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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
瓦·安·舍尔古诺夫
1893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彼得堡以前，这里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且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分别组成各自的小组。工人当中有一个中心组，参加这个组的有费舍、凯泽尔、诺林斯基和舍尔古诺夫[1]；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参加这个组的有斯塔尔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2]、拉德琴柯[3]。
彼得堡的工人已经参加过1891年和1892年的五一节活动。工人小组在彼得堡已经相当多了，不过这一切都带有某种偶然的性质。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来以前彼得堡的情况。
我当时常到工艺学院学生格尔曼·波里索维奇·克拉辛那里去上课。有一次我到克拉辛那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人，要同我认识认识。我当然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同格尔曼说好，让他通知我什么时候到他那里去。在约定的日子我到格尔曼·波里索维奇那里去了。他当时住在谢苗诺夫团的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两三分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来了。在格尔曼那里我们只简单地谈了几句，谈的是一本新出版的书，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邀请我上他那里去。
过了两三个星期，我到哥萨克胡同去看望伊里奇。他一见面就对我说：“来得正巧，我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说着就把书拿给我看，我一看，是用德文写的。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不懂德文。他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俄文来读。”书的名字叫《工业辛迪加、卡特尔和托拉斯》，布鲁诺·舍恩兰克[4]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这本书花了大约三个小时。读完以后，他给我提了一些问题。在他提问题、甚至要求对某些问题作出书面回答时，我发觉他读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用这本书来考考我。当他问我“在彼得堡您的熟人中间象您这样的工人有多少”时，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我把中心组同志们的姓名报给他听，他立刻要求我把他们介绍给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一开始就下功夫认真研究我们的组织。他高高兴兴地到各个小组去，详详细细地了解每个工人革命者。
1894年在我们工人中已经提出了在工厂之间合理分配力量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个工厂里没有我们的人，而这个工厂又是个大厂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从我们的同志当中派一个人去，要做到在所有的大厂里都起码有一个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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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春天在彼得堡出现了一本论鼓动的小册子[5]。这本小册子曾经在西尔文住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参加会议的知识分子有七八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塔尔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涅也夫[6]和其他几个人。在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过渡到用印刷品鼓动为时尚早。提出的理由是，如果在某一工厂散发传单，而我们自己的工人又非常少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全遭逮捕，工作就会停顿下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认为，这一点用不着担心，因为传单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一个人被捕了，将会出现几十个新的同样的乃至更强的工人。参加会议的所有工人都赞成过渡到用印刷品进行鼓动。
印刷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单直到1895年秋天才开始出现。一共散发过四五种。根据我的记忆，这些传单是在拉赫塔（叶尔金）印刷所印刷的。传单下面的署名通常是：“一群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出了几种传单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必须建立组织的问题。他说，“一群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工人应该知道有明确的组织。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委托，1895年8月就由我建立了一个秘密住所，这个住所的主人是谢勉尼柯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好象是姓阿法纳西耶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亚霍夫斯基、塔赫塔烈夫[7]、斯塔尔科夫等到这个住所来的次数相当多。我当时在涅瓦关卡外算是个组织者，因而也常到这个住所来。在这里奠定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们注意，应当釆取措施，使我们的年轻组织不致走上英国工联主义者的道路。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心的是要使组织沿着革命的道路发展。虽然我们在接近工人时不得不多讲一点经济问题，不得不以切身的经济利益为前提去团结工人，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说，事情的政治方面永远也不能忘记。
在涅瓦关卡外，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个住所以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到丰季科夫的住所，博德罗夫兄弟的住所和我在亚历山大街二十三号的住所去过。我还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亚历山大街附近一个叫“船舶”的新村去过，但到底去过哪里，几号，现在记不起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斗争协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使它走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一点在后来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尽管在1895年12月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所有领导成员和大量工人被逮捕，1896年5月在彼得堡还是爆发了俄国前所未有的三万人以上的工人大罢工。工人的基本要求是要求发给加冕日的工资，因为在加冕日工人被迫停工，没有拿到工资。那时是尼古拉二世加冕。这次罢工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要求发给加冕日工资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工人对沙皇这个“高贵人物”的大不敬态度。
由于“斗争协会”的活动而引起的这次罢工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工人运动从秘密的变成公开的了。因为大量的工人见到了传单，见到了一般的秘密书刊，他们已经开始大声谈论社会主义者了。如果说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那么1896年的罢工应该算是准备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演习之一。
载于1937年1月21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17号第3版
[1] 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舍尔古诺夫（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Шелгунов，1867年8月8日——1939年4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4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加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1924年退休。
[2]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3]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Радченко，1869年2月7日——1911年8月24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被捕。1904年被流放到沃洛格达。1905年获释。1906年脱离政治活动。1911年逝世。
[4] 布鲁诺·舍恩兰克（Bruno Schönlank，1859年5月16日——1901年10月30日），德国记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早年曾信奉新教。1883年加入社民党，在社民党报刊工作，多次被捕。1892—1893年任《前进报》副主编。1894—1901年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893—1901年任国会议员。1901年逝世。
[5] 指的是阿·约·克烈美尔1894年写的小册子《论鼓动》，这本小册子连同帕·波·阿克雪里罗德写的跋于1896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编者注
[6] 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瓦涅也夫（Анато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неев，1872年2月26日——1899年9月8日），189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并参与发起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99年因结核病在流放地病逝。
[7]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塔赫塔烈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Тахтарев，1871年6月7日——1925年7月19日），俄国社会学家。1892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工厂组织革命工人小组。1896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多次被捕。1897年流亡瑞士。1898年转向经济派。1900年参与协助《火星报》出版。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期间，既反对布尔什维克也反对孟什维克。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脱离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5年因感染伤寒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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