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奇流放回来和《火星报》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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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奇流放回来和《火星报》的主旨

　　这是1900年2月。我们全家，特别是现在已经过世的母亲，就象盼望过节一样盼望着这一个月的到来，因为弟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流放期满，要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们有三年多没有见到他了，不用说，我们都急切地等着他回来。其实，流放期在1月下旬的某一天，即签署流放令的那一天就满了，但还有一段漫长的旅程要走，首先要乘马拉雪橇从舒申斯克经米努辛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行程约为三百五十俄里，然后再乘火车。另外，大家心里也不完全踏实，不知道流放期是不是真能结束，会不会节外生枝。要知道，我们当时在专制制度下生活，而这又是行政流放，也就是说，全凭当局的专断。要是与主管人员发生什么冲突，当地总督略施报复，流放期就会延长。
　　虽然受到这种遭遇的人主要是由于在流放地犯有某种过失，但有的时候也出自当局的旨意，比如说，在革命运动激烈的时候，它就认为不适宜让有影响的革命家从偏僻的地方回来。
　　因此，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里过得谨慎小心，至少没有公开违反过禁令，但他担心自己的命运，流放期限愈是将近结束，他就愈是忐忑不安。
　　他写信给我们说：“如果期限不延长，我将于某日动身”。^[2]
　　他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能够如期启程了。我们从他的来信或来电（现在已记不清了）里知道了他到家的日子和时间，于是我们在等候着他。^[3]
　　最小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4]当时正因自己的第一次案件在莫斯科省波多尔斯克受监视。他在波多尔斯克站乘上西伯利亚开来的列车，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来到莫斯科。
　　那时我们住在莫斯科郊区度支部围墙边的巴赫麦季也夫大街。一看到驰近的马车，我们都跑下楼去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母亲首先伤心地叫了起来：
　　“你怎么总是写信来说长胖了？瞧你有多瘦啊！”
　　“我真的长胖了，只是最近在动身之前才瘦了的。”
　　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告诉我们，流放期满以前忧心忡忡，担心流放期是否真能结束，这几乎损坏了弟弟在西伯利亚完全恢复了的健康。^[5]
　　“尤利到了吗？有信来过吗？有电报吗？”在寒暄一番之后，沃洛佳刚脱下衣服，走进餐厅，就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尤利·策杰尔包姆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笔名叫马尔托夫的那个人。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同一案件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并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时满期的。因为是犹太人的缘故，他被流放在叶尼塞斯克省最遥远、最不好的地方。
　　我们回答说，我们没有得到尤利的任何消息，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焦急不安。
　　“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跟他约好了的嘛。不会出什么事吧？”他一边说，一边在屋里快步走动，“要拍个电报给他。米嘉，请你跑一趟。”
　　他立即动手拟电报稿，并派弟弟去拍电报。这使弟弟和我们大家都有点扫兴，因为很自然，大家都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刚回来的时候完全同我们在一起。
　　此外，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在流放前的阶段，沃洛佳同加入小组比较晚的马尔托夫的关系，远不如他同小组其他成员，如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斯塔尔科夫的关系密切。我也知道，在流放期间，他同这两个人住得很近（约五十俄里），并且常常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只会更加密切起来。然而，关于他们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得不多，谈的语气也普通平常，然而他却焦急万分地等待着马尔托夫的消息。
　　通过以后的谈话，我才弄清楚了原委。他把策杰尔包姆看作自己今后工作中，主要是创办全俄报纸工作中的最亲密的同志。他称赞尤利的革命热情，所以在没有得到后者顺利离开土鲁汉斯克的消息之前，他一直坐立不安。他给我们唱了支策杰尔包姆在流放地编的歌：

　　那不是饥饿的野兽在咆哮，
　　而是暴风雪在怒号。
　　在狂风呼啸中传来的，
　　是敌人得意的狂笑。
　　勇敢些，弟兄们，勇敢些，
　　让我们唱一支快活的歌谣，
　　把那厄运嘲笑。

　　在俄罗斯，人们奔放热情，
　　英雄的服饰对他们十分相称。
　　但长年累月的远方流刑，
　　很快使他们蒙上了灰尘。
　　劣等烟草加上酒精,
　　把那满腔的豪情，
　　全都消磨干净。

　　伊里奇在妹妹的钢琴伴奏下还唱了几首波兰革命歌曲，那是他向流放的波兰工人学来的；一部分用波兰语唱，一部分用俄语唱，俄语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翻译的。
　　这些歌曲是：《疯狂吧，暴君们》、《仇恨的旋风》、《红旗歌》。我还清楚地记得，沃洛佳在我们的小餐厅里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入迷地唱着：

　　那旗帜的颜色是红的，
　　上面洒满了工人的鲜血。

　　他很赞赏波兰工人的革命歌曲，指出必须为俄国创作这样的歌曲。
　　在那些年里，在俄国不许流放回来的人居住的约有六十个地方：除两个首都和有大学的城市外，还有那些被工人运动席卷的工业区，但到1900年时，所有的城市多多少少都在闹工人运动。因此只能在很少的城市中间进行选择。早在西伯利亚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选择了普斯科夫，因为它离彼得堡比较近。这个居住地点是他同策杰尔包姆和波特列索夫（在维亚特卡省服流刑）商量好了的。他打算同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版全俄报纸。策杰尔包姆在彼得堡跟家里人见了面，然后从那里去普斯科夫。波特列索夫曾到莫斯科我们家里来，但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走了。
　　我不记得弟弟在家里住了几天。在这段时间内，他在萨马拉认识的老朋友伊·克·拉拉扬茨^[6]曾从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来看过他。拉拉扬茨当时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委员和《南方工人报》编委。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两三天，同弟弟商谈了工作问题。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我，他们谈的主要是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次会议当时预定还要在俄国国内召开。1900年4月遍及南方的大逮捕（拉拉扬茨也在被捕之列），终于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在国内是无法召开代表大会的。他是在6月份，即在出国之前跟我谈起这一点的。当时他正在拟订出版全俄报纸的详细计划，这份报纸的组织要使发行网遍布俄国各地，根据基本原则把分散在我国辽阔土地上的各委员会和小组统一起来。
　　他说：“既然仅仅是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招致这样严重的失败，几乎使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使最重要的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因此，在专制的俄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奢望。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统一党。比如说，在国外出版的全俄报纸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象搭在新造建筑物四周的脚手架一样，党将以这个报纸为脚手架建立起来。”
　　刊头印有“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题词的《火星报》，就是根据这个主旨创办起来的。它确实完成了统一党的任务，燃起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 列宁和他的家属于1900年1月29日（2月11日）从舒申斯克村动身。他们乘马拉雪橇经米努辛斯克到阿钦斯克铁路车站。——编者注

^[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担心流放期可能会延长。他在1899年6月27日（7月9日）写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也表露了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他说：“1900年1月29日我的期限将满。只希望不要再延长，延长期限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的人常遭到的最大的不幸。我向往的地方是普斯科夫。”《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页）——编者注

^[3] 列宁曾把自己的行期拍电报告诉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这封电报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4]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Дмитрий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4年8月4日——1943年7月16日），列宁的弟弟。1893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图拉，后又流放到波多尔斯克。1900年起任《火星报》记者。1905年革命期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一战期间入伍，在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1918年任克里米亚地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任克里米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委员会委员兼克里米亚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43年在高尔基城逝世。

^[5] 娜·康·克鲁普期卡娅于1900年3月30日（4月12日）从乌法写给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中谈到：“……沃洛佳很瘦，但他是最近才搞成这个样子，以前他的气色是很好的……他近来常常睡眠不足，在走以前很激动，加上天气又非常冷，根本不能外出散步。自从走了之后，沃洛佳马上就高兴起来，能吃能睡，开始象常人一样了。”（《列宁全集》第37卷第559页）——编者注

^[6] 伊萨克·克里斯托夫洛维奇·拉拉扬茨（Исаак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Лалаянц，1870年7月24日——1933年7月14日），1888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被捕。1905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13年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914年因病退出政治活动。1922年起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因长期重病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