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列宁全集》 -> （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 旧版第43卷
《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3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2年3月6日至1923年3月2日期间的著作。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5月不幸中风，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年底再次中风，不得不停止工作。列宁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仍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病重期间，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和五篇重要著作，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最后的理论遗产。
在本卷收载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等文献中，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践，肯定了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仍然是在饥荒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与往年不同的是，战火已经停息，第一次有可能整年把力量真正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上。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一年多来的成就时首先指出，在金融体系方面，“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见本卷第283页）。新经济政策开始的这一年，货币贬值的速度已经减慢。1921年7-9月出现了卢布第一次暂时稳定期，1922年5-8月又有第二次稳定期。列宁满意地指出：“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见本卷第284页）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成就也很显著。新经济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民战胜了饥荒，上交了粮食税，生活开始好转。轻工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并有所增长，工人生活状况也得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基本上平息了。至于重工业，虽然总的情况还很严重，但国家已积累了一些资金，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发展重工业。列宁认为，这一年来的实际工作已经证明，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发展。
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探索，必须善于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三点教训：（1）用新经济政策来检验是否实现了与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见本卷第78页）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是开始寻求而还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列宁深信，只要我们用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2）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检验共产党人的经营管理水平。列宁说：“这一年来我们十分明显地证明，我们不会经营。”（见本卷第83页）如果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列宁要求共产党人从头学起，努力提高经营管理能力。（3）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对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连马克思也没有对此写下只言片语，因此，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对待这个问题。列宁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见本卷第88页）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合理地利用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应当从头学起。他还强调做好商业工作是当前全部工作的关键。
列宁在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的“停止退却”问题，要求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退却已经结束”。他在后来一些文献中一再阐述“停止退却”的问题。列宁指出，所谓停止退却，并不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决不是说我们已经学会了经商，已经打好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只是让步的限度已经定了，不再后退。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见本卷第305页）列宁认为，停止退却之后党和政府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考查用人是否得当并检查决议和指令的实际执行情况上。他强调说：“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见本卷第15页）列宁多次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既有政权，又有各种资源，所缺乏的就是文化，就是经营管理的本领。“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见本卷第67页）突出的矛盾是大多数做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文化低，不会管理。虽然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但不会做生意，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列宁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人能不能领导好经济工作，这是同私人资本主义竞赛的一场考试，是俄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严峻的考试。能不能考及格，这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也决定着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列宁告诫全党“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见本卷第137页）；“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见本卷第95页）。
列宁还高度关注改善党政机关工作、健全领导工作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等问题。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以及《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等文献中，论述了党政机关工作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见本卷第68页）列宁指出：改善国家机关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多年的精简没有解决机构的臃肿，反而大大膨胀了；大多数人钻在公文堆里，这“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见本卷第252页）。他提出，“当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务，也是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通过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来不断地精简机关和减少其费用。”（见本卷第307页）他在《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和《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两文中对副主席的工作性质、今后任务和具体要求作了详尽的规定。列宁规定副主席的基本工作是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缩减机关编制，简化办文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要求各副主席将大约十分之九的精力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每个副主席应负责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或机关，带动其他单位；各副主席应当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每周不得少于两小时，等等。
本卷收载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表明列宁关心党的理论建设。这篇文章是为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撰写的指导性文章。列宁在文中指明了党在哲学战线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应该积极宣传无神论，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列宁要求共产党员在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列宁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见本卷第28页）。列宁同时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就无法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因此，“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见本卷第29页）
列宁重视执政党的队伍建设。他在《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这三封信中针对俄共（布）党员的现状指出，要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党员，就必须接受极其严格的考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此，他建议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并拟定具体的考察条例，以保证预备期真正起到作用而不致流于形式；同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党组织能将那些不符合标准的党员及时清除出去。《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这一文献体现了列宁从严治党的观点。他要求法庭对于犯罪的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要求将那些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犯罪的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一律开除出党；要求对那些对包庇行为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本卷收有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文件和书信，如《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等，表明了列宁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的立场。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俄共（布）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中在十月革命以来实行的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的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尼·伊·布哈林、格·列·皮达可夫反对对外贸易垄断。斯大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主张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列宁特别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坚持对外贸易垄断，才能保证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独立，保证本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重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但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停止。由于列宁坚持原则并做了细致的工作，12月18日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议，确认“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绝对必要性”。
本卷中的一些文献，如《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等等，表明列宁极其重视同资本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租让谈判问题，既力争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又坚持互利的原则，坚决拒绝损害苏维埃俄国根本利益的条件。
列宁还关心国家的法制建设。5月15日和16日列宁两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反映了他对制定刑法典的重视。1922年5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会审议《检察机关的监督条例》，多数与会者主张地方检察机关受中央机关和省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中对这种意见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它不仅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反映了地方官僚和地方影响的利益和偏见。列宁强调法制应当是统一的，不受地方的任何干扰。他指出：“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无法纪的海洋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即使不是最严重的障碍，也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见本卷第200页）地方检察机关应当只受中央机关领导，有权从是否合乎法制的观点对地方政权的决定和决议提出异议。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排除地方和私人的干预，从而有可能同各种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进行有效的斗争。
本卷所收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以及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文献，主要论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策略问题。列宁指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把工人大多数、劳动者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争取群众的重要手段是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人必须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策略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学会使用一切斗争形式和手段。
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是列宁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中，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3月14日给契切林的信、《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以及《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等文献中，列宁对参加热那亚会议的苏俄代表团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对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了具体指导。列宁强调苏维埃代表团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见本卷第74页）。他同时指出，支持资产阶级阵营中那些希望和平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和平主义者仍然是自己的义务，这有助于分化敌人。他说：“是同醉心于用武力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还是同倾心于和平主义（哪怕是最糟糕的、从共产主义观点看来是不值一驳的和平主义）的资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打交道，这对我们当然是有区别的。”（见本卷第74页）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某些协议，可以在互惠原则下作出让步，但是，绝不能接受屈辱性条件。苏维埃代表团根据列宁的指示，拒绝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要求，维护了主权独立，同时又利用了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在拉帕洛签订了苏德条约，突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维埃俄国的统一战线。列宁在《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中，要求参加海牙国际和平大会的苏俄代表团阐明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和反战活动的可行办法。在《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一文中他强调必须满足近东国家进步的民族愿望。他说：“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见本卷第243页）他强调在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问题上“尽可能少来一些空泛的声明、庄严的诺言、华丽的口号，而尽可能多来一些最简单最明确又能真正导致和平——且不说彻底消灭战争危险——的决定和措施”（见本卷第244页）。
本卷最后一部分是列宁在1922年12月-1923年3月病重期间口授的三封信和五篇文章。列宁在这些文献中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给代表大会的信》反映了列宁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的高度关注，阐述了他对加强中央委员会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战略思考。列宁认为党的统一的最重要条件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为此，他建议对党内制度实行改革，吸收工人和劳动农民党员担任中央委员，增加中央委员人数，以便减少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对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使中央委员会在相互协调、抵制分裂方面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人和劳动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的监督作用，积极推进机关工作的革新和改善。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列宁评述了党中央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特性，希望党中央的高层领导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民主作风，增进思想修养，善于团结同志。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这对于保证党的统一和政策的正确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这封信中，列宁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使它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他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个机关的领导者应当是有科学修养的人，还应当具有吸收人才的卓越能力和丰富经验。
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信中，列宁反对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强调“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见本卷第356页）。他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列宁还就如何巩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日记摘录》反映了列宁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列宁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要使国家预算首先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应该把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列宁还提出加强城乡文化联系的任务，要求城市在农村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批评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忽视合作社的作用，对发展合作社的深远意义重视不够、估计不足的倾向，论述了合作社的性质和通过合作社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他认为，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在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联盟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完全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合作社来建设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深刻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见本卷第371页）为此我们需要认清并完成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一是改造我们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具有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科学；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继承全人类积累的文化财富，同时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变革，我们的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驳斥了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借口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来否定俄国革命的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论证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见本卷第374页）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西欧各国，“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见本卷第376页）。这种特殊性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确需要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俄国由于自身的历史条件，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
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列宁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建议把它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要适当扩大，要有一定数量的中央监察委员出席政治局会议，他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见本卷第38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派出委员参加工农检查院的领导工作。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应当都是经过专门考查，十分可靠，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养的人才。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和工作质量。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列宁论述了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改革问题。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认真进行国家机关的改革，提高国家机关的质量，应集中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但是现在可以用来建立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人才太少，因此国家机关的整顿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见本卷第384页）。为了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列宁提出：“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毋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特别常见的）。”（同上）列宁要求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的文献增加57篇。其中有：《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致北美俄国侨民》、《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等等。
《附录》中所收的18篇文献，除《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中的第1个提纲曾收入《列宁全集》第1版第36卷外，都是新增加的。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比《列宁全集》第2版相应时期的文献新增3篇。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