行乐，因为死后一切都完蛋。人和兽所遭遇的命运是相同的，犹太人的道德家都这么深信不疑。“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乃是上帝的恩赐……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月，……快活度日……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书》，Ⅲ，19-21；V，18-19；IX，9—10）。麦加利的诗人得阿尼也相信死后给他准备的命运。他说：“我将像块无声的石头般安睡在土地的中间。”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已熄灭到这样的程度，致使梯尔得（Tyrtée）对那些为国牺牲的人们除了英名不朽之外，不能再许诺任何其它的不朽；而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批牺牲者的葬仪上所发表的著名演说里只能许诺他们“不朽的英名和最光荣的葬仪”。在《伊利亚特》里宙斯赏给他的刚被巴特洛克所杀的儿子沙尔白东“只是一座有圆柱碑的坟墓，因为这是给死者的奖赏。”（《伊利亚特》，XVI， 675页及以下[13]）。对灵魂的来世生活的信仰在荷马以后的时期只在邦达尔（Pindare〔24〕）一度重现，如热勒（Zeller）在他的《希腊哲学史》中所指出的。同样的现象，也能在罗马人和地中海的其它民族中得到证明：它可以看作是一切达到某种发展程度的民族的一般现象；假如埃及在这方面是看作例外的话，那末只因为他们甚至在有史时代还保存着父权制的家庭。但是被认为从人脑中永远勾销了的灵魂观念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又随同新的生活和力量复活起来，并成为唯灵派哲学爱谈的题目和资产阶级道德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主要根据。
　　证明了灵魂观念的消灭和复活的历史学家只限于记述这些奇怪的现象，不想去说明它们和不去研究它们的决定的原因，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只有把马克思的历史的方法用在它上面和把这个研究放在经济环境中去进行才有可能发现。只有研究财产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才能找出那些由原始人所发明的灵魂观念及其来世生活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进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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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和物质生活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经历了几种形式，这些形式制约着家庭的和政治的组织，同样也制约着道德、信仰和它们所特有的观念。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社会摇篮，灵魂的原始观念及其死后住所恰恰是同社会组织的这种最初的形式相适应的。只要这种形式存在一天，氏族（gens）成员，而有时是部落成员总是生活在公共的房屋里；既然他们都是平等的，那末他们对氏族公社或部落公社的财产有共同的权利；最可注意的是由性别的不同而引起的分工：男人主要从事狩猎，提供食品储藏；而妇女则担负保管、烹饪、分配之责；这些重要的职能保证她们智力的和社会的优势地位。对于粗心大意的和无远见的野蛮人，妇女是神明：她支配着他的命运从生到死。人根据事变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收获而制作意识形态，他终于开始把妇女加以神化。希腊人和史前期的拉丁人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女神摩伊尔和巴尔克（Moirai和Parcoe）的监视之下，这两个名字在拉丁文是作“节约的”解，而在希腊文则指每人在分配食物和掳获物时所得的“份额”。埃斯库勒斯在《普罗米修士》中说：“摩伊尔掌握着必然的权柄……宙斯本人也不能逃避命运”（V，516，519）.
　　经济的平等必然跟着引起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它条件的平等；当野蛮人发明灵魂的时候，他就把灵魂赠与部落的一切成员，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并且为一切灵魂打开天堂之门，这住所也像地上的房屋一样，构成公共的财产，所有人的灵魂，不管他们的品德高下和缺点大小，统通送往那里去继续过他们刚刚离开的快乐的共产主义生活；当男人在那里猎获野兽时，妇女则缝制兽皮衣服和操持家务。古代意大利的女神玛尼亚（Mania），马纳们（Manes）的母亲，亦即死者灵魂的母亲，她的肖像放在房屋的出口处，用以防护一切危险，她也像希腊的普罗瑟平（Proserpine）一样统治着冥界，妇女继续在死者的世界里管理房子，像她在活人世界里所做那样。只要原始氏族共产主义一天存在，灵魂的阴间生存及其死后的幸福的观念就会一天保存着自己的生命力。
　　但是当以前生活在一个屋顶之下的氏族的妇女因结婚而彼此分开和各自组织各自的家室时，于是作为一个共同家庭的氏族就分为许多各别的家庭，先是由母亲，而后来又由父亲管理。每一个家庭是它所住居于其中的房屋以及屋旁园圃的所有主。可耕地虽然仍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已经不是由所有成员共同耕种了：它每年都要在各家庭之间重新分配一次；这些每年的重分终于开始越出使用的范围，而每个家庭已拥有最后分配给它那块土地的私有财产权。只要重分土地的办法继续存在，土地总是在家长之间按照他所管辖的生产单位的数目用抽签之法进行分配。
　　我所概略地描绘的这种经济的进化，其产生不能不给予灵魂信仰以影响。公共房屋的破坏曾反应到另一世界，灵魂的公共房屋消灭了。父权制家庭的形成和公共财产之分割为许多部分，变为各别家庭的财产，引起另外的，如此特别的意识形态的现象：家庭的一切成员除家长之外都失掉自己的灵魂，只有他一个人把灵魂当作特权来保留，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财产主人。所有失去了财产的人都失掉了自己的灵魂；妇女在父权制的开初时期甚至不占有自己的身体，因为她们像牲畜一样被人买卖；她们因此失去灵魂。妇女没有灵魂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基督教里还继续存在几个世纪，虽然承认一切人都有灵魂给了基督教最强有力的宣传手段之一。父权制家庭的男人与妇女遭受同样的命运，也失去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财产。原始人不仅给人，而且给兽以灵魂；灵魂随同躯体生长，而且衰老。原始人所感到兴趣的是灵魂以后的命运，但是完全不去想它的发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人生来就有灵魂，正像他们生来就有心和手一样。而如今只是父权制家庭的财产才给予自己的家长以灵魂；最后柏拉图派的诡辩家和基督教派的宗教把灵魂变成神的特性。既然死后的公共住所已经废除，父权制家长的灵魂就应当安置在家庭的坟墓之中，它的位置是在外人所不能接触和甚至看不到的地方，即在房屋的中心，炉灶旁边，让它成为炉灶的守护者。为了让死者清楚地知道这里就是他的住所，希腊人和罗马人当把他放进坟墓时三次高呼他的名字；罗马人还添上一个神圣的公式：animam sepulcro condimus（“我们把你的灵魂放进坟墓了”）。
　　神话故事使我们有可能从希腊人那里弄清灵魂观念进化的主要阶段。奥林普原是公共的住所，对于一切死者的灵魂都是开放的；只是从宙斯夺取了它，在它里面实行父权制和从那里驱逐提丹、盖亚、克洛诺和母权制秩序的其他保卫者之时起才被封闭起来；宙斯专给那学为他的事业而战斗和人世间的父权制家庭的祖先的灵魂保留着它。远离奥林普而设的“幸福岛”收容得班系和特洛伊系的英雄和半神；由神与死者联姻而生的这些半神是父权制家庭的第一批祖先，父权制的家庭通过他们而同奥林普的神化的灵魂发生联系。然而父权制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也不允许无抵抗地就被人把他的灵魂夺去；他们像以前一样继续分给自己灵魂；当时为了促使他们不再贪恋继续自己的死后生存，于是发明了地狱，以便把他们的灵魂送往那里去；他们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黑暗的住所里是如此不幸，以致他们本人也不得不放弃这么悲惨的死后生存。为使生活的无穷的继续的观念成为难以忍受的，曾流传着提东（Tithon）的故事：宙斯在他与女神阿洛尔（Aurore）结婚时以不死来作为结婚礼物献给他，他就变得衰老而成为可厌之物;而葛罗居斯（Glaucus）因为擦了克洛诺所种的草而成为不死的，他为了解脫老年人的疾病而想投河自杀也没有用处。
　　灵魂赠与父权制家长只是从需要考虑。这点需要解释。
　　父权制的家庭不像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家庭那样只限于三个必要的由素，父亲、母亲和儿女;它是配偶姻眷的集体，因为女儿从她出嫁时起的确算是放出去了，但是儿子仍然留在父亲的家里并且带进他的妻妾。因此，家长（paterfamilias）就把他的叔伯、兄弟和儿子们的家庭放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一切这些配偶姻眷共同占有房屋、不可割让的土地，有权把属于全部落或全氏族的公有财产的土地每年重分一次。家长是自己集体的全部财产的管理者和在土地重分时的集体的代表。假如他死了，没有留下合法的继承者，集体就失去自己的权利：因此家长应当有儿子；而假如他不能办到，按照父权制的道德他就得同他的妻子离婚或者把她送给某个亲属，这个亲属将尽力当着她的面代替他的位置。由于宗教和道德的要求而破坏配偶的忠实的结果所生的儿子为祖先和全家所承认为合法的继承者，他被认为是祖先的后裔。牛犊不属于与母牛交配的那头公牛的所有者，而属于母牛的所有者，马鲁（Manou）法典的印度法规上这么说。为了父权制的集体保存财产权利而需要有合法儿子这件事说明了为什么祖先经常关心使活着的家长有儿子，——“炉灶的救护者”，如埃斯库勒斯在《祭酒人》（Choéphoers）〔25〕里所说，因为他，据布拉马（Brahma）说，是“地狱的救星”，就是说经济破产的救星，在基督教里儿子是救世主，地狱的救星。当妇女由于有了嫁妆和因为有嫁妆而在家庭里取得某些权利，她就拒绝屈从道德和宗教所要求的破坏配偶的忠实的行为；于是家长决定收养子来继承他；罗马人收养子的仪式是在夫妇的床前举行，好像想用这个来说明养子是他们的亲生后裔。
　　代表祖先和使家庭人格化的家长被授与家庭财产所有者的称号，但是他只能终身占有它，他不能分散，也不能任意遗赠，他只能为家庭成员的利益而管理它。他把家庭集体的财产的一切权利集于一身，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没有限制的统治者；他虽然不能把家庭的财产让与，但是他有权打罚家庭成员，出卖他们为奴隶和杀死他们。一切人，不管男人和女人，在他的面前都是没有财产的、没有权利的和没有灵魂的：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灵魂，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是财产所有者。
　　当家庭中的十个普通的成员死了时，就要给举行传统的葬仪，按照仪式，他的尸体依例焚化；但是在他的火化的骨灰收集起来，用酒洗过，装进骨灰罐之后，谁用它也不再有兴趣了。当家长死了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他的灵魂加入祖先的行列，罗马人把保留起来的祖先的蜡面具带到死者的尸体面前并举行盛大的庆典；像自己的先驱者一样，他也成了神，为了尊敬他而规定了家庭祭祀。活着时他是结合家庭与祖先的纽结，死了时他本人就变成祖先；家庭的其余成员既然没有灵魂，就一死拉倒；因此他们不是祭祀的对象；他们是“有死的人”，如赫雪得和埃斯库勒斯对他们所称呼的那样。
　　但是赏给家长灵魂不是无目的的，而是为了使他在生前和死后都能服务于家庭财产；在生前他应当为家庭的利益管好财产，而在死后他也应当关心家庭财产的管理。
　　只把灵魂给予家长一个人是由较高的思维力所引起的。强迫那些由平等占统治的氏族共产主义中出来的男人和女人承认父权的统治在父权制的初期是不容易的事情。宙斯的历史——《伊利亚特》、赫雪得的和埃斯勒斯的普罗米修士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样子，——使我们认识地上父亲为了取得家庭的统治权所必需克服的矛盾。神是家庭的父亲，其后裔是生活在地上，但是在奥林普他们是宙斯的儿子，《伊利亚特》和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士称宙斯是父亲，因为他们都服从于他的父权的专制。他只有靠力量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力。据加利玛格（Callimaque）的宙斯颂歌说，他的宝座的两侧常常站着两个侍者：力量（force）和暴力（violence），他经常准备着听从他的使唤；就是他们急急忙忙地同赫费斯多（Hephaestos）去镇住普罗米修士。他曾不得不使出铁腕和“汗出如雨”才把波赛东制服（《伊利亚特》，XV，歌227首），而他只是在狠狠地惩治了赫拉（Hera）、他的姊妹和配偶之后，和自己的两个兄弟把克洛诺的遗产瓜分才奠定了和平。类似的纠纷和斗争在每宣布遗嘱时也发生于人间：死者的女儿拒绝服从自己的兄弟，而后者为了解决谁应当掌权常常互相争吵和打架。很可能开始时儿子分掉财产和建立起独立的家庭，像宙斯、波赛东和哈得斯之所为；或者由他们轮流来掌管家庭，像埃达峨克（Etéocle）和波里尼士（Polynice）一样；男性儿辈之间平分财产应当比长子继承法行得早：在马鲁法典里两种继承的形式都可碰到。但是当长子继承法成为习惯的现象时，新的家长的权力——在某些国家中他们是最年幼的儿子——要能制服自己的伯叔、兄弟和他们的妻儿只有他们的迷信观念的帮助，正是迷信观念使他成为死者的代表，死者从其坟墓的深处给他忠吿和命令。服从他，他们只是服从死者灵魂的意志，死者不再到“幸福岛”去而是无间断地停留在家庭的坟墓里。这种情况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一到往“幸福岛”送去得班战争和特洛伊战争的半神和英雄的灵魂时，便急急忙忙地把“幸福岛”的通路堵塞：对于管理家庭父亲的亡灵是太需要了，就得让他们在这个快乐的地点享受往后的生活，正是为了夺去他们想离开安置在他们所保护的炉灶旁边的坟墓的一切愿望，希腊神话曾用如此阴暗的色彩来描绘阴森可怖的地狱中的灵魂的生活。
　　曾经使野蛮人怕得了不得的死者的灵魂对于父权制时期的人们变成为关心的神；他们把它安置在房子的中心，好让它来保护家庭，管理家庭的财产和给继承他的父亲以忠吿，他们如没有同祖先商量过便不能作出任何重要的决定。后者将其死后的全部精力唯一地用来关心家庭的集体，为此集体就为他们建立绝对地封锁的祭祀，任何一个外人都不得参加；已婚的妇女和奴隶只有在他们经过养子的仪式之后才允许参加这些祭典。私有财产的嫉妒的和利己的性质在这种祖先的祭祀中完全揭露出来，富士特·达·枯朗日忧伤备至地描写了这种现象。
　　野蛮人的灵魂在幽宅中继续自己的人世间的生活；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需要：打猎，钓魚，采摘果实，给自己制作武器和衣服。当阴间的天堂消灭和灵魂必须住在家庭的坟墓中的时候，如今情况就不同了：亲属应当担负起关心它的粮食和给养的责任。死者已不再折磨活人，相反地，他们倒以活人可能停止供给它们粮食而焦虑。印度人设想它们经常重复着说：“让我们的后裔子孙繁衍，好给我们送来米饭，牛乳和蜂蜜”。为怀疑派吕西阳所嘲笑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是这样想的。他说：“死者靠我们供在他们坟墓上的奠酒和礼物过活；因此，死者如在人世间没有留下亲属和朋友，就没有吃的而受永久饥饿的处罚”（De luctu）。马尼教的主教福士杜（Manichéen Faustus）责难基督教，说他们的行为同多神教一样，而“以酒和牛肉去博得死者灵魂的欢心”。圣奥古斯丁回答他，承认信徒们的确往死难者的坟墓带去食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当场就吃掉或者分给穷人[14]。
　　人们曾不得不改变由野蛮人传下来的意识形态和寻找出对梦的其它解释。原始人以为在他的梦里出现的是活人和死人的灵魂。但是这种情况现在不能行了，因为除了家长之外，不论活人和死人谁也不能有灵魂。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见解，就是认为睡梦中的拜访者只是神所派遣来的简单的幻像。这种解释已经在《伊利亚恃》中出现了，虽然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进入父权制的时期只是前此几个世代的事。当战士使战斗作暂时的停息，为了吹嘘自己的家譜，他们数过了三、四代人的祖先之后立即就数到神，即不知名的父亲，而这就意味着几个世代以前族系还是依母性计算，在这件事上可以感觉到母权制的时代还离开不远。一个像纳斯托（Nestor）的影子奉宙斯之命而出现于睡梦中的阿伽门农之前并促使他开始战斗（《伊利亚特》，Ⅱ）；为了使柏内洛浦（Pénénope）对得莱玛格（Télémaque）的命运放心，雅典娜派了一小像她的姊妹的幻像去看她；“她的心充满快乐，因为梦是容易解释的”（《奥德赛》，IV）。梦不再是像野蛮人所模糊地设想中的生理的现象，它变成通神的消息，它的意义需要去猜。如今解梦获得重要的意义，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士因为他教会了人们解梦而自豪；这重要的意义产生了人类愚昧开拓者的无数的课程，这些人把解梦和算命作为自己的职业。
　　原始人从对梦的错误解释出发制造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体系：人有一个没有重量的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个双重人在他的梦中活动，在他死后还存在着；虽然尸体被埋在泥土和石块堆成的小丘之下，灵魂却能从坟墓里出来和活人找麻烦;为了阻止它出来害人，野蛮人把它送到人迹罕到的地点——洞穴，山顶，地角的孤岛等等，而为了使它失去一切回来的愿望，他们尽可能把幽宅布置得舒舒服服，让死者可以在那里快快活话地继续过人世间的生活。当灵魂习惯于自动地到那里去时，野蛮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道德感化的手段；而既然勇敢和忍受苦难是最先必需的品质，他们就在通往幽宅的道路上布满障碍和危险，只有死于战场上或刑场上的战士靠着神明才得以容易地通过；死于疾病的人只有靠驱邪符，预言和巫术才能避开和克服这些障碍和危险。
　　野蛮人的意识形态随着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发展；从氏族成员不再住在公共房屋内而构成氏族的每个家庭建筑各别的房屋的时候起，供一切灵魂住居的共同的幽宅也逐渐从人们的想像中消灭了。但是在消灭之前，它将达到自己的目的：死人停止折磨活人；假如他们，像巴特洛克一样，出现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面前，那末也只是为了请求他们快点把死者埋葬，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入阴间，以及为了声明任何时候也不再回转来了。对于死人的恐怖完全消散，以致父权制家庭的人们能消灭幽宅；他们甚至在从家庭成员身上夺去灵魂之前就先去消灭幽宅。他们允许家长保留灵魂只是为了使它为家庭服务；给它们在幸福岛，在极乐世界或在某一其它天堂过幸福生活的权利被取消，代之以禁闭它们于家庭坟墓之中，在这里灵魂的唯一乐趣是关心家庭财产，它们经常焦虑的是希望它们的后裔子孙不缺，好给它们供奉饭食。
　　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同样也随着它的社会环境的发展而改变。统一于家长权力之下的配偶联盟一经解体和瓜分了不能让渡的家庭财产之后，灵魂观念又吿复活。

IV
灵魂观念的复活


　　公元前六、七世纪在伊奥尼和希腊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加比尔（Cabire），哥里板特（Cerybante），西伯列神母，亚斯大尔得（Astarté），德墨忒尔，得士波拿（Despoina），第阿尼梭·沙葛勒（Dionysos Zagreus）等等的神秘的宗教仪式；他们的充满了野蛮人号叫的阴森可怖的仪式；为青年女神被夺走或为赎罪的神的牺牲之死而大声怨诉的哀悼场面代之以喧闹的和狂欢的表示，有时还来一通豪饮；在酒神节日里妇女披头散发，像原始人一样穿着兽皮，吞食还在顫动的赎罪牺牲的肉体，牺牲通常是小山羊或幼鹿，——犹太人用复活节的祭羊来代替人的牺牲，现在已不再用人作牺牲。这些宗教仪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开进入阿提喀；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说到它们；它们被输入罗马；公元前186年元老院下命令取缔并且追究入教的信徒；信徒的数目根据蒲宁（Pline）说超过七千；其中有属于共和国的名门望族的贵妇。这些宗教仪式也钻进犹太教人中间去；基督公元前几世纪代神发言的预言家埃热喜（Ezéchiel）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门口看到了“一些卑鄙龌龊的事情……，妇女们正在为达米支（Thammuz）而哭泣”，而男子们却毀损自己的面容。圣耶罗宁，参加过七十家注《旧约》〔26〕的译文的审订，他把达米支同亚多尼（Adonis）看成一样，亚多尼是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的赎罪牺牲之一。日纳米（Jéremie）愤怒地攻击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城里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儿童捡柴，父亲烧火，而妇女团面粉为天上的女神做馅饼和给其他的神祭奠酒……”（《日纳米》，VII，17和18，XLIV，18）。
　　这些地下的宗教仪式复活了父权制以前的宗教，到处都在反抗合法的宗教。希腊人走到妥协，同它们和解，但是罗马的元老院和犹太教的耶和华则迫害它们。为了证明周比特（Jupiter）的无能为力，得尔杜梁说到毕松（Pison）和加巴尼雅（Cabanius）两位执政官禁止“进入卡皮托利（Capitole）之门，这是属于伊喜士（Isis），色拉毕（Sérapis）和哈尔波克拉（Harpocrat）诸神的神殿……目的是为了阻止为无聊的和可耻的迷信所引起和被罗马人所恢复的胡作非为；他们把色拉毕及其祭坛和巴克（Bacchus）及其狂欢加以民族化”（《辩护》，§IV）。但是耶和华也是无能为力的；达米支，这个阿弗罗底特（Aphrodite）的神秘宗教仪式的赎罪的牺牲者，耶路撒冷的妇女曾为其死而流泪并为其复活而欢呼，又在耶稣身上复活了，耶稣是基督教的赎罪的牺牲者，他取代了父权制的耶和华的崇拜。
　　这些神秘的宗教仪式使史前期的风俗复活，唤醒许多世代以来已被遗忘的观念和传说，它们与它们出现时代的习惯和观点处于显然的矛盾之中，致使古代的乃至现代的学者把它们说成是外国的起源：他们一部分人认为是从埃及输入的，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是从特技士（Thrace）输入，又有一部分人则假定它们是贝拉士葛[15]的古老宗教，这种宗教为替拉得（Hellad）的胜利者打入地下，但可能非法地同胜利者的宗教一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日皈依基督教的红种墨西哥人还秘密地崇拜古老的神。
　　这些宗教仪式所崇拜的神的性别是值得注意的，被崇拜者差不多常常是女神；假如与女神一起我们也发现某个男性的神，他对女神来说却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某个男神同女神一起参加这些神秘的宗教崇拜仪式时，他就应当带上女性的特征，以便为女神所容忍；奥菲士教的颂歌把两性都强加于底阿尼西亚和阿多尼斯的身上去；现在的中亚细亚的纪念章还刻着胸前有巨乳和带着手镯的宙斯。这比起《伊利亚特》中的宙斯多么有失尊严！
　　这些女神是来历不明的；人们称她们是“由她们自己所生的、然而奥林普的正式的神是由已知的父母所生，像平常人一样在地上长大和生活；最初几个世纪的耶稣教徒嘲笑这些神的地上起源，殊不知他们的耶稣也是生在地上的。德墨忒尔——地之母，神之母，万物之母，如埃斯库勒斯对她所称呼的——是流行于伊奥尼、西克拿得（Cyclades）群岛、大希腊（米列〔Milet〕，爱非斯〔Ephèse〕，亚卜得尔〔Abdère〕，巴洛〔Paros〕，亚摩尔哥（Amorgos），得洛〔Delos〕，米底列纳〔Mytiline〕等等）许多城市中的这些宗教崇拜仪式的女神之一；德墨忒尔的英名在离雅典十六公里的阿提喀的山城埃勒西（Eleusis）达到了最顶点。拍沙尼亚（I，38）讲到一个传说，依照这个传说埃勒西的居民在史前期曾经手执武器反对雅典的君王哀勒克得（Erecthée）而保护德墨忒尔的崇拜，这个德墨忒尔是父权制的英雄，宙斯的崇拜者所厌恶的。男子不许执行由女祭团所主持的祭典，只有女祭司才能完成祭祀和上供牺牲：直到祀祭官归并于她们之后，她们还保留着这种权力。只有妇女才能参加得摩佛里（Thesmophories），她们祭前几天得做好准备工作，沐裕斋戒，禁绝房事；为了清除与男人接修留下的污迹，她们坐卧于某一种草上，据赫西夏（Hesychius）说，其中有瑞香和蒜。第二日她们赤脚跟在大风车后面步行，这大马车是到雅典去的并且把一些神秘的象征带到埃勒西去。后来才添加了一些新的仪式，也允许男人参加。
　　这些复活过来的宗教都有一个女神作为最高的神，这是属于父权制以前时代的宗教，那时候妇女和男子过着平等的生活。野蛮人为了道德的目的曾经把性的区别带进自己的公社里面去；这种区别为职务的专门化所巩固、所加强而终于形成两性的对抗，这对抗有时引起武装斗争和表现在语言、神和宗教的差别上面。每一性都有自己的秘密的祭祀。在别性举行仪式时出现的狂人，一经发现就有杀身之祸。根据神话传说，班得（Penthée）就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他躲在树上偷看费维的妇女在巴拉士（Parnasse）山上举行的第阿尼西亚格（dionysiaques）的仪式。妇女的宗教在父权制建立之后受到谴责，已被废除或者只在生活于父权制家庭以外的妇女中间非常秘密地保存着；因此《伊利亚特》虽然常常说到父权制的英雄的豪勇，但是没有提到这些祭祀仪式。《伊利亚特》在群神当中不包括德墨忒尔——这个伟大的女性之神，假如赫拉和雅典娜是被置于神的行列，那么不要忘记经常想到她们屈从于奥林普的家长宙斯的权力之下。祟拜女性的神的宗教复活于伊奥尼的工商业城市，历史家都是这么说；这些宗教不是战败的种族的宗教，而是被奴役的性的宗教。假如神话学家在它们中间找出同埃及和特拉土的宗教有共同之点，那么只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里母权制时代的道德直到这些宗教复活的时刻还继续存在。
　　它们的复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周题，这是那些只关心所谓“历史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家和哲学家完全没有研究过的周题。为什么原始时期的这些宗教恰恰是在伊奥尼的最发达的城市里重新出现？这些城市是科学、哲学、艺术和抒情、的最初的摇篮。这时的主要是个人主义的，它代替了英雄时代的史诗，英雄时代的是对于英雄时代的人们有用的历史知识、宗教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简明教程[16]。
　　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现象的城市是商业和工业的中心；正因为在这些城市中商业和工业日趋繁荣，它们首先使用有足够重量和成色的合法的货币[17]；正是在这些城市中为争夺政权和为占有财产而进行不断的流血的斗争。为了理解由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引起的混乱，需要获致古代城市组织的概念。
　　当半开化人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就把本地土人赶走，杀死或者变成奴隶并且占有领土，把领土用抽签分配给各家庭；家长组成酋长会议；由这会议担负管理之责。外方人假如没有自己的职业，便无权住在城里；他们住在城郊的房子里，这些房子不是他们的财产，即使他在这些房子里工作和营生达几个世代也不例外。只有奠定城市的家庭才能占有土地，因为只有占有土地才能给予政治权利，既然外乡人（手工业者、工业者、商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末他们始终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外乡人。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外方人如把自己登记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册子里，一经发现便被发卖为奴。不管他们的人数和财产有多大，即使在已成为工商业的城市里，他们总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普鲁塔克说，在埃皮多尔（Epidaure）这个最繁荣的城市里，全部公民阶层长时期都是由180人组成的（《希腊问题》，Ⅰ）；据亚里士多德说，在赫拉克莱（Heraclée）为数还要少。
　　占有土地和管理城市的家庭构成贵族阶级；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他们所需的一切，除了少数由外乡手工业者所制造的东西或抢劫来的东西是例外。抢劫是父权制的英雄们的最重要的事业，阿尔哥洛特[18]的远征和特洛伊战争是抢劫的事业。城市的财富在英雄中引起贪欲。斯利曼（Schlieman）在特洛伊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次火灾一次接一次遗留下来的痕迹；《奥德赛》所说到的特洛伊火灾算是第二次的。
　　外乡人被排斥参加城市守护神的正式祭典；闭关自守是父权制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神，自己特殊的宗教仪式。雅典的手工艺人在这城市的最繁荣时期只有一个小庙在巴推农（Parthénon）以西的阿克罗波尔（Acropole） 上面，这庙供奉着手工艺人的雅典娜（Atheua ergana）；假如外乡人也被允许参加巴拉得纳（Parathénées），即一切雅典居民都参加的游行队伍，那末他们所占的位置也是最低的，他们的女儿给那些携着满篮金色无花果的公民的女儿撑扇；手工艺人的妻子携带着水罐，而男人们则拿着小小的船，大概这是他们曾经由自己供养和装备起来的船的模型。
　　在古代，外乡人是仇敌，因此对待手工艺人、工业者和商人像对待仇敌一样；他们也像奴隶一样被禁止携带武器。贵族的家庭把城市的保卫当作一种特权抓住不放；但是自从商店和工场中的平民发财致富之时起，便在赎偿的形式之下向他们课税来支付舰队、陆军、公共节日的开销和用来维持贫苦市民的游荡生活。
　　在已成为商业和工业活动中心的城市中，外乡人的数目和财富都增长了起来，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阶级，有能力开始进行瓜分政权的政治斗争；贵族阶级因被战争拖垮了和被内讧弄得四分五裂，反而削弱和贫穷了。
　　处在父家长统治之下的家庭解体了，并且为了分给每个家庭一块份地，原先统一的父权制家庭的不能让渡的财产被分散了；废除土地财产的不能让渡的父权制地产的这种分散造成的后果是土地集中在几个“自视不凡的和目空一切的家庭”之手，犹太人的耶和华用蛊惑性的愤怒来攻击这些家庭：“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以塞亚书》，V，8）。那些被剥夺者，虽然他们是属于贵族，失掉了土地也就随同失掉公民权。他们形成饥饿的和狂暴的平民，在他们眼中劳动是有失身分的。国家不得不供养他们：由于参加讨论公共事业和排解私人讼争的会议，国家给他们与公民称号相适应的薪俸；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习惯在一切民主国家中是普遍采用的。人们常常给他们分食物和货币，用作神的祭坛的祭品的牲畜肉要留给他们；由富人出钱给他们组织公共的宴会。这些破落贵族的狂暴之徒同那些由商店和工场出身的平民联合起来推翻贵族的政府并代之以民主的政府。假如暴动成功，民主派就废除债务，从富人手里夺取他们的土地，没有杀掉的就被放逐，瓜分他们的财产并选出暴君来保护和防卫夺得的领域。暴君保护工业和商业以满足有产者，并且设法找钱来供养贫穷的公民：伯里克利甚至发给他们钱去进戏院。但是战败的和被放逐的贵族从流放地回转来了，与城市的敌人勾结一起，在他们的协助之下推翻暴君，杀死民主派的领袖和恢复寡头的政府。于是内战又立刻重新开始了，因为不可能赶走穷人、手工艺人、工业家和商人[19]。
　　然而正是在这些经济的变革和由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斗争中才在工商业的城市里产生了科学、哲学、诗和艺术；正是这时民主的宗教的因素在那里成长和发酵，这种宗教经过几世纪的加工改造终于代替了贵族的多神教的正式的祭祀。不认识这些经济现象和政治纠纷或者只赋予它以微小意义的历史学家没有能力说明古代社会何以瓦解，原始的自然哲学何以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诡辩哲学所代替，多神教之终结和基督教之出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们是不理解的：他们不想研究这些事件的原因，即使想研究，也只求之于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微末细节的原因和解释。例如一部分人和第一批基督教徒一起反复着说多神教的灭亡、基督教的出现和胜利是上帝的事业；另外一部分人则以自己的纯理性的哲学自夸，把基督教的起源归功于犹太人的一神教；但是犹太人任何时候也不是一神教徒，因为他们虽然的确不去崇拜自己敌人的神，然而他们确信诸神的存在，正如确信耶和华的存在一样；其次，认为基督教只是一神教也是不正确的，既然它的三位一体的神是由三个不同的神构成的，这样的说法就等于大大缩小了它的性质。
　　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都参加了古代城市的内战。希腊的格言诗、拝情诗和戏剧诗完全浸透着这种气氛，哲学本身也带上了它们的痕迹。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从内争中产生：战争是万物之母和主宰；恩培多克声称：爱和恨是造成混乱的两个原动力。诡辩派加在一切讨论上和破坏了最牢固的概念的俏皮的和似是而非的批评，是经济变动在社会条件和阶级与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引起的混乱的精神反映。正是在动摇了家庭的和社会的基础、制度、私德和公德的这些经济事件和政治危机的混乱中，人们重新又在父权制家庭的残骸中获得了自己走出氏族共产主义之时便失掉了的灵魂。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统一在家长权力之下的配偶的联盟解体时，家庭便缩小到严格的有产者的最低限度：父亲、母亲和子女；自然，每个这样的小家庭的家长都愿意在一切方面像父权制家庭的家长，这家长的桎梏他刚刚才摆脫；都愿意像他一样占有一个在他死后继续存在的灵魂；而既然每个儿子都会轮到当家长，于是他一生下地就有了灵魂：因此一切男人都赋有不死的灵魂。
　　使产生了这些革命的城市人口繁荣的外乡人——手工艺人、工业家和商人——不能按照父权制的计划组织自己的家庭：因为没有成为土地财产的主人，他们便不能获得父权制的家庭所依以作为基础的不可让渡的土地财产。因此，十分可能，在他们中间关于灵魂的原始观念任何时候也没有消灭，他们靠口头传说和故事的方法保存了关于原始时代的记忆。给这个假设作证的事实是：灵魂观念最先恰恰产生在被他们住满和被他们的斗争扰乱得人心不安的城市里，而林雪得转述神的起源和《伊利亚特》里的说法是不同的。林雪得，据他自己说，是外乡人的儿子，因经商而从小亚细亚的居麦（Cumes）来到阿斯克拉（Askra），在卑阿底（Béotie）的一个城市，在那里他没有公民权；在他的父亲死后他同自己的兄弟比塞（Persée）分了他的财产：单只这个事实就证明他不是生活在父权制家庭的权力之下，因为父权制的家庭是不允许这样分财产的；据说他因为同贵族发生纷纷而远避阿尔果诺麦（Orchonomène），以后就死在那里。斯巴达人没有给他什么大的荣誉和称他为手工艺人的诗人，因为他复述了后者的宗教传说，而不是像《伊利亚特》一样复述了父权制的英雄。他是第一个说到无家可归的灵魂的诗人，这些灵魂的数目有三万个，在地上游荡，像在野蛮人的时代一样。“它们以空气为衣服……它们是死者的守护者，监督着品行和坏行为……它们分配财产”。这些职能使它们成为手工艺人和商人的保护者。
　　许多复活中的崇拜仪式，——加比尔、哥里板特、伊登的丹克第尔（Dactyles idéens）等等秘密宗教仪式，——是手工艺人和水兵的宗教；它们的神同金属的加工和某些工具的制造有关系。据伯萨 尼亚说，被称为大神（theoi megaloi）的加比尔承认铁匠、钳工、军械匠和黑檀木雕刻工之神赫费斯特是自己的父亲和主人，宙斯和父权制的神把赫费斯特收容在奥林普正如同人世间的父家长因为要用手工艺人服务而容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城市里。在伦诺（Lemnos）他们被称为钳子（karkinoi）；他们也像赫费斯特一样被描绘为戴着尖帽和穿手工艺人的服装——短而无袖，右方开襟，让肩膀露出；诸神之一称为卡摩（Kadmos）和公认为腓尼基字母和古代希腊字母，所谓卡摩字母的发明者。据斯特拉邦（Strahon）说，从远古时代起他们就在特洛伊地区被人崇奉；腓尼基人把他们的肖像画在船头上。对他们的崇拜曾经扩大到整个古代世界。不久以前还在瑞士和爱尔兰发现加比尔的镇邪符。手工艺人被排除于正式宗教之外，所以不得不创造为自己所需要的，与他们的职业和风俗有关的神[20]。加比尔和得西勒（Telchines）非常像野蛮人的灵魂；他们控制着自然力，管下雨，引起风暴和停息风暴，保护庄稼和牲畜等等，加比尔的信徒在脖子上带一个镇邪符，保护他们避免危险，特别是在海上；基督教的肩衣〔27〕是加比尔的遗迹。加比尔的神秘的宗教把戏原来只许男子参加，但是最后也允许妇女和儿童信奉，这些被轻视的、被压迫的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手工艺人和商人的宗教是在地下混日子；更由于在大机械工业的时代以前，手工艺人的技艺是严守秘密的，因而他们愈加用神秘的仪式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的方法是职业的秘密，对于非信徒嫉妒地掩蔽起来；秘密只有向信徒公开：知道秘密才允许工作，没有它工作是不可能的。手工工业的操作，在这里手的技巧和手法的熟练起了头等的作用，助长了人的精神更加倾向于宗教的神秘主义[21]。
　　假如手工艺人、水手、商人的秘密宗教和女性神的秘密宗教崇拜在许多重要之点上是互不相同的，可是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信条，这是在正式的多神教的神学里所碰不到的：它们承认一切人都有灵魂，个人死后还继续生活；所有它们都给所有信徒许诺死后的幸福生活。占有灵魂和相信未来的幸福生活是人们的虚荣心和希望，不论他们是从父权制的家庭中出来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从属于父权制，都是如此。
　　只因为相信灵魂和死后生活，这些用自己的仪式、秘密的狂饮和自己的传统来同古典的古代的精神相对立的宗教崇拜才能成为风尚和流行开来。假如女性神在学者、哲学家和富人的眼中有较大的成功，那末这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手工艺人、水手、小铺主，一般地不愿同信奉加比尔以及其它类似的宗教的小人物接触之故。妇女在后来是基督教的非常热心的宣传者，但是她们曾经促成了原始女神的秘密宗教崇拜的胜利，因为这些原始女神使她们想起她们在家庭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女神的回来使她们得以预见那若干世代以来压在她们身上的父权和夫权的桎梏的解放。历史家关于妇女在这社会和宗教革新的运动中的活动默不作声；但是可以从诗人和哲学家的不公正的和粗暴的攻击中推测出来，例如从柏拉图在自己的《法律篇》里禁止妇女有自己的家庭的祈祷室上，从对普鲁塔克在他的婚姻条例中所加给她们的女神的秘密崇拜和外乡人的仪式的执行的谴责上都可推测出来。但是禁止显然没有产生更大的印象，因为吕西阳的剧中人说：“雅典女人走出自己的屋子就去朝拜男子没有福气知道其名字的女神，——哥里亚得（Coliades）、日勒底里得（Genetylides）、弗利季亚（Phrygie）的女神，这女神同一个牧人的不幸的恋爱在她的节日受到颂扬。然而进行秘密的祷告，可疑的神秘宗教把戏，男人不许往那里去”（《谈爱情》，§42）。这些宗教祭祀的仪式随着自己在人民中流播的程度而改变，最后终于失掉自己的原始的意义和只保留着自己的戏剧性质。克利曼·亚历山大（Clément dAlexandrie）说，埃勒西的神秘宗教的信徒只看到它是一种“神秘的戏剧”。[22]
　　灵魂的信仰在原始人是从生理现象的错误解释里产生出来的，对于工商业城市的人们来说却是精神现象强加给他们的精神的需要；灵魂信仰对他们是这样的必要，以致他们在不能从重新出现的秘密的宗教祭祀的现成传统形式里找到它的时候，便发明了灵魂的观念。这需要说明，这种说明对于理解英雄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道德将是有益的。
　　父权制的家庭，随着在它之旁靠工商业为生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而解体〔28〕和它是氏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残余；它保证自己的一切成员不分性别与年龄都有生活资料。所有成员的幸福都有赖于家庭的繁荣；它的收获、它的畜群保证了物质生活；它的宗教的和历史的传统支持着精神的联系；每个人的个性是这样密切地同集体家庭融合在一起，以致消失在它里面并在更宽广的意义上说消失在长老（即家长）所统治的城市里。每一个耕地的人都知道他的劳作对他有好处，而当出征时，他也知道他的劳苦和他的死将有益于他的城邦和家庭。当统一在家长权力之下的和独立的配偶联盟彼此分开的时候，这种家庭的天命也就吿消失：每一对独立营生的夫妻只能指靠自己的成员的努力，而这成员的圏子已缩小到个人主义的最低限度，父、母和他们的儿女。从父权制的家庭出来并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人们落进了有产者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之中，这些有产者已经不是为集体、而是为自己的个人的幸福从事劳动。
　　手工艺人和有产者——商人和工业家——不再指望靠家庭的集体——其全部成员是被血缘和过继结合在一起的——来支持自己的幸福，而只能希望从自己的个人企业的成功得到它。他们努力的目的不是为了集体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一切的幸与不幸都以个人的人身为限：落在他身上的快乐的事，这就是幸福，他不得不忍受的坏事，这就是不幸。社会的轴心转移了，它的主要动力已经不再是家庭的集体和城市，而是个人。《旧约》——《颂歌》、《箴言》、《传道书》和《约伯》等篇——用恬不知耻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叙述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它代替父权制时代的集体家庭的自私自利而走进古代世界。普罗塔哥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诡辩派的这句格言是一切资产阶级哲学中最真实的和最深刻的表现。苏格拉底教导说：认识你自己，因为要想达到物质的道德的幸福，你应当只指靠你自己。不是社会的出路，而是个人的出路现在才是最高的法律。“我”成为道德的基础。新道德的规条说：将你所希望于别人对你的事加之于别人，雅典人用一种时代错误的假设把它归之于布支日士（Bouzigès），而演说术教师伊梭克拉特（Isocrate）又用作如下的解释：“不要把你所不希望忍受的事加给别人……要拿你所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别人”（Isocrat。Oratad Nicom）。基督教没有带来新的观念，它只是采纳了雅典人的规条并且说：“你不要把你所不希望别人给你做的事加给别人。爱你的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我”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总的规条。“我是唯一无二的”，据施蒂纳（Stirner）所想像的最先定式化的这句话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应当为这个“我”作牺牲，而为了它能自由发展，必须使它解除家庭和城市的集体所强加于它的义务。结婚和生男育女对于父权制家庭的人们是神圣的义务；永远忠于不生男育女的妻子对祖先来说是宗教的罪人。而阿尔菲教（Orphisme），这是在对抗女性的神秘教中发展起来的和使哲学家和学者大感兴趣的一种男性的秘密崇拜，却把贞节推崇为最高的美德和宣传独身。德谟克利特说：“妻子和小孩是繁重的负担。”独身竟成了这么大的一种风气，致使这过渡时期的国家曾不得不向独身男子课罚稅款甚至羞辱他们。对城市的爱，以前曾为它献出自己的时间、财产、生命，现在逐渐消失了；哲学家和智者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和保卫祖国，而把这个责任委托给雇佣兵[23]。父权制时代的狭隘的、但深刻而又热情的爱国主义让位于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后者虽然宽广，但缺乏鲜明性和力量。古代的英雄的法律可以宣布每个外乡人都是仇敌，因为父权制时代的人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靠拿工艺人和奴隶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而商品生产要求商人和工业家把一切国家的人们都只看成是买者和卖者；产生了一种把一切人都放在平等地位的新的法律并且给人类博爱的观念，斯多葛派曾宣传过的这种观念，奠下基础。只联结父权制家庭成员的博爱局限于为数不多的成员，但它是现实的和有效的；而资产阶级的博爱虽然包括着从事工商业的一切人口，但只是一句庸俗的和空洞的话而已。
　　劳动和空闲，丰裕和歉收，幸福和不幸，在父权制的家庭里一切人显然都是共同的，一切成员都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而现在则人人为自己成为普遍的法则；每人都为自己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既不把自己的好处分给别人，而在他失败时也没有人给他帮助；相反地，他的经济的破产倒有利于他的竞争者；“人人为自己”引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在植根于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的新的社会组织里，每一个人的成功决不是同他的努力相适应的：一部分人获得成功就是另外一部分人失败之所在；最不公道的变化无常是一部分人的命运，而最厚颜无耻的成功则是另一部分人的命运。平等——父权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手段——为最尖锐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一经产生就把公民分开和分裂为富人与穷人。
　　这些命运的不公平，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当人们还能记忆起过去并没有这些东西的家庭和社会组织时，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它们促使穷人，也促使富人有必要找出补救和补偿之法；但是既然在地上不能找到，于是就把它移到来世的生活里去，在那里平等重新占统治地位，在那里穷人又变成富人；原始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就在死者的王国里重建起来。但是虽然原始人希望来世生活是现世生活的更好的继续，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人重新被迫发明阴间的生活却为的是使他们在这个人世生活中所受的不公平和打击在那里得到补偿。这些希望虽然很遙远和很不可靠，然而是有安慰精神的作用的；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一部分人，像得阿尼和约伯这样一些经历过父权制关系崩溃和不再相信来世生活的人们对命运的不公平极表愤慨，并对宙斯和耶和华的正义提出怀疑；另一部分人则信奉秘密神教，相信来世生活，他们在那里将为自己的苦难取得补偿，他们抱听天由命的态度和感谢作岀这种许诺的德墨忒尔和其他的神灵。
　　因此，为了使新的社会的秩序成为可以理解的和可以忍受的，就必须占有人能感受到的灵魂。灵魂对于野蛮人曾经是生理的需要，如今对于有产者却成了社会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秘密神教这样热烈地受人欢迎和直到那时还是秘密的祭祀在所有城市里都公开出来了，因为他们宣布灵魂的存在和保证“来世的”生活。他们的神把奥林普的神推到第二位上去。伊梭克拉特说：“德墨忒尔赏赐人们两件只有神才能给予的最美妙的礼物：我们赖以生活和使我们高出于动物的生活条件之上的农业和保证其信徒不仅生前而且死后都有最美好的希望的秘密神教”（《巴内日里克》，VI）。“来世”生活的幸福是无价的奖赏。梭佛克列（Sophocle）说；“世间的凡人在识破埃勒西秘密神教之后再到地狱中去将有三倍的幸福，因为只有对于他们地下世界的生活才有可能多对于别人地狱只能是苦难”。柏拉图勇敢地作了详细的说明：“缪斯（Musée）和他的儿子把清廉正直者引进地狱，让他们在圣徒的宴席上坐下来，在那里他们戴着花环，过着永远酒醉的生活”（《共和国》，Ⅱ，6）为了使酒醉成为最高的幸福，需要作一个最狡猾的唯灵论者〔29〕。耶和华的蛊惑家通过先知者以赛亚的嘴大喊大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呵，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XXVI，19；LXV，17和18）。埃及人的灵魂消失在伊西得的怀抱中，它变为阿西里士（Osiris），就是变为神。像原始时代的灵魂神化又重新岀现。格言诗人福西利得（Phocylide）使人相信“丢掉人间的躯壳以后，我们就变成为神，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个不死的和不朽的灵魂。”——“幸福的和安乐的，你从凡人变成为神”，——公元前四世纪意大利的柏梯利亚（Petilia）的一块墓铭上这样写着。另一墓铭宣称死是好事：“啊！从幸福之神那儿来的这（埃勒西的）神秘神教多么美；对于凡人死已经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对于死的兴高采烈的兴致不仅是碑铭的公式，而且是助长自杀的激情。生命对于《伊利亚特》的英雄是最宝贵的财富，而资产阶级的厌世主义者像得阿尼和传道书派则认为生命只是欺骗和灾难，尘世空虚。梭福克列说：“第一件好事是不生下地，第二件好事是尽可能快死。”哲学家克勒翁布洛特·达·昂布拉谢（Cléombrote d'Ambracie）为了一跃而进入来世生活，竟堕塔而死。赫日西亚·达·西里纳（Hégesias de Cyrène），绰号叫peisithanatos，他“劝人死”，以宣传死胜于生的学说为职志；他的学生自杀者为数极多，致使普托列梅·菲拉得尔福（Ptolémée Philadelphe）封闭了他的学校和禁止他在阿历山大讲学。
　　哲学家，没有异议地相信了原始人想出的、以后又为民主的群众所恢复起来的虚构，他们开始研究这个灵魂的性质和兴致勃勃地把灵魂赋予己身。德谟克利特用微小的、圆的和光滑的原子，像最轻的火的原子那样的原子来制作灵魂；一切生命的现象都是从它们震动全身的运动中产生出来。赫拉克利特，既然一切由之而生和一切由之而灭的火在他看来是提供宇宙一切部分经常旋转的基源的一切因素的本质，他就不能放弃不以火作为灵魂的本质，火可以用喝醉来抑止和用水来扑灭；因此，溺死者经历着两重死亡：肉体的和精神的。这种奇怪的思想在基督教的学者中间颇为流行；主教西勒西亚说当他在海上遇到风暴时如何为自己的灵魂所苦恼。
　　哲学家因占有灵魂而变得骄傲起来，以致轻视肉体，如像后来的基督教徒之所为；对于赫拉克利特肉体是不动的、死板的体积，只要灵魂一旦离它而去，便变为可厌之物，像粪土一般，在爱比沙尔姆（Epicharme）看来灵魂执行肉体的一切职务正是通过眼孔而出现。吹里庇得（Euripide）重复着奥菲士教徒的以太的观念，在人身上只看见灵魂——“肉体是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在活着时我们寄居在它里面，在它死后就归还给养育过它的大地”，这时“灵魂同不死的以太结合起来，保存着一种永远不死的感情”。维琪尔（Virgile）对灵魂的起源作了如下的报道：“人和动物的灵魂都是从同一个基源上产生出来的，这个基源渗透一切，主持、使有活气和推动天、地、水面、发光的月球、太阳和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星球；但是一旦与人间的肉体的物质接触，灵魂就变钝了，成为情欲和肉欲的掳获物，而应当在死后恢复自己的元气”（《埃内得》［Eneide］，VI，724）。
　　用原子来形成灵魂的德谟克利特和赋予灵魂以火的性质的赫拉克利特使它成为某种可以触摸的和物质的东西；柏拉图从它身上清除掉一切物质的东西，使它成为不死的，它先于万物之前而存在。可是，这个没有物质界限的灵魂却是感性的欲望、情欲的起因和理性的基础，而为了使它执行这三重的任务，他就把它分成三部分，分别安置在身体的不同的部分里面。专司感性的欲望的最下部分是安置在胃里，“这是像酒店那样的地方，秘密的藏污纳垢之所，放荡行为和贪淫好色的避难地方”；沉湎于愤怒和好战斗的情欲的中间部分位于心中；最高贵的部分是安置在头脑里，——这是理性；只有它有判断能力和靠辩证法之助能够高升到最高真理的理解；只有它是不朽的，它还管理那支配人的和谐、健康和力量所需要的欲望和情欲的两个其它的部分。
　　到古代世界重新恢复灵魂观念的时候，关于原始人创造灵魂的记忆已完全消失，因此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发给它一张出生证。但是不再用自然现象来说明它的存在，如原始人那样的做法，当他们想出灵魂观念时则向纯粹理性请求靠自己固有的力量去探索它的起源；理性在神的身上找到了它，神的完全现成的观念是偶然的。神的观念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中是灵魂观念进化的终点之一；哲学家倒转了这个次序和把神看作是灵魂理论的出发点，唯灵派的意识形态和柏拉图派的诡辩学说就是证明。
　　民主的群众不知道哲学家苦心解释的结果，即使知道了也不注意：他们没有任何拘束地和不自作聪明地采纳了原始人的观念；他们给予肉体一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这双重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丢掉肉体而复归原形，并且比它的死亡活得更久；像往常一样，哲学家终于承认了群众的观念，被他们领导的群众自然只存在自己的想像中。卢克莱修说：“当四肢让给睡梦的甜蜜的爱抚，而伸开的、沉重的和不动的身体正在休息时，就在这时我们身上有一个另外的我——est aliud tamen in nobis，——却被成千的动机弄得焦急不安”（《物性论》，VII，113—117）。毕达哥拉思的哲学家，赫摩提莫·达·克拉佐麦纳（Hermotimus de Clazomène），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材料来判断，他还在阿纳克萨哥拉之前就断定理性——nous——是万物的起因。赫摩提莫相信他的灵魂为了找寻新事物而离开他出去远游；他的敌人为了结束灵魂的这种游荡行为，有一次在它出去游荡时就把他的身体烧毀了。奥古斯丁时代的著名律师拉伯翁（Labéon）说，死在同一天的两个人的灵魂相遇于十字路口，接到回归自己的尸体的命令，他们都复活了而且结成生死不渝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再次死亡时为止”。圣奥古斯丁在这个问题上与原始人、普通的人民和哲学家持同一种的意见，转述拉伯翁的历史来证明那向基督教徒所许诺的死人的复活（《上帝之城》，ⅩⅩⅡ，28）。
　　人民群众决不愿意把灵魂中的一切物质的东西清除掉，相反地他们希望占有一个物质的灵魂，好在将来的生活中享受他们在人世间失掉了的一切快乐，而秘密神教许诺其信徒的也正是这些快乐。野蛮人所发明的和尽可能加以美化装饰的死后住所又被修缮一新。维琪尔重复这种流行的见解，强迫爱勒（Enée）去访问这幸福之居，在那里幸福者的灵魂被车马包围着，在温和的演技场上练习无伤害的战斗和在那里饮酒作乐（《埃利达》，VI， 637）。
　　父权制时代的人们只须管少数灵魂的住和吃的问题，因为占有灵魂的特权只给予家长；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安置在家庭的坟墓中或家神的祠堂（lararium）里，——这是设在家长住宅最后部分的一个房间，罗马人把祖先的骨灰和蜡制的面具（lares familiares）就保存在这里；他们每天往那里给它们贡献食物。现在，一切人都可以有灵魂，而多数既没有家庭的坟墓，也没有不动产，为这些不断增多的灵魂安排住食问题就要困难得多；出路就是送它们到城郊去，在那里辟一墓园，像原始人的做法一样，遣送它们到山顶去，到他们所小心回避的偏僻的地点去。为了让灵魂安静地呆在那里，罗马人经常给它们上供和在每年五月里有三天给它们杀牲致祭，在这期间把神庙关起来，敬奉只是为死者的灵魂而不是为神而举行。但是灵魂或者由于感到公共坟墓不合意，或者由于它们对自己的饮食不满意，开始到处游荡和折磨活人，像野蛮人的灵魂在天堂发明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大地上重新充满流浪的灵魂，其数目和恶行与日俱增。
　　哲学家和无知之徒，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一致承认空气中充满了游荡的灵魂，引起人们的恐怖、疾病、不幸事故、灾难。一个吕西阳派的哲学家发问道；“难道遇见鬼的人还少吗?有的在黑夜，有的在白天。至于说到我，我看见鬼不止一次，而是十次，千次。开始时我害怕，但是现在我已非常习惯，觉得这是再平常没有的事情，特别是从一个阿拉伯人将受刑的十字架上取下来的铁环给我并且教给我用许多字组成的魔术的公式之时起”（《不信神者》§17）。圣日洛木给以弗所书（II，2；VI，12），——其中使徒保罗说到“人世间的恶鬼”——作注解时说，教会的神父认为空气中充满了恶鬼（plemis est contrariis spiritibus）；《福音书》说耶稣和他的使徒之所以能治好病人是因为从病人身上驱走了恶鬼[24]。教会神父的和耶稣及其使徒们的恶鬼不能是反叛的天使，因为上帝“给它们加上禁闭的锁鏈和投入深渊”，像宙斯将被他打败的提丹的鬼魂禁闭起来一样。其实基督教关于鬼魂的学说只不过是多神教的学说的继续，多神教的学说又是野蛮人的鬼魂学说的重复，所不同的是把它放在民主的文化进步的最后水平上加以修改和补充。柏拉图致力于利用这数不清的充满空气的鬼魂；他给每一个人指定一个鬼魂陪伴他们过一生而且在死后还伴送他们进地狱；因为鬼魂没有地方摆，于是另外一些哲学家就给每个人指派两个鬼魂，一善一恶，供他使用；基督教徒按照自己的习惯总是从柏拉图的哲学中借用这些暂时分派给每个人的保护天使的观念。亚比勒（Apulée），学他的先师柏拉图的榜样，认真研究过恶鬼，研究过它们扰乱空气的风俗，他宣布说，“那激动人心的情欲也使鬼魂激动；它们爱光荣，不义使它们愤怒，而献礼则可以使它们平息：基督教徒认为贪食是这些鬼魂的主要罪过，认为它们钻入人体是为了靠它的营养来生活，并且认为只要斋戒就可以把它们赶走。
　　哲学家以及后来的耶稣和使徒们都认为，为了从活人身上解脱无家可归的灵魂，应当把它们移居到动物身上去。原来柏拉图及其门徒使灵魂这样高度地精神充沛，只是为了以后强迫它们移居到牲畜身上去。但是哲学家留给人的灵魂的牲畜之前途根本上不能适合普通人民的口味，他们希望灵魂有更大的光荣：哲学家抛弃了灵魂移居的观念；他们甚至为了满足人民而不得不非难这个观念。波尔菲里虽然也是柏拉图派，可是也认为把灵魂移居到动物身上去不成体统，须知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子骑在毛驴上，而在毛驴身上却附着他的母亲的灵魂；圣奥古斯丁抗辩道，假如母亲的灵魂移居到儿子将与之通奸的另一妇人身上，这将是更加下流无耻的事。
　　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地中海人民中间复活起来的秘密崇拜保留了野蛮人为直接避开折磨活人的灵魂而发明的死后住所的观念。这种发明是很成功的，以致例如《伊利亚特》一次也沒有提到折磨人的灵魂，而在《伊利亚特》中死者的灵魂拜访活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快一点举行葬仪并且通知在这之后他们任何时候也不离开坟墓住宅。只是在《奥德赛》里才开始重新讲到“灵魂”，它的主角虽然是《伊利亚特》的战士之一，但是《奥德赛》已属于另一环境和另一时代，有另外的风俗和另外的观点[25]。
　　秘密神教复活了原始人的死后住所和他们相信这住所向一切部落成员开放的观念；他们允许一切信徒，不问他们的优点缺点的差别，都可进入天堂，但是反过来对于所有不信教的人，——他们的数目是很大的，这天堂之门是紧紧地关闭着。这是一种侮辱，是不公平的。普鲁塔克转述第奥根尼（Diogènne）的话说：“强盗巴得雄（Patoecion）死后将比爱巴米龙达（Epaminondas）更幸福，只因为他信奉埃勒西的秘密神教！”希腊拉丁世界的民主文化完全采纳了原始人的灵魂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必须加以改变和使之适应于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商品生产上的新的社会条件。

V
地狱的发明


　　出生在工业和商业城市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满足于被它从野蛮人那里夺取来的灵魂的意识形态；于是就用地狱的发明来补足它，地狱这个东西我们在那些尚未与开化的民族接触的原始民族和半开化人当中是连影子也找不出来的。
　　只是在公元前几世纪，死者因生前犯罪而受刑的受苦受难的场所的思想才开始形成。希腊神话的大尔达尔，位于地狱（哈得斯）的下面，有铜的大门和门坎，这里终年不见阳光，或许就是被利用来创造柏拉图派哲学和基督教的宗教的地狱的这个大尔达尔只是一个地下的监狱；在贵族的住宅中都有这样的地狱，用以监禁反抗家长统治的不服从者；例如，宙斯把不服从他的统治的克罗诺斯和提丹们实际上就是关在这种地狱里。地狱中的西喜佛（Sisyphe） 和丹大列（Tantale）及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士所遭受到的惩罚带有私人报仇的性质：宙斯折磨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
　　产生同等报复法的复仇行为对于原始人是个人自卫的方法。原始人发展复仇的情感，给它一种为现代文明人所不能有的生活力和力量，因为对于现代文明人个人复仇失掉了作为自卫方法的意义。让欺负人者简单死去是不能满足的，需要让他经过非刑拷打紧张地死去，恢复了野蛮人和半开化人的可怕的复仇行为的中世纪的诚笃的基督教徒就是这么说的。父权制初期的人们为复仇欲所苦恼，只能理解可怕地好报复的神：宙斯惩罚自己的活着的和死了的敌人，而耶和华把自己的复仇延伸到七代。他们之所以惩罚不是因为犯罪者不服从“铁面无私的正义”的命令，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他们的最高意志的命令；他们的动机不是社会的影响，而是个人的报复；他们是地上的父权的代表；这种权力在自己身上把家庭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它把某一个家庭成员所受的任何欺侮都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根据同样的理由，旧秩序〔30〕之下的司法权是以国王的名义行使，因为国王是民族的最高的专制君主，正如家庭中的家长一样。
　　但是死后惩罚的观念必不可免地同灵魂观念的消灭一起消灭；只是当资产阶级的民主重新引进灵魂观念的时候，它才又复活起来。而事实上，在父权制初期的伊克维和丹大列之后，希腊神话已不再提到地狱里的苦难。但是重新出现的死者惩罚失掉了个人报复的性质而带上集体报复、阶级报复、所谓“社会的报复”的性质，现在报复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保护共同利益的集体的事情。个人报复转化为社会报复完成之日也正是个人主义在社会关系中确立之时，因为古代城市里的阶级斗争把人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手工艺人、小店主和贫苦的公民在反对贵族以夺取其财产和社会权力的斗争中完全一致，这一致是被他们的要求、忿怒和仇恨结合起来的。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对敌人没有加以区别，而是凡能夺到手的一概予以报复，不论是对他们的财产和对他们的人身都集体地予以报复。这个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在秘密神教所复活的来世生活的理解上；所有这些神教都把幸福许诺给自己的信徒；而不信教者，即他们的阶级敌人，则成被投入泥沼和烈火熊熊的池里去。秘密神教同正式的宗教竞争；它们把正式的宗教崇拜所轻蔑的神和希望恢复荣誉；因此在自己复活的初期，它们只能在那些痛感现存社会秩序不合理而希望推翻它的人们中间征募自己的信徒；而它们的阶级故人，即不信教者，正是那些从社会秩序中得到利益和希望它保存下去的人。基督教的历史恰恰证实这种看法：须知基督教正是从手工艺人、卑微的人、穷人和妇女中间，也就是从那些参加暴动来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人们中间征集到自己的第一批信徒。
　　认为为了保证永久的幸福只要成为某种秘密神教的信徒就够了的这种观念假如能够产生和站得住脚，那么只能在少数人的宗派主义的团体里，它们从共同性的精神出发，对自己成员的缺点和缺陷闭目不见，但是这种观念不能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推广。然而灵魂的观念不是秘密神教所能独占的：正因为灵魂观念是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的经济条件所产生和控制了民主的群众的头脑，正因为有可能复活秘密神教和多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秘密崇拜；正因为它们能站起来同正式的宗教相对抗和贬低后者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于是，当秘密神教为了征集信徒而继续许诺他们未来幸福的时候，基督教徒也采取完全同样的做法，这就在最民主的群众中扎下了另一种来世生活的观念。人们之所以对这种来世生活感到兴趣，是为了利用它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正像原始的野蛮人利用自己的来世生活的观念来发展勇敢。于是发明出一种报应的学说，死者的行为要经过阴间法庭审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约瑟夫说，犹太教的叶色依派不承认灵魂搬家之说，认为正直者的灵魂解脫了束缚他们肉体的枷锁之后就进入休息和安静的地点，而恶人的灵魂则将永远受苦难而折磨（《犹太的古代》，XII）。照人必罚，善人必赏，所有人都这么看。柏拉图，主要的诡辩哲学家之一，曾为资产阶级道徳和基督教道德的制定出过力气，他描写过对罪人的惩罚；他在《共和国》第十章里转述了亚尔麦良·赫尔（Arménien Herr）的历史，他被认为是死人而留在战场上。他像耶稣一样复活过来，为了訴说苦难和阴间生活。他说：“灵魂要忍受比生前所犯的每一个不义行为十倍的惩罚……，因此每个犯罪者的惩罚往往都是十倍重……；一群面貌可怖，目光炯炯的人把手脚被缚的犯人带出来，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然后拖着他们走过荆棘丛生的道路并投入大尔达尔里去”。教会的神父为了创造基督教的天堂，只不过把多神教的诡辩派所想出的刑罚加以变化和改良而已。死后赏罚的观念十分流行，以致诗人和招摇撞骗者都占有它。邦达尔警吿人们说；“一切侵犯宙斯的领域的罪行，都得过悲惨的生活和遭到倔强的法官的不可挽回的裁判的劫运”《奥林普颂》，Ⅱ）。维琪尔指给爱勒看了安乐之士的幸福之后，又叫他亲眼看看对那些憎恨自己兄弟，打自己父亲，失信于自己的顾客，保守自己的财产不肯拿出一点来分给自己的亲属等等的人们以及那些破坏了忠诚誓言，追随敌人的旗帜等等的人们的苦刑惩罚（《埃利达》，VI，608）。阿尔非（Orphée）的祭司，据柏拉图和得阿佛拉斯特（Théophraste）说，还在基督教的牧师之前几个世纪就包围着富人之门，使他们相信只要靠祈祷、某种祭祀和魔术就可从上帝那里取得赎买生者和死者的罪过和保证死后幸福生活的权力。
　　古代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等待基督教的到来便巩固地建立了死后赏罚的观念;因此多神教徒责难基督教，说他们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德尔杜梁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责难是正确的，他说：“当我们宣传上帝的法庭时，人们就对我们嘲笑，因为哲学家和诗人同样也在地狱中设了法庭。当我们恐吓说要用地下火来惩罚渎神者时，人们笑得更厉害，因为根据传说在布吕东的王国里流着一条火河。当我们说到天堂，这个上帝为圣者的灵魂准备的和用一条火的地带与住人的世界隔绝的幸福乐土时，我们发现一切人都普遍相信极乐世界”（《寓意故事》，XLVII）。多神教实际上收集了为制造新宗教所需要的一切部分。从原始人的意识形态中复活灵魂和天堂的观念，发明地狱和死后报应的学说，苦心孤诣地编造资产阶级民主的唯灵主义和道德，这些都是很大的工作；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这些宗教的因素和这些哲学的原则结合起来和组织成一个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宗教：这是基督教的工作。
　　秘密神教，虽然其中的多数都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要求的世界主义的神[26]的观念，但仍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它们的神的角色的性别和本性阻碍它们去完成，因而便不能变成一种为一切人所理解的世界性的宗教。
　　萨模特拉士（Samothrace）的秘密神教还能满足任何一个地中海的船主，一般地还能满足卑下的小人物、小店主、手工艺人，但是它们所属的加比尔神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看来是不够高贵的：资产阶级既然强求社会的统治，因而也为自己的宗教的神要求天上的最高位置；加比尔至多只能成为手工业行会的保护者，如同后来基督教的圣徒那样。另一方面，秘密神教德墨忒尔、希伯列、亚述的女神、阿弗罗蒂特、伊西士和其它的女神由于自己的神的性别和男神在她们中间所起的从属的作用等等原因更不能满足这个需要。须知商品生产虽然破坏了父权制的家庭，动摇了古代城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把直接的商品生产者和工业家结合成为一个革命的阶级并且准备了它的胜利：但是它决不打算把妇女从丈夫的羁绊之下解放出来，更没有把家庭的管理权归还她们；而这些秘密神教恰恰使人记起妇女过去曾经是家庭的主人。商品生产的家庭形式力图保护妇女，因此她们需要男性的神。米特拉教（Mithraïsme）〔31〕在军事范围内是非常流行的，基督教徒从这种宗教崇拜借用得太多，以致为了掩盖它们而认真消灭所有记载着这种崇拜的书籍和文件；但是米特拉教不是一种适合的宗教崇拜，虽然它的神也是男性，其所以不适合正因为它是绝对地男性的神，而所需耍的是使这种新宗教也给妇女一席位置，她们在资产阶级家庭中所占的从属位置比在父权制家庭中更低一些。
　　只要妇女信奉米特拉的崇拜，这些困难便可以克服，须知男人也是允许加入妇女的埃勒西的秘密神教：或者可能使加比尔秘密神教的神或手工艺人和卑下的人的其它宗教的神高尚起来，或者赋予妇女的秘密神教的神以男性的特点，而这不是不可能的，须知在埃及的万神殿里可以遇到有男性生殖器的女神，而某些地方的阿弗罗蒂特长有胡子。虽然如此，但还是存在着其它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秘密神教只是地方性的宗教崇拜，只在它们的产地才能被崇奉；因此，很困难，也许不可能使它得到世界主义性的传播；新的宗教应当是充满世界主义精神的，正像商业本身一样。秘密神教德墨忒尔——在希腊拉丁世界中最著名的和最流行的——开始只许埃勒西和雅典的居民信奉；它们最初只在阿提喀为人所知；希罗多德说，斯巴达王得马拉特（Demarate）在四世纪侵占埃勒西时，连神的约尔雪（lolchos）这个秘密神教的主角，女神的伴侣，都毫无所知。但是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虽然没有抢在迦太基之前成为地中海上的第一等海军强国，然而已经成为重耍的商业中心，外地人都往那里汇聚，在这里，在雅典，最终不得不把政治的和宗教的权利给予外地人，不得不允许他们信奉埃勒西的秘密神教，虽然附有交换条件，就是必须居住在阿提喀和说希腊的语言，好让不愿听半开化人语言的女神懂得他们和便他们自己懂得她的训诲；后来已不要求居住在阿提喀，只需要到埃勒西去并在那里加入信教者的团体。国家使秘密神教德墨忒尔成为正式的宗教崇拜是出于商业上的打算，使信教拖延几年并借此加强外地人涌入雅典，小的秘密神教就在那里举行庆典。信教的外国人必须每年回雅典重新请求保留既得的神圣的特权；这个条件不得不限制了信教者的人数和鼓励他们在其它城市创设秘密神教。虽然所有这些秘密的宗教崇拜都宣传灵魂不朽和死后生活的学说，但是它们始终是孤立的，没有用任何的祭司的组织统一起来。埃及的祭司曾经想用伊西士的宗教崇拜来占有全世界；他们周游古代世界的各地，征集信徒；但是，据亚比勒说，在这种宗教崇拜里存在三种相当繁重的信奉的等级，而每一等级都随带着自然物品的或货帀的礼物；这就限制了信教者的数目和禁止穷人或财产不多的人接近，而新的宗教应当是民主的，为人民群众大开方便之门。
　　为了建立自己的宗教，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以利用秘密神教所复活的原始的传说，但是它可能采纳它们的地方孤立性，它们对入教者的挑选和它们的其它的限制性的特点；此外，它还不得不拒绝它们的教条的某些部分，使之适合于商品生产的需要。为了组织这种新宗教曾经作过若干次的尝试：阿尔非教是这种最早和最有名的尝试之一。它的不知名的创造者应当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利用了半开化的特拉士的传说和故事，取消了女性的神，正像后来基督教徒的做法一样；它的上帝底阿利梭·沙葛勒是宙斯的儿子，正像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一样，并且也像耶稣一样成为赎罪的牺牲者，被提丹杀死和吃掉，又被它的父亲复活过来：这个上帝的传教士阿尔非下到地狱去拯救自己的妻子的灵魂。每日都被信徒所感到的基督教的耶稣兼有这两个角色的奇遇。阿尔非教不是地方性的宗教崇拜，它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城市；所有它的宗教仪式都是平易近人的；它不掩盖自己的教义；信徒们在自己的演讲和书信中公开宣传它。但是代替许诺死后的立即的幸福，阿尔非强迫灵魂在地上和地下作六次到九次的游历，而只保证它极其可疑的未来生活；但这种折磨人的和很不可靠的死后生活是不能满足民主群众的愿望的。阿尔非教最后只限于学者和哲学家的小圈子之内；他们把它提炼成为轻视肉体——“这灵魂的监狱”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使之成为即使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也顽强不倔的禁欲主义；而无耻的和粗暴的招摇撞骗之徒却在社会輿论中贬低它。基督教曾经仿效它的事业和从它的教条和教义中得到益处。

VI
最初几世纪基督教的灵魂观念和死后生活的观念


　　灵魂的观念和由它导引出来的后果——死后的赏罚的教义和天堂地狱的观念——在古代世界各阶层居民中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后来基督教徒才占有这些观念来创造新的宗教，他们能赋予这新宗教以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性质。
　　使徒们效法圣保罗的聪明的范例，他曾强迫消灭（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的）讨厌的形式主义，因为保留它就会大大缩小新入教者的人数；使徒们号召男人和女人都来相信新教，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和哪个社会阶级；他们入教既没有特别的挑选，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和无需纳入教费。《使徒行传》记载说，有一次只在一天之内就劝化和征集到三千人之多。凡是收集到了几个信徒的地方，使徒便把他们组织为团体或如他们所称呼的教堂这里应当成为吸引新教友的中心。埃勒西的女神不懂得自己时代的需要，它要求信徒懂希腊语，所有其它的语言在它看来都是半开化的，而正是这个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上帝更知道商品生产的需要，而这些需要要求利用一切语言来同一切文明的和半开化的民族进行商业的交往，因此它在语言关系上没有提出任何的阻难。它给了使徒以“语言的天才”，这种天才许多在古代世界的城市里从事工业和小手工业的犹太人早就具有了。使徒们首先劝化低微的人、手工艺人、穷人入教；因为这些人比富人更需要相信阴间的生活；这种信仰应当在他们忍受不公道和苦难时给他们鼓气和给他们安慰，况且他们已经被劝说得不再相信能够用暴动的方法来加以制止。
　　后来当基督教徒开始向富有的和有教养的阶级出身的人们宣传新教时，他们为了补充自己的宗教教义曾必须抄袭柏拉图派诡辩家的道德学说和唯灵主义的哲学；但是更早一些时候使徒们就在他们经常来往的犹太人的环境中找到了表现为简单的和粗糙的形式的灵魂、天堂和地狱的观念，为使宣传有直接的力量而能打动他们所希望吸收入教的迷信的、愚昧的和不幸的群众，这些观念正是需要。
　　犹太教人的城市是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的舞台，而正是这些变革和斗争动摇了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工商业城市。父权制的家庭解体了，它的配偶联盟拆散了，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家庭。公民虽然重新获得了非物质的灵魂，但是失掉了自己的物质财富，他们就同手工艺人、小店主、工业家结成联盟来夺取富人的财产和政权。耶和华，这位亚伯拉罕的父权制的上帝，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而成为贫穷者和有产者的蛊惑性的上帝，这是宙斯和其他希腊拉丁的多神教的神所不知道也不能做的。还在耶稣公元前七世纪耶和华就以自己的预言的强有力的声音抨击犹太教人中的富人，并且庄严地宣布把正义给予那些瓜分自己的压迫者的财产的穷人。
　　以赛亚预言说：“耶和华起来辩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伏强暴人的狂傲。……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以赛亚书》，Ⅲ，14；XI，5；V，8；XIII，11和17）。参加暴动的民主派强迫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抢劫和屠杀负责。这个神的同谋者恰恰是犹太人的民主的特点。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强迫他们的神和女神干预他们的内战：耶和华是地中海民族的万神殿中唯一民主的神；正因为犹太人把他由父权制的神变为疯狂的煽动家，他荣幸地被选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的神。
　　穷人之所以相信新教是因为使徒对他们说到以赛亚的预言，“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乏人必安然躺卧……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我造耶路撒冷……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必不徒然劳碌，……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比傅利叶的最大胆的幻想先想到，上帝许诺动物和平正如许诺人们和平一样：“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以赛亚书》，XIV，30；XIII，12；LXV，19-22；XIV，7，XI，6-7）。
　　但是这个上帝的煽动家只是许诺人间的幸福是不够的；他宣布要建立一个迷人的耶路撒冷，“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以赛亚书》，XXVI，19， LXV，18）。而为了使这些被选拔的人满足这些欢乐的措施，他们将看到自己的敌人——富人“在不灭之中燃烧”。使徒们就用这些煽动性的预言来鼓舞穷人的热情；他们不断地给他们说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他们将走进预许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将过逍遙自在的日子，而他们的压迫者则将受永久之火的烧烤。
　　需要使那些满怀仇恨与忿怒、被不能遏止的欲望所苦恼的原始的基督教徒被这些粗卑的希望所麻醉；他们感到自己过于无力了，不可能再像希腊和犹太教的民主群众那样起来暴动，夺取他们的政权和瓜分他们的财产。民主的英雄世纪已经过去了。耶稣和使徒们责难用剑；他们像斯多葛派和使自己的侨民住满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的犹太人那样宣传忍让[27]。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不论什么样的暴动都是这么的软弱无力，离开人世间解放的思想是这么远，以致使徒们劝化穷人和奴隶相信新教没有想到他们的解放；相反地，他们教人相信：“各人蒙台的时候是什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哥林多前书兄VII，20）。使徒彼得和保罗吩咐奴隶不要逃避奴役，而耍加倍巴结地上的主人，以便邀得上天主人的垂爱。使徒们和教堂的牧师违反他们的煽惑人心的花言巧语，不去威胁富人的权利；而既然后者也同穷人一样希望未来生活的幸福，那末一到他们停止害怕失掉现世生活的财产时，他们就转向许诺他们未来生活的新教。一方面是煽惑的，另一方面又是寡头政治的，这个两重性保证基督教在穷人中和在富人中都获得成功。
　　原始基督教徒决不是像古代城市的民主派那样的不安分子，而是像阿尔非教徒那样满足于不分“你的”和“我的”小的团体的组织；这些团体他们称为教会。《使徒行传》关于这些团体作了有价值的详细介紹；它们的成员参加了耶稣肉体的圣餐，便成为圣徒；这些团体在极贫弱的范围内实现了煽惑人心的耶和华所许给自己的信徒的幸福；他们给自己的圣徒一份贫乏的口粮，这同希腊和犹太教人的民主派在战胜和杀死富人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之后所举行的狂饮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圣徒和信徒，后者是对那些住在团体外面的基督教徒的称呼，不能在这里，在地上消除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忿怒和满足自己的食欲，因此他们就听天由命和把自己的欲望的完全满足期待于死后生活。教会在最坏的场合只不过是对它所允许享受的快乐的一种刺激的工具而已。当基督教成了统治的宗教的时候，原始的团体就变成粗野的和残忍的修道士的修道院，变成教皇和教主推行暴力政治的工具。
　　许给一切信徒的未来生活是新密教的不可抗拒的饵。大门为一切人敞开着；使徒把教义和死后幸福分赠给一切来的人，没有曾经阻止非信徒加入秘密神教的一切烦琐的入教形式；他们劝化大批大批的群众加入基督教，像中世纪的教皇使节在战斗之前给那些准备去杀戮邪教徒的军队忏悔和赦免一样。《使徒行传》（II，41-42）说在一天之内就劝化了三千个穷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们，特别是圣彼得，都是些聪明人，他们准备拿精神信仰来果腹。
　　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徒所构成的灵魂观念很像原始人的观念。灵魂是一个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睡眠和死把他从肉体的躯壳中解放出来。圣保罗说；“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XV，18），为了唤醒他们，只需重新把那双重人放进尸体里去就行了。富有的基督教徒，据德尔杜阳说（《辩护》，§42），像埃及人一样用香料防腐尸体，以便保留灵魂的住宅；正因为这个原因，基督教禁止烧毁尸体和使人相信土埋。还在圣奥古斯丁〔32〕时期基督教徒中存在着对灵魂复归于死者肉体而复活的信仰；为了证明这是真理，奥古斯丁就从异教徒的著作借用证据和引证前面转述过的拉伯翁（Labéon）的历史。
　　使徒们，或许除开圣保罗，都不知道希腊的唯灵派和诡辩派加紧解释的结果；即便他们知道，也没有加以考虑。哲学家的非物质的灵魂在他们看来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像他们的新入教者一样，他们只关心着肉体，希望它复活。以赛亚和他的爱煽动的上帝很好地办妥了自己的事情。圣徒问圣保罗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问题是困难的；陷在诡辩派关于“血性的身体”和“灵性的身体”的微妙的混乱之中，他最后只得轻率地断定可朽坏的身体“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XV，35，44）。圣奥古斯丁不允许怀疑使徒的话并从自己方面同样也相信肉体的不朽，基督教还没有像阿尔非教那样劝人轻视肉体。圣保罗虽然自夸知识渊博，但他首先是一个爱煽动的鼓动家。他知道当需要使群众信服某种东西的时候，那末某种可信和不可信的事实，假如经常唠叨它，假如做出对它确信的样子，是会比诡辩派的最巧妙的推理更为有效的：他毫不犹豫地宣称耶稣有血有肉地复活了，他显给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再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显给雅各看，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他保罗看。他的结论是只要耶稣能复活，死人也就能复活，“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兄XV，5-8，13）。谁能不相信这样不可辩驳的论据呢？圣奥古斯丁又提供了其它的同样的证据：“全世界都在传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带着复活时的肉体升天；假如这是不可信的，那末为什么全世界都相信这件事呢?”（《上帝的城》，XXII，§5）。为了作证，人们还引用以赛亚的预言和引用转述过他的预言的圣路加。这些无可辩驳的论据在基督教徒中产生了对复活这么强固的信念，以致他们甚至发生耶稣复活时是否有阴莖的包皮的争论。使徒和教会的神父并不比迷信的群众的知识水平高出多少，首先就屈服于自己的论据；因此他们的宣传是这样有力。
　　最初几世纪的基督教徒比之原始人还少一点唯心主义，不能了解没有肉体存在的灵魂存在。阿利日纳（Origéne）断言只有上帝才是无形体的，而圣巴惹列（Saint Bazile）则直截了当地给天使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肉体。德尔杜阳举出肉体不朽的决定的根据，他说：“人应当必然地成为他过去的那个样子，以便从上帝那里接受应得的赏罚…，因为灵魂只有同它所依附的物体结合在一起才有感觉，而这物体就是肉；还因为灵魂应有一个肉体和同肉体一起承受根据上帝法庭的裁判它所应受的待遇”（《辩护》，§48）。使徒、教会的神父和信徒不能想像未来生活的处罚和享乐如果没有肉体参加是怎么回事。
　　但是“复活”引起了困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曾使教会的神父大伤脑筋，野蛮人克服这个困难是承认灵魂的非肉体性。圣奥古斯丁保留了这样深思熟虑的某些结果作为教训说给信徒听。人们问道：肉体如何能复活？它们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既然天上占统治的是平等，那就可以断定一切肉体复活时都是同样的身材，同样的美丽和同样的年龄；丑陋将被矫正，而既然耶稣死在盛年，因而他的年龄是幸福的年龄；年老的会变年軽，为的不超过他，而年轻的将变年老，为的达到他的年龄。妇女允不允许进天堂？关于这个问题有过非常多的争论和严重的争论。当她们想进来的时候赏以闭门羹是不礼貌的；她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太多，并在其中占着非常大的位置；其次富家的妇女捐献钱财不可胜数，而所有她们都是勇敢的和热心的宣传家。必须屈服和允许她们进天堂，因为在地上非常需要她们的财产和她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只有当她们在天堂的门口丟下自己的性别才能深入天堂里去；于是决定让她们复活为男性，无疑地是由于害怕被选者将带着圣者所用以淫乱教会的热情去淫乱天堂，对这件事圣彼得和圣保罗是颇有怨言的。野蛮人不认为性交是什么不道德的和耻辱的事，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是宣布这些性交行为将在另一世界里继续，但在这里不会有生孩子的不便，因为妇女将变成为影子，而影子是不能生育的。另外一些神父则相信妇女带着自己的性复活，但是性在天上没有任何用处，因为被选者争唯一职务和唯一的乐趣是上帝的直观。这个重要的和意义重大而问题在圣奥古斯丁时代还不能解决；但是它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圣主教赫波（Hippone）同意第二种意见；但是他的惊人的“天才”却专心于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的研究。既然被选者应当时时刻刻直观上帝，那末，她们是不是有可能闭眼睛？他非常肯定地指出：“永远不合眼是很讨厌的，但是失掉看见上帝，那怕是一瞬间，将更加讨厌”。教会的这座光明的灯塔摆脱困境的办法是劝人相信被选者即使闭上眼皮也能继续看见上帝的姿容。《上帝的城》，这部知识渊博的和对基督教会作了崇高描写的巧妙的著作，只不过是热烈的和富有或染力的德尔杜阳的《辩护》的废话连篇的和常常是混乱的和鄙俗的烦琐叙述而已，《上帝的城》用了第二十二册和最后一册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被复活的教条所提出的这样麻烦的问题。
　　基督教会追随秘密神教许诺灵魂不朽和死后生活的幸福。“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VI，51，54，56）。在古代世界复活起来的新的崇拜在自己的仪式上恢复了原始时代的习俗；底阿里梭秘密神教和阿尔非教的信徒举行宴会，要吃生肉，为的是不忘记人们还不知道用火来烹调的那个时代；基督教的神秘的吃神肉的圣餐使人想起原始人的人肉宴。在这种圣餐宴席上耶稣代替羔羊而成为牺牲者和主要的菜食，参加过这种宴会的信徒不论作什么事都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基督附在他们的身上，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都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因为，假如上帝处罚自己的儿子耶稣受永久的苦难，这是淫秽的顶点。所以吃耶稣肉体的人能够像金子掉落在污泥里而不玷污一样”。
　　基督教也像秘密神教一样，开始时也向自己的信徒保证最无条件的不受惩罚;这种信仰在圣奥古斯丁时代还很流行，而奥古斯丁则认为这种信仰太过直率。无论如何这个心软的教会之父宣判不信新教的人应受永劫之火的焚烧，他劝人相信那些“落入异端邪说和回到偶像崇拜的信徒”，——这是基督教徒所能犯的最可怕的罪行，——“绝不会永远死去，因为他们吃了救世主的肉体。他们的不信神的程度无疑地会使他们受较长时间的惩罚，但它不是永久的《上帝的城》，XXI）。地狱和它的永久的苦难只是为非信徒才发明出来的，天主教会至今还信奉这个教条。它说，在教会以外是无救的。
　　使徒们宣传一切人相信新教，不问他们的民族性、社会地位和道德；他们把教友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对付不信教的、应受仇视的敌人的团体，因为没有勇气和他们厮杀。但是，如果世界主义的和爱煽动的基督教的上帝不知道有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和半开化人；如果他不把奴隶同自由人，穷人同富人，罪人与恶人同无罪的与有德行的人分开，然而他却把人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信徒和非信徒。凡是信教的人都接受洗礼和参加吃耶稣肉的圣餐会，便是“入圣”；他们都变成了“耶稣的兄弟”，即使犯了恶行和在教会中继续满足这些行为，如圣保罗和圣彼得对它的谴责，他们还是保证可享永久的幸福。但是非信徒即便是德行的模范，也要被罚在“地狱之火”里永久受烧烤。“他们的身体不死，烧他们的火也永不熄灭”。
　　但是永久的火烧之刑引起了非难之声。有人说，火烧不死，这不是人体的本性。对一切问题都准备作回答的、毫不动摇的圣奥古斯丁回答说：“圣书教导我们，在犯罪之前，人体的本性是不死的，在死者复活时，它将恢复到自己的原始状态”；因此，它是烧不死的。德尔杜阳声称：“地狱之火使肉体不朽，因为有两种火：一种是毁灭的；另一种是保存的；火山永远燃烧而永远存在”（《辩护》，§48）。圣奥古斯丁恢复了德尔杜阳的论据并加补充说：“请蝾螈：它在火里活着（中世纪迷信认为蝾螈不怕火烧。——译者）”。但是非信徒指出，火这种原素是同蝾螈的本性适合的；它不使它感到痛苦。这位有学问的教会之父答辩说：上帝将改变这个而使得火同受刑者的肉体的本性相适应。但是永久忍受的痛苦一旦成为习惯，没有痛苦感觉的时刻就会到来。对这问题大可放心，上帝将不断更新给予受刑者的痛苦，——这是温柔的圣徒得意洋洋的回答。
　　基督教的上帝被自由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道德家描述为柔媚的和人道的，但在公元之初却是一个残酷的创子手，杀人无厌和办法多端。圣保罗说：“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1，7—9），宙斯迫令处罚自己的敌人远远离开他的眼睛：普罗米修士在高加索，而丹大列在大尔达尔；基督教的上帝想到在他的信徒身上也像在他身上一样有刽子手的残酷的灵魂，许诺他们看到罪人永久受折磨的有趣的场面作为天上的赏心乐事（《以塞亚书》，LXVI，24）。
　　基督教没有带来“邻人之爱”；它复活了古代的复仇同它的残酷性和一套仪式。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只有当他们亲手报了仇之时才会心安理得；当民法取消了个人的复仇权时，受害者的儿子，或者没有儿子就是他的近亲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可以在犯人受刑时到场，但是已不允许亲手去执行，而这种亲手复仇的办法在贝里克利和哲学家的雅典还是流行的。如圣保罗说，耶稣就曾亲自向不信教的人报过仇，上帝，他的父亲，和被选者将永远因他们的受难而感到饱足：不信教者的受苦刑是天主的权力和光荣而显明证据。
　　当基督教开始渗入多神教社会的比较文明的阶层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也应当文明化起来，以便站到他们的水平上；他们失掉了野蛮人亲手复仇和在犯人受刑时亲自到场的习惯；他们把惩罚不信教者的责任委托给下属，即魔鬼，他们迫令魔鬼到远离他们的地狱里去惩罚罪人。野蛮人为了摆脱折磨他们的鬼魂，就把他们送到极乐的安居之所去继续死后的生活；基督教以为如要使城市和乡村摆叫魔鬼只有把他们关闭在地狱里，给他们一个愜意的事业，代替折磨活人而让他们去惩办死人。在他们以前多神教徒就曾想过给魔鬼这种消遣；柏拉图委托他们惩办有罪的人。赫雪得只知道把他们变成宙斯和正义女神的警察和宪兵。
　　基督教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它甚至连自己的荒诞不经之谈和自己的粗俗的迷信也没有发明一点，但是它占有为秘密神教和阿尔非教所不知道的无可比拟的技巧，借以满足民主群众的智慧的和感情的，欲望的和嗜好的需要；它知道同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结合在一起，而同时又知道安慰富人，办法就是把命运的不公道的改正、善行的奖赏和他们的状况和福利的平等化都推到另一世界去解决。违反了自己当初的爱煽动的作风，——现在它成了有产阶级的安全阀；它因为废除了秘密神教的祭祀仪式而成功地赋予自己以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性质，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要求的：它的成功还由于它没有把自己的崇拜死死地固定在某一城市或一个民族之内；相反地，它把它带到一切地点，把一切人，无分身分和状况统通都包容进来并把一切团体组成为一个教会的组织，这组织最后终于变成牧师的统治。基督教开始时是把秘密神教所使之流行的原始传说和灵魂观念复活起来和加以具体化，借以吸引粗俗的和迷信的穷人；而当它保有这个支撑点和获得了防卫和攻击的力量之时，它为了进行夺取智力发达的和有教养的社会阶级的斗争，就去搜寻希腊哲学的唯灵主义结论的尖端和用谄媚的和虚伪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残酷，这种面具是一切剥削的和人道的资产阶级的宗教所不得不带的。



[1] 语言——verbum，logos，——后者在柏拉图著作中有理性、智慧的意义（假使没有语言，理性和智慧实际上又是什么呢?），——只说明人类的特点。罗马人称呼新生儿为“in-fans”（不说话的）这种奇异的、只有人类才有的特性在野蛮人的朴素的和最丰富的想像中产生出这么强烈的印象，以致使他们误认为语言是离开它居所表示的事物而独立的存在；语言是物的灵魂，它们的形象（agalmata），据赫拉克利特说：它们像有生命的活东西一样动作。希腊人相信咒骂父母就会把地狱（hadés）里的爱伦尼（Eryrnnies）唤醒并把她们引到世界上来。咒骂在犹太人和中国人中间具有这么可怕的力量，以致他们把咒骂自己父亲的儿子处死。谁知道某一个名字，他对这个人就握有一种魔力，因此野蛮人总是对生人隐讳自己的名字。一直到现在（拉法格写本书时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译者）中国权贵家庭成员的私名还是不为人所知。在死的恐吓之下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只能用封号称呼他：“人民的太阳，蓝色的火花”等等。上帝的名字《圣经》是保守秘密的；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基督教徒都不知道它，谁知道了它，他只要一说这句话就能使上帝执行自己的全部的愿望。波萨尼亚说，向信徒公开卡比里格（Kabriques）诸神和亚尔加第（arcadienne）的德士班纳（Despoina，圣母）的名字是他们的入教仪式之一。柏尔德洛说：“相信语言的威力是对科学威力的一种朦胧的预感，靠着科学威力人总有一天会控制自然；它也使人产生一种信念，只靠咒语的幻术的公式的力量就能咒神和驾驭他们。”《勒兰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讲》）

[2] 巴士嘉说：谁也不知道，而只能猜想他是睡还是醒，因为人会梦见他是醒的……因此，假使我们一生的一半是在梦中度过，那末谁又知道我们自认为醒着的生活的一半不是另外一个梦，由这个梦里醒过来正是我们认为睡熟的时候。”《《思想》，VIII，Ⅰ）

[3] 公元前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中国古书上称为栗特人。——译者

[4] 假如传说保留着对死者的记忆而没有遗忘，那末死者的灵魂便成为奇谈怪事的中心。当这些灵魂继续在活人的记忆中存在时，便靠奇迹而使自己得到好处，因为野蛮人惯于把奇迹归功于灵魂；因此在一切场合都向它们求诉，最后自然而然地，不为原始人所觉察地，这些灵魂便变成髙等的有生之物——神。
　　希腊文“daimon”和它的派生字指出这个进化的阶段。在单数中是指精神，在多数中是指死者的影子。它是由动词“daiomai”（分割、分开）而来，并反映野蛮人的观念，野蛮人把人分割、分开和分解为固体和像空气一样的灵魂。荷马、赫雪得和埃斯库勒斯利用这个字来表示神，神在移居于奥林普山之前也同耶稣一样是生活在地上。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I，222；Ⅲ，420，；V，438;XI，792；XVⅢ，98等等）。教会的神父利用这个字标示魔鬼——恶的灵魂。由它派生出的“daimonion”一词，在古典的著作中是作“神”解，在教会作家的笔下作魔鬼——不纯洁的灵魂——魔王解，由它派生的“daimonion”（敬若神明）是被尊敬的意思。基督教徒给“daimonio”一词的意义是在魔鬼的统治之下。

[5] 1902年1月10日的《时报》记载着一个挪威的传教士，他向准备杀害他的沙卡拉夫人（Sakalaves，马达加斯加的黑人民族）说，他的灵魂将停留在他们中间；由于害怕他的灵魂复仇，他们就放他活命。

[6] 芬兰的民间英雄颂歌。

[7] Valhala，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战死的英雄的安魂之所。——译者

[8] Valkyries，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她们帮助英雄们进行战斗，并将阵亡将士引入瓦尔加拉宫。——译者

[9] 假如把丰富的、诗意的希腊神话从加强的象征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解释——古典时代和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家和诗人曾用这些解释来使它变得干燥无味和模糊不清——的后果中解放出来；假如把它从德国的神话学家及其盲从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模仿者所带进这些解律的最后的混乱中解放出来，那末它就变成史前期的风俗的无价的宝藏，使我们牢牢记着那些旅行家和人类学家亲见见亲闻的继续存在于现代野蛮民族的习俗。在《普罗米修士的神话》一文中我研究过赫雪得、埃斯库勒斯和荷马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都说到奥林普实行父权制。

[10] Aztecs，墨西哥古代的民族。——译者

[11] Algonquins，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译者

[12] Théognis，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诗人。——译者

[13] 《伊利亚特》是许多不同地点和不同时期形成的民歌的结集，它按需要记载着不同的风俗和信仰，在第十六首歌中宙斯不给自己的儿子沙尔白东许诺来世的生活，而在第二十三首歌中巴特洛克的灵魂却请求阿基列加速他的葬仪，好使他能到冥府去，“在他受到火葬的殊荣之后，他是再也不会从冥府跑回来了。”

[14] 需要供养死者的这种观点是普遍流行的。奇怪的是，必须确定，它在法国一直继续存在到十七世纪。李加梭利（Ricasoli），意大利派驻佛朗沙阿（Francois）一世宫廷的公使，写道：“虽然国王死了，但是早晚还给他送去他平时爱吃的菜食：这将继续到他埋葬时为止。餐桌周围坐着红衣主教杜龙（Tournon），海军将领和生前陪他吃饭的其他显贵。好像他还活着一样，人们为他举行试膳仪式，就是御前大臣尝尝菜肴和饮料，然后以上帝名义把这一切分给穷人”（1547年5月13日《封·麦底西》[Fonds Medicis]的通信。为1894年7月15日的《小时报》（Petit Temps）所引用）。泰纳说，生在路易十四时代的圣佛阿（Saint Foix）在他的《巴黎史略》一著中讲到国王死后四十日内如何在他的蜡像前摆设供桌，主教祝福菜肴和在食前食后念祷文。

[15] 希腊群岛的古代民族。—译者

[16] 维克多·柏拉尔不久前在自己的著作《腓尼基人和奥德赛》（1902年）里指出荷马的诗对于地中海的海盗和船员富有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十分准确，几乎每一个词都可以用在现代海员的指南里。

[17] 现存的最古老的货币可追溯到七世纪。埃惹岛上的吕底亚（Lydie）王最早把金的和织的货币铸成乌龟形。米勒、爱非斯和福塞（Phocée）的希腊人占有了这种新事业井且用金子和金银合金来铸造货币。以前用作交换手段的是金砂或形式不规则的金锭，用银子、金子和金银合金制成的指环和薄片。在埃及和前亚细亚的一些城市里发现的碑文说到有确切的和一定重量的锭子。

[18] Argonaut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们曾由伊阿宋领导乘船往科尔希达去取神龙所守护的金羊毛。——译者

[19] 法国的革命，民主派与贵族之间的这个阶级斗争，把古代城市的反复无常的内战重新搬演于扩大到民族范围的舞台之上：贵族家庭的年轻的后代同资产阶级合谋推翻贵族的政府，从贵族和教堂手上夺取他们的土地和瓜分他们的财产：革命者把自己放在“暴君”波拿巴特（Bonaparte）的保护之下，以求保住窃得的财产和夺得的政权；贵族则同外国敌人勾结，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特权。英国革命也同样经过这些阶段。

[20] 为基督教所承认的中世纪手工艺人也使宗教适应于自己的职业组织的需要。巴黎的神学系在1609年宣判鞍匠、鞋匠、裁缝、帽匠和制刀匠的行会仪式犯了渎神罪，因为他们在加入行会时模仿神圣的天主教仪式。

[21] 柏尔得洛说，古代手工艺人是这样小心谨慎地保守着自己的职业秘密，以致金属的加工，——根据亚里士多德、蒲宁和威特鲁夫和公元前二世纪莱顿的纸草纸古本文献的记载，——大大落后于几千年来手工艺人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六千年前迦勒底人祭祀时供奉的小雕像和公元前三千年制作的安得马（Entema）银瓶的化学分析使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正确的评价。野蛮人用以代替磨光的石头制成的工具和武器的青铜的工具和武器通常都用砷来使之硬化，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手稿里才讲到这种合金。

[22] 埃勒西的神秘宗教曾使人们大费笔墨。神话学家对德墨忒尔在她的女儿被布吕东抢走时的悲痛和几天后女儿回来时她的快乐作了非常阴暗的解释。——这悲喜的舞台场面是母性的失望和幸福的戏剧化的重演。当父权制的时代胜利，人们把那被父亲或兄弟出卖的女子用诡计或暴力带到夫家去生活，这时感到失望悲痛，而当为了安慰这个少女，每年允许她回娘家住几天，这时又感到幸福。很可能这些埃勒西的女祭司知道这些仪式的意义，同样也知道父权制以前时代的传说和故事的意义，但是她们只向选拔的信徒传授和讲解。或许这些女祭司曾经把父权制统治的传说转吿了埃斯库勒斯，他才在自己的《普罗米修士》中复述了这些传说，或许她们曾把这种出色的家庭形式吿诉了柏拉图，所以柏拉图在自己的《共和国》里认为只有战士才就享有它。除了他，任何一个古代的作家也没有述及的这种家庭的组织决不是乌托邦哲学家的空想，而是一种原始的家庭形式的准确的记述；路易士·摩尔根重新发现了这种家庭形式并按照夏威夷土人的回忆记录下来，它在那里消灭只是在欧洲人发现圣得维赤群岛不久以前的事。

[23] 军队以前只是由享有公民权的有财产的公民来组成的，后来逐渐为雇佣兵所代替。德摩士台纳说，在派去打阿朗日的军队中有四千个公民和一万个雇佣兵，而在色诺勒被菲力普击败的军队中只有二千个雅典的和得班的公民和一万五千个雇佣兵。

[24] 《马太福音》，IX，32；XI，18；XII，22；XVII， 15；《马可福音》，I，23；IX，17；《路加福音》，IV，33；VII，33；VIII，27;IX，39；XIII，11）《约翰福音》，X，20；《使徒行传》，XVI，16；XIX，13，等等。

[25] 《奥德赛》是地中海海盗和海员的诗；《伊利亚特》是父权制英雄的诗。《奥德赛》的语言有丰富的抽象词汇和术语用来表现理性创造的概念；这是前进的精神发展的无可争辩的标帜；在《奥德赛》中我们找到对神的另一种见解。《伊利亚特》的神几乎同人没有区别：他们参加人们的斗争，为了他们的事业而战斗，或者和他们站在对立面，或者和他们在一起；《奥德赛》的神是这么高，高得使人不敢去同他们较量，离开人们这么远，远得不再参加人间的纠纷。

[26] “面貌多变的和名字繁多的”赫加特（Hecate），对他的祭祀被阿尔非教徒在希腊推广开来，他很像几乎到处都受尊敬的伊西士一样。

[27] 软弱无力的垂头丧气的情绪在基督教出现时已在古代世界普遍流行；它已存在几个世纪并且产生了得阿尼和希腊诗人的厌世思想，也产生了《传道书》、《诗篇》、《箴言》和《约伯记》的作者的厌世思想。
　　自父权制家庭解体之时起，个人便失掉了他在生活变化时在家庭里所遇到的那种帮助和庇护；他感到在社会上是孤立的，社会的成员进行相互的斗争，在那里人同人像狼一样；他只能指靠自己的力量。凡未占有财富这种社会斗争武器的人命定要遭受灾难；既然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状况的出路，他们遂自暴自弃，悲观失望；这种情绪反映在期多葛派这种被社会战败者的卑躬屈节的哲学上，在勇敢的假面具之下斯多葛派还在基督教之前就宣传了奴隶的胆怯的忍让。


〔22〕 约瑟夫·富拉维，犹太人，公元一世纪罗马的历史家。——第131页

〔23〕 亚里士多吉东和哈尔摩提，雅典的两个青年贵族，在公元前514年他们把亲密的朋友聚在一起企图谋杀吉皮亚和吉巴克，为的是给这两个青年中的一人的姊妹受侮辱报仇。结果他们在街上把吉巴克杀死了，同时这两个青年也送了性命。吉皮亚和吉巴克是“暴君”，所谓暴君在当时是指用民主革命的力量夺取政权的人。后来贵族中的庸人和诗人把这两个青年变为杀死暴君的英雄；贵族把“合法的”政权，即自己的土地的、贵族的政权加以神化，因此就给他们塑像，设纪念碑，并且把他们的灵魂送进所谓贵族的天堂等等。——第134页

〔24〕 邦达尔，希腊的抒情诗人，生在公元前522—448年。——第138页

〔25〕 埃斯库勒斯最后的三部曲“奥瑞斯特亚”分为三部悲剧：《阿伽门农》、《祭酒人》——这是对祭祀时带着祭酒的妇女的称呼，——和《降福女神》。奥瑞斯特亚的内容是讲阿特里德氏族在他们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阿伽门农和奥瑞斯特的身上所演出的命运。就情节的紧张来说，奥瑞斯特亚被公认为埃斯库勒斯的最好的作品。——第143页

〔26〕 《旧约》的七十个注释家，其实是希腊文的翻译者。——第149页

〔27〕 肩衣——基督教牧师的衣服上的一部分。——第158页

〔28〕 社会经济的改变是一切阶级社会（也包括古代的、父权制的社会——这是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碎片）改变的基本的、归根结底是决定的原因。父权制的经济单位，由大的总和的集体——公社——的共同的经济利益联结起来的父权制的家庭在拉法格所指出的经济改变的影响之下而分化为各个经济单位，即以参加大集体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单位分开；经济的联系、结合之点——共同的经济利益——在那种使参加父权制大家庭的各个小家庭的利益孤立化的经济改变的压力之下而削弱了。这些经济现象是在父权制社会的深处发生的，不仅不能被崩溃的同时代人（既包括父权制的“思想上的代言人”，也包括产生于商业中心的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上的代言人”）所看出和觉察出来，而且也停留在与我们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有学问的思想上的代言人的意识之外。不难理解，父权制秩序崩溃的同时代人只考虑到眼睛所看到的事情，父权制社会表面发生的事情，即崩溃，父权制的家庭分解为个别的、带有个人主义利益的个人的家庭，并且把这个过程看做是父权制关系灭亡的决定的、最后的原因，而这个崩溃时代的同时代的“思想上的代言人”曾经为拥护和反对新的社会经济的新生的家庭形式，为拥护学反对新兴的社会的新生的联系而作过斗争和组织过斗争，可能只是模糊地预感到——而且也只是他们中的最有才干的、最锐敏的人一所发生的事件，即社会经济的改变的基本的、深刻的原因。——第160页

〔29〕 翻译不出的双关谐语。“唯灵论者，唯灵主义的哲学”其词根都是spiritus——精神，呼吸，而在现代医学的拉丁名词里spiritus vini是指酒精，——最高幸福不只是指那些在唯灵主义的哲学方面犯了罪的人们。——第164页

〔30〕 旧秩序，ansien régime，法国历史家是这样称呼伟大的法国革命前的时代。——第172页

〔31〕 米特拉教是古代伊朗的米特拉神的崇拜。米特拉特别是伊朗人的军事上的神。——第176页

〔32〕 吉朋的主教奥古斯丁的时代相当于四世纪之末和五世纪之初。——第 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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