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弗·亚·克尼亚泽夫
从1884年起我就在新船坞港钳工车间当学徒，1889年满师当技工。港口里的工作进行得毫无生气，工作方式也很原始，连车间已有的机床也不利用。有时候你去向领班要砂纸磨铜制品，他会回答说：“哎呀，你真是个差劲的师傅！还想要砂纸呢，你就弄点刨屑，撒点金刚砂磨磨好了。”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工作的时间少，浪费的时间多。
从波罗的海工厂来了几个青年技工；后来知道，他们是作为“危险分子”被波罗的海工厂开除出来的。他们给港口带来了一股朝气。搁置不用的机床一下子开动起来了，计日工改成了计件工，因而工资也提高了。
同时，这几个技工还在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从工厂的青年中挑选优秀分子。着手组织了一些小组，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我在小组里获得一些知识以后，立刻就到我的朋友中间去传播。除了口头宣传以外，还传阅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偶尔也有一些秘密书刊传到我们手里来。但是这些秘密书刊不容易“扎根”，因为很难保存。
为了让工人在政治上受到正确的培养，我们在港口建立了一些当时称之为“民主大学”的组织，每个组织的人数不超过五人。我们都这么说：“如果工人自己不能来上大学，大学就去找他。”果然不错，小组成员的发展工作这样一来就进行得很快。
我们这些小组的领导人是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也是小组的组织者。
1894—1895年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扎波罗热茨[1]和斯塔尔科夫一起制订了一个学习大纲，我们工人小组的工作从此就开展得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了。
我记得，当我在彼得堡区，在瓦西里岛，在维堡区和在科尔皮诺镇组织了几个工人小组，表示必须派一些知识分子到这些小组去做报告时，中心组的人对我说：“好，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会到你们那里去的。他是我们当中一个出色的同志，因此小组的成员应该是可靠和正派的人。”
由于这一指示，我在要参加小组的工人当中挑选了四个我最了解的人——伊林、阿斯塔菲耶夫、克雷洛夫、尼良杰尔，第五个就是我自己。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我住的房间里举行的。我的房间在彼得堡区斯也任斯卡娅街和大普什卡尔斯卡娅街转角上的一幢房子里，从楼梯到我的房间有一个单独的过道，因此有人到我这里来，房东是看不见的。
到了约定的时间，有人来敲门了。我打开门，看见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有一撮浅红色的小胡子，圆圆的脸，目光很敏锐，一顶便帽戴得快盖住眼睛了。虽然是夏天，他穿的却是秋季大衣，领子翻得高高的。总之，从外表上看，我说不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他一进门就问：“克尼亚泽夫住在这里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他说：“我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我说：“我们都在等您。”——“因为我不能直接到这里来…… 所以耽误了。人都到齐了吗？”他边脱大衣边问。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严峻，好象在发布命令，这就使得你不由自主地要听从他的话。于是我急忙宽慰他说，人都来齐了，可以开会了。
他走到参加会议的人跟前，同他们一一认识以后，就坐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开始给大家介绍我们为之来开会的那项工作的计划。他讲话的特点是严肃、明确、周密，并且他的话好象是不容反驳的。参加会议的人都注意地听着他讲。他们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工厂工作？厂里工人的水平如何？他们的观点怎样？他们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工人们最关心什么？他们在读些什么书？等等。
我们认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主要思想是，人们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而主要的是还不会利用能够加以利用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他们身上就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足以摧毁妨碍他们得到美好未来的一切障碍。如果掌握了知识，他们就能独立自主地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摆脱奴隶状态，等等。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讲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我们听得并不吃力，因为他把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都讲清楚了。把他的讲话同别的知识分子的讲话比较一下，就能明显地看出，他的讲话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确定了下次会议的时间，离开我们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都问我：“这是谁？讲得真带劲。”
但是我没法向他们说明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谁，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常到我们这里一每周一次。他也常到给他指定的其他小组去。在黑河边上，工人普·德米特里耶夫那里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虽然路很远，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还是常到这个小组去。他也常到瓦西里岛七马路克罗契金—费多罗夫的小组去。去这个小组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在那里有人跟踪他。这个小组的五个人在1894年11月全都被捕了。
因为我是中心组的成员，所以经常有其他小组的代表和知识分子在我的住处集会。这些会议是更加秘密的。主持这些会议的就是那个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但是他的真名叫什么，连在这里开会的工人也是谁都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这些会议上把当宣传员的知识分子分配到各个小组去，给他们作指示，向他们介绍这些小组的情况，告诉他们在小组里要讲些什么。
1893年我的祖母死了，遗产应该由我继承。我知道我有什么事时同志们总是会出主意的，为了获得这笔遗产，我便去找他们商量了。他们叫我去找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扬诺夫，并且警告我说，不要把他的地址写下来，记住就行了，如果非写不可，就有意在门牌号码和房间号码前面加个九字。
我找到了哥萨克胡同七号第十三号房间，我是按照别人给我画的图找到这个地方的。按门铃后，女房东开门对我说，乌里扬诺夫不在家，但很快就会回来，并让我在他房里等他。房间有两个窗户。家具很简单：一张铁床、一张写字台、三四把椅子、一只五斗橱。打量了这全部陈设以后，我心里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律师呢？他会不会承办我的案子……”门铃响了，一会儿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啊，您已经在等我啦？”他说着，迅速地脱下大衣，整了整他那身有点皱了的燕尾服。“请您稍等一下，我马上换好衣服，来和您谈问题。”
我朝这位律师的面孔看了看，楞住了：这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吗！等我清醒过来，出现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换了一套衣服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了。他指着椅子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您从头给我讲起。”我坐下以后，就尽我所能把来龙去脉都讲给他听，他不时打断我的话，要我解释清楚，好象是要把一件件事情都从我嘴里掏出去一样。我说我的祖母是在一个将军家里做奴仆死的，这个将军自己虽然有一幢三层的石砌楼房，还是有可能要强占遗产。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听了以后，搓搓手，加重语气说：“如果我们能胜诉，就能把房子接收过来。困难只在于很难找到户口册，因为死者是农奴。”
说完他就拿出一张纸，写借阅纳税人口花名册[2]的申请书。写好以后，他告诉我要到哪里去递交申请书，并且嘱咐我一得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消息就立刻去找他。
“好，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个问题吧。小组的情况怎么样？工厂里怎么样？”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开始详细地问起我来。我勉强回答了他的问题。“您，”他对我说，“作为各个小组的直接联系人，应该经常了解工厂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有什么不满，这是谁的过错造成的。您应该了解工人的需求，要知道他们最关心什么，怎样去接近他们。”
我听着，感到要达到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说得那么坚定，我当然不敢加以拒绝了。
“现在他继续说，“您组织了一个小组。您自己要在知识上超过组员，才能起领导作用。您应当多读些书，提高自己，提高别人。我听说您喜欢跳舞，抛弃这个爱好吧，应该全力以赴地去工作。您应当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到那时，您在小组里的全部工作对您来说就会是一种享受了……”
我们告别后分手了。想起他交给我的这些任务，我的心情很不轻松。从他那里出来走到街上以后，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过了两三天我见到扎波罗热茨，我向他讲了我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弗·伊·乌里扬诺夫）见面的情形以及他要我完成的任务。扎波罗热茨听我讲完后笑了笑说：“没关系，没关系，您要以他为榜样，他自己也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们也要这样工作，要帮助他。”
从这时起我便定期到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去，把从工厂里收集到的情况告诉他，每次也从他那里接受新的指示。
“您等着瞧吧，”他说，“我们要他们听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取得组织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到那时我们就会好过些了。必须使工人了解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获得力量，就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安排我们的生活。”
弗·伊·乌里扬诺夫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兴奋。我离开他时也是情绪高涨，干劲十足。
在工厂里，我尽力把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听来的一切都讲给工人们听。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我讲，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开始尊敬我了。但好景不常。我进行宣传这件事让上级知道了，我只好离开工厂了。
有一次，我到弗·伊·乌里扬诺夫那里去，我听到他这样问我：怎么样？！如果您被捕，您知道在审讯中，在法庭上该怎么办吗？”“我知道，”我回答说。……在审讯中应持的态度就是不作任何交代。“那么，”他继续说，“既然您知道，那您就向所有的同志都说一说吧！你们有互助储金吗？有图书馆吗？里面有些什么书？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图书馆，制定一个相应的读书计划。应该知道怎样帮助被捕的同志们和被流放的同志们。办这些事需要经费。要责成党员缴纳党费，要举办抽彩活动，要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筹集经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这个组织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都尽量告诉我了。我在他那里坐了大约一小时，答应他尽可能去做，然后我就走了。
不久，我听说他被捕了。在他被捕后不久，我也被捕了，后来我就被流放到维亚特卡省去了。
载于《关于伊里奇（论文、回忆录、文件和资料汇编）》1924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112—117页
[1] 彼得·库兹米奇·扎波罗热茨（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Запорожец，1873年1月5日——1905年2月19日），1891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年被捕，在监狱中精神失常。1897年起在精神病院就医。1905年死于文尼察。
[2] 一种纳税人口的调查表。最后一次调查是在废除农奴法的时候进行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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