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上帝的信仰


Ⅰ 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Ⅱ 野蛮人中神的观念之自然的根源
Ⅲ 有产者中上帝信仰的经济根源
Ⅳ 上帝观念的发展
Ⅴ 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Ⅰ
资产阶级的信宗教与无产阶级的不信宗教


　　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在两位著名的学者——白德罗（Berthelot）和赫克尔（Haeckel）的预兆之下在罗马，在梵蒂岗的面前，给自己筑起了讲坛，以便用霹雳式的演讲去攻击天主教，它的教权主义的等级制度和一成不变的教条正是梵蒂岗心目中的宗教。
　　自由思想家是否认为只要他们创造了审判天主教的法庭就能一般地摆脱神的信仰这个一切宗教的根本基础呢？他们是否认为资产阶级，他们所属的这个阶级没有基督教也能行？天主教只是基督教的一种表现而已。
　　基督教虽然也能适应于其它的社会形式，但它主要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剥削雇佣劳动上面的社会的宗教；所以不论人们怎么说和怎么做作，它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是资产阶级的宗教。十多世纪以来一切资产阶级的运动——甚至为了组织、解放或由它的一个新的阶层夺取政权——都因宗教危机而复杂化了；资产阶级常常用基督教来掩盖自己所追求其胜利的物质利益，他们声言要改革宗教和使它恢复圣主的纯洁的教义。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33〕以为可以在法国根绝基督教，就以无比的毅力来迫害僧侣）共中我彻底的人认为只要对上帝的信仰还存住，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用命令来取消上帝，把它当作编制之外的官员来处理，而代之以理性的女神。但是当革命的狂热一过，罗伯士庇尔又用一纸命令恢复了“最高存在者”，因为“上帝”之名还不能被接受；再过几个月牧师就从自己的隐秘的角落里爬了出来，打开了教堂之门，信徒又涌向教堂去，而邦拉巴特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平民，签署了康柯尔达特（Concordat）〔34〕。于是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情感的、徒有其表的、滑稽可笑的、由夏多布利昂[1]弄得更适合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口味的基督教。
　　自由思想家中的聪明人，不顾明显的事实，在过去和现在始终肯定说，科学能够使人的头脑摆脱上帝的观念，使这种观念对于宇宙的机器的理解成为无用之物。然而科学中人除了少数的例外，都还在上帝信仰的魅力之下。假如学者在自己的领域内，照拉卜拉斯说，为了说明他所研究的现象不需要上帝的假设，那末在需要弄清楚不是他研究范围内的现象的地方，他就不敢说上帝的假设是无用的；而且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为了使社会的机构正确发挥职能和对人民群众发生道德影响，上帝多少还是必要的[2]。可是，上帝的观念不仅在人们的头脑中没有消散，并且最粗俗的迷信不是在穷乡僻壤和在愚昧者中而是在文明化了的通都大邑和在有教养的有产者中间繁荣旺盛：一部分人同鬼魂开谈判，为的是想探听阴间的消息；另一部分人则跪在柏杜亚的圣安东（St.Antoine de Padoue）〔35〕之前，为的是想找回失物或测出可以得奖的彩票的号码，想通过綜合技术学校的考试等等；他们向手相术士、向作梦的人（梦行者）、向女算命者请教，为的是想知道未来，解释梦境等等。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不能保护他们免除愚味的迷信。
　　但是，正当宗教的情在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中继续活跃和表现着千姿万态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却表现着对宗教的没有根据的，但又是不可动摇的冷淡。
　　布思（M.Booth）〔36〕根据对伦敦的宗教状况“通过一区一区地、一街一街地、常常是一家一家地”访问得来的广泛调查，确定“人民群众不信仰任何宗教，对宗敢仪式也没有任何兴趣……那些号称工人阶级和那些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最下层的穷苦人之间的居民的大部分，整个说来，都站在一切宗教教派的活动范围之外……他干脆把教堂看作是那些有钱的人和那些想要得到处境比他们强的人们庇护的人的集会地点……我们时代大多数的工人更多地想到的是自己的权利和他们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而不是去想他们常常不能完成的义务。谦逊和认识到罪孽也许不是工人的天性”[3]。
　　在我们的现时代以前，不承认上帝为维持宇宙秩序的不断的活动就等于否认他的存在。苏格拉底责备阿那萨哥拉，说他在解释天体运动中取消了上帝的干涉；而柏拉图说雅典人认为那些主张行星的运动和自然现象受某种法则的控制的哲学家是无神论者（《法律篇》，VII，S21）；在另外的地方他用世界创造的事实，用世界上统治的秩序，用一切民族、希腊人和半开化人的和睦共处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同前书，X，§1）。埃及的祭司说：“上帝是维持世界平衡的人”。
　　伦敦工人通常都以为是很信宗教的，然而在本能上就是不信宗教的，关于这一点的无可辩驳的确证只要在法国的工业城市作一番最表面的观察也能作出来：假如在那里也碰到一些工人，装作相信宗教的或是真正相信宗教的，——这种情况是很少的，——那是因为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慈善救济的形式；假如另外一些是自由思想的狂热病者，那末这又因为他们曾不得不忍受牧师对他们的家事或对他们同雇主关系的干涉。
　　对宗教问题的冷淡，照拉门纳（Lamennais）说，这是非宗教的最重要的标志，是现代工人阶级天生的秉赋。假如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在宗教的或反宗教的形式掩盖之下，那末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中却找不出任何发明新宗教来代替基督教的企图，也找不出改革基督教的愿望。两半球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对宗教教条和唯灵论观念的任何学术性的争论毫无兴趣；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同一切宗教的牧师们进行战争，因为这些人给资产阶级服务。
　　多少受过广博的科学教育的有产者还是作着宗教观念的俘虏，而被剥夺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却摆脱了宗教观念，这是怎么回事呢？

Ⅱ
野蛮人中神的观念之自然的根源


　　像自由思想家那样说一些长篇大论的话反对天主教或者像实证者那样不理睬上帝，这是比较容易的，困难的是要说明为什么尽管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普及而对上帝的信仰却仍然牢不可破；为什么尽管有伏尔泰的嘲笑，革命者方面的迫害和学者（圣经注释家）的批评而基督教仍然兀立不动。夸夸其谈和不理睬是很容易的，但是说明却十分困难，因为要这样就得着手研究如何和为什么神的信仰和唯灵论的观念跑进人的脑子里来，在那里生根和发展，而只有追溯到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野蛮人的意识形态里已经清楚地可以看岀那搅乱文明人头脑的唯灵论思想的概略。
　　灵魂及灵魂不朽的观念是野蛮人发明的；他们为了说明做梦的现象而赋予自己一个非物质的和不朽的灵魂。野蛮人并不怀疑自己做梦的真实性。假如他在做梦时岀去打猎、战斗、复仇，而在醒来时又发现自己还是在原来睡觉的地点，他为说明这个问题就想出一个另外的“他”——面貌相同的双重人，像他说的，这个双重人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和轻如空气的，离开他的熟睡的肉体到远处去打猎或作战；既然他在梦中能看见自己的祖先或死了的同伴，他就得出结论说，他们的灵魂比他们的易朽的尸体更能久存。
　　野蛮人，维科称他为“人类的儿童”，也像儿童一样对自然有幼稚的观念;他以为他能像指挥自己的手足一样去指挥自然现想，他能呼风唤雨等等；例如当他害怕赶路时碰上黑夜，他就用规定的方法把某种草结起来，以阻止太阳的落下，正像圣经上的约书亚。（Josué）用祈祷来做这件事一模一样。既然死者的灵魂对自然现象比对人有更大的权力，他就把它们召来，使它们引起他所不能引起的现象。既然勇敢的战士和能干的魔法师对自然比平凡的人有更大的影响，那末他们的灵魂显然也应当比普通人的灵魂对自然有更大的权力；因此野蛮人把它们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地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原始人从梦的错误解释出发，发明了促成往后创造出唯一的上帝的原素，所谓上帝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比其它的灵魂更强大有力的灵魂而已。
　　上帝的观念既不是天赋的观念，也不是先天的观念，而是后天〔37〕的观念；一切观念都是如此，因为人只有同他所能解释的真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接触时才能思想。

Ⅲ
有产者中上帝信仰的经济根源


　　本来完全有权可以希望：科学知识的异常的发达和普及以及对自然现象的必然联系的证明将引出一种观念，即被必然的规律支配着的宇宙不依赖于人的或超人的意志的变幻莫测，因而上帝将成为无用之物，因为他的许许多多的职务将被解除，而原始人的愚昧无知曾把这些职务的执行加在他身上；然而却必须承认对那个有权可以任意改变事物的必然秩序的上帝的信仰仍存在于科学人物的中间，也还能碰到祈求上帝降雨、保佑胜利、治病等等的有教养的有产者。
　　假如学者们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信念，即认为自然界的现象是这样严格地服从于必然性的规律，以致一定的先行的现象决定着继之而来的现象，然而他们终究还待证明社会秩序的规律也同样从属于必然性的规律。可是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虽然研究了人类社会和甚至希望管理社会，但是没有达到而且也不能达到创造一种信念，即认为社会现象也同自然现象一样依赖于必然性的规律；因为他们不能巩固这种信念，所以对上帝的信仰对于资产阶级的头脑，甚至最有教养的头脑都是必要的。
　　哲学的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是由于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学者自由地去研究自然力的作用，认识这些他们是感到兴趣的，因为要利用它们来生产自己的财富，但是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这种自由给予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此他们不敢把哲学的决定论带进社会界科学的领域。天主教会曾以同样的原因一度禁止对自然的自由研究，为了创立自然科学曾必须推翻教会的社会统治。
　　资产阶级中信仰上帝问题的研究只有在正确理解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不是在于生产财富，而在于迫使雇佣工人生产这生财富，在于侵占这些财富并在自己阶级的成员中瓜分之，而留给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只是仅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
　　从工人那里夺取来的财富构成资产阶级的战利品。半开化人的战士在占领和劫掠了城市之后就把夺得之物堆在一起，尽可能均等地分成若干份，用抽签的方法分配给那些为了掠夺而冒过生命危险的人们。
　　社会的组织允许资产阶级占有财富，同时又不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去冒生命的危险：夺获这样大的战利品而不冒险，这是文明的巨大成就之一。从生产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富不分成平均的份额而用抽签来分配；它们按照动产和不动产的价值的大小，即每个有产者占有的资本的数量，采取租金、地租、股息、工商业的利息和利润的形式来加以分配。
　　财产、资本的占有而不是体力的、智力的或道徳的品质的占有是参加财富分配的必要的条件。襁褓中的儿童和成人有同样分得财富的权利；当活人尚未成为死者的财产的继承人之前，死者仍是财产的占有者。分配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人等于一个零；只有财产才有意义。
　　有人把达尔文的竞争说，即动物为了取得生存和繁殖的资料而作的竞争，同分财富时资产阶级中间的狂怒情态相提并论，这是错误的。那些保证动物胜利的力量、勇敢、敏捷、忍耐、灵巧等等的品质是动物的机体的不可分开的部分，然而财产，只有它才给有产者一份他所不能生产的财富，是不同有产者发生人身联系的。这财产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因而带给他一份或大或小的财产，可是它的增加或减少并不是有产者的体力的或智力的活动所引起的。充其量只能这样说，这欺詐、阴谋诡计、招摇撞骗，一句话，最卑鄙的智力品质使有产者取得比他的资本的价值所能允许他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份额更大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他偷盗了自己同行的有产者。由此可见，假如生存竞争在其它的情况下是动物界进化的原因，那末为财富的竞争却是有产者退化变质的原因。
　　攫取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社会使命使得资产阶级成为寄生的阶级：它的成员，除少数的例外，其数目不断减少，他们都不参加财富的创造，而他们的工作也同他们所分得的那份财富不相适应。
　　假如基督教在最初几个世纪曾经是那些靠政府和富人每日分一点口粮维持生活的贫苦群众的宗教，如今成了资产阶级这个主要是寄生性的阶级的宗教，那末这是因为寄生性是基督教的本质。耶稣在山顶传道中很好地说出了它的这个性质。正是在这里他规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祈祷的公式，每一个信徒都应当用这个祈祷的公式称呼上帝，为的是向他请求赐给“起码的生活资料而不是请求工作；并且还为了使任何一个名符其实的基督教徒不必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受到寻找劳动的诱惑。基督补充说；“你们看天空的鸟：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而你们在天上的父喂养它们……你们不用担心，也不要说我们明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在天上的父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资产阶级的天上的父就是这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雇佣者的阶级。它是那个关心他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公开地承认自己的寄生性质，不能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给予科学人物完全的自由，使他们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不停留在任何偏见之上，对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自然力作最自由的和最深刻的研究，同时又禁止自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公正无私地去研究社会界，并且罚他们去寻找为自己的惊人财富作辩护的说明[4]。
　　醉心于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酬金，他们兴致勃勃地着手探求在侥幸的场合，社会财富的创造除了雇佣劳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创造者，于是他们发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财政资本家、股东和食利者的劳作、节约、秩序、诚实、知识、智慧和许多其它的美德都有助于财富的生产，用不同于雇佣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方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他们有权取得狮子的份额，而 给雇佣劳动者只留下驮畜的份额。
　　有产者听到这些话自然眉开眼笑，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赞扬；他们甚至重复这些厚颜无耻的断言并宣称它们是永久的真理；但是不论他们的智慧如何不中用，他们的良心是不能同意这个的，因为他们只耍环顾四周就会看到那些劳碌终生而假如不占有资本的人们将比约伯还耍穷，那些只占有知识、智慧、节约、诚实和把它们用在事业上的人们应当把自己的虚荣心限制在每天的食粮上和有时超过这个的什么东西上。于是有产者就说：“如果智慧丰富和文学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虽然作了认真的研究还不能找出更有益的原因来说明资产阶级的财富，那末这只是因为在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一些尚未知道的原因和一些不能研究的秘密：这就在有产者面前摆着一个“不可知的”社会秩序。
　　为了安定自己的社会秩序，有产者所关心的是使雇佣劳动者相信他的财富是他的无数的美德的成果；但是有产者自己实际上却很少去想这些财富是他的品质之报酬，正如很少去想他像贪婪猪肉那样吃进口里的地茹是培植出来的。对他有意义的唯一的东西，这就是占有财富，而使他不安的只有一个思想，就是他即使没有过失也可能失掉财富。他不能排除这个不愉快的前景，因为就在自己熟人的小圈子里他看到某些人失掉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另一些人原先是景况窘迫的，如今变富了。这些失败的原因在他面前滑过去，正像在那些亲身经受者面前滑过去一样。一句话，有产者虽看到财富的不断的流进和流出，但其原因在他看来却是属于“不可知的”领域，于是他只有把命运的盛衰变化归之于顺利或偶然[5]。
　　不能希望有产者有朝一日会达到正确认识分配的规律，因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财产将失去个性的特点而采取集体的、股份公司的非个人的形式，股份公司的股票最后将被引进交易所的漩涡中去。在交易所里股票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而且无论是买者、无论是卖者都没有看到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财产，也不确切知道财产所在的地理地点。财产进行交换，一部分人失掉而另一部分获得，其所用的方法近似赌博，所以交易所的活动获得“赌博”之名。一切现代的经济发展都力图逐渐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广大的国际赌场，在这里有产者赢得和失掉资本，是由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出乎一切的预料和一切的预计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他们看来似乎依赖于运气、机缘。“不可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像在赌场里一样占着统治地位。
　　交易所里公开进行的赌博往往是商业和工业的条件之一：冒险是这样大和这样不可预测，往往有些事虽然想得很周到，经过盘算和筹划，但是不获成功，而另外一些事虽然草率从事和听其自流，反倒成功了。这些成功和失败，其原因是不能预料的，通常是不为人所知的和似乎只依赖于机缘，这就使资产阶级预先有赌博的心情；而交易所的赌博更使这种心情巩固起来和活跃起来。资本家既然把财产投资在交易所的有价证券上而又不知道其价格和利息涨落的原因，所以他们成了职业的赌徒。而赌徒只能把自己的赢输归因于顺利或不顺利，所以是最迷信的人；一切赌场的常客都有祈求运气的法术：有的向巴杜昂的圣安东或某个另外的天上的神灵喃喃祈祷，另外一个除非赢得某种颜色，否则不下赌注，第三个左手里拿着家兔的脚等等。
　　“不可知的”社会秩序包围着有产者，正像“不可知的”自然秩序包围过野蛮人一样。文明生活的一切行为或几乎一切行为都力图在有产者之间发展赌徒中存在的迷信的和神秘的习惯，即相信一切都是偶然的习惯。例如信贷，没有它任何商业、任何工业都是不可能的，就是相信偶然，相信贷出者所完成的未知之事的一种行为；因为信贷没有任何可靠的保证，即不能保证借贷期满之日借方必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他的支付能力完全依赖于无数的偶然性，而这些偶然性又是这样难以逆料，像未知数一样。
　　其它的经济现象日复一日地促使有产者相信没有物质基础的、丢开一切物质的神秘的力量。只须举一个例子：银行的纸币所具有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的微小数量是很不适应的，这件事使得资产阶级的头脑对那离物质而存在的力量深信不疑。这张可怜的小纸片，假如它的魔力不能使它的握有者获得世界上一切最多物质的和赏心悅目的东西：面包、肉、酒、房屋、土地、马、女人、健康、尊敬、荣誉等等感官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快乐，那末谁也不屑把它从地上拾起来；上帝所能做的也不比它多。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6]。
　　商业和工业的危机在受惊的有产者面前提出这种不可抗拒的威力的无穷的力量，它们散播同基督教的上帝发怒一样可怕的灾难。当危机冲进文明世界时，它们使成千的有产者破产，使亿万的产品和生产工具受到破坏。经济学家在百年来就注意到它们的周期的复归，但是不能对它们的来源作出合理的解释。既然在地上不可能找出危机的原因，于是就促使英国的经济学家到太阳上去找：太阳的斑点用干旱来毁坏印度的收获，同时也就减少了他们对欧洲商品的购买力，因而引起经济危机。这些严肃的学者从科学上把我们引到中世纪的占星术里去，占星术曾把一切人类社会的事件都归之于星球的影响，并且使我们同野蛮人一样相信流星、彗星和月食对命运的影响。
　　经济界对于有产者到处是神秘，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的；经济学家束手无策，没有必要去深究。资本家由于自己的学者而成功地降服自然力，然而为经济力的不可理解的作用所惊倒，以致宣称它们像上帝一样是不能研究的，因此就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以顺从的态度去承受它们所给予的灾难，而以感恩的心情去接受它们所赏赐的幸福。他同约伯一起说：“主既赐我，主也要取去，应当感谢主的圣名。经济力量在他看来是幻影似的（恶梦似的）东西，既像善人，又像恶人[7]。
　　包围着有产者和使他吃惊的社会秩序的神秘莫测的恐怖，他不明白为什么和怎么样出现在他的工业、商业、他的幸福他的福利中和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件事对他的苦恼正如“神秘莫测的”自然秩序对野蛮人一样，这种自然秩序曾使野蛮人的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发生动摇和激动起来。人类学家解释原始人的巫术、相信灵魂、鬼和上帝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界的无知；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文明人；他们的唯灵主义的观念和信仰上帝应当归因于对社会界的无知。有产者的荣枯无常和他们的幸与不幸的原因不可知，这就促使他们也像野蛮人一样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力从顺利的方面或从不顺利的方面去影响社会的现象，像得阿尼和《旧约》所说的一样。为了感动最高主宰，他们也醉心于最粗俗的迷信的事情：与阴间的鬼魂打交道，在圣像之前点上蜡烛和向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的上帝或唯一的哲学的上帝祈祷。
　　自然秩序的未知之物曾使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野蛮人恐慌不安，相反地它并没有使有产者感到什么了不起的惊慌：他只知道已被渲染过的、装饰过的、修剪过的、撒上砂石的、弄平了的、被驯服了的自然。科学为了他的致富而对他所作的许多服务和他所期待于科学的新成就都使他的头脑中产生出一种对科学的威力的盲目信仰：他不怀疑科学总有一天能解决未知的自然界的问题，甚至能使他的生命继续到无限的时间，如像微生物学家麦奇尼可夫（M.Metchnikoff）所应许的那样。但是讲到社会界的未知的事物，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使有产者焦虑的唯一的事情；他不认为这是有可能解释的。不是自然界的，而是个社会界的未知之物不知不觉地在他那想象并不丰富的头脑中引起了上帝的观念，其实上帝观念的发明他用不着费吹毛之力，他找到了现成货来加以利用。不可理解的和不能解决的任务使上帝成为非常必要的，假如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发明出来。
　　有产者既被有幸与不幸的忽来忽去的动荡和经济力量的不能理解的赌博所困惑，又进一步被他和他的伙伴的行为同流行的正义、道德和诚实的观念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弄得昏乱不堪；他也虚情假意地重复这些观念，但是并不打算用它们作为行为的规范，虽然他与别人打交道时也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举例来说，假如商人把损坏的和冒牌的商品卖给顾客，他却想他们付给他好的、成色十足的货帀；假如工业家在计算劳动时欺骗工人，他却要求他支付了工钱的时间内不失掉一分钟；假如爱国的有产者——一切有产者都自称是爱国的——侵占了较弱的民族的祖国，那末自己祖国——用色西·罗德（Cecil Rhods）〔39〕的话来说，祖国就是社会正义本身——仍然是商业的信条。正义、道德和其它比较有永久性的原则只是当它们服务于有产者的利益时才是对他有意义的；它们有两副面孔：望着有产者的一付是宽大为怀的和笑容可掬的；向着别人的一付则是愁眉不展的和严格要求的。
　　行为与正义与道德观念之间的永久的和普遍的矛盾，看来似乎可以动摇有产者的正义的上帝的观念，然而相反地却巩固了它和为灵魂不朽的观念准备下地盘，而这灵魂不朽的观念早已在进入父权制时代的民族中间消灭了。这个观念由于有产者希望他所做和未做的一切都有报酬的习惯而在他们中间得到支持、巩固和经常复活[8]。有产者雇用工人，制造商品，卖出买进，借钱，作任何一种服务，只希望有报酬，能赚钱。经常期望着利润的结果使得他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为了寻快乐而去做它，而只是为了获利：假如他是宽大的、仁慈的、正直的，或者他能做到不使自己成为无耻之徒，可是他对自己良心的愉快并不满足；为了得到满足和不致被自己的善良的和纯洁的感情所欺骗，他需要报酬；假如他不能在地上得到好处，这是常有的事情，他就指望在天上得到它。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善行和禁止坏事有赏报，并且还期待为自己的不幸、失败、自己的懊丧和甚至自己的悲伤也得到报酬。他的“我”是欲壑难填的，以致为满足它，他就把天也归并于地。文明的非正义行为是这么多和这么令人愤怒，而他本人成为其牺牲品的那些非正义在他眼睛里看来，其范圈是无限宽广的，以致他的健全的理性不能设想它们曾经是没有酬报的，而这个日子只有在另一世界里才能出现：他相信只有在天他才能为自己的不幸取得报酬。阴间生活对他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他的善良的、正义的和用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德装扮起来的上帝不能做别的事情，只是为他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一切赏给报酬和补偿他的一切苦难，在天上的商业法庭上将结清地上所没有付还的一切账目。
　　有产者不把占有工人所创造的财富称作非正义；这样的偷盗行为在他看来就是正义；他不能设想上帝（或者不论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其它的意见。虽然他不以为因允许工人有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愿望而会使永久的正义受凌辱；但是因为他确实地知道这些改善的实现一定会使他受到损失，于是他想到政策上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许诺他们以未来的生活，到那时候他们将同有产者一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许诺阴间的幸福是满足工人要求的一种非经济性的方法。死后生活，对它的期望原先使他得到快乐来满足他的那个“我”，现在变成为剥削的工具。
　　自从地上的账目的最后清偿移到天上之时起，上帝必然变成法官，他掌握着用来安置一部分人的乐土（Eldorado）和用来禁闭另一部分人的监狱，基督教跟随着柏拉图这么说[9]。天上的法官判案是依据文明的诉讼法典，不过补充了一些道德的条例，这些条例由于确定和证明罪案之不可能而不能列入法典。
　　现代的有产者把报酬和赔偿主要寄希望于阴间世界；他不很关心对恶人，即对给他带来个人的欺负的人的惩罚。地狱并不使基督教徒担心，第一因为他相信他没有做、也不能做什么坏事，值得受地狱之罚，第二因为他并不对那欺负过他的伙伴怀恨在心。
　　他随时准备同他们重新缔结业务上的或友谊的关系，假如他发现他们有利可图的话；他甚至还对那些欺骗过他的人怀有某些敬意，因为，归根结底，他们对他所作的也只是他曾对他们作过的或想对他们作的而已。每天都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干欺骗勾当而丢了脸，他们可能被认为永久破产了，但是他们又重新出头露面并获得光荣的地位；为了重兴旧业和取得正当的利润，只要他们有钱就行了[10]。
　　地狱只能是由那些为仇恨和报复欲所苦恼的人们发明出来，而且也只为这些人才发明出来。早期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罚他的敌人——非信徒受到永久的折磨使他感到快乐。圣保罗说：“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撒罗尼加后书》，Ⅰ，7-9）。
　　当时的基督教徒以同样热烈的信念期待着因自己的笃信宗教而受奖赏，如像对那些成为上帝敌人的自己的敌人给以惩罚一样。有产者已不再去培养这样残忍的仇恨，因为仇恨不产生利润，所以既不再需要地狱来满足自己的报复，也不再需要刽子手的上帝来惩罚那些欺骗过他的伙伴。
　　资产阶级的信仰上帝和灵魂不朽是他的社会环境的意识形态现象之一；只有当他被剥夺了他从雇佣劳动者窃取来的财富和从寄生阶级变成生产阶级之时，才能使他摆脱那种信仰。
　　为着在法国夺取社会专政而战斗的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曾经猛烈地攻击过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因为他们支持贵族；假如在战斗的烈火中他们的一部分领导者——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曾把反宗教的思想发展到无神论，那末他们的另外一部分并非次要的精神代表人物——伏尔泰、卢梭、杜尔阁，任何时候也没有达到否认上帝。
　　唯物主义的和感觉主义的哲学家如加巴尼斯（Cabanis），麦纳·达·毕朗（Maine de Biran）、吉兰多（Gerando）等，他们都经历过革命，但都公然否认自己的学说是不信神的。不必空费时间去责难这些著名人物背叛了当初曾保证他们名望和饭碗的哲学观点；犯罪的只是资产阶级；它成为胜利者之后就失掉了自己的反宗教的战斗力，于是像《圣经》的狗一样回到自己曾经讨厌过的东西——基督教那里去，基督教像梅毒一样是一种器官病并停在有产者的血液里。这些哲学家受到了社会气氛的影响：他们是有产者，他们随同自己的阶级而进化。
　　这种社会的气氛的影响就是最有教养的和思想最自由的有产者也不能避免，它要对那些像居维叶（Cuvier）、乔福罗·圣—希莱（Geoffroy Saint-Hilaire）、法拉第（Faraday）、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人物的自然神论〔40〕负责，也对现代学者也不可知论和实证论负责，这些学者不敢否认上帝，力图回避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是这种回避等于默认上帝的存在，他们需要用上帝来解释社会界，这社会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偶然的游戏，这同自然界之受必然规律的支配是不一样的。
　　布吕内提（M. Brunetiere）反复引用德国耶稣会会员葛吕伯（Gruber）说的“共济会习惯讲的上帝的观念是不可知的”这句话，认为这是嘲弄自己阶级的自由思想的警语。不可知并非对于任何人都能成为上帝的观念；但它是同样地在野蛮人当中，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当中和在共济会当中引起这观念产生的原因.假如自然环境的“未知之物”给野蛮人和半开化人创造了上帝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指挥者的观念的必要性，那末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也给有产者创造了上帝观念的必要性，让这个上帝来分配那从体力的和脑力的雇佣劳动者身上窃取来的财富，分配善和恶，奖励行善，纠正不义和改正错误。野蛮人和有产者之参加上帝的信仰对他们自己来说是不知不觉的，正如他们自己绕着地轴旋转对于他们是不知不觉一样。

IV
上帝观念的发展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未知之物”使在人脑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帝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和地点而改变；它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进化。
　　希腊、罗马和古代民族的神是被安置在一定的地点并只对自己的崇拜者有利和对他们的敌人有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特别的神，这些神都是神化了的祖先的灵魂，每一城市也有自己的神，或像希腊人所说的守护神。城市的神或女神住在专门供奉他们的庙宇里和赋形于木雕或石雕的偶像上面；他或她只关心城市居民的命运。祖先的神只管家庭的事。《圣经》上的耶和华就是这样的神，他住在称为神龛的木箱里，这木箱在部落〔41〕迁移时一起带走；人们还把它放在军队的前头，为的是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假如耶和华因为自己的法律被破坏而残酷地惩办它，那末他也给它作了许多服务，像《旧约》上所讲的。当城市的守护之神不适应自己地位的高度时，就把其他的神添加进来；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从北辛农（Pessiononte）弄来了西倍儿（Cybele）的神像，让这小亚细亚的女神来帮助他们自卫，反对汉尼拔的侵略。当基督教徒捣毁神庙和破坏神像以使它们迁居和阻止异教徒保护它们时，他们也有同样的关于神的概念。野蛮人认为灵魂是肉体的副本，所以他们的神化了的灵魂，虽然依附在百头、木块和动物身上，仍保留了人形。同样，对于圣保罗和使徒上帝是具有人形的；因此他们把他做成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像他们的人神。而现代资本家设想这个神是没有头没有臂的，不是住在某个一定的地点，而是在地球的一切角落和偏僻之处。
　　希腊人和罗马人，同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教徒一样，都不认为他们的神是世界上唯一的神，犹太人相信摩洛克（Moloch）和巴尔（Baal）以及他们曾与之作过战的其他民族的神，正如相信耶和华一样的坚定；而公元初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假如称周比特和阿拉为伪神，那末总还是承认他们是能完成奇迹的神，完全与耶稣或天父一样[11]。正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数目很多，因而每个城市都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神，专为自己服务，供奉在庙宇里和附在塑像或某种东西上面；耶和华是用石头塑造的，现代资本家认为他的上帝是遍于全球，因此必然得到唯一的上帝的概念；他赋予自己的上帝的这种无往不在阻止他去把上帝设想为有脸有臂、有手有脚的人形，像荷马的周比特和圣保罗的耶稣那样。
　　守护神对于那些经常与周围民族作战的好战的古代城市是适用的，但是不能满足商品生产在工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民主中所创造的宗教的需要，因为这些城市相反地被迫不得不同邻近民族维持和睦的关系。商业和工业的需要追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取消守护神而创造世界性的神。在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在伊奥尼、大希腊和希腊的沿海城市可以看出有组织宗教的试图，这种宗教的神不是为某一城市所特别专有，而应为各种不同的民族，甚至为敌对的民族所承认和敬奉。这些新的神，如伊西士、得春特、第阿尼斯、米特拉、耶稣等，其中有许多是属于母权制时代的，都还具有人形，虽然已开始感到需要有一个不具人形的最高的生物；但是只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提出非人形的上帝的观念，这是由于股份公司的财产是采取无个性的形式的结果。
　　股份公司的无个性的财产带来了一种绝对地新的占有形式，它同前者所存在的形式极端相反，因此必然会改变有产者的习惯和风俗，并且进而改变他的精神状态。在它出现以前只能有波尔得勒（Bordelais）的某一葡萄园的占有者，鲁昂（Rouen）的某一纺织厂的占有者，马赛的某一铁工厂的占有者，巴黎的某一殖民地的商店的占有者。这些财产的每一种都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各异，总是由唯一的一个人或者两个，最多三个所占有；同一人占有许多企业是少见的。说到无个性的财产情况就不同了；一条铁路、一个煤矿场、一家银行等等可以由成百上千的资本家所占有；同一个资本家也可以在自己的皮包里同时装有法国、普鲁士、土耳其、日本的公债证券，脱兰士瓦（Transuaal）金矿、中国的电车、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巴西的咖啡种植业、法国的煤矿场等等的股票。资本家对他所握有证券的无个性的财产没有像有产者对归他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所怀有的那种爱：他所感兴趣的只是为购股票而支出的价格和股票带来的红利大小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至于票息是由卫生清洁的企业、制糖厂或纺织厂所提供和它来自巴黎或来自北京，在他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从那只有利息对于资本家才获得意义的时候起，他所得到手的财产的特性的差别便消失了；这种因工业部门和地理位置而不同的财产对于资本家就同一化为带来红利的统一的财产，其证券被投入交易所里流通，继续保留着工业部门和国家的不同的名称。
　　无个性的财产席卷一切工业部门和扩大到全球各地，它用装有橡皮奶头的触须到处去吸取进款，不论是对信基督教的民族，也不论是对借伊斯兰教的、信佛教的还是信拜物教〔42〕的国家都是一样。既然财富的积累是有产者的贪婪的和占统治的欲望，那末这种因性质和民族而不同的财产之同一化为统一的世界性的财产就不能不反映到他的智力上来和影响他的神的概念[12]。无个性的财产不知不觉地引起他们去把地上的许多神同一化为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这些神因不同的国家而称为耶稣、阿拉或佛，并且受到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的敬奉。
　　统一的和普遍的神的观念，阿拉克萨哥尔是最初说到它的一人，它从许多世纪以来都只停留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中，只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之下才成为普遍的观念，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由于与这种无个性的、统一的和世界性的财产一起还存在着无数的个人的和地方的财产，所以地方性的和具人形的神在资本家的脑子里就同统一的和世界性的神碰在一起。人民之划分为民族，在工业和商业中互相竞争，这就迫使资产阶级把自己的统一的神按民族的数目而分为许身的神：因此，每个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切基督教徒共同的神，然而同时又是民族的上帝，像犹太人的耶和华和雅典人的巴拉·雅典娜就是如此。当两个基督教的民族宣战时，其中每一个都祈求自己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为自己去打仗和保佑胜利。他们则唱“上帝啊，让我们来赞扬你!”来感谢他帮助打败了敌对的民族和他们的民族的和基督教的上帝。多神教徒迫使各种不同的神彼此交战，而基督教徒则迫使自己的统一的上帝自己同自己交战。只有当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联合为一个唯一的民族时，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头脑中的民族的上帝。
　　无个性的财产还具有其它的一些特性，它曾把这些特性转嫁于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
　　麦田、细木工作坊或服饰用品商店的所有主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自己的财产，因为它们的精确的和特定的形态深深地印在他的感觉里。但是公债证券和铁路、煤矿场、保险公司或银行的股票的持有者就不能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到，估得出他的证券和股票所代表的那部分财产：他能不能设想它的位置是在哪座森林或哪所国家的建筑里，哪个车厢里，哪一吨植物油里，哪张保险单上和哪只银行的钱柜里？他的那部分财产失掉了，溶化在广大的整体当中，以致他甚至不能想像出它的样子；因为虽然他看到了火车头和车站，同样也看到隧道，但他任何时候也不能看到铁路或煤矿的整体；而某一国家的公债，银行或保险公司也不能用某种现实的形象表现出来。无个性的财产在他的想像中只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和不确定的形态：它对于他与其说是感性的真实之物，不如说是抽象的生物。然而这种无个性的、不确定的财产像形而上学的概念一样，却能关心一切他的需要，像基督教的天父一样，不要求他作任何其它的工作和多费心思就可坐收红利：他在身心的悠闲中取得红利，这是资本的恩惠，资本的恩惠就是上帝的恩惠，也就是雷南所说的“基督教义中最可靠的东西”的反映。他不再绞脑汁去弄清那给他利息和红利的无个性的财产的性质，也不再去弄清：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界性的上帝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或者还是动物，是聪明还是愚蠢，这上帝是否也有具人形的诸神所赋有的那些力量、残暴、正义、善良等等品质；他不必再费时间去给上帝作祈祷，因为他相信任何祈祷也不会改变无个性的财产的利息和红利的大小，而他的那个统一的和世俗性的上帝就是这种财产的精神上的反映。
　　当无个性的财产把基督教的具人形的上帝变成为非人形的上帝，变成为抽象的生物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时，它也就使资产阶级的宗教情感丧失了曾经引起殉道者、十字军骑士和宗教裁判所的狂热病的那种感染力；它把宗教变成个人口味的事情，像膳食一样，有用牛油制的，也有用植物油制的，有加蒜的，也有不加蒜的，各人都可拣自己喜欢的吃。但是假如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宗教的需要，并且假如他发现自由的基督教是对自己适合的，那末他也不能没有经过严重的修改就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它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一直管到生活细节；这教会有自己的主教、牧师、僧侣和耶稣会会员的组织，这些人都是严守纪律的，甚至一举手一投眼都听从指挥，所以对他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威胁。只有封建社会才能接受天主教的教会，因为这个社会的一切成员，从奴隶到国王，构成了一套等级的制度，并且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把一个跟另一个联结起来：但是它不能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所容纳，因为这种制度的成员在运气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又为利益所拆开，彼此处于不间断的工业和商业的竞争当中，他们都希望常常有权批评宪法的权力和使它对自己的经济失败负责。
　　有产者为了追求致富，不愿受到任何的束缚，也就不能忍受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因为这种组织要监督生产的方法和产品的质量。因此他就摧毁了它。解除了一切的监督之后，他只唯一地同自己的利益去商量建立自己的幸福，每人都按照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行事。只在自己的橡皮性的良心面前他才对出厂待卖的商品的质量负责。顾客所悉的事是在他所买的商品的质量、重量和价格方面不便自己受欺骗。每人都为自己，而上帝，即金钱，为大家。商业和工业的自由必然反映到他对宗教的理解方法上，即每个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宗教。每个人都要同上帝弄好，正如在商业事务上要同自己的良心弄好一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认识去解释教会的训示和《圣经》的话，《圣经》在新教徒手中正如法典之在一切有产者的手中一样。
　　有产的资本家既不能是殉道者，也不能是宗教裁判者，因为他失掉了那种曾经燃烧过早期基督教徒的笃信新教的热情，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增加信徒的数目，目的是为了增加不满现状者的军队来同多神教的社会作战；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种既不鼓励、也不劝说的宗教信仰的热情，表现在他对妇女和雇佣劳动的剥削上面。
　　妇人应当顺从他的意志。他想随心所欲地叫她忠实或不忠实：假如她是他的同行的妻子，假如他想追求她，他就要求她不必忠实，算是对待他的那个“我”的义务，并且使用一切的花言巧语来劝她摆脱宗教的顾虑;假如她是他的合法妻子，她就成为他的财产而不许别人染指；他要求她坚定不移的忠实并利用宗教来在她脑中灌输夫妻的义务。
　　雇佣劳动者应当顺从自己的命运。劳动剥削者的社会职能要求有产者宣传基督教的宗教，宣揚向那个选拔主人和规定奴仆的上帝谦恭和顺从，并且要求他用民主制度的永久原理来补充基督教的教义。对他非常有利的事是使雇佣劳动者在宗教真理的辩论中和在正义、自由、道德、祖国和其它类似的笨拙的骗局的讨论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使他们无暇去想自己的贫困的处境和改善之法。著名的急进派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雅可·布莱特（Jacob Bright）非常重视这种愚弄的方法，以致牺牲了自己的礼拜日去向自己的工人讲读《圣经》。但是用《圣经》来愚弄的事，英国的男男女女只是出于闲散和由于好奇才去干它，——这是很不经常的，像那些凭兴趣的劳动一样。因为工业资产阶级需要有一批职业的愚弄家来担任这个任务。各教派的僧侣就给他们提供了这类人物，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让雇佣劳动者读《圣经》是有危险的，洛克菲勒就懂得这点。托拉斯的创造者为谋补救起见，就组织了了托拉斯来出版通俗的《圣经》，删掉对富人的伤风败俗的怨言和反对他们的卑鄙无耻的幸福之嫉忌的愤怒的呼号。天主教的教会早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并采取对策，禁止信徒读《圣经》和把维克莱夫（Wicklef）——把《圣经》译为通俗语言的第一个翻译者，活活烧死。天主教的僧侣因为有自己的九日经、朝拜圣节和其余的虚伪的仪式，所以在一切僧侣中是最懂得实行愚弄技巧的人，他们也最懂得分派僧团的兄弟姊妹去服务于初级小学和分派宗教的女监视人去服务于雇用女工的工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虽然对僧侣的等级制度、贪婪和干涉家庭事务感到厌恶，但因为他们服了许多务，所以还是从政治上和金钱上来支持他们。

V
无产阶级不信宗教的原因


　　在欧洲和美洲曾采用过许多办法想使工业无产阶级基督教化，但是完全都失败了，他们想改变无产阶级对宗教的冷漠态度，没有获得成功；这种冷淡随着机器生产把新募集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编入雇佣劳动者的队伍的数目的增加而越来越普遍。
　　机器的生产方法使资产阶级相信宗教，相反地却在无产阶级中造成不信宗教的气氛。
　　如果说资本家相信有一个关心他的需要的神明，相信有一个上帝把他从成千上万的人中选拔出来并使他过游手好闲的生活和作社会的无用之物却有无数的财富是合逻辑的话，那末无产阶级不理睬神明的存在就更合逻辑，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从早祈祷到晚，任何一个天父也不会赐给他每天的面包，他也知道给他以生活必需品的工资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他很知道假如他不工作，不管天上有多少“善良的神”和地上有多少慈善家，他还是要饿死。雇佣劳动者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明。他的生活条件使另外的神明概念成为不可能：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像在有产者生活中的这些命运的突变，似乎能够靠魔法一下子就把他从悲惨的境遇中超拔出来。他作为雇佣劳动者而生，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活，作为雇佣劳动者而死。他的虚荣的梦想至多不过是工资的增加和在一年的每天中以及一生的每年中能有继续不断的工资。促使有产者相信迷信观念的偶然机会和不能预见的幸福运气对于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而上帝的观念，假如他的出现不是由迷信的观念（不管来源如何）准备好的话，就不能在人脑中出现。
　　假如工人也使自己去迷信上帝，因为他在不留意时经常听到周围的人们谈到上帝，他便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有没有正义，为什么只把劳动和贫困的命运赐给他；他感到上帝是可怕的和可恨的，并且把他想像为有产的剥削者的模样和姿态，很像殖民地的黑奴说上帝也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是白种人。
　　自然，雇佣劳动者不比资本家更明白经济现象的过程和更了解为什么紧跟着工业的繁荣和高度紧张的劳动时期之后就是危机和失业，像黑夜代替白天一样的准确。这个理解的缺乏正是促使资产阶级的头脑倾向信仰上帝的原因，但是对于雇佣劳动者却不发生同样的作用，因为他们在现代的生产中占着不同的地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有产者可以无限制地支配生产和产品的销售，因而使他不得不去研究那些对生产和产品销售发生影响的原因；雇佣劳动者相反地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件事。他既不参加生产的管理，也不参加原料的选择和供应，也不参加生产的方法，也不参加商品的售卖；他只是像驮畜一样提供劳动。引起自由思想家愤怒不已的耶稣教的消极的顺从是军队和工场的法律。资本家把雇佣劳动者放在正在运转和装进了原料的机器面前，命令他工作，于是他就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在生产中对于他只有一个目的——工资，资本家不得不让给他的唯一的利益；他一旦工资到手，就不再有更多的要求。既然资产阶级答应他们在生产中保留的唯一利益是工资，所以他只关心为取得工资而要求工作；既然雇主或其代表人给他工作，因此当他有工作时或者当没有工作时，他总是抓住他们，抓住这些同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去抓那他所不知道的经济现象；他因减少工资和停止工作而迁怒于他们，而不怪生产的一般的混乱。他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祸福都要他们负责。雇佣劳动者把他所遭遇的一切生产的偶然事故都归咎于有产者个人，然而生产资料的占有却随生产转到机器的方法而日益失去个性。
　　大工业的工人所过的生活使他比有产者离开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远，这自然环境的影响曾支持农民信仰鬼魂、巫婆、中邪和其它的迷信观念。他只有通过工场的窗户才能看见太阳，只有在他工作的城市周围的乡村里才知道自然，而且也只在难得的机会才看到；他不懂得黑麦田和燕麦田，马铃薯的茎叶和大麻茎有什么区别；他所知道的土地的产品只是他所消费时那个样子。他完全不了解田间作业和影响收获的原因：旱、冷、冰雹、飓风从未使他延到它们对自然及其收获的影响。他的城市生活使他解除那些困扰农夫的心灵的担心和忧愁烦恼。自然没有在他的想像中留下任何的印象。
　　在机器工场中的劳动在雇佣劳动者和可怕的自然力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农民所不知道的，如今不是他屈服于自然力，而是他控制它们。庞大的钢铁机器充满了工厂，他使它运转，像一架自动机，时而抓住他，时而碰伤他，时而压扁他，可是机器并没有使他产生迷信的恐怖，像打雷之于农民那样，而是使他又冷淡，又无畏，因为他知道金属怪物的肢体是由他的同伴制造和装配起来的，他只要拉动皮带就可以使它运转或停止。机器，不管它有如何的威力和惊人的生产能力，在他看来并没有任何秘密。发电站的工人只要把配电盘上的机柄扳动一下就可以把动力送到若千公里之外去供电车使用或使城市的电灯发光，他只要像《创世记》上的上帝那样说一句：“让那里有光”，那里就有光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更神奇的魔术；而且在他看来，魔术也不过是简单的和自然的东西。当他接电时，假如有某一个人走去告诉他，假如他相信的话，有个上帝可以停止机器和熄灭电灯，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将回答说这个无政府主义的上帝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齿轮系统出了毛病或者是断了电线，而他将很容易地找出这个捣乱的上帝并使之就范。现代工场中的工作教会雇佣工人相信科学的定命论，以致他不需要科学理论的学习。
　　既然有产者和无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田野中间；所以自然现象就不再有力量在他们中引起迷信的观念，它曾被野蛮人利用来制造上帝的观念；但是假如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属于统治的和寄生的阶级，感受着由于社会现象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迷信观念，另一个因为他属于被剥削的和生产者的阶级，则不能理解引起他们迷信的影响。
　　资产阶级在它的阶级专政和它每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掠夺来的财富被收夺之前，它是不会放弃基督教和丢掉上帝的信仰的。对自然的自由的和公正无私的研究在某些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了并且牢固地建立起一种信念，即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服从于必然的规律，而决定它们的原因应当在自然中而不是在自然之外去探求。此外，这研究还允许使自然力驯化，以服务于人类。但是在工业上利用自然力使生产资料改变为这么庞大的经济机体，以致它们逃脱了独占它们的资本家的控制。周期性的工商业的危机正证明这点。这些生产的机体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但在危机时期却以这样一种盲目的力量，即汹涌澎湃的自然力所借以震动自然界的那种盲目的力量，去破坏社会环境。现代的生产资料只能由社会来控制；为了使这种控制能建立起来，它们应当预先成为社会的财产：只有这时它们才不再产生社会的不平等，才不再把财富交给寄生者和处罚雇佣的生产者受穷和造成世界的混乱，资本家和他的经济学家都只知道把这种混乱的原因归于偶然和不可知的原因。当它们处于社会的占有和社会的控制之下，不再有“不可知的”社会秩序的时候，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才能从人的头脑中消灭上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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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工人对宗教问题的冷漠，——其决定的原因我已研究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出现的新的现象；人民群众以前常常制造唯灵论的观念，对哲学家来说，只消从其中抽取精华和使它变得模糊就够了，正像宗教传說和观念一样；而牧师和统治阶级仍只是组织这些传说和观念成为官方的宗教和成为麻痹群众的精神工具。



[1] Chateaubriand（1768—1848年），法国作家，反动的浪漫派的首脑、著有《基督教真谛》等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译者

[2] 1904年11月19日的日的《科学论》证实了他（拉卜拉斯）保证的话。皮叶龙（UH·Pieron）在他的关于一篇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论文的报告中承认span>“上帝是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的最后的方便的原因……信仰常常构成科学的补充……而科学同信仰和信念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宗教也不是同科学绝对不相容的——只要把它关在完全不能猜测的笼子里就行了”。他既反对“某些现代学者，他们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存在和宗教的真实性的证据……同时也反对他们中間的一些人的诡辩，这些人在科学中只寻找上帝不存在的证据”。

[3] 宗教的影响。——调查表的第三部分，载在布思的《论伦敦居民的生活与劳动》上。

[4]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发展的初期还没有把整个资产阶级群众改变成寄生者时，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还能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现象和探求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自机器和蒸汽协助雇佣劳动创造财富之时起，经济学家就只限于搜集对商业投机和证券投机有利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而不再去作聚集或分类，以便从中得出理论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对于有产阶级的统治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再作科学的研究，而向社会主义挥拳攻击；他们甚至想推翻李嘉图的价值论，因为社会主义的批判占据了它。

[5] 资产阶级的头脑时时都为自己命运的经常无稳定而烦扰，希腊神话曾把命运表现为一个妇女，眼睛蒙着布，站在有翼的车轮上。公元前五世纪麦加尔的诗人得阿尼，他的诗据伊索克拉特说曾用作学校的教本，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是他自己赚钱和亏损的原因，神才是财富的分配者……我们人类是靠虚幻的思想养大的，但是我们一无所知。神按照自己的意志使一切事都可发生……丘比特按照自己的意志使天平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倾向那边；使某人富起来，然后又在顷刻之间丧失一切……没有一个人的富贵贫贱不是由于神的干预所使使然”。《传道书》、《诗篇》、《箴言》和《约伯记》的作者使耶和华起同样的作用。希腊的诗人和犹太的作家一模一样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
　　麦加尔（Mégare）像它的竞争者哥林特（Corinthe）一样是最初的海边城市之一，在那里发展了商业和工业。在这里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为夺取政权而痛起内战。大约在得阿尼降生以前六十年，民主派在一次胜利的暴动之后废除了欠贵族的一切债务，井且要求退回已支付的利息。得阿尼虽然也是贵族阶级的成员，虽然也对民主派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他们掠夺和放逐了他，他甚至想喝他们的黑血、可是他仍不能逃脱新阶级社会环境的影响。他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甚至语言。例如他几次对流通的金子进行研究；这是商人为了辨识流通中的货币和钱锭的成色经常要求这样做的。因此得阿尼的格言诗〔38〕像《旧约》一样宣布了资产阶级的极大智慧的基本原则，成了民主的雅典的学校里的教科书。克塞诺芬说：“他写了有关人的专论，正如灵巧的骑士写了一篇骑马术的专论一样。”

[6] 雷南（Renan），他的多疑而有教养的头脑为神秘主义弄昏了，对财产的非个人的形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他在他的《童年回忆》中说，与其为了取得收入而购买不动产、土地或房屋，还不如购买“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这是些比较轻的、易碎的、轻飘飘的东西”。银行纸币也同股票和公债票一样是一种轻飘飘的价值。

[7] 危机对有产者产生这样强烈的印象，以致他们说到危机时总是比作有形的生物。著名的美国幽默作家亚梯姆·华德（Artemns Ward）说他如何多次听到纽约的财政资本家和工业家确确实实地相信危机已经来到了，他已经在这里”，他以为危机就在客厅里，于是就在桌子椅子下面去寻找，为的想看看它是什么样子。

[8] 得阿尼也像约伯和《旧约》的作者一样，因为难于使命运的不公正和上帝的正义相调和而发窘。这个希腊的诗人说：“啊，撒旦的儿子，你怎么能把同一命运赐給正义与非正义……啊，永生的王，让那个既非不名誉，又没破坏法律，又没有发过假誓，而且经常保持正直的人受苦受难是公正的吗？……不义的人只想自己，他既不怕人怒，也不怕神怒，他尽干不义之事，可是财富用不完，而正义的人却失掉一切和受到严重贫困的折磨。凡是看到这些东西的人，谁还害怕神呢？”《诗篇》的作者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享受安逸，财富便加增。……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我见恶人和狂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诗篇》,LXXIII,3,12，16）。·
　　得阿尼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不信死后灵魂的存在，也不信非正义将在人世间被处罚。希腊的道德家说：“因为神的智慧高于一切。”“但这是使人困感的，因为神不是在某人犯罪的时刻就给予惩罚。某人亲自偿还自己的债，另一个则罚其儿女倒运。”据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人为亚当的过失而受罚。

[9] 苏格拉底在《共和国》一书的第十卷和最后一卷中引用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当作值得相信的事实：一个丢弃在战场上的尸体，它经过十天之后像耶稣一样复活了，说他在另一世界看到：“灵魂为生前所行的每一件不义之事而受到十倍的惩罚。”折磨他们的那些“形容丑恶的人都像火般的暴烈……他们剥了犯人的皮，拖着他们经过荆棘从生的土地等等。”基督教徒从柏拉图的诡辩派抄袭自己的道德观念的一部分，余下的只是对苏格拉底加以补充和改善，为了建立自己那个装饰得如此阴森可怖的地狱。

[10] 埃米尔·柏里尔（Emile Periere）是动产抵押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创办者和经理，他在这银行可耻的破产之日在林荫道上遇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他却迎面走上去，大声对他说：“你应该向我鞠躬，我还留下几百万哩”。这要求非常适当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所以被人解释和受到重视。柏里尔死时拥有几亿家产，因此受到尊敬和哀悼。

[11] 德尔杜梁在自己的《辩护》里和圣奥古斯丁在《上帝的城》里都说到确凿无疑疑的事实：爱斯居拉卜使许多死人复活，他们还举出死人的名字，一个贞节的少女用筋子从台伯河取水，另一个贞节的少女用腰带来拖船等等。

[12] 得阿得阿尼说：“财富是永无满足的，有了很多财产的人还是要努力求其倍增。”


〔33〕 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前若干年的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宗教偏见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其中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起了相当作用的一部分是无神论者。这是由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统治基础的斗争而引起的。当时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进行冲击，起来反对封建的财产；教会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方面，就是说站在封建主（农奴主，地主）方面，因此资产阶级就向封建的天堂进行冲击。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启蒙的”文献中以愤怒和尖刻讽刺对宗教的偏见进行攻击和提供了破坏性的、反宗教批评的永远光耀的典型。当取得政权时，资产阶级曾经是相信唯物主义的和反宗教的，而其中有一部分是相信无神论者。
　　在往后的时期，即十九世纪前半期，资产阶级到处夺得了统治权；教会又站到它的方面来，常常如此，到处如此；资产阶级又变成信教的、信徒和唯心主义者，责难自己从前的反宗教信仰，责难自己的“伏尔泰主义”，把它看作自己生长的幼稚病。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也生出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为了稳定他们，一切手段都是好的，从弹丸和大批解雇到牧师和教员。“宗教为人民”是教会的和大学的讲坛上的口号。由此而来的是宗教信仰、神秘教派、唯心主义的复活，它随着二十世纪、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纪的接近，愈来愈强烈地席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公开地向着资产阶级的土地和天堂进行冲击，因此它是相信唯物主义的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无神论。——第190页

〔34〕 康柯尔达特是拿破仑和庇护七世之间在1801年7月15日签订的协议。其目的是调整法国与梵蒂冈之间，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反天主教斗争的时期因该协议的签订而告结束。其结果是知识分子之转向教会方面去。——第191页

〔35〕 柏杜亚的圣安东——十三世纪著名的教会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主要的天主教的圣徒之一。——第191页

〔36〕 布思一救世军的奠基者和将军——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从罪孽中把人们解救出来，但是解救无需教会的参加。一第192页

〔37〕 先天（A priori）指离经验而独立；而后天（posteriori）是指建立在经验之上。——第195页

〔38〕 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思想家和教育家，宁愿用韵文（格言诗和诗）来描述自己关于物性的见解。格言诗是简明的、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的名言，箴言，如现在人们所说。远古时代的著名的格言的巧匠是得阿尼、沙洛蒙等人。——第200页

〔39〕 如色西·罗德——有产者、帝国主义分子，英布成争的发起人。第204页

〔40〕 自然神论——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主要流派之一，这流派力图在事物的世界过程的理性的根据中找出封建主义的有神论的代替物；自然神论并不否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它相信上帝提供了宇宙，而人则按照他们的肉体的规律成长起来，很像一个聪明的钟表匠的作法一样，他一旦把钟表制出来之后就不再去干预它们的行动。封建制度关系的精神支柱——有神论，肯定上帝不仅是宇宙、人和人的社会的创造者，并且从不停止对自己的创造物的指导，用自己的“天命”去影响它的历史。与这种有神论针锋相对，自然神论把造物主的动作限制在只是创造这一个行动上面，它肯定说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只受它们所特有的规律的指导，这规律已经脱离开造物主的意志。由此足见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最高度紧张的时期，在自己的伟大革命的时期，在反对封建社会而为政权的决定斗争的时期，或者，翻译成经济的语言，在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志分配现有社会的一切剰余产品的权利——因为政权的事实的经济内容只在于此一而斗争的时期，甚至在这时期，资产阶级因忠实于剥削者的本能，按照自己的阶级的剥削本性不能公开地和全部地推翻宗教，不能成为无神论的，因为宗教正是：如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器，在整个阶级社会存在过程中历史地经过考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伏尔泰是大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是一种认识的体系，在这体系中上帝的权力在各方面都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自然神论是天上的议会主义”（普列汉诺夫）。“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洛克）和他们的后继者——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哲学家，而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恩格斯）。自然神论就其起源来说就是如此，所以它“只是一种脱离开宗教的方便的和使人安心的方法”（马克思）。
　　战胜了封建政权和按照自己的心意，就是按照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诸关系改造了社会之后，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仍然停留在自然神论上，甚至大自然科学家像达尔文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假如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时期是脱离唯心主义的一种方法，那末现代的自然神论，恰恰相反，是在解释人类历史现象上脱离唯物主义的方法之一。
　　不可知论——“不要比感觉跑得更远，拒绝看到感觉以外的不论什么可靠的东西”（列宁）；它“同意所有我们的知识都建立在我们的感觉所感受的印象里”，因此“不可知论者对自然的观点是完全唯物主义的”，“但是，——不可知论者小心地补充说，——我们不能证明，就我们所知的世界这方面来说，存在或不存在最高的实体”（恩格斯）。因此不可知论就其来源而言只不过是“腼腆的、羞怯的唯物主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而现代的不可知论是在解释人类历史现象上的一种掩盖得不好的唯心主义的倾向。
　　实证论——当资产阶级完成了自己的革命，打碎了封建社会的一切历史权利时，它就非常临近“灾变”的思想，不仅在社会秩序上，而且在自然界里。资产阶级成了统治的、保守的力量之后，通过自己的学者去责难不仅是自然界的，而且还有社会的生活发展中的变革的思想。学者常常是在统治的观念和自己阶级的思想方法本身的支配之下（通常是自觉的，有时也是本能的）。因此为了代替灾变的理论，学者们就提出进化的理论——由于前进的现象和使现象彼此适应的积累的结果而产生的逐渐的、几乎是不明显的发展。实证论就是进化论在社会知识上的运用。
　　在无产阶级走上历史的前台之后，资产阶级愈来愈成为赤裸裸地反动的力量，它就把实证主义这个武器丢掉而拿起一切衰頹的阶级都曾使用过的救命武器——唯心主义。这时实证论就被小资产阶级的生产的部分所抓住而成为它的武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实证论在俄国的代表人物是恩·克·米海伊洛夫斯基，社会革命党人的精神之父。——第208页

〔41〕 《圣经》时代的犹太人的部落。——第209页

〔42〕 拜物教「一把无生物崇拜为神。——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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