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1970）
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的时候，正由于前一阶段过度繁忙的工作而显得疲惫不堪，而且身体也不大好。1895年那张著名的“保安局”拍的照片，可以让人看出他当时的那个模样。
在第一次审讯后，他派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莫斯科家里来执行任务。他在一封密码信中要她赶紧通知我们：他在回答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只箱子现在哪里这个问题时，他说是留在莫斯科家里的。
“让他们买一只同样的箱子，就说是我的……要快，不然要抓人。”他的通知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得百般小心地去买一只箱子带回家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箱子的样式说得含含糊糊，买来的箱子当然同他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只有夹底的箱子毫不相同。为了使箱子不致被看出来是新买来的，我到彼得堡去探望弟弟和打听案情时，就把它给带去了。
在到彼得堡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在和同志们的各次交谈、同弟弟的密码通信和当面谈话中，这只箱子的关系至为重大，以致我在街上看到商店橱窗里陈列着这种使我讨厌之极的商品时，我都转身避开，因为一看到它，我就感到心神不定。不过，虽然在第一次审讯中也提到了这只箱子，却没有找到与之有关的线索，于是这一罪状就在其他的罪状中隐没了（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关其他罪状的更为确凿的证据。
例如，证实了他和许多同时被捕的人有交往和联系，而在其中一个姓瓦涅也夫[1]的人那里抄走了一号尚未付印的秘密《工人报》；证实了他同涅瓦关卡外工人小组的联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给小组里的工人讲过课。一句话，宪兵队已掌握了进行侦讯的足够证据。
在弟弟被捕后，第二个到莫斯科我们这里来的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西尔文，他是弟弟小组里幸免被捕的一个组员。西尔文谈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狱中寄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在那里寄膳的一个熟人收的。[2]在这第一封从狱中寄出的长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叙述了他要想在那里从事一项工作的计划，即为他打算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3]一书收集资料。这封长信（里面附有一大张科学著作和统计汇编的书单）的严肃口吻，巧妙地掩盖了它的秘密目的。信被顺利地送到了，没有经过任何涂改。其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封信里，恰恰是向同志们探问，有谁同他一起被捕了。他问的方法虽然事先没有经过任何商量，但同志们都能了解，并且立即回答了他，而百般警惕的看守人员却丝毫也没有产生怀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一封信里就向我们问被捕的人的情况，”西尔文用赞赏的语气对我说，“我们已经回答他了”。
遗憾的是这封信只有前半部分保存下来，附在信里的书单找不到了，显然是在找书的过程中搁在什么地方丢失的。大部分开列的图书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作上确实需要的，所以这封信包含了两个目的，而且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的那样：一箭双雕。我只能就记忆所及说出某些书名，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巧妙地穿插在他开列的书单中，用来探问同志们的遭遇的。这些书名旁边都打上了问号。开书单的人好象是在用问号表示，他凭记忆开列的书名是否正确，实际上却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要书，而是打听情况。他是利用同志们的化名来打听情况的。有些化名跟他需要的书的性质相近，问起来就不会引起注意。比如说，打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塔尔科夫的情况，他就问：“维·维·：《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因为斯塔尔科夫叫“维维”。打听化名叫米宁（“地雷”）的瓦涅也夫和化名叫波扎尔斯基（“烈火”）的西尔文这两个下新城人的情况时，他打的问号便会引起比较细心的犯人书信检査员的注意，因为柯斯托马罗夫[4]的《混乱时期英雄传》这部书，跟他要写的著作的题材不相干。但这毕竟是一部科学的历史书。显然，要求检査大批信件的人员看出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等于要求他们具有极大的洞察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化名都能天衣无缝地纳入科学书籍目录的范围的，因此，其中便有这样一个书名——布勒姆的《论小齧齿类动物》，不用说，它是夹杂在他写作上确实需用的书目里面的。同志们都一目了然，这里的问号是探问克尔日札诺夫斯基[5]的遭遇的，因为他的化名是苏斯利克（“黄鼠”）。同样，有一个用英文写的书名：Mayne Rid《the Mynoga》（麦因·里德[6]；《鳗鱼》），是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因为她的绰号叫“鱼”或“鳗鱼”。这些书名很可能引起检査人员的注意，但信的严肃口吻，列举的大量书名，还有在第二张纸（已遗失）上加的一句以防万一的话：“多种体裁的书可以用来调剂单调的环境”，这就麻痹了检查人员的警惕性。
遗憾的是，我只记得这么几个书名了，当时我们谈起来可笑得起劲哩。我还记得的是一个“Goutchoul”或“Goutchioule”的词，这是为某本历史书（书名已经忘了）杜撰出来的作者的姓，他故意用复杂的法文拼写法写的。这一定是指古楚尔，即扎波罗热茨[7]。我还记得西尔文说过，他们对《混乱时期英雄传》的答复是：“图书馆只有第一卷”，就是说，被捕的只有瓦涅也夫，而没有西尔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关在拘留所里。那个时期监禁的条件还算是好的。通常在被捕一个月以后，每周可以探监两次：一次是当面探监，一次是一般探监（隔着栅栏）。前者在看守人的监视下可延续半小时，后者则为一小时。一般探监时，有两个看守人在来回走动，一个在关着犯人的有铁栏的笼子后面，另一个在探监人的后面。由于在这些日子里喧哗嘈杂，看守人都普遍感到腻烦，加上他们愚蠢无能，所以只要略施巧计，在探监时几乎可以无话不谈。每周可以送饭三次，送书两次。而且，书籍不是由宪兵，而是由拘留所附近的法院检察官检査的。在送进去的书很多时，这种检査多半不过徒具形式而已。准许送进去的书相当广泛，例外的情况不多，连月刊，后来甚至连周刊都可以送。这样，单独监禁下最大的苦恼之一——与外界隔绝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拘留所”图书馆的藏书也相当丰富，它是由各方面的捐赠集成的。因此，许多同志，特别是工人出身的同志，都认真地在图书馆里充实自己的知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长期的坐牢生活作出安排，等候获释后去远地流放。他决定在这段时间内也要利用彼得堡的各个图书馆，来为他计划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收集资料。他在信件中开列了科学书籍和统计汇编的大篇大篇的书单，这些书是要从科学院、大学和其他图书馆中给他弄到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监禁期间，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彼得堡。我经常要给他送去大批大批的书，堆满了他的牢房的一个角落。后来这方面的条件苛刻起来了。可以给犯人送进牢房的书，在数量上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在这个时候，伊里奇就能从容不迫地从统计汇编中作摘录，此外还有其他俄文和外文的科学和文学书籍可看。
送进去的大批书籍还为我们利用来进行联系提供了方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入狱前就教过我密码通信的基本知识。我们在字母中间打上不大看得出来的黑点或划上短线，并用约定的记号标志出有密码信的书和页码，彼此之间的通信很频繁。
这种通信方法对我们目力的损害着实不小，但它使我们能保持联系，传达必要的秘密消息，因此是异常可贵的。用这种方法通信，最厚的墙壁和最严的长官的监督也无法阻挡我们交谈。当然，我们不只是写些最紧要的话，我常常把探监时怎样转弯抹角也不便谈的狱外的消息告诉他。他也常常委托我们办这类事情，把一些情况转告给同志们（他经常同他们保持联系，利用监狱图书馆里的图书进行通信），他要我们转告，他给某个同志的便条，用黑面包贴在给犯人放风的围有栅栏地方的第几块木板上。他非常关心同志，只要听到谁急躁不安，就写信去鼓励谁。他要我们弄到这样那样的书，安排探望那些没有人去探望的同志。这些操心的事花费了他和我们许多时间。他那永不枯竭的饱满的情绪和幽默感使同志们也都振作起精神来。
幸好，伊里奇在监狱里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是很有利的。当然，他瘦了，这主要在监禁末期，他的脸色发黄。但是他的胃病（他在国外时曾请一位著名的瑞士专家诊治过），甚至在一年的监狱生活里也比入狱前一年的情况要好些。母亲遵照那位专家给他规定的饮食制度准备好饭食，每周送三次，除此之外，他还自费订伙食，订牛奶。显然，这种俄国式“疗养院”的有规律的生活效果良好。不用说，这种生活在地下工作极度紧张繁忙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同他的会面总是内容丰富、趣味盎然的。在隔着栅栏相见时，尤其可以畅谈。我们常常用暗语交谈，碰到“罢工”、“传单”这类不便明说的词语，便插入一些外语的字眼。有时收集到好多新闻，我便要动脑筋考虑如何转达。弟弟也要动脑筋考虑怎样谈自己的事和打听消息。当我们能以告诉对方或听懂这千头万绪的内容时，两个人便乐得大笑起来。总之，我们的会面看上去是在无忧无虑、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实际上思想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必须善于表达，善于领会，不能忘记一切托办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用的外国词语太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背后的看守人便厉声说道：
“不许用外语讲话，只许用俄语。”
“不许吗，”弟弟一边朝他转过身去，一边脱口回答说，“好吧，我就说俄语。那末，你对这位金人说……”他继续同我谈下去。
我笑着点了点头，因为“金人”一定是指戈尔德曼，也就是说，既然不让使用外语字眼，沃洛佳便把这个德语的词译成了俄语，使看守人听不懂他说的是谁。
总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在狱中也表现出他那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的精力。他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把日程排得满满的。主要当然是从事科学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需用的大量材料就是在狱中收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有一次，在监禁快结束时，我告诉他：听说案子快要了结。他大声说道：“还早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材料收集齐全哩。”
但就连这项巨大的工作他还感觉得不够。他想参加当时蓬勃开展的地下革命活动。这一年（1896年）的夏天，彼得堡爆发了纺织工人大罢工，后来又波及莫斯科。这些罢工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时代。大家知道，当时的罢工使得统治集团惊恐万状，吓得沙皇不敢从南方回到彼得堡来。全城沸腾起来了，人们的情绪无比高昂。尼古拉二世加冕和因之引起举世闻名的霍登卡事件[8]那一年，是以两大主要中心城市的工人发动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为标志的。这是工人的第一次对沙皇制度说来大不吉利的进军，诚然，它还不是政治性的，然而已是紧密团结的群众性的进军。比较年轻的同志们现在是很难估计和想象这一切的。但对我们来说，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沉重压迫，过着田鼠般的生活，捱过连谈话都要躲在小屋子里的日子之后，这次罢工可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啊！在我们面前，就象是“打开了监狱的重门，通向远方，通向光辉灿烂的明天”，就象是透过未来的烟雾，展现出一定能使革命取得胜利的工人运动的面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书本理论，从某些咬文嚼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遥远空想，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肌体，它已经作为无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一股活生生的力量而出现了。俄国专制制度这一窒息而沉闷的囚室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都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感觉到从来没有这样精神振奋，全身充满力量。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创立的协会是在他被捕后才叫这个名称的——愈来愈受人欢迎了。许多单位纷纷要求协会也要给它们印发传单。它们抱怨说：“为什么协会把我们忘了？”它们要的也包括一般性的传单，首先是五一节的传单。狱外的同志们都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起草传单感到惋惜，他本人也想起草传单。不仅如此，他还拟订了几个写小册子的题目，如《谈谈罢工》等。
他研究了党纲问题。于是他试着在狱中写起秘密文件来。用密码写这些东西当然是不可能的。必须采用一种不易觉察的、到狱外再行显影的方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起了一种儿童游戏。他用牛奶在书的字行中间写字，在灯上烤一烤就可以把字显影出来。为此，他用黑面包做了一些小墨水瓶，以便听到门边有响声或发觉有人在监视孔里窥探时，可以把它们吞下肚去。他曾笑着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很不走运，不得不吞下整整六个墨水瓶。
我还记得，伊里奇在入狱前后那几年里常爱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猎人”这句话。伊里奇以他特有的机智，在狱中曾屡显身手。他在狱中起草传单，写了《谈谈罢工》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拉赫塔印刷所査封时被搜走了（它是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显影并抄写的）。后来他写了党纲和相当详细的党纲《说明》，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被捕后，《说明》有一部分是我抄写的。这份党纲也没有问世，因为我抄写完后把它交给了亚·尼·波特列索夫，而在他被捕后，它被他交付保管的某个人销毁了。[9]除开这项工作之外，我还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接收了一个保藏秘密文件的用具——一张小圆桌。这张桌子是一个干木工活的同志按照伊里奇的意思做给他的。桌子那条很粗的独腿有个车出来的底盘，比普通的稍稍大一些，可以旋开，中间挖空了的地方能放许多纸卷。一到深夜，我就把抄写好的文件藏到里面去，而把在灯上烤过的那几页原稿小心地毁掉。这张小圆桌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搜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住处时，都没有被识破。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抄写好的党纲部分最后幸免遭劫，并由她母亲把它连同小圆桌一起交给了我。桌子的外形没有引起过怀疑，后来，只是因为底盘常常旋开，螺纹磨光了，才不再使用。
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用牛奶把传单和其他秘密文件抄写好后，便把草稿小心地毁掉。而后来，他利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这一声誉，把草稿夹在他用工整的字体写满统计数字和其他摘录的纸张堆里保存下来。而有些材料，例如党纲的详细说明，是不能把草稿销毁的，因为一天之内抄不完，而且写完之后，伊里奇一边思考，一边还要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因此，有一次会面时，他以特有的幽默感对我说，一个宪兵军官到他的牢房里作例行检查，在堆在屋角里的一大堆书籍、表格和摘录中翻了一会儿，说了句开玩笑的话“今天太热，不宜研究统计数字”敷衍一下走了。当时弟弟对我说，他并不特别感到担心，因为“在一大堆东西里是找不到的”，而后又哈哈笑着补充说：“我的处境比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公民都好，因为已经不能再逮捕我了。”他在笑，而我呢，当然很为他担心。我劝他要更加当心，并向他指出，如果不能再逮捕他的话，那一定会加重判刑的，他们会对在狱中写秘密文件这种大胆行为判处苦役的。
因此，我总是焦急地等着从他那里还来附有用化学方法写的信件的书。我曾为等候取回一本书而坐卧不安。记得这是一本写有党纲说明的书。我知道，党纲是用牛奶密密地写在字行中间的。我怕监狱管理人员在检查这本书时发现可疑之处，又怕滞留的时间长，如果牛奶太浓的话，字母会自动显影出来，一有时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就象有意作弄人似的，书没有按时发还给我。所有其他坐牢的人的亲属，在星期四那天都拿到了当天应当发还的书，但看守人却简短地对我说：“没有您的”。可是在我刚才探监时，弟弟说已把书还了。不按时发还书籍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这使我不能不猜想伊里奇出事了。发书的看守人脸色向来阴沉，这次显得更加阴沉。坚持要书当然是不可能的。我痛苦地折腾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发还给我那批书（其中包括写着党纲的那本书）之后，我才安下心来。
弟弟有时候也不免虚惊一场。1896年冬天，在某次逮捕（大概是在波特列索夫被捕）后，我偶然耽误了探监的时间，在最后一班才赶到。我平常从来不是这样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已被捕，就把一份准备好的材料销毁了。
不过，由于新的逮捕等等特殊原因而引起的这种焦急不安是难得遇到的，通常在见面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显得镇定自若，开朗愉快，并用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来驱散我们的忧虑。
我们这些坐牢的人的亲属都不知道将如何判决他们。比起民意党人来，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处理是相当宽的。但最近彼得堡宣判的米·伊·勃鲁斯涅夫的案件却很严：主犯被判处单人牢房监禁三年，并流放西伯利亚东部十年。
我们生怕他被长期监禁，因为那是许多人忍受不了的，而且不管怎样，它会严重地损害弟弟的健康。扎波罗热茨坐了不到一年牢就已得了严重的精神失常症，后来转成无法治愈的精神病。瓦涅也夫日益消瘦，而且不断咳嗽（出狱后过了一年即因结核病死于流放地[10]）。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其他同志也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经不正常。
因此，听到流放西伯利亚东部三年这个判决，大家都不由得感到松了一口气。
判决是1897年2月宣布的。经过母亲的奔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准不经押解而自费前往西伯利亚。这是很大的宽待，因为经沿途监狱辗转跋涉是十分耗损精神和体力的。
我还记得，在弟弟获释那一天，雅库波娃同志曾跑到我和妈妈住的房间里来，热烈地吻他，又是哭又是笑。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弟弟第一次登上有轨马车的上层座位向我点头时，他那苍白消瘦的脸庞显得神釆奕奕。
他现在能够坐有轨马车在彼得堡大街上到处跑了，能够去看望同志们了，因为所有获释出狱的“十二月党人”[11]，都获准出发前在彼得堡家里逗留三天。这种罕有的优待，是尤·奥·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12]的母亲，通过一个同警察司长兹沃梁斯基相熟的人为儿子要求得来的。后来，先例既开，警察司长也就觉得不好拒绝别人了。结果是大家都会了面，拍了张集体照（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开了两个晚上的会（时间都拖得很长）。第一次会在斯切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13]家里开，第二次在策杰尔包姆家里开。据说，警察司事后才意识到，让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彼得堡自由行动是大大失策的，因为他们并不是那么安分的人。有人还说，兹沃梁斯基曾因此而受到了申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从这次之后，再也不“集体地”给予这种优待了。如果有时也有人在流放前停留一些日子的话，那末，要不是显然有病，就是有强有力的靠山。这两次会议是“老年派”和“青年派”的见面会，对策略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第一次在拉德琴柯家里开的会就是纯政治性质的，第二次在策杰尔包姆家的会开得更紧张、更澈烈。在第一次会议上,“十二月党人”和后来的《工人思想报》的拥护者就已热烈地展开了辩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准在莫斯科家里停留三天。与同志们会面之后，他原来决定在莫斯科入狱，并与他们一起上路。当时通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铁道干线刚竣工，押解已不象过去那样艰苦，只要经过两个监狱——莫斯科监狱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监狱就行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愿比同志们享受更多的优待。记得这件事曾使母亲大为伤心，因为批准沃洛佳自费前往，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在有人向母亲说明争取自费前往极为必要，在有人把某个老流放犯的话“流放还可以再去，押解决不能重尝”告诉她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竟决定放弃这个得来不易的优待，自愿再次入狱。
但问题终于解决了。在额外获准的三天即将期满时，关押在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而与此同时，迫不及待的莫斯科保安局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去，向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要么领通行证明天启程，要么立即入狱。面临的前景是立即入狱，甚至不能向亲人告别，并在狱中不定期地等待“自己人”的到来，——这就是俄国的具体的现实，而且是比彼得堡更加不加掩饰的、具有莫斯科形式即盖有谢尔盖公爵[14]“世袭领地”印记的现实。这种前景对他和他要跟同志们同行的愿望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健全的理智自然要反对为了跟同志们享受同样待遇而无谓地浪费精力的做法。他是一向认为必须保存精力去进行实际的斗争，而不是去表现侠义感情的。这种认识占了上风，伊里奇便决定次日启程。母亲、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我和我的丈夫马尔克·季莫费耶维奇四个人乘车送他到图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流放地时，已成为许多同志公认的领袖。1898年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他为党报编辑，委托他起草党纲。我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这些年里向着建党和广泛的群众斗争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捕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几乎全部入狱，但基础已经奠定，运动的第一阶段即开始阶段已经过去了。
[1]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瓦涅也夫（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неев，1872年2月26日——1899年9月8日），189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9年因结核病在流放地病逝。
[2] 列宁的这封信写于1896年1月2日（14日），是寄给亚·基·切博塔辽娃的（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23页）。——编者注
[3] 见《列宁全集》第3卷。——编者注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柯斯托马罗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Костомаров，1817年5月4日（或16日）——1885年4月7日），俄国作家、历史学家。
[5]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6] 托马斯·麦因·里德（Thomas Mayne Reid，1818年4月4日——1883年10月22日），英国作家。
[7] 彼得·库兹米奇·扎波罗热茨（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Запорожец，1873年1月5日——1905年2月19日），1891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被捕，在监狱中精神失常。1897年起在精神病院就医。1905年死于文尼察。
[8] 指1896年5月18日因尼古拉二世加冕举行群众游艺会时，在霍登卡区（莫斯科）发生的大惨剧。由于当局玩忽职守，没有维持好秩序，发生了人挤人的事件，结果约有二千人被挤死，几万人受伤。——编者注
[9] 这份说明也在尚未付印时被搜走的，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被认为是销毁了。直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后，这份说明才被找到，但已不完整了。它刊登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总第26期）纪念列宁专刊上。——安·叶·注（参见《社会民主党纲领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2卷第69—93页。——编者注）
[10] 阿·亚·瓦涅也夫的葬礼于1889年9月10日（22日）举行，列宁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说。——编者注
[11] 列宁和他的一些同志是1895年12月被捕的，所以被戏称为“十二月党人”。——译者注
[1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3]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69年2月7日——1911年8月24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被捕。1904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5年获释。1906年脱离政治活动。1911年逝世。
[14]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57年4月29日——1905年2月4日），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第五子。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891—1905年任莫斯科总督。1896—1905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在任期间残酷迫害革命运动，列宁称其行径“甚至比许多革命者更能使莫斯科革命化”。1905年2月4日被社会革命党人卡里亚耶夫投掷炸弹炸死。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