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在第一次革命的烈火中
米·伊·瓦西里耶夫—尤任
在日内瓦的生活。与列宁同志相识
瑞士海关和国境警备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他们既没有盘问我的护照、姓名，也没有问我的国籍，只是好奇地问我随身带了卷烟或烟草没有。显然他们只是想到国库的收益。
就这样我来到了日内瓦[1]，来到了已经建立起俄国工人政党第一个小组（“劳动解放社”）的日内瓦，在这里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基础，爆发了“火星”[2]，而这颗“火星”势必会在地主资产阶级横行霸道的那个大国里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我来到了日内瓦，普列汉诺夫正住在那里，这是个很敏锐，很有学问的人；还有一个不太熟识的人，但他却以其毅力、革命热情、惊人的智慧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信心奇妙而有力地吸引着人们，他就是列宁。
时间还不算晚，我就带着自己简便的行李由车站径直上加露葛街——有名的“加露日卡”去，这里以及这个地区集居的大多是俄国的政治侨民。我遇见的第一个俄国人——看外表、衣着和举止态度是不难认出他们来的——给我指点哪里能找到布尔什维克的餐厅和类似布尔什维克俱乐部的图书阅览室。我在那里受到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好象在当天我就认识了奥里明斯基[3]，对于他用“穷戏迷”作笔名发表的那些抨击性的文章我是很熟悉的，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我还认识了邦契—布鲁耶维奇[4]同志和他那态度非常亲切的妻子维·韦利奇金娜[5]同志；接着还认识了卢那察尔斯基[6]、沃罗夫斯基[7]、勃兰登堡斯基[8]、伊林、克努尼扬茨（拉定）等同志。大家帮助我安顿下来，花费不大，但很妥贴。
次日，我就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去。大概象大多数人那样：我了解列宁也只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辩论性的发言，我想象中的列宁的容貌与事实上的完全不一样。我原以为他一定是个高个儿的黑发男子，有一双灵活而又乌黑的眼睛和强壮的体魄。他那股力量和热情象电流一样传遍他所写的每一句每一行，传遍他所阐述的每一个思想，这一切不由地使我认为文章的作者一定也具有那种烈火般的、强有力的外表。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见到的却是一个身体结实、有着浅红头发的中等个儿的人，一张蒙古型的面孔，带着温和、微露讥讽的笑容，狡黠地眯缝着一双炯炯闪光的深褐色的眼睛。这双聪慧、灵活、敏锐的眼睛和那时已经秃顶的大而富有特征的头颅加上宽大的前额，立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狡黠的嘲笑会同时使人振作和警惕起来。
“一个机智的人！”我不由地这么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那种通常的亲切、热情和同志般的朴实感情来迎接我。
他先询问我彼得堡的情况以及我是如何通过国境的。当我向他讲了自己经历的艰辛和奇遇时，尤其是告诉他我同德国宪兵的一次谈话时，他显然对我的感受抱有同感，于是就以他特有的“伊里奇式”的笑声，愉快地、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
“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寄给《前进报》[9]，”他这么建议。
接着，他详细询问了巴库事件和高加索的总的形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很仔细，为了 了解他特别感兴趣的材料，他还不时提出问题。他要获得明白而确切的回答，可能的话还要有数字。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好象就在这一次我还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0]。她那善良的容貌和关切的态度使人在同她第一次见面后就会注意到。
“好，”告别时伊里奇说，“您一定要在侨民区里作一个关于巴库事件的报告，先在这里作，以后还要到瑞士的其他城市里去作。可能我们还要安排到巴黎去。此外，还要请您给《前进报》[11]写文章。题目先由您自己选，如果能定期地就俄国国内的罢工运动和革命运动写些评论就好了。俄国公开的报刊上目前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材料。”
离开列宁时我已经坚信，他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
我十分希望直接认识一下格·瓦·普列汉诺夫，同他讨论一下我所感兴趣的若干理论问题。虽然他在第二次党代会以后对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无礼的行为，我仍然十分爱戴和器重他这位具有非凡才干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看待。但是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在日内瓦。而日内瓦的同志们却竭力泼我的冷水，告诉我说普列汉诺夫时常对青年同志摆出一副显要的将军和老爷的架势，甚至给我讲了下面一件事，我以为这是个笑话，虽然他们要我相信确实有过这样的事。
不久以前从俄国来了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个爱说话的人。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他在和普列汉诺夫交谈时不时地重复称呼：
“普列汉诺夫同志！普列汉诺夫同志！……”
普列汉诺夫听他讲了一会儿，随后突然地而且是嘲笑地打断了对方，说：
“年轻人，请您注意并记住这句话：部长的同志对部长来说是同志，而部长对部长的同志来说决不是同志！……”
如果这也是笑话，那是非常典型的；没有任何人对列宁会编造诸如此类的笑话，即便是最凶狠的孟什维克也不敢编造。
过了几天，我对人数众多的侨民和在日内瓦求学的俄国学生作了关于巴库事件[12]的报告。报告中我涉及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巴库的关系，我对孟什维克领袖们的行动，尤其对伊里亚·申德里科夫的行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孟什维克们发出了疯狂的叫嚣，一些人挥舞拳头朝我扑过来；总而言之，他们冲着我大吵大闹。闹得特别凶的是出名的孟什维克（以前的“经济派分子”），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那个马尔丁诺夫[13]，以及后来我们一起在莫斯科联合苏维埃和工人代表苏维埃里很和睦地共事的伊苏夫。应该看到，那时布尔什维克正在筹备第三次党代会，从根本上说孟什维克是极端仇恨我们的。
十月革命以后，有一次我遇见以前的一个孟什维克，他曾积极地参与对我的捣乱活动。
他向我提到了在日内瓦同孟什维克发生的那次冲突。“其实你们当时是对的！伊里亚·申德里科夫真是个同沙皇政府有勾结的坏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说孟什维克搞的这次捣乱活动之后，以为我会感到十分不快，所以他第二天就赶来向我表示同情和遗憾，但当他见到我对这件事处之泰然，而且谈笑风生时，他就详细打听事情经过的细节，他自己也嘲笑起孟什维克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后来我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又作了这个报告，在那里作报告时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在我们的日内瓦图书馆里有相当多的书，我贪婪地钻进书堆读了起来。这些书很大部分那时在俄国几乎是没有可能搞到的。我日以继夜地读这些书，同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早就居住在日内瓦或是常住在那里的同志怎么会这样不珍惜他们拥有的如此宝贵的书籍。我很快就确信，不少侨居国外的同志，不仅一些大学生，而且还有一些侨民，对一些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我在给一个由日内瓦的同志组成的小组讲课时，确信这一点的。
被选为出席第三次党代会的同志中有几个人顺路来到日内瓦。他们对时局的一些重要问题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我那时认识了捷姆利亚奇卡[14]（罗·萨·扎尔金德）和亚·亚·波格丹诺夫[15]。被推选出席代表大会的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没有去伦敦，而是留在日内瓦。在那里孟什维克举行了自己的代表会议，象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通常那样，爱唱高调，他们把这次会议称为“全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代表会议”。
我第一次目睹“自由”庆祝“五一”节的情形。从早上起，街上就有工人的游行队伍，无数面红色的旗帜在队伍里飘扬。乐队在吹奏，人们至少用四种语言高唱《国际歌》，当时在俄国还很少有人知道这首颂歌。我们那时主要是唱工人马赛曲《我们要抛弃旧世界》等一些歌曲。日内瓦是个国际城市，那里不单有相当多的法国工人，而且也有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工人；我已经说过，当时在日内瓦俄国侨民的数量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拿着自己的旗帜出来游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髙唱《国际歌》的情景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可是在庆祝工人的战斗节日——检阅工人革命力量的日子时，那种循规蹈矩，几乎是不苟妄动的样子使我很不满意。游行队伍安静而又规矩地行进。换上了整齐的服装，阵容也确实稍有加强的警察和宪兵对着红旗举手行礼；而阳台上和开着的窗户旁站着脑满肠肥的资产者，他们看着工人的游行示威，时而得意洋洋地、悠闲地露出一丝笑容。
我脑海里浮现出在那里，遥远的俄国，庆祝这个日子的情景来……难道我们那里的资产者和官吏们有胆量如此无忧无虑地来观看工人的游行示威吗？不，他们会胆怯地把窗户关上，把大门二门也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哥萨克和宪兵会挥舞起出鞘的军刀，举着皮鞭从埋伏的地点跳出来；于是石块飞舞，枪声大作！血呵，热乎乎的工人的血呵，就如注地喷溅出来！……然而在自信的、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的、厚颜无耻的阶级敌人面前，那种软弱的，显出自己无能为力的示威行动，比较起来，我们那里毕竟是要好得多、鲜明得多、有价值得多。
晚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室内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发表演说的有孟什维克、崩得派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我们的日内瓦组织委托我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表演说，因为伊里奇已经动身去伦敦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即使是共同的节日也并没有使我们停止争论，相安无事。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分成小组。我思念起俄国来了，那里的斗争，同残暴的阶级敌人的真正斗争，无可阻挡地、蓬勃地在继续发展着。为了摆脱当地的无谓纠纷，我注意观察这场斗争的发展，并开始发表评论这场斗争的题为《工人与专制制度》、《工人阶级与它的敌人》等文章。起初是刊登在我们的《前进报》上，后来，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刊登在《无产者报》上。当然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我一心向往返回俄国去，想亲身投入火热的斗争，深入到生活和斗争中去。于是我不止一次地请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快地派我返回俄国去。急于回俄国去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对于国外无谓的争吵、纠纷和空谈也反感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我弄明白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爆发的分歧的实质之后，就在1903年坚决地倒向布尔什维克派。但是只有在日内瓦，不仅通过列宁的著作和论战性文章，而且通过同他的生动的面对面的谈话，通过他在敌对的和友好的集会上的演说，通过他的生活，通过他的行动、他对敌人和朋友的态度、对工人阶级和对敌对的或是异己阶级的态度，深入地熟悉了他的学说、观点和策略之后，我才成了一个真正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终身的布尔什维克。在当时，他已经是一位明智、热忱和具有惊人的逻辑头脑的重要人物。在他的身上有着刚强的意志，坚毅不拔和做任何事总是善始善终的精神。他当时对于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已经充满了多么坚定的信念呵！
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之后，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列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日内瓦的孟什维克人数比起我们来要多得多。第一个作报告的是马尔托夫[16]。孟什维克拼命鼓掌欢迎他，在他发言的时候也时常有人拍起手来，因为马尔托夫显然沉不住气了，他需要听众的支持。他驼着背，不停地抽着烟，对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决议闷声闷气地用稍带嘶哑的嗓音进行辩护，而对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雅各宾主义的”决议进行了批判。他的发言无精打彩而又冗长乏味。
我看了看伊里奇。他在台上就坐在报告人背后的地方，他的臂肘支在桌子上，手掌捂住自己宽大而富有特征的前额和眼睛。他神情镇定而又专注。只是时而在唇边掠过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马尔托夫总算结束了自己冗长而沉闷的发言。孟什维克方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拿着几页纸朝讲台走去。他在发言中把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跟孟什维克代表会议对相同的那些问题所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比较。他详细地指出了党代表大会决议的鲜明性、准确性、一贯性和革命阶级的坚定性之后，就对孟什维克的模棱两可的、模糊不清的和怯懦的决议进行了透彻的评论，他辛辣地嘲笑了他们，使与会的孟什维克气得简直要抽搐和发疯了，而……同时他们不由地又对伊里奇论据的逻辑性和非凡的力量感到钦佩。有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同我们一起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鼓掌。这是我第一回特别清楚地观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众所周知的本领，即异常深入浅出地阐述最复杂的问题；他以强有力的逻辑性吸引听众，促使他们自己作出肯定的和明确的结论。
“这就是我曾经考虑过的问题，”每个听众最后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俄国的革命事件依旧在发展。我难以抑制想要返回俄国去的心情。突然，我的妻子来到了日内瓦，因为巴库保安局死死地监视着她，使她不得安宁。她因为一门外语也不懂，所以好不容易才来到日内瓦。而我却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就返回俄国去了。
“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我返回俄国
“波将金·塔夫利达”号装甲舰起义的消息在国外，特别是在侨民中间，引起了什么样的轰动，是不难想象的。起义的消息不言而喻是来得迟了点，许多情况被误传、弄错、歪曲和夸大，但是我们知道并感到，确实是爆发了重大的武装起义，第一次真正的起义。
我们希望起义能获得成功，能获得正在挣脱世代桎梏、备受压迫的全俄国的支持，首先要能获得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因为它在斗争中已经表现出无限的忘我精神，已经受到过火与血的庄严洗礼。我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俄国去。在我们小组里回国的问题成了谈话的主要内容，每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议论。
我决定再找伊里奇本人，请求立即派我回俄国去，干任何工作都行。突然，有人转告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件很重要、很紧急的事情正要亲自找我。我打算立刻去见他，但是他赶在我前面了。不过我记不确切，他是亲自来的，还是在路上遇见我的。谈话时间不长。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尤任[17]同志，您应该尽快地，最好是明天，就动身去敖德萨，”伊里奇开口说。
我高兴得眉飞色舞，就说：
“哪怕是今天就走，我也愿意！有什么任务？”
“任务十分重大。您知道‘波将金’号装甲舰现在停泊在敖德萨。担心的是敖德萨的同志们不会好好地利用这次起义。您无论如何要设法上装甲舰去，说服水兵们行动要果断，要迅速。要设法让他们立刻登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轰击政府机关的建筑物。我们要把城市夺过来。然后立刻把工人武装起来，并且果断地在农民中间进行鼓动。您要把敖德萨组织现有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中去。你们要通过传单和口头宣传号召农民去夺取地主的土地，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我认为工农联盟对于已经开始了的斗争具有巨大的、特殊的意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激动了，据我当时的感觉，他沉浸在激情中。我以前从未见到过他这种神情。感到抱歉的是，他的下一步计划、打算和希望使我十分惊讶。
“接下去必须尽力把其余的舰队夺到我们手中来。我相信大部分舰艇会加入‘波将金’号行列里来的。只是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到时请即派一艘驱击舰来接我。我要去罗马尼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真的认为这一切都能做得到吗? ”我不由脱口而出问道。
“当然能！只是行动要果断、迅速。不过，一定要不失时机地行动，”他满怀信心，坚定地重复说道。
后来我才信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对形势的估计是对的。我在日内瓦时还缺乏这样的信心。在这之前我曾在敖德萨区住过三年左右时间，对那儿的条件和情况有所了解。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地方，真正的工人无产者是比较少的，而赫尔松的农民，尤其是敖德萨附近的农民，从革命态度上说远非可靠分子。我并不指望能轻易夺取黑海舰队。但是我完全赞同伊里奇的意见，行动要果断、勇敢和迅速。“波将金”号的起义必须尽量加以利用。我盘算要是不能夺取敖德萨的话，就随“波将金”号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首先去巴统地区。巴统的卫戍部队和要塞为我们的舆论直传所牢牢控制。这点我是很清楚的。巴统工人不止一次出色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有，古里亚的农民（格鲁吉亚省）和其余邻近地区的农民的革命热情也非常高，他们是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不错，在那里活动的多半是孟什维克，但是格鲁吉亚的农民实际上在公爵的手中还处于农奴的从属地位，所以我认为他们是容易而且乐意支持起义的。我觉得巴统作为革命根据地来说在整个黑海沿岸一带是一个最可靠的地区。
我当然再次表示准备立即出发。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在动身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一次同我谈了话，并且再三强调,预先取得农民积极的支持尤为必要。
“让他们去夺取地主、教会及其它的土地。号召他们这样去做，并且帮助他们。”
我完全同意对农民采取这种政策和策略，但还是提醒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注意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这个决议只讲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对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的处境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堂、寺院和皇族的土地在内”[18]，而只字未提号召用革命手段去夺取这些土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的建议超出了这个决议。我完全同意您的建议，但它是否应成为在农民中进行鼓动时的总的指示精神？这是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马上回答。他考虑了片刻，然后较为慎重地说：
“不，中央委员会暂时还没有发出这样的总指示。一切取决于总的形势，也取决于每一个具体场合的条件和状况。敖德萨现在的形势是需要把革命力量全部发动起来，开展斗争。”
当然，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番谈话我现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转述，而只是大概的意思，但是对这个谈话的实质和内容我是可以负责的。委托我办的事情太重大了，所以我对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一辈子都牢记不忘。我亲切地告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答应详细地按时向他报告事变的进程。我答应如果起义确实能取得胜利，就不单会派一艘驱击舰，甚至会派一艘巡洋舰或是一艘装甲舰到罗马尼亚去接他。
现在我们都非常明白友好的工农联盟在过去和现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重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革命期间里，这一点甚至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完全是不清楚的。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则早就抱着一种十分怀疑的态度。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仿效自己的西欧同志，另一方面在同崇拜农民和赋予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以主要作用的民粹派激烈论战时，对农民在政治上和革命方面的作用也估计不足。尽管遭受了残酷剥削和彻底破产的农民还在1901—1902年时就通过激烈的土地骚动事件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后来在1903年召开的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十分温和的（以免说得太刺耳）土地纲领，答应农民的只是要收回地主手中的“割地”（解放农奴时地主所夺取的农民的土地）。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人极其蛊惑人心地利用了这个“割地”问题，并且以此靠损害社会民主党人利益的办法不单在农民中间，而且在还没有跟土地、农村断绝关系的人数众多的工人中间捞取了一大笔资本，使其名声大振。
现在我们知道，列宁同志还在1902年就提议在党纲的土地部分写进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遗憾的是他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自1904年起他就愈来愈坚定地开始谈论和撰文提到俄国农民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应该起的巨大作用，而到了1905年他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是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决要求，才作出了上述的《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当然，就连这个决议也还是不够坚决的。当时需要的不单是“支持”农民夺取全部土地的愿望，还要号召他们这样去做，就象我们后来在1917年釆取的那种做法。但即使这样一个决议也已经是朝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在1905年底，列宁就提出进一步的打算，即修改我们的土地纲领，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而正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问题上在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列宁）同孟什维克之间立即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谁是对的。
我继续讲下去。就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建议的第二天，我乘特快列车途经奥地利回俄国去。为了安全起见给我弄到一张正式的出国护照，上面填写了某个将军儿子的名字（姓什么我忘了）。带着这张护照我就能放心地公开通过国境。就连登记在俄国居住的事好象也是与伊林一起用雷宾斯克市民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康金的名字搞了一个很简单的伪造证件。果然不错，边防宪兵很客气地向我举手致敬，显然是把我当作真正的将军的儿子；对我的行李的检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我又回到了俄国！我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坐上了开往敖德萨的火车。我小心谨慎地向同车的人询问敖德萨发生的事情。可是情况谁都不清楚。有人谈到一些枪杀和失火的事，谈到“波将金”号用大炮轰击城市的事。算了吧，我很快就能实地了解到全部确切的情况了。
我抵达敖德萨时，可惜已经是夜里了。根据给我的地址去寻找秘密住所既冒险又根本不可能。没办法，我不得不住旅馆。出示了伪造证件进行登记。城里已经实施戒严，但是我的伪造证件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证件没有引起任何疑问就给登记好了，后来我把它当作居留证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天我跟我们的敖德萨组织联系上了。我清楚记得我是同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19]同志会面和谈话的。其余的敖德萨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原来，我来迟了。“波将金”号装甲舰已经离开敖德萨港了，在敖德萨没有发生起义，而是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暴行。
据人家告诉我（对于历史的准确性我无法保证），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黑海舰队里早已顺利地进行了宣传和鼓动工作。通过宣传被说服的水兵在“叶卡特林娜二世”装甲舰上尤其多，所以在酝酿起义中对该舰寄托了主要的希望。分舰队当时即将举行夏季演习。它装上了相当数量的弹药之后，就出航演习去了。在出航之前，整个分舰队通常要集合在坚杰尔小岛附近。这一次首先驶向海岛的是“波将金”号装甲舰，余下的分舰队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
“波将金”号舰上的水兵早就憎恨自己的指挥官哥利科夫[20]和其他的军官，因为他们非常残忍地虐待全体舰员，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进行压榨。出航的第一天，水兵们吃的就是生了蛆的臭肉，他们开始表示不满，并提出了抗议。军官们就粗暴地辱骂他们，并且进行威胁；指挥官哥利科夫还开枪打死了有威望的抗议者瓦库林丘克[21]，水兵们在马丘申柯[22]和其他较有觉悟的同志的带领下拿起了枪，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军官们歼灭了并扔进了大海里。为了指挥起义的舰艇，选举了以马丘申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装甲舰起锚驶往敖德萨。
驶抵敖德萨之后，“波将金”号全体舰员发布了告《敖德萨诸君》书，阐述了装甲舰上所发生的事情，并号召敖德萨的居民支持他们；同时，还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要求地方当局不要阻挠埋葬一名被打死的水兵，并提出了警告：如果设置障碍或扣留代表团的话，装甲舰将立即炮击城市。确实，当警察局遵照市行政长官的命令企图扣留代表们的时候，装甲舰开了几炮。我亲眼看见了市中心的一幢房屋被打了个口子。可惜的是，显然由于发生障碍瞄准错了，所以炮弹击中的不是政府大楼。但是被扣留的代表立刻获释了。
后来为被打死的水兵瓦库林丘克举行了示威式的送葬仪式。水兵和当地革命组织的代表发表了演说。有演说，有辩论,过于多的演说和辩论，但是行动，果断的革命行动显然过于少了。然而需要的首先是釆取行动，即用弗·伊·列宁指示的方法，用他给我指定的方法去釆取行动。甚至关于其余的黑海舰队可能转向“波将金”方面来的问题，他也是正确的。
海军上将丘赫宁[23]派出整个分舰队去对付“波将金”号。现在我不记得丘赫宁是否亲自率领了分舰队。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波将金”号勇敢地迎战追击它的舰队。在答复要它投降的时候，它升起了战斗的旗子，准备好了大炮，并继续朝前驶去。突然，“格奥尔基胜利号”装甲舰离开了分舰队，升起了红色的旗子之后，就加入“波将金”号的行列中去了！还有两艘不大的舰艇也效法它的行动。在分舰队的其他几艘舰艇上响起了一阵“乌拉”的喊声，表达了热情的敬意。海军上将给舰队发出了向后转的命令。如若起义了的装甲舰连忙去追赶正在退却的分舰队，用自己果断的行动去支持动摇之中的舰艇的话，连其余的舰艇，甚至整个分舰队都会加入起义的装甲舰行列中去，这是十分可能的事。“勇敢，勇敢，永远勇敢！”（De l'audace,encore de l'audace,toujours de l'audace!）革命大师丹东曾经反复这样说过。
但是勇敢、坚决和机智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波将金”号和“格奥尔基胜利号”让溃乱、发慌的分舰队安然后退，而自己却驶往倒霉的敖德萨港。然而，敖德萨的警察当局并没有打盹。它动员了敖德萨流浪者中间的败类，给他们灌得烂醉；在敖德萨这个做买卖的城市里这类人一直是很多的。于是在港口区里就发生了抢劫和暴行，末了港口燃起了一场大火。
我是在大火快烧尽时到达的。港口的建筑物还在冒烟。“波将金”号已经不在港口里了，只有“格奥尔基胜利号”停泊在那里。原来在这艘装甲舰上水兵只是把指挥官抓了起来，而没有把他们消灭。
水兵中许多人动摇了。起义的装甲舰行动犹豫不决，更确切些说，是它们的无所作为的表现；加上敖德萨港的一场火灾，使水兵的动摇加剧了。被抓起来的军官开始向水兵鼓动投降，答应请求当局完全赦免自愿投降的人。“格奥尔基胜利号”的水兵决定投降了。于是“波将金”号就起锚驶向公海。
“它究竟开往哪儿呢？打算干什么呢？”我向敖德萨的同志们追问。
我得到的回答是装甲舰看来开赴高加索沿海一带去了，至于它的计划，那谁也说不清楚。我心中闪过一线希望，或许“波将金”号会想到可以到巴统去碰碰运气，那个地方是我曾打算一旦在敖德萨不能得手的话就打发它去的。我知道了登上装甲舰的口令，便赶乘第一班轮船去高加索。但是还在诺沃罗西斯克我已经获悉，“波将金”号往西开去，驶向罗马尼亚海岸。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到了罗马尼亚后起义失败的装甲舰，这个“漂浮的共和国”的全体人员把舰艇交给罗马尼亚当局后就登岸了。1905年的这场第一次的武装起义就这样告终了。
我写信把我们遭受失败的事情告诉了弗·伊·列宁，自己就决定前往莫斯科，因为我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工业中心区定将成为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我的看法并非没有根据。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现在对参加革命运动暂时还不太积极；不过，任何一个对无产阶级有所了解的革命者不会怀疑它最终会振作起来，万众一心行动起来。
我的估计和希望果然是对的。莫斯科发生了 1905年的十月罢工，在莫斯科组织了 1905年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二月起义。
载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6年第4期第216—231页
[1] 米·瓦西里耶夫—尤任在1906年3月底由俄国来到日内瓦。——编者注
[2] 这里是指《火星报》。——译者注
[3]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5]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Величкина，1868年9月8日——1918年9月30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第一任妻子。早年持民粹主义立场，多次被捕。1896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并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随后移居瑞士。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秘书。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时，提供急救服务，9月30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
[6]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7]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8] 雅科夫·纳塔诺维奇·勃兰登堡斯基（Яков Натанович Бранденбургский，1881年10月31日——1951年9月19日），1901年参加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国。1922—1929年任司法人民委员会委员。1929—1931年任联共（布）下伏尔加省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1934—1938年在苏联最高法院工作。1939年退休。
[9]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译者注
[10]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1] 指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周报。——译者注
[12] 指1904年12月巴库工人的那次罢工。——编者注
[13]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14] 罗莎莉娅·萨莫伊洛夫娜·捷姆利亚奇卡（Роза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Землячка，1876年3月20日——1947年1月21日），1893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主席团成员。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省委书记。1918—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0—1921年任俄共（布）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9—194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7年逝世。
[15]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16]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7]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瓦西里耶夫—尤任（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Южин，1876年10月29日——1937年11月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1917年期间11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拉托夫委员会主席兼萨拉托夫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萨拉托夫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参与镇压了安东诺夫叛乱。1921—192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助理检察官。1924—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
[18]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92—93页。——编者注
[19]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20] 叶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哥利科夫（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оликов，1854年3月2日——1905年6月27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军官。1871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903—1905年任第36海军舰队司令兼“波将金”号军舰司令，在任期间残忍虐待舰员。1905年6月27日在“波将金”号军舰起义中被击毙。
[21] 格里戈里·尼基蒂奇·瓦库林丘克（Григорий Никитич Вакуленчук，1877年？月？日——1905年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火炮士官，服役于“波将金”号军舰。1905年6月27日因拒绝食用带有蛆虫的罗宋汤，最先使用武器进行抗议，在与军舰军官作战的过程中壮烈牺牲。
[22] 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马丘申柯（Афанас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тюше́нко，1879年5月2日——1907年11月2日），出身于鞋匠家庭。1900年入伍。1904年11月参加革命活动。1905年6月领导了“波将金”号军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罗马尼亚。1906年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流亡瑞士。1907年秘密回国，旋即被捕，11月2日英勇就义。
[23] 格里戈里·巴甫洛维奇·丘赫宁（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1848年？月？日——1906年6月28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少将。1858年入伍。1904—1906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06年6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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