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玛·彼·哥卢别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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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会见

玛·彼·哥卢别娃

　　我是1891年秋天在萨马拉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那正是我被流放到那里受警察公开监视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习惯，我掌握了几个我可以视为同志的人的地址。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老民粹派尼古拉·斯切潘诺维奇·多尔哥夫。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乌里扬诺夫一家住在萨马拉。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我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多尔哥夫把乌里扬诺夫家所有的人都说得使我感到很亲切，并且特别指出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是一个不寻常的民主主义者。我问他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民主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在一切方面：在衣着方面，在态度方面，在谈吐方面，——总之一句话，在一切方面。”我还记得乌里扬诺夫家那朴素的陈设，宽敞的餐厅，餐厅里有一架钢琴和一张大餐桌，桌上铺着白桌布……然而即使是在这样朴素的环境里，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也还是显得特别朴实。那时我看见他不是穿一件短衫就是穿一件斜领衬衫。在那一时期他经常穿的是一件花蓝布斜领衬衫，身上束一根腰带。
　　乌里扬诺夫一家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但是我听了多尔哥夫的话以后，当然首先想看看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说老实话，起初我甚至有点失望，因为他是个并不显眼的青年，看上去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些；虽然应当说，他那双眯缝着的、闪烁着特殊光芒的眼睛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几乎整个晚上没说话，只顾跟多尔哥夫下象棋。直到我要回家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1]又不放心让我一个人步行到城市的另一端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自告奋勇要伴送我。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沿着萨马拉又脏又暗的街道一起走路的情景。我说第一次是因为后来我们常常这样一起走路：每次我晚间从乌里扬诺夫家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伴送我，于是我同他就谈个没完，争个没了；不过争辩的多半是我。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谈第一次一起走路的情最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和为什么来到萨马拉的，当他知道我是因雅各宾—布朗基^[2]派案件被流放，我是一个雅各宾派^[3]时，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一般地说，当我回忆萨马拉时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一切交往吸取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口，还进到我屋里，在这第一个晚上我同他就辩论了很久。话题从雅各宾派转到车尔尼雪夫斯基^[4]，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转到马克思。我记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我说了一些非常胡涂的话，但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平心静气、坚信不移地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略带讽刺但决不使我难堪地驳倒了我，这就给我上了短短的，但是很好的一课。我们分手的时候态度很友好。我当然打过这样的主意，要使他相信雅各宾主义，刚试着这样做，马上就感到这是极端困难的事。不过我们的友好交往并未停止。每星期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见两次面。在我到乌里扬诺夫家去的那些日子（这总是在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要送我回家；在星期三前后他又到我家来一次，带给我尼·—逊的书，有时还把他自己写的东西读给我听。我和他经常谈起“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谈得很多，——因为这是我们雅各宾派极感兴趣的题目。根据我的记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愿望都没有提出过异议，他只是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们想依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民”；他开始详细地解释说，人民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人民是由一些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组成的，等等。
　　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凡的工作能力曾经使我大为惊讶。我通常是在傍晚到乌里扬诺夫家里去，同安娜·伊里尼奇娜^[5]和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一起度过晚上的时间，我不大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只有在喝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走出来。我几乎没有进过他的房间，连他家里的人也很少到他的房间去；只记得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到他那里去得最多，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尽管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房间不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书桌和书，很多的书；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看见在他的书桌上，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外，还放着一些统计资料，而且是地方自治机关出版的。星期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走出来；吃饭时同马·季·叶利札罗夫^[6]（安娜·伊里尼奇娜的丈夫）说几句话，向我打听打听新闻。午饭后通常总有人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下来下象棋；他试着教我下棋，但我在这方面是个笨学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起初有些生气，后来干脆不教我了。有时在星期日，我们，也就是叶利札罗夫夫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一些常到乌里扬诺夫家来的青年人（阿·巴·斯克利亚连柯^[7]、阿·亚·别利亚科夫和安·莫·卢卡舍维奇），常常结伴去看望亚·伊·李万诺夫和他的妻子维·尤·维坦（他们夫妇俩因一百九十三人案件被流放过）。这样的访问都是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起的，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维·尤·维坦叙述她那些简单但有时是离奇的往事，我觉得很惊奇。
　　我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省自治局的统计工作者伊万·马尔科维奇·克拉斯诺彼罗夫^[8]家去过一两次。我曾经在克拉斯诺彼罗夫家给孩子们上过课，记得有一次我上完课出来，在过道里竟碰上了马·季·叶利札罗夫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叶利札罗夫一面同克拉斯诺彼罗夫打招呼，一面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俩冲着您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克拉斯诺彼罗夫谈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听叶利札罗夫后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这位老民粹派克拉斯诺彼罗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克拉斯诺彼罗夫甚至到1917年还没忘记这件事。
　　令人费解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有些论敌一开始就对他不友好，尽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们辩论时从不进行人身攻击。也许他们感到他比他们高明，而他们又不甘心认输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相反，他是个真正的战略家，对每一个新人都很注意，都很感兴趣，从对未来的战斗有用这个观点出发，把他作为一个士兵来评价，而所作的评价很少是错误的。我记得在萨马拉的那段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件事。1892年春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志、当时的雅各宾派罗曼诺娃从外地来看我。罗曼诺娃是个聪明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她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因此在辩论时她多半只能用老一套来对付。她到萨马拉来看我，我当然首先把她带到乌里扬诺夫家去，一路上我说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许多好话。由于这些好话，她骂我是雅各宾原则的叛徒，但尽管如此，她对乌里扬诺夫一家还是很感兴趣。她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象见过两次面：一次是我们到乌里扬诺夫家去，另一次是她在我家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我家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反对派当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对他们说不上喜欢不喜欢，而是对他们不感兴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多沃佐夫^[9]就可以算在这一类人里面。沃多沃佐夫也是我们的难友，也就是说他也在萨马拉接受行政流放。他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相反。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用到实践中去，而沃多沃佐夫却是个枯燥无味的长了两条腿的辞典，是个塞满了书本的提箱，对别人很少有用处。我有点为知识白白浪费掉可惜，就动员沃多沃佐夫给萨马拉的青年做一次专题报告。根据我的记忆，冬天他在他的住处做了一个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出席了这次报告会。他以沃多沃佐夫的反对者的身份，对沃多沃佐夫的过于“议会主义”（我找不出别的字眼）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不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有什么特别尖锐的地方，但我记得沃多沃佐夫对这次辩论一直心怀不满。开头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891年秋天开始，沃多沃佐夫到乌里扬诺夫家去的次数相当多，后来就不大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大去乌里扬诺夫家，他回答说，在他们家里他感到“无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兴趣跟沃多沃佐夫来往，大概他跟沃多沃佐夫在一起也是感到无聊吧。

载于《弗·伊·列宁在萨马拉（1889—1893年）。回忆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63—68页

^[1] 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Ульянова，1835年2月22日——1916年7月12日），列宁的母亲。

^[2]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3] 当时有一个彼·格·扎伊奇涅夫斯基小组，以雅各宾—布朗基派而出名，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阿·伊·罗曼诺娃，尔·格·罗曼诺夫，弗·普·阿尔策布舍夫，阿·伊·奥尔洛夫，谢·伊·米茨凯维奇，玛·彼·哥卢别娃一雅斯涅娃，特罗叶彼尔斯托夫等人。——编者注
　　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扎伊奇涅夫斯基（Пё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аичневский，1842年9月18日——1896年3月19日），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6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世纪80年代末在奥廖尔成立雅各宾主义团体，并与国内外民粹派团体建立联系。189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1896年在斯摩棱斯克逝世。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阿尔策布舍夫（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1857年？月？日——1917年5月2日），早年受扎伊奇涅夫斯基影响，支持雅各宾主义。1878年被捕。1880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89年再次被捕。1890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892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02年起参加《火星报》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两次被黑色百人团袭击。1907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1917年任乌法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1917年在乌法因斑疹伤寒逝世。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米茨凯维奇（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Мицкевич，1869年8月6日——1944年9月12日），189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同年参加革命运动，在莫斯科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4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雅库特。1898年获释。1904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特维尔。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竞选。此后短暂脱离政治活动。1914年移居萨拉托夫。1915年起在布尔什维克报刊工作。十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起任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4年逝世。
　　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雅斯涅娃—哥卢别娃（Мария Петровна Яснева-Голубева，1861年？月？日——1936年5月10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3—190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书记。十月革命后曾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司法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契卡工作。1928年退休。

^[4]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年7月12日—1889年10月29日），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5] 安娜·伊里尼契娜·叶利札罗娃—乌里扬诺娃（А́нна Ильи́нична Елиза́рова-Улья́нова，1864年8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列宁的姐姐。1886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喀山。189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4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89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曾四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书记。1918—1921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此后曾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研究员、《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书记。1935年逝世。

^[6] 马克·蒂莫菲耶维奇·叶利札罗夫（Марк Тимофеевич Елизаров，1863年3月10日——1919年3月10日），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5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塞兹兰。1906年移居萨马拉。1909年脱离政治活动。十月革命后任铁路人民委员，1918年辞职。1919年任贸易工业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因感染斑疹伤寒而逝世。

^[7] 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斯克利亚连柯（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кляренко，1870年11月6日——1916年7月？日），1886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3年受列宁影响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后在萨拉托夫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1年起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6年逝世。

^[8] 伊万·马尔科维奇·克拉斯诺彼罗夫（Иван Маркович Краснопёров，1839年1月13日——1920年？月？日），俄国地方自治局统计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传记作家。

^[9]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多沃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одовозов，1864年12月22日——1933年10月7日），俄国经济学家。188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4年加入解放同盟。1906年加入劳动派。二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大学任教。1923年流亡德国。1924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33年在布拉格卧轨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