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对我们所有这些有幸跟他接近的人来说，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恐怕就是谈论他了。因为我们这些同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过的人，当然应该比别人更早地从他身上了解并感觉到，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人所特有的伟大的谦逊，却不允许我们在当时谈论他。
现在，当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有着多么牢固的联系；当全世界都在谈论他的时候，我们却感到难于谈论他。这完全出于另外的原因，因为我们怎么也不能想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当然，现在许许多多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失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对千百万劳动群众非常亲近的人，失去了一个具有非凡的杰出天赋而且经历过一条历史性道路的人。这条历史性道路的伟大意义是不容争辩的，正如我国至今无人与他媲美这个事实一样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要探究这个人的天才的秘密，揭示他的个性的基本特征，从而真实地说明使他能远远超过我们的那些特点，却并不那么容易。
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时出现一些人，他们象一根根火柱，给别人照亮生活的道路。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天才。但当我们试图为这些人的天才作出解释时，却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人们究竟是怎样说明一个有天才的人的。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定义：天才，这是各种优秀品质在人的个性中的异常成功的积累。天才，这是量怎样变为质的明显的例证。喏，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有优秀品质、有能力、有才干的人，只要在他身上加上并不很多的，但对这一各种品质的组合物特别重要的东西，于是，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一个有才干的人，而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了。但是，说得这样笼统，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你们从中得不到对天才秘密的任何解释。
还有这样一个定义：天才，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能力，这几乎总是巨大而集中的劳动能量所创造的成果。但是我们立即就会想到，我们知道不少劳动相当出色的人，然而他们与天才却毫不相干。看来必须承认，提出这样的任务——给天才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只有结合某种特定的情况，才能提出这个任务，而且，对各种不同的人，我们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如果这样提出任务的话，那就必须承认，要整个刻划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一位巨人，是特别困难的。但我并不准备完成这项任务，而只限于提供一些素材。这项任务是巨大而困难的：“大概，时代是会把一幅没有完成的肖像画完的。”初看起来，他并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请回忆一下，马克思曾经论述过，同资产阶级革命比较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有些什么特点。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质本身，排除了这些革命的主要英雄人物——人民群众行动中的外表上的神奇色彩和供观赏的戏剧动作。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我们是不是有权利设想，在肩负无产阶级真正领袖的历史重任的那些人身上，会表现出一种可以说是特殊的纯朴呢？不管怎样，不存在外表上的供观赏的光华，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出的特点。
我们就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纯朴、谦逊的外表谈起吧。他个儿不高，戴着普通的便帽，很容易融合在任何一个工厂区里，不会惹人注目。令人喜爱的黝黑的脸庞，略带东方色调，这两句话就几乎可以把他的外貌全部概括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尔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农民融成一体。这是因为，在他的外貌中，就有一种象是直接来自人民底层并同他们血肉相连的东西。但是，只要瞧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瞧一下他那双不寻常的、敏锐的、充满内在力量和坚强毅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在你面前的决不是一个平常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多数肖像都未能表达出他的那种特殊天分的印象，但只要你开始稍微谛视一下他的外貌，那种特殊天分的印象很快就取代了从他纯朴的外表中得来的最初印象。正因为这样，一位著名的法国雕塑家，虽然未必能预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的历史性活动，但却对他前额优美的轮廓惊讶不已，赞赏备至，所以一直在巴黎缠住他不放，再三表示要雕塑他的头像。用这位艺术家的话来说，他的头部具有一种特殊的、能体现精神面貌的美。他发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的轮廓，同古代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雕像极为神似。[1]
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精神面貌，却不是在他的外表上，而是在他同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才更强有力地显示出来。我曾多次随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那些原先没有机会认识他的人们中间去，每次都能事先料想到那种必然会出现的景象。这就是：不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现在什么地方，不论他出现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只要他的到来是因为有必要发表重要讲话，那就可以预言，他将很快成为全场瞩目的中心。他从不大喊大叫，从不夸夸其谈，但他所要说的一切，是那么深刻有力，那么准确生动，这使大家都能看到，能够这样讲话的人，是具有特殊天分的。
当人们回忆列·尼·托尔斯泰的时候，有时会特别提到，托尔斯泰往往在必要的时候，就说起地道的英语和法语来，他善于使那些硬要把他引为知己的对手懂得，他同这类凡夫俗子是格格不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并不改用英语或法语说话，但他也有同样的才能，而且更为高出一筹。由于对自己真正的朋友，对他为之毫无保留地献出毕生精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人员，他是忠诚的朋友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因此，对一切庸俗习气和市侩作风，对一切同恶劣环境妥协的调和主义，不管是披上什么伪装的调和主义，他始终疾恶如仇，毫不容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场的时候，他不用花多大的气力，就能造成一种赤诚相见的特殊气氛，不知不觉习惯已经成了自然，只要他来到一个地方，那儿一切废话和空话都自然而然地显得不合时宜，更不用说那种庸俗无聊的话了。
他的外貌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仅仅初看起来才是这样；而后来呢，这个人的外貌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闪燿着一种特殊的、能体现精神面貌的美。他的词汇朴实无华，但运用自如，一说话就显示出凝聚着他的智慧的非凡力量。当然，这不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天才个性中的个别特征而已。他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有多方面的才能（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学读书时连续几年都名列第一），还有用之不尽的体力，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传记资料中提到他体魄强壮，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读到这一点，甚至不免感到有点奇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身材并不魁梧，这同通常的强壮这个概念似乎联系不起来。但事实却是：在他那并不高大然而结实的身体里，确实不仅显示出精神的活力，而且涌现出健康壮实、生理正常的人的生命力。我回忆起西伯利亚流放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我把当时一位著名外科医生俾洛特对健康所下的定义讲给他听。这位医生说，健康表现为感情活动清楚明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定义非常满意。
“一点不错，”他说，“一个健康的人如果要想吃，那就是真的想吃；要想睡，也就是真的想睡，他不会去考虑睡的是软床还是硬床；如果他要恨，那同样也是真正地恨……”当时我瞧了瞧他红润的面颊和炯炯发光的深褐色的眼睛，心里想，你正是这种健康人的最好典型啊！
不过，人生的道路是短暂的。因此，当一个人还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就能了解自己的使命，确定自己远大的抱负，这是莫大的幸福。一般说来，一生中主要的成功，不正表现在这一点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他对我说过，在中学五年级时，他已经同宗教一刀两断：把十字架摘下来扔进了垃圾堆。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是一个才二十三岁的青年人，虽然还不很老练，但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这个人注定以后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出自己完美的内心世界的无比力量。
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出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初彼得堡和彼得堡大学生革命小组的一幅幅图景。我想举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初期活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不寻常的青年人的抱负是什么。我觉得，他的杰出个性的那种特殊气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当时显露出来了。而正是这种素质，使天分高明、生命力旺盛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成为天才的列宁。
我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看作是劳动者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为理解最重要的问题提供了钥匙，它指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斗争，以改变和改造生活本身，使生活从你反对我，我反对你的争斗变为和谐、快乐、亲如兄弟的制度。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给劳动者为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艰难过渡准备了强有力的斗争工具。然而，西欧的政治事件却是这样形成的：八十和九十年代成了阶级斗争战线上比较沉寂的年代。确实，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这些进展缓慢的年代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养得红光满面，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位开创未来的巨匠所铸造的珍贵武器，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努力，竟被放在这一“合法反对派”的保险武库中储存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我国的北方平原上，出现了一个不平凡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天才所铸造的武器的强大威力。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是一个革命家。他勇猛地冲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备用武库，从墙上摘下盔甲，打开门窗，敲响警钟，把千百万劳动者召唤到自己身边，用马克思铸造的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去同资本主义及其仆从作殊死的斗争。这个人就是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
最好的政策是原则的政策。就这个意义来说，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马克思学说的指导原则出色地武装了自己，所以他成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还必须具有那种可以称之为现实感的特别的感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在三次俄国革命时期活动的事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种深刻地概括和体察现实的光辉榜样。
1889年，我才十七岁，在思想上还十分幼稚。我来到彼得堡，进了彼得堡工艺学院学习。入学第二年，我参加了当时的大学生左翼团体。我记得，最初，我和我的那些新朋友们，都满怀某种模糊不清而又不可抑制的愿望，准备“破釜沉舟”，即同庸俗生活决裂。我们这些从外省各地来到一起的人，本来是在这种庸俗生活的长期熏陶中成长的。各种思潮，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我们中间，这样或那样把我们同革命英雄斗争的回忆连结起来。这些革命英雄恰恰是在这里，在这座城市里，光荣地经历了他们“豪迈而高尚”的道路。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最初的探索（这是我们从《同时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发黄的书页上读到的），萨尔蒂柯夫—谢德林[2]的揭露现实的言论，米哈伊洛夫斯基[3]政论中的爱好自由的浮词丽藻，拉夫罗夫[4]的深奥难懂的说教，土地自由派和民意党人出版物中的一些小册子，还有从“劳动解放社”出版物中传来的惊人的钟声（它恰好与我们的青春时代同时出现），——这就是我们读过的作品的清单，按照这份书单排列的次序，我们经历了从认识模糊不清、具有爱民思想的人转变为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象丰碑一样矗立着，最后标志它的转折点的，是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在钻研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开始感觉到自己脚踏实地了。我们找到了批判地对待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立足点，不管这种民粹主义涂上了什么样的革命色彩。在我们这个主要由工艺学院学生组成的小组里[5]，很快就对马克思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崇敬心情。
遇到新来的人，我们首先要了解他对马克思持什么态度。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时就坚决地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研读过两三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就决不会有出息……遗憾的是，我们不仅对大学生提出了这个要求，而且对工人也提出了几乎同样的要求。当时，我们已经尽力设法同一些工人保持经常的联系，并把他们编成了固定的宣传小组。当我回想到，那时我们怎样用《资本论》第一章中的“常礼服”或“粗麻布”去折磨我们的第一批来自工人阶级的朋友，我至今仍深深地感到内疚。我们的工人革命小组还有许多纯文化性质的工作要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由于当时的先进工人渴望满足巨大的精神需要所促成的。
1893年秋天，弗·伊·乌里扬诺夫来到我们这里。这件事，就其效果来说，可以比作一场使人精神振作的大雷雨。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那年秋天，我暑期下厂实习回来，发现我们整个小组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里，而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新朋友，从伏尔加河畔来到我们这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我们组织里的核心人物。他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6]（1887年被处死的最后几个光荣的民意党人中的一个）的胞弟，这一点就为我们友爱地接待他创造了最良好的前提…… 回顾过去，想起当时二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身上那种心灵纯洁、热情洋溢的特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这种热情是同他随时准备建立功勋和作出彻底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吻合的。也许这直接来自他的家庭悲剧，来自他哥哥的英雄形象，这一切使他同过去英勇的革命斗争传统的联系与我们有所不同。然而，他那种掌握马克思的武器的惊人本领，根据第一手统计资料了解国内经济状况的非凡才能，则更使我们这些书生气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钦佩不已。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是在季·巴·涅甫佐罗娃的寓所里，当时他给我们小组作了《论市场》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展示了大量丰富的统计资料，这使我看到马克思主义对认识本国的经济提供了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们小组的某些成员，对如此独特、具体地论证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建立市场这样的理论问题，却感到难以接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运用俄国经济发展的材料，驳倒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含混不清、牵强附会的论点。[7]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额宽阔，学识渊博，从而使他得了个“老头”的外号。这个外号同他年轻好动的性格和他身上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这个青年人具有运用自如的深湛的知识，善于有分析地、恰如其分地处理重大问题和对待各式人物，他在与工人接触时善于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正如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8]正确地指出的，他不是以盛气凌人的老师身分，而首先是以朋友和同志的身分去对待工人，[9]这一切使我们起的那个外号在他身上生了根。在同这个与众不同的“老头”相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开始发觉，有这个人在场，在同他亲切交谈时，就会感到生活特别充实。他一走，生活就不知怎么地一下子失掉了光彩，思想也就随之飞走了……
同我们搞熟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便立即着手使我们的秩序革命化。他首先要求的是，从对一些由优秀工人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组进行的“深奥的”讲课，过渡到对彼得堡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扩大影响，也就是从宣传过渡到鼓动。为此目的，他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组成了统一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从1894年冬天开始，彼得堡的警察密探机构就不得不在更大的范围同“令人头痛的”“秘密传单”打交道了。这些传单尽管是用极简单的胶印机印成的，但它们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十分引人注目地在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里传播开来。在这些以我们同工人的谈话为基础起草的传单里，我们尽量从日常的需要出发，从某个工厂的特定具体情况出发，尽快地转到政治性的口号上去。沙皇政府在工人争取纯经济福利的斗争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政治口号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来的。飞行集会，定期举行的五一集会，以及建立常设的写作机构，这些都是在实现鼓动口号所提出的任务时自然而然地会出现的事物。我们当然知道，即使在进行宣传活动的小组范围内同工人建立的那种联系，也不可避免地会因我们这个发起小组遭受巨大损失而告中断，因为我们同老奸巨猾的警察机构（当时“官方的”彼得堡就是这一机构的化身）所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进行鼓动的倡议，推动我们过渡到同工人群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在这方面当然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因而可以预言，逮捕和监狱就象命中注定一样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我们在私人交往中常犯知识分子那种自由散漫的毛病，他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这些人常常你来我往，并不是有正经事要办，而只不过是为了“开怀畅谈”一番，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当时的保密方法也极为幼稚。
1895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不得不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然而这次出国的主要任务，则是与“劳动解放社”建立直接的联系。你们很容易想象这次出国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又是多么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归来。盼望着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老头”，这个象水银一般不停地活动着的人，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10]他向我们生动地讲述了他怎样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11]和查苏利奇[12]相识，他们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然而他对几次同巴黎无产阶级会见的描述，却更为强烈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法国的工人宣传员总的说来文化水平高，接受能力强，待人亲切热忱，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来说，这样的工人宣传员，正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自然地希望能物色到的人才。普列汉诺夫有一封给司徒卢威[13]的信（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这封信的），正是与这一时期，与列宁的这次出国有关的。这封信谈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劳动解放社”留下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在信里写道，在他多年侨居国外的时期里，有许多从俄国来的人到他那里去过，可是，他还没有对任何人象对年轻的乌里扬诺夫那样寄托过这么大的希望。我还记得，他在这封信里提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惊人的学识、完备的革命世界观和用之不尽的精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次出国决不是不切实际的。从那时起，我们同“劳动解放社”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不用说，我们借助于这种联系，立即着手扩大自己在俄国的熟人的圈子。在此期间，我们同马尔托夫[14]、利亚霍夫斯基医生，以及同下新城、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维尔诺和几个伏尔加河流域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从国外带来了一件礼物：他成功地利用箱子的夹底把一部当时刚开始使用的油印机运过了国境线。[15]这部油印机后来在教育彼得堡无产阶级的事业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作为一个著作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经写了不少著作，他用细小工整的字迹，在短时期内写满了几个厚厚的本子，这些著作特别使当时民粹派的那些可怜的“英雄们”显得狼狈不堪。与此同时，外界对我们的鼓动性传单的需要量很大，加上我们同“劳动解放社”建立写作方面协作的可能性也得到了保证。这样一来，我们自然就想到了要出版一份专门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报》创刊号是经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校订的、四分之三的篇幅是由他亲自编写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号报纸没有送到印刷所，却直接落到宪兵手中了。[16]然而这号报纸已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整整十年的工作制订了完全正确的路线。我们运用彼得堡各工厂送来的报道上的具体材料，尽力把彼得堡无产阶级的自觉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使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建立革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我至今还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干得相当出色的。据我所知，这一号《工人事业报》的材料，跟当时在彼得堡革命团体中传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其他手稿一样，大部分都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本题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17]，幸而还留下了四分之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篇专论观点鲜明，分析有力，高瞻远瞩，洞察未来，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直到现在读起来，它仍然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而这篇文章可是六十年前写的啊！工人阶级在俄国和俄国革命前途中的作用，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政治斗争的畅通无阻的道胳和对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结果的预见，我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必然联系，这一切，在这本小册子里都有鲜明生动的阐述。然而，这本小册子还显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一个强有力的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具有强大威力的雄辩家，他正在愤怒地驳斥所有那些对唤醒无产阶级独立革命思想进行阻挠的人，驳斥那些对无产阶级正确理解其伟大历史作用进行这样或那样歪曲的人。
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交往的最初阶段，从我思想上反映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到，他很早就了解到自己的使命，确定了行动的路线，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线前进，这使他成为劳动群众的伟大的朋友和领袖。他善于把自己全部惊人的工作能力，把自己炽热心灵的全部精力汇集起来，为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服务，这就是：组织和动员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有效地发动他们去迅速改变生活的基础，改变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
1895年冬末，乌云显然在我们头上密布起来了。最为不妙的是，密探常常釆用难以捉摸的方式进行监视。你从家里出来，遵照一切保密规定，尽力消灭痕迹，而突然在身后相隔一大段路的地方，却出乎意外地看到明明有个密探在钉梢，就象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要是在以后发现这类朕兆，我们当然会用巧妙得多的办法来对付，如更换身份证啦，调换活动地区啦。但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的新手，加上年轻气盛，爱釆取大胆的行动作直接的、正面的攻击，而不乐意“头脑冷静地”考虑一些退让的做法。但不管怎样，在1895年12月8日（20日）深夜，我们终于落到什帕列尔街被称作彼得堡“拘留所”的一幢不同于一般的房子里了。我们得在这幢房子里度过整整十四个月的光阴。从积极的革命活动转到单独监禁那种折磨人的生活制度，还忧心忡忡地惦记着亲密伙伴们遭受的厄运，面对着不久将来那种绝非乐观的前景，这当然是很不轻松的。
这次监禁永远毁掉了我们中间的两个同志：阿·瓦涅也夫[19]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彼·扎波罗热茨[20]则得了无法医治的迫害狂。对我个人和大多数的同志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友谊是异常宝贵的强身救命的良药。尽管当时“拘留所”的制度极为严格，我们仍然成功地利用监狱图书馆，并通过探监的人穿针引线，互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关于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频繁通信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有一点是记得很清楚的：收到他的信，读完以后，等于服了一种特别有效的强身提神的饮料，这就是说，精神立刻就振作起来了。这个人拥有巨大的精神财富，善于用适当的方式从必要的方面去影响缺少这种财富的其他人的情绪。单是这些品质，就使他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监狱里，成为一个无法代替的人。
拘留所牢房里的小窗开得很高，必须踮起脚来才能通过窗户的铁栅看到监狱的院子，因此要这样做是不太容易的，特别是看守人几乎一刻不停地从上了锁的沉重的牢房门上的小圆洞监视着，不让犯人做这种动作。但是，当我根据观察推算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到围着栅栏的院子里（从我的牢房的窗口可以看到这块地方）来放风了，在这个时候，任何邪恶的力量都不能制止我踮起脚去看。他也同样相信，有时候，这种远距离会面的可能性是不小的，于是我们立即按照监狱中使用的密码打着手势交谈起来。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他那亲切的面容，急促发出的信号，以及不由自主地向那个脸色阴沉，在放风的人群中间来回走动的岗哨一瞥的神色。有一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着特别愉快的紧张神情看着我，匆忙地发出密码：“霍霍尔[21]就在你下面！”我趴在那令人厌恶的牢房的地板上，对着穿过我牢房地板的铁暖气管接头周围的孔隙，向我的邻居喊起话来……唉！这就是我们那个最有经验的秘密工作者斯·伊·拉德琴柯[22]（现在也已去世了），他压低了嗓门回答我：“难道住在这里的是你吗？”真的，监狱当局这回确实是失算了：两个同案的人居然做了邻居，而没有按照惯例，在中间隔一个刑事犯的牢房，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检察官和宪兵看来只好大吃一惊了，因为新近被捕的斯·伊·拉德琴柯的口供竟同我们的口供完全一致，而且他对我们案件的诉讼程序也了如指掌，而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侥幸成了邻居才能做到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我们大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并没有忘记自己对狱外应起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许多传单和一本谈罢工的小册子，但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由于“民意社”的拉赫塔印刷所被破获而没有问世。当时他已开始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直到流放时期才告完成，后来用弗·伊林的笔名发表。[23]
在坐牢的这十四个月中，我没有在“拘留所”的任何一条长廊里碰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每个人出来放风或受审的时候，他们都要采取一整套防范措施，包括不停地用口哨声通知这幢房子其他几条横廊里的看守人，以防止我们有相遇的危险。但每当有人辘辘地拖着整筐整筐的书通过这些走廊时，我准能猜到，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才能“吞”得下这些书。他有一种惊人的本领，会用难以置信的速度，甚至只要很快地把书翻阅一遍，就能切实地掌握它的内容，正象俗话所说的那样：野兽自己跑到猎人门口来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当着你的面翻看一本厚厚的书，很快引出几段文字来，就能使作者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如果你拿起一本书，这本书是他读过的，他在空白的地方写满了批语，恰当地划出了重点，那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过那些辛辣的、一针见血的感叹词“哼哼！”“哈哈！”等等所表露出来的批评，准会牢牢地把你吸引住。
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狱中学习的榜样怎样感染我们，以及我们怎样共同把坐牢当作进一所特殊的高等学府学习，这些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在流放期间，他在这方面对我们整个小组起了更大的作用。
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老流放者都怀着一半好奇一半怀疑的心情观察着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光彩夺目的新型战士的形象，那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瓦·瓦·斯塔尔科夫和我被判处在米努辛斯克专区流放三年。我和斯塔尔科夫被指定住在捷辛斯克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住在离我们一百多俄里的舒申斯克村。这并不妨碍我们互通信息，而写信写得最勤的人，那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我们大约每星期接到他两封信，从而我们能及时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获悉他从广泛的通信联系中得来的消息。这种通信联系之所以能够保持，不仅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信总是实质性的，总是针对涉及的问题的实质，言简意赅地作出深思熟虑的答复；而且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向来一丝不苟而且严于律己：他能对收到的信件作出尖锐的、论战性的答复，但是，要他对向他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或者甚至“搪塞”一番，那他是决不允许的。
我在流放时期收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大堆来信，由于以后备受折磨和不断遭到警察搜查的危险而散失殆尽，一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因为这些信件是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锐意进行巨大准备工作的珍贵资料。我们也曾同他讨论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与他在那个时期写作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涉及的广泛题材有关的；讨论过我们所能收到的俄文和德文的各种新的书刊；还讨论过当时我们认为重要的一切时事问题。我认为，这些通信还能很好地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特点，这是通过他善于直截了当地揭示各种问题实质的特殊本领表现出来的。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笔异常朴实，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简洁。严格遵循涅克拉索夫“思路要开阔——文字要紧缩”这一忠告去做的著作家，除了他恐怕难以找到别的人了。
从报刊上发表的舒申斯克农民所写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期间那种刻苦自励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学过法律，一贯刻苦钻研，善于解答各种问题并及时提供法律方面的意见，这使他很快就博得了与众不同的声誉。
好象是在流放的第一年吧，我找了一个借口，获准到舒申斯克村逗留几个星期。这次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的生活，工作日的每分每秒都经过精打细算，在大量的工作时间中有规律地穿插着最低限度的必要休息时间，安排得非常出色。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精力特别充沛，毫不反对打打闹闹、活动活动，不知怎么搞的，我也曾多次同他角斗，直到我十分认真同他较量一番他才罢休。早晨玩过一阵之后，接下来就按计划进行学习。他拨出一定的时间进行写作，根据统计资料准备素材，研究哲学，阅读我国和西欧的经济学著作。照例还要读些小说作为休息。
我们当然要隔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报纸，而且一下子就收到一大堆。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巧妙地想出了一个系统地读报的办法：他把报纸按收到时间的先后分配在每天阅读，但只读某一天的那几份报纸。这样一来，他就象每天都收到报纸似的，不过要晚得多就是了。当我要想打乱他那种读报的节奏，故意抽出一张新到的报纸读起新闻来的时候，他就会捂住耳朵，激烈地进行争辩，说他所采用的方法要好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喜欢寒冷的新鲜空气，喜欢快速步行、滑冰、下棋和打猎。在新鲜空气中进行这种休息或是在棋盘上进行厮杀的时候，他显得是一个何等快乐、活泼和可亲的同志啊！
我们的流放生活就这样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亲眼看到，这个不平凡的人，为了扩大知识面，使自己在这方面多多少少有所进步，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学习。他的紧张的工作节拍，对我们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在他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想使自己表现得更好一些，同时也更愿意同这个个性鲜明、朝气蓬勃的人接近。
我不打算在这里描绘那个时候米努辛斯克流放地的“时俗和风尚”。我只提出一点，就是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首的我们这伙社会民主主义者终于成为引起流放者之间不和的因素。这个小小的世界一分为二，所有的工人群众都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库斯柯娃[24]女士在她的宣言书即那份著名的《信条》中力图证明，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政治宣传是很不慎重的，说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无产阶级只能走经济斗争的道路，而一切政治性质的斗争，则只能让“贵族老爷”，也就是那些自由派的先生们和各类平民知识分子去进行。当这份宣言书传到我们米努辛斯克草原的时候，在流放者中间对它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当时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能够正确估量这种对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加以歪曲的全部危害性，因为这种歪曲是可能同尾巴主义和对残缺不全的俄国自由主义顶礼膜拜有联系的；也只有他能够看清这些似乎是实际拥护纯经济斗争的人多么缺乏远见。对《信条》作者的有力驳斥（后来它以西伯利亚东部十七个流放者署名的一封信的形式传遍整个俄国），完全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手笔。[25]在这样的时刻，他总是保持警惕，总是横眉冷对这类敌人的。
流放期快要结束了。还在流放期满之前，我获准去西伯利亚铁路局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宽广的叶尼塞河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散步的情景。这是一个寒冬的月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伯利亚一片冰封雪盖、辽阔无垠的大地。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述了回到俄国后的计划和设想。创办铅印的党报，把它迁往国外出版，利用这张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这个机关报将成为建造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大厦的特种脚手架，——这就是他的论据的要点。应该承认，开始我感到他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党报的作用，而这只是因为，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只好单一地把重点放在写作活动上。
实践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定要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火星报》时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西伯利亚流放期满后就出国筹备出版《火星报》，这个时刻是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大家知道，在《火星报》的报头上有一行题词：“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我们亲眼看到，这股火焰确实已经燃成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熊熊烈火又在整个被奴役的世界的上空点亮了红彤彤的曙光。如果现在翻阅一下刊登在旧《火星报》上的那些文章，那就可以深信，这份报纸的热情宣传，对唤醒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你会看到，在遵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卓越著作家的行列中，他那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的形象，他那朴实而明晰的见解，他那满怀义愤，英勇无畏，不断号召人们同无产阶级事业的敌人进行新的战斗的火一般的言词，是显得何等地突出啊！旧《火星报》将永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它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好党报，使党报既成为把人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和向人们发出危险警告的指路明灯，又成为有力地唤起人们的革命激情和鼓舞人们的行动决心的战斗号角。在《火星报》的旗帜下，革命力量开始在俄国逐步积聚起来，这股力量以后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显示出列宁的策略和列宁的“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无坚不摧的威力。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钢铁队伍”的第一批分队。
我在这里不谈作为未来各委员会组织雏形的那些最早的《火星报》组织俄国分部，不谈同《南方工人报》的联盟，不谈第一个筹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的活动，也不谈萨马拉中心的工作。我只准备谈谈同我在基辅时期（1903—1905年）革命活动有关的那些往事。
我回想起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刚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的第一次分裂。这次代表大会把我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因此我同日内瓦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机构当时设在基辅，在最初阶段，我们在那里感到十分棘手。
中央委员会负有在全俄范围内安排工作的责任，要把散沙一般初次组成的各个委员会融合成一个整体，要对正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同志们提供支持，因为那些同志们是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同行将灭亡，但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而还显得强大的沙皇制度的祖巴托夫[26]组织和奸猾的警察机构进行斗争的。
当时提出了种种伟大的争取解放的目标，千百万人民群众日益显著地自发参加运动，而职业革命家为数不多，经费短缺，不断地进行“整顿”又不断地遭到失败，这就是在全俄范围内最初建立党的机构时面临的形势。在建党初期的这场斗争中，定期出版的《火星报》所起的巨大作用，对我们来说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尽管我们遭到各种失败，但在警察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查苏利奇、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27]组成的“六人小组”却一直在工作着。只要想到这一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也会获得力量。我们早已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报编辑部中起着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1903年党代表大会的最初结果，却正是在这个“六人小组”中发生了分裂，而且他竟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所以这个消息给我们带来多么沉重的印象，你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基辅主持工作使我感到非常困难，于是，我非法地搞到一张护照，就立即动身到国外去了。一来到日内瓦，我就置身在侨民纠纷的热锅中了。我同一些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之深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我简直认不出他们来了。在这群动荡不安的人们中间，多数人的矛头是针对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普列汉诺夫那蛊惑人心的申诉，他竭力说服我，为了《火星报》旧编辑部（他认为这是一支“无敌舰队”）的团结，即使作出比解释党员资格条文时的这种或那种让步大得多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不言而喻，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我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起度过的。在这些手足无措的人们中间，只有他却显得镇定自若。我清楚地看到，他有意尽可能少地对我“进行鼓动”，让我自己不持偏见地来弄清楚已经发生的分裂情况。当时我还没有同俄国国内革命形势产生的特有的实用主义一刀两断（关于国内的革命形势，我在上面已经讲到），所以这一回，命运对我残酷无情，让我扮演了一个极不讨好的和事佬的角色。为了使不久以前还是朋友的人们和解，我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内心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实质上，他是一个非常谦逊和毫不妄自尊大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争辩到深夜。我知道，他认为俄国国内革命实践的需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就竭力使他相信和解的必要性，把分裂对革命实践的危害作用渲染了一番。“最后，”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你注意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局面。要知道，实际上是所有的人，确实是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你！依我看，甚至在那些跟着你投票的为数不多的人里面，有的也主要是出于个人对你的忠诚才这样做的。因此，你是一个人在反对所有的人。”
我们知道，在这次日内瓦谈判期间，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之间曾订立过某种休战协定。我认为这三个人之间的个人团结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而个人因素似乎是解决了。但是，由于我过高地估计了个人因素的作用以及在政治上缺乏远见，我不得不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时隔不久，我又回到了基辅，并竭力使基辅的朋友们相信，分裂的危险已经过去，我们的旧《火星报》仍然是一支“无敌舰队”。唉！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基辅也收到了国外寄来的许多信件，并附有必要的文件，证明双方已彻底破裂。战斗重新在全线爆发了，所不同的只有一点：双方都因为我采取了“泥潭派”做法而对我大肆攻击，这是我罪有应得，而后来的事件也清楚地表明，确实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个人才具有历史上的远见卓识。如果说，天才指的是能够预见到常人在事隔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本质的那些事件，那末，早已作出孟什维克背离革命这一判断的事实，就特别明显地表明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天才的历史洞察力。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代表着对事物客观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但只有通过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只有随着人民起义的街垒在俄国大地上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点才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
第一次革命
1905年的事件发生时，我还在基辅。当时我通过私人关系在西南铁路管理局找到了一个工作。我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参加了基辅的铁路大罢工。罢工后期，我担任罢工委员会主席。铁路当局对此大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乐意看到一个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工程师担任这一角色。我们依靠铁路员工这支宏大队伍，勇猛地展开进攻，很快就不仅在铁路沿线，而且在这个城市控制了局势。当局张惶失措了。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当时应走的道路。我们在内心越来越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使这一连串开不完的群众大会圆满收场。10月17日的宣言，就是在铁路员工和参加他们行列的基辅各革命组织的队伍开始显得惊慌失措的时刻发布的。就是说，被全俄罢工运动的巨浪所席卷的居民群众其实是急于求成的，只要能在他们原有很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上稍微增加一些东西就行了。不难理解，在这些人中间，要号召他们对宪法不抱任何幻想并积极准备同凶恶的敌人进行必不可免的武装斗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基辅的十月庆祝活动，是以聚集在十字广场和市杜马大厦附近的数千群众遭到枪杀和马队袭击而告终的。接踵而来的是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过了不久，又是对起义工兵进行更为残暴的血腥镇压。我只是因为到彼得堡去才免于被捕。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住在彼得堡，也正是从那儿明确地对我们发出过警告，要我们首先必须随时准备战斗。
从备受蹂躏的基辅来到依然沉浸在“宪法自由”中的彼得堡，这个转变简直是惊人的。我在基辅已经养成了枪不离身的习惯，以随时防备黑帮分子袭击——黑帮分子的《基辅人报》几乎每天都在谴责我们这些铁路员工罢工领导者的叛国行为，这是不无原因的。而在这里，在彼得堡的大街上，却到处都是措词激烈的谴责性读物，报童们机灵地叫卖当时为数众多的报纸和幽默刊物，他们一边用一只脚跳舞，一边念着讽刺总理大臣的顺口溜：“维特把舞跳，维特蹦得高，维特唱小调……”
基辅惨遭蹂躏（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的亲密的同志遭到逮捕，这一切当然不会使我怀着乐观心情来看待彼得堡的这一片升平景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象鹰一样高高飞翔，超越于现实生活的惨痛失败之外。我被基辅事件弄得惘然不知所措，因此最怕对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作过高的估计。我记得，我曾因此而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生过多次争论。但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他在彼得堡所发挥的巨大力量，却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和钦佩。可以说，这是他从地下活动跨向广阔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尝试”，但所有有眼光的人都已清楚地看到，正是在这种广泛的公开活动的条件下，这个人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历史巨人。看来，那农民起义的火光，那威力强大的武装暴动的先声，那波涛汹涌的罢工浪潮，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找到了中心。这个中心能够英明地计算出它们的全部力量，不因遭受任何损失或因起义斗争中的风云变幻而显得惊慌失措，能够指引革命航船驶向能使革命受到最小损失而获得最大成就的港湾。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普遍承认，尽管还有人将信将疑，但在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已成为俄国无产阶级这艘革命航船的一致公认的船长了。“一天等于一年！”这是革命时期战士们为夺取伟大的革命成果所必须遵循的口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口号去做的。他不仅自己充分利用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意见的每一个机会（他的文笔犀利明快，从不采用那些意义隐晦的词语），而且也正是他推动和组织了我们所有的党员著作家，使他们在对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真正革命教育的斗争中，不丧失宝贵的时间。当你现在翻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有关的许多著作时，他那敏锐的目光，准确的打击，英明的预见，会使你钦佩不已。在人民群众奋起行动的革命意志觉醒起来的时候，人民的敌人非常喜欢戴上各种各样的假面具，他在揭穿敌人假面具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也会使你赞叹不已。
我想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帕宁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里一次很大的群众集会上的讲话。[28]全彼得堡闻名的演说家相继登上了讲坛。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那些知名人士都发表了演说。可就在这个讲坛上，却出现了一个广大群众素不相识的讲演人。只有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的凸出线条和略微有些斜视的眼睛的熠熠光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不过讲了十来分钟话，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讲演人已经完全控制了会场，并以他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听众，几千双眼睛都带着紧张的神情盯住他瞧……毫无疑问，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具有无比威力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以辩驳不倒的逻辑向听众分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事件，于是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对这些事件不能作出别的解释，就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一清二楚。既然如此，所以，对那些不懂得这些事件的明显意义和看不到人民群众运动在这些事件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人，历史将满怀义愤地作出判决。而那些有意竭力掩盖事件的真正意义，拼命歪曲劳动群众的自觉精神，用似乎已经取得和平安宁之类廉价的空话去麻痹劳动群众意志的人，则更将落得可耻的下场。那末，把不仅为了自身，而且也为了全体劳动者的事业而进行解放斗争的无产阶级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化为乌有的那些叛徒，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经过检验可以发现，在娓娓动听的漂亮词句的掩盖下，包括孟什维克在内的一切党派都在干这种叛卖的勾当，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朝着明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去夺取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革命成果。
这个讲演人的每一句话，都使人感觉到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满坚定信念的。这比任何措词造句的艺术和抑扬顿挫的技巧更具有吸引力。当他走下讲坛时，全场掌声雷动，接着转为欢呼。我们不由发现，就连那些刚才被他揭露的人，也一致参加了这鼓掌欢呼的行列。要知道，人民代言人的威力正在于此，他能够使听众折服，而不管他们的成份多么复杂。我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的人民代言人。不过，在这种众所瞩目的演说场合，为了使尽可能少的人知道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名字，在保密方面是很费了一番功夫的。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彼得堡悲切地沉默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脚下的土地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对第一次俄国革命杰出活动家的迫害也愈来愈明目张胆了。为了党的利益，当时决定尽快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国。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真是花了不少的气力啊！作为船长，可以说，他确确实实是最后一个离开船的。当初，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至少要搬到芬兰去住。[29]
我还记得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次谈话，这是在他临行前不久进行的。一天晚上，他到我的住所来，虽然已经劳累了一整天，但他还是那样精神饱满，生气勃勃…… 不用说，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证明，群众运动受到严重损失，将为某些游击式的进攻提供有害的依据，而整个这种局部的恐怖和各种各样的“剥夺”活动则标志着革命热情的衰退。与之相反，他却认为，组织第二次和第三次决定性革命进攻的机会是不难获得的，而这是群众运动新的高潮的保证。归根到底，完全正确的毕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说，1905年播下的种子太有实际意义了，而且正是在这样的土壤层中播种下去的，认为这样的土壤不会开花结果，那就等于认为这个充满力量的巨大国家的生命脉搏停止跳动。如果说，1905年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为数不多的几个职业革命家怎样使几十万无产者和无产者的亲密伙伴行动起来，那末在下一次，在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几万个人，将使千百万无产者和它的伙伴们行动起来，胜利将是毫无疑问的。
载于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6—44页
[1] 关于这件事，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侨居时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会见记事》这篇回忆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见本卷第162—163页）。——编者注
[2]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1889年5月10日），俄国作家、记者。
[3]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4] 彼得·拉夫洛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年6月2日—1900年1月25日），俄国社会学家、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革命民粹主义者。
[5] 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斯·伊·拉德琴柯、格·波·克拉辛、阿·亚·瓦涅也夫、瓦·瓦·斯塔尔科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彼·库·扎波罗热茨、亚·列·马尔琴科、米·亚·西尔文、米·康·纳兹万诺夫、季·巴·涅甫佐罗娃、索·巴·涅甫佐罗娃、阿·亚·雅库波娃及其他人。——格·克·注
[6]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66年3月31日——1887年5月8日），列宁的哥哥。早年研究自然科学。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加入了民意党。1886年12月领导了民意党“恐怖派”。1887年谋划刺杀亚历山大三世，后因计划泄露被捕，5月8日英勇就义。
[7] 弗·伊·列宁所作《论市场》的报告中的材料，为他的《论所谓市场问题》（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59—105页）一文提供了基础。——编者注
[8]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9] 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1月26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讲话（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忆列宁。文章和演说集》1965年俄文版第19页）。——编者注
[10] 弗·伊·列宁于1895年4月25日（5月7日）离开彼得堡出国，同年9月7日（19日）返回彼得堡。——编者注
[11]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12]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Засулич，1849年7月27日——1919年5月8日），186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75年起是巴枯宁主义者。1878年刺杀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未遂，当场被捕，后无罪释放，此后流亡瑞士。1879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土地自由社。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4年流亡英国。1897年流亡瑞士。1899年回国。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领导人。二月革命后加入“统一”派。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逝世。
[13]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
[1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5] 关于这件事，请参看米·亚·西尔文的回忆文章（本卷第58页）。——编者注
[16] 列宁为《工人事业报》创刊号写了下列文章：《告俄国工人》（社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6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1895年12月8日（20日），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个小组的会议上，对这份准备付印的《工人事业报》创刊号进行了讨论。但这号报纸没有问世。因为在12月8日（20日）夜晚到9日（21日）凌晨阿·亚·瓦涅也夫被捕时，放在他寓所里的全部稿件，都被警察局没收销毁了，后来只找到《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一文的抄件（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
[17]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编者注
[18] 小标题是根据1933年的版本加的，下同。——编者注
[19]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瓦涅也夫（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неев，1872年2月26日——1899年9月8日），189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9年因结核病在流放地病逝。
[20] 彼得·库兹米奇·扎波罗热茨（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Запорожец，1873年1月5日——1905年2月19日），1891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被捕，在监狱中精神失常。1897年起在精神病院就医。1905年死于文尼察。
[21] 旧时指乌克兰人。——译者注
[22]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69年2月7日——1911年8月24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被捕。1904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5年获释。1906年脱离政治活动。1911年逝世。
[23] 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1—558页。——编者注
[24] 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库斯柯娃（Екатери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Кускова，1869年11月23日——1958年12月22日），俄国自由主义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189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民粹派组织“民权党”。1894年转向马克思主义。1896年移居国外，加入了“国外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1899年出版《信条》，成为经济派领导人，在此期间公开支持伯恩施坦，被开除出联盟。此后转向自由主义。1903年发起成立俄罗斯解放联盟，支持司徒卢威领导的“左派”。1905年革命期间反对《10月17日宣言》。同年当选为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2年发起成立共济会组织“俄罗斯人民东方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1922年被驱逐出境。此后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二战期间支持苏联。1958年在日内瓦病逝。
[25]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46—158页）。——编者注
[26]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1864年3月26日——1917年3月15日），早年曾阅读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作品，并与民粹派有联系。1886年被暗探局招募，打入民意党进行破坏活动。1889年进入莫斯科安全局工作。1894—1896年任莫斯科安全局副局长。1896—1902年任莫斯科安全局局长，在任期间大规模破坏革命运动，彻底消灭民意党残余活动。1898年起在工人中散布“经济主义”，企图分离工人运动与革命活动间的联系。1902—1903年任国家警察局特别处负责人。1903年因路线冲突被解职。1904年退休。1905年革命期间开展君主制宣传。1910年脱离政治活动。1917年3月3日尼古拉二世和米哈伊尔大公先后退位的消息传来后，在家中开枪自杀。
[27]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тресов，1869年8月19日——1934年7月11日），189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捕。189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900年参与创立《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6年起是取消派。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孟什维克护国派首领。后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退党，加入了“俄罗斯复兴同盟”。1919年短暂被捕，后获释。1925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法国。1934年在巴黎逝世。
[28] 1906年5月9日（22日）伊·弗·列宁化名卡尔波夫在帕宁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就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发表了演说。大会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79页）。——编者注
[29] 弗·伊·列宁于1906年8月20日（9月2日）后离开彼得堡去芬兰，住在库沃卡拉地方的“瓦沙”别墅里，这个别墅当时是由布尔什维克加·达·莱特伊仁一家租下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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