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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2020年第二版增订版）第42卷
前言
〔说明〕录入自《〈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资料汇编·前言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1年6月至1922年3月期间的著作。
苏维埃俄国取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随着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考虑同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虽然进入低潮，但无产阶级并没有停止斗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新变化造成了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某种均势，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农民扩大了播种面积，工人陆续回到工厂，工业在复苏。但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计划的商品交换没有成功，这种商品交换变成了自由买卖和现金交易。新的情况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本卷收载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等著作，是论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文献。列宁在这些著作中，总结了苏维埃俄国四年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继续探讨适合俄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着重阐明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论述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的成就和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新经济政策的措施。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列宁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当前的主要任务。他指出：“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现在党和国家要完成“最重要最困难而又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就是在破坏了的封建基地和半破坏的资本主义基地上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定经济基础。”（见本卷第186页）在完成这样一个全世界从未有过的事业中难免失败和错误，我们曾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这一错误。列宁告诫说：“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见本卷第187页）
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这个报告中列宁阐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目的和指导思想。他指出：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国家，要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实践证明，不顾客观条件，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实行粮食税和租让政策能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业，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决策。为了使新经济政策得到贯彻，列宁要求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见本卷第204页）。为了实现新经济政策，列宁要求政治教育工作者反对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这“三大敌人”。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列宁回顾了苏维埃政权几年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指出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想一劳永逸地找到一条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的，1921年春天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用简单、迅速和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共产党人应当“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见本卷第237页）。我们应当从失败的经历中改进我们的工作方式方法，这种新的方式方法就是新经济政策。列宁根据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首次提出了苏维埃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1921年春天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当时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按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大工业，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见本卷第239页）。他认为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列宁还论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指出私营商业的发展、一部分国营企业的出租、农民剩余农产品的自由买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要求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中的这种危险，迅速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
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指出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出现了马克思本人当年预见不到的新情况，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俄国的实际问题。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分析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他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夸大革命方法的作用。应当冷静地考虑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哪些任务可以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哪些任务要用改良的方法解决。他明确指出：在1921年春天以前有三年多的时间俄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实行的是一种革命办法，即“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见本卷第256页）；从1921年春天起，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开始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见本卷第25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而商业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他强调指出：“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见本卷第259页）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中，对实施新经济政策第一年作了初步总结。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见本卷第344页）。在苏维埃俄国最艰苦的年代，我们实行了工农的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1921年第一次实行了工农的经济联盟，这一联盟是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因此，“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来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见本卷第346页）他认为，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唯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见本卷第359页）。
列宁为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提出了经济机构、行政机关和立法工作适应新经济政策调整后的一些具体要求：一切经济机关要尽快在供给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所必需的商品方面取得扎实的成绩；财政人民委员部要尽快在金本位制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用税收取代纸币的发行；所有管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机关要促进工农业间的流转，广泛利用私营企业来采办和运输原料，大力发展商业；所有经济机关要坚决地吸收科学技术人员以及那些在管理商业、组织大企业、监督经济业务等方面的专家参加经济建设工作；人民法院要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作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人民法院要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的失当进行司法追究，等等。
列宁1922年1月草拟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指出，在1921年12月党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新经济政策已经十分清楚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现在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政治局坚决要求全体人民委员在试行新经济政策时要雷厉风行，杜绝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散见在本卷收载的大量短篇文献中。列宁认为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方法，实行经济核算就是学习管理经济，经济核算制要求企业学会用商人的善于经营的方法做到自负盈亏。他主张提高大企业在财政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扩大国营企业在资金和支配物资方面的权力。他赞成授予担任租让企业董事长的资本家单独决定一切问题的权力，使他能真正按商业规律办事。他主张给那些对发展经济作出贡献的和按商业原则办得出色的经济机关、企业或个人颁发勋章和奖金，建议对一些经济工作人员实行按营业额和利润额提成分红或发给奖金的制度。他坚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主张惩治贿赂苏维埃官员的外国人，防止他们掠走俄国的贵重物品。他建议物色一些在资本主义商业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人研究货币流通问题，争取恢复正常的货币流通，规定黄金储备不得随意动用。他欢迎美国的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来俄国参加经济恢复工作。他对统计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和改进意见，希望中央统计局及时提供准确的数字并研究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要求制定出相应的新法律。列宁十分重视新法律的制定工作，要求所有公民和国家机关严格遵守已经通过的法律。在《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一信中，列宁要求这个部成为一个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同经济领域中利用新经济政策进行违法活动的坏蛋作斗争的战斗机关。他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教会人民法院严惩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犯罪行为。他规定了司法机关对待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方针：允许他们做生意，允许他们发财，同时应当加倍严格地要求他们做老实人，呈交真实准确的表报，严格遵守苏维埃政权的法律，以使无产阶级国家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审判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倍严厉地惩办，这两点是司法工作的起码常识。他在谈到新的民法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把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于“民事法律关系”。列宁1922年2月22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建议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规定：“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见本卷第441-442页）鉴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初稿》，建议缩小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权限，加强法院工作，把同违法分子进行斗争的任务交给司法机关。
国家机关的结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如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问题，是列宁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一组信件中尖锐地指出，苏维埃国家机关最根本的缺点是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官僚主义积习造成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下指示，把理应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卓有成效地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条件是经常检查已经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他一再强调政府机关领导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考核和选拔人才。他主张彻底改革工作制度，建立个人负责制，消除无人负责的现象。他写道：“通过对人的考核和对实际工作的检查同腐败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压缩编制，撤换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民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工作方针就应该是这样。”（见本卷第406页）他认为这样的改革能使政府的工作节奏快十倍。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一文中，列宁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主要不是“捕捉”和“揭发”缺点，而是善于及时纠正缺点，为此必须研究并掌握各机关、企业、部门处理工作的情况，及时地作一些必要的切实的改变并真正贯彻下去。他还要求工农检查院通过认真的检查工作培养出一批有经验和懂行的领导人员。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改组工会，使其适应新的情况。列宁的《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就是为此而写的。这个提纲草案实质上是1921年工会问题争论的总结，为新时期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列宁在提纲草案中指出：在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必然存在劳资之间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见本卷第377页）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原则即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每个国营企业都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扭亏为盈，这就必然会产生照顾本位利益和过于热衷本位利益的现象，从而造成工人群众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或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国营企业的工会也有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任务。列宁同时指出，国营企业力争不亏损和盈利，也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维护工人利益“主要方式不是罢工（但决不是一概不使用这种手段），而是向工人国家的机关申诉”（见本卷第534页）。列宁在提纲草案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里所进行的罢工斗争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罢工斗争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在我们这种过渡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通过同这个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病，同它的错误和缺点，同资本家力图逃避国家监督的阶级野心等等作斗争，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见本卷第379页）列宁在提纲草案中阐述了工会和企业管理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最根本的需要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恢复大工业，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只有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工厂管理机构手中，而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是绝对有害和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绝不是否定工会参加工业管理。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的，“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工会一般说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尤其应当是全体工人群众以至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以后也逐渐管理农业）的学校”（见本卷第381页）。列宁还提出了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几种形式。列宁认为联系群众是工会取得任何工作成绩的基本条件，对于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一个暂时得不到先进国家援助的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而工会作为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如果位置摆得不正或者工作不正常，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建设遭殃。列宁还要求工会经常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同专家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实际效果；工会还应当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密切注意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列宁在给加·伊·米雅斯尼科夫的《关于“出版自由”》的信中剖析了“出版自由”的口号。他指出：从中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见本卷第93-94页）。列宁还批评了用“出版自由”纠正党的错误这一主张，指出：无产阶级执政党不应当也不可能靠倡导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来克服自身的弱点、错误、偏差、毛病，而必须依靠工人和农民、依靠广大党外群众来检查和监督党员的工作，从而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
列宁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宣传出版事业中必须坚持的党性原则。1922年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一篇电讯，介绍德国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写的一本为德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侵略计划辩护的小册子。在《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一组文献中，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件事，指示各党报和苏维埃报纸今后不准登载这类电讯。他强调报纸在经济建设时期要侧重生产宣传。《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期望该报成为战斗的报纸，经常提供有关经济的真实情况的材料，分析经济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建立地方通讯员网，用更多的篇幅登载来自地方的通讯。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规定，在莫斯科自由出售的书籍中，应将色情和宗教内容的书籍剔除，送去造纸。《对电影事业的指示》规定，每一份放映计划要规定娱乐性影片（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和宣传教育影片的一定比例，宣传教育片应避免发生宣传工作的效果适得其反的怪事，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兴建影院。
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整顿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的清党工作，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到同年年底结束。1922年1月1日开始全俄党员的登记。本卷收载的《关于清党》、《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等文献指出了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清党工作的做法和对执政党党员的严格要求。列宁着重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党要能够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脱离群众的分子、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以及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列宁认为，广大非党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清党是最可贵最重要的，只有在清党过程中重视非党劳动者的意见，才能使清党收到很大的效果，才能使党成为更加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同本阶级有更密切联系、更能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引导本阶级走向胜利的先锋队。列宁反复强调，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要规定更严格的入党条件，规定较长的预备期。列宁历来主张对触犯刑律的共产党员要加重判刑。收入本卷的《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就反映了列宁的这一思想。俄共（布）中央的一个通告原来规定，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会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会的决定是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审判的结果。列宁认为这些规定是不正确的，建议“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党委作‘结论’必须上报中央机关，并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见本卷第279页）。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修改这个文件，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从轻判罪的可能性。
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苏维埃政府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10月向英、法、意、日、美五国政府发出照会，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协商，决定在1922年4月在热那亚召开欧洲各国经济财政会议，并邀请苏维埃政府参加。苏维埃俄国决定参加会议。本卷收载的有关热那亚会议的多篇文献，反映了列宁为这次复杂的外交斗争所作的细致准备。列宁为出席这次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周密地制定了工作纲领和斗争策略并向代表团提出两个目标：建立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经济合作。对于西方列强坚持要苏俄归还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的债务的强硬要求，列宁建议代表团提出反要求，即要求赔偿苏维埃俄国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封锁时期受到的损失。在外国资本家要求归还或赔偿他们过去在俄国拥有的财产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坚决拒绝以任何形式恢复私人财产和给予金钱赔偿，同时规定在这一方面让步的界限是仅仅允许过去的外国私有者有取得租让和租借企业的优先权。列宁认为，代表团应当就所有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阐述苏维埃政府的全面、独立、完整的纲领，而这个纲领应当是和平主义的纲领，其中包括废除一切债务、用“爱尔兰”方式解决一切殖民地附属国问题、彻底修改凡尔赛条约等等。他要求代表团广泛阐述这个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主张侵略的反动资产阶级阵营的裂痕。
论述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在本卷中占有不小的篇幅。1921年6-7月，共产国际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新任务、斗争策略、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等问题。收入本卷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反映了列宁为准备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和领导代表大会所做的大量工作。列宁在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和报告中阐明了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某种均势，指出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来了；俄国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办法，以便领导农民，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列宁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阐明政权在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列宁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大机器工业，也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讲话中指出，在国际革命不像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的时候，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团结工人阶级的队伍，巩固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他教导各国共产党应当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即使处于革命低潮也要作好战斗准备，首先把工人阶级和城乡劳动者的大多数争取过来。列宁还强调了殖民地运动的意义，批判了那种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仍然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平和的民族运动的观点。他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见本卷第46-47页）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决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转变，并动员各国共产党去认真准备新的战斗。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根据已经开始的共产主义斗争的实际经验具体地确定了今后在策略方面和组织方面应该怎样开展工作。他说：“我们现在要集中党的全部力量把党组织得更好，改进党的工作的质量和内容，同群众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工人阶级制定出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切合实际的策略和战略。”（见本卷第114页）
共产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发出呼吁，要求统一行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三个国际的代表曾商定1922年4月在柏林举行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收入本卷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议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和《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规定了共产国际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战略和策略。列宁相信，觉悟的工人同大多数工人一道都愿意并要求在亟待解决的、同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实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编入本卷的《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和《政论家札记》两文以及《致托马斯·贝尔》、《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等，都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写的。列宁在前两篇文章中，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和现实批驳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分子、欧洲共产党的“左派”集团以及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工人反对派”所说的“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破产”、“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现在不相信工人阶级了”等等谬论，论证了俄国共产党在任何局势下从一开始就正确地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且总是找到防止危险的办法。列宁写道：“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见本卷第461页）列宁肯定了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为纠正左派的错误和认真贯彻代表大会决定所作的努力。他告诫欧洲共产党人，如果他们不根本改变本党的全部机构和工作方式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群众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斗争，那他们将犯极严重的错误。列宁密切关注美国、法国、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情况，并及时指导它们的发展。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正确评价了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贡献。他引用了一则俄国寓言中的话：“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认为，卢森堡虽然犯过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她“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见本卷第464、465页）。
在《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一文中，列宁对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提供津贴费用时存在的舞弊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为了防止腐败，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有关部门报告每一戈比的使用情况。
在《列宁全集》第2版中，本卷文献比第1版相应时期的文献增加126篇。《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不同于第1版收载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前者是列宁的原稿，后者则是俄共中央对前者作了一些修改后通过的决议。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10篇文献中有6篇是新文献。此外本卷中的《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第1版收载了一小部分）、《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对电影事业的指示》、《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等等都是新文献。
本卷《附录》中的文献除《〈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外，全部是新文献。《〈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第一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成分中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附录》中的几个报告提纲十分明确地列出了几个报告的要点，有助于读者把握报告中的重要论述。
在本增订版中，本卷文献比第2版的文献又增加了4篇：《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和《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其中《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是替换第2版所收的有删节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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