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相关链接：卢那察尔斯基
列宁在1905年
（回忆片断）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每当有人要求我讲点回忆列宁的事迹时，我总会感到一种折磨人的苦恼。我不能原谅自己当时不知怎的没有以某种方式，哪怕是最秘密的方式（因为在那时写见闻录不是没有危险的）记些日记，作一点简短的记载也好，而这些材料是能够帮助我日后进行回忆的。
大量极有意义的私人交谈，各种会议、集体工作（在这些场合我能十分清楚地观察列宁）和各种事件（我们总是经常一起参加的）都使我能看到列宁完成他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给我留下的只是一些很淡漠的印象，有时甚至连事情发生的年代都无法肯定。
我现在尽量简要地给读者讲讲我还记得的那些关于列宁参加1905年事变的最重大的事情，——这些不是文献所提供的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而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1905年的几件大事中，我经历了一月九日事件，那时我在国外同列宁过往甚密。不久前我已经写了一篇短文，论述了伟大的1905年[1]，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详细地描写了一月九日事件对《前进报》编辑部及其周围的布尔什维克所产生的印象，叙述了列宁对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的反应和加邦[2]由鲁滕贝尔格[3]陪同去拜访列宁《前进报》全体编辑人员的情形。
这些我就不再讲了。同样，关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也不作赘述了。我同列宁之间频繁的私人交往后来曾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伦敦开完代表大会返回日内瓦之后不久，我征得编辑部的同意后，就到意大利去了，因为筹备代表大会时我担负了大量的政治工作，走遍了所有的侨民区，举行了各种报告会和辩论会，我感到极度的疲劳，加之健康状况总的说来不佳。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下来，只同编辑部保持着通信，有时也收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来的私人信件或是约稿的信件，但多半是收到编辑部其他人员，尤其是沃罗夫斯基[4]的来信。
秋天的那几件暴风雨般的事件爆发时，我已经在佛罗伦萨了。在10月底或是11月初，我收到列宁从彼得堡拍来的一封语气坚决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回俄国，返回彼得堡，要我在那里担任《新生活报》这一重要报纸的编辑部的编辑。大家知道，《新生活报》是由明斯基[5]和高尔基编辑出版，并由布尔什维克中央主管。
当然我立刻就出发了，并且在回到彼得堡的当天我就上编辑部去了。
最初，我同列宁经常直接见面几乎主要是由于报社工作紧张促成的。总的说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非常兴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但是，他对处境之危险和已经取得的胜利还很不巩固的状况自然并没有忽视。
列宁没有直接参加当时的彼得堡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对当时参加了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波斯托洛夫斯基，克努尼扬茨和波格丹诺夫[6]的工作进行了指导，并且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非常紧张的，因为无论是彼得堡和莫斯科，也无论是许多外省城市，都是处在革命动荡和后来的反动时期之间，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经常发生流血事件和黑帮暴行造成的火灾，在令人胆颤心惊的气氛中流传着关于远东军命运的谣言；当时，政府力图消灭这支军队，使它正在潮水般溃退下来的人马不能同汹涌澎湃的工人革命和农民暴动的浪潮汇合起来。
我个人当时有许多工作，既要从事写作，又要搞宣传，但是就列宁当时范围广阔的活动来说，我一再重复说一遍，最初仅是在办报工作中同他有所接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重视《新生活报》。有必要提醒一句，这份重要的公开报纸曾经发行了五万多份。在这以前，布尔什维克还从未发行过这样大数量的报纸。起初这份报纸的人员编制是异常奇特的。在编辑部里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的大多数是与明斯基直接交往的朋友——他们是带有颓废派气质的诗人，咖啡馆里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种各样生活浪漫的艺术家，他们自命为“非凡的极左派”，并且认为同布尔什维克合作是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不过，编辑部里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就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把一匹“布尔什维克的马”和半颓废的“胆怯的扁角鹿”一起套在一辆马车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结果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我应该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待明斯基，甚至对待任何一个来给《新生活报》工作的知识分子中较为渺小的人物，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有分寸，有礼貌的。同时，对个别编辑人员那些使我们感到很不寻常的狂妄行动，他也会乐得哈哈大笑，并且常常反复说道：
“这真是历史上的天大笑话！”
可是，恰恰在我们结束了《新生活报》内部的整顿之后，这份拥有大量订户和读者，并且不单在彼得堡，而且在国内都已经起了很大作用的报纸，不久却被封闭了。
随即我们的工作到了没落的地步。后来，我们因为不希望落得没有一份机关报，于是就另办一份报纸[7]代替它，确切些说，只是更换了一个报名，而且作为我们公开的中央机关报报名，这些名称使用的时间都不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担任主编并依然极其关心其它各个专栏的工作。无论是在《新生活报》里，还是在那些经常更换名称出版的小报里，我长期负责报刊评论栏的工作。我写的很短小的简讯或是辑录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一篇不是亲自看过的。大多数场合下，全部材料，除了电报和新闻之外，都在列宁主持的编辑部会议上宣读过。而他也把自己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且非常乐意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
总之，列宁是真正名副其实非常喜欢集体工作的，喜欢在某人草稿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人直接参与修改，并定稿。
同时，报纸编辑部当然也是大量的各种各样消息的汇集处，从这里去观察舌战的动静是最方便了。
当然，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列宁是这些报纸的大脑和心脏，所以象从前在《前进报》和《无产者报》里一样，我们非常紧张地齐心协力地工作时，从列宁这位始终富有朝气、机智和热情的领导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喜悦。那种善于把一些看来完全不同的、彼此相差很远的事实迅即加以对比的本领，确定方向时的惊人速度和措词的确切——这就是我们的领袖使我们惊奇的地方。这是对付敌人（对付所有敌人，而他们为数甚多，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又一无法形容而令人莫测的机智手段。
我已说过，初时我同列宁的接触仅限于报纸方面的工作。但这只是在最初的时候。以后发生了几起事件，这使我同列宁在其它方面也有了工作上的接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整个1905年期间，主要是出于保密的缘故而避免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但这并不妨碍他仍然经常地在不公开的党内会议上发表演说，尽管出席这种会议的人数也是相当多的。他唯一的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的演说，是在1906年5月9日（22日）他化名卡尔波夫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所作的那个很有份量的政治演说。我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所以我就根据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口述来讲这件事。他们说，当时大厅里象闪电般迅速地传开了这样的消息；这位谁也不知道的卡尔波夫不是别人而正是大名鼎鼎的列宁。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受到了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他的演说不断地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而后他也是在这样不断的欢呼声中离去。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公开的报纸就象一个庞大的共振器，使这种影响不断得到扩大。但是坦白地说，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怎么严密地组织起来，虽然在彼得堡和许多省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同样，党的机构也还非常脆弱。因此，事变的发展出现严重的自流状态，这种状况，比如说，不能同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比，更不能同十月革命之后的情况比，因为十月革命时已经清楚看到党的机构是领导机构，看到巨大的革命的自发势力愈到后来就愈加听从领导。
然而，事变的发展迅猛异常。列宁屡次向我们指出：革命正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正如听过他的公开演说和看过他的文章的任何一个人所了解的那样，列宁在当时就已经十分重视吸收乡村的农民群众和军队的士兵，特别是当时在溃散中的远东军的士兵参加革命。
布尔什维克采取的路线是使工农结成牢固的联盟并实现当时列宁所提出的口号：“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2月3日（16日）彼得堡苏维埃的首届委员全部被捕了。这次逮捕事件使大家特别感到震动，列宁自然也不例外。我现在还记得列宁当时忧心忡忡的神态和他的令人忧虑不安的讲话。
大家知道，受到孟什维克（比如，普列汉诺夫）指摘的十二月起义，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领袖的最充分的支持。列宁认为面对政府的进攻把运动引向更高的形式，这种尝试是完全合理，完全正常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些令人无限忧虑和暗淡无光的日子。那时，莫斯科方面的消息不能经常及时得到。列宁总是贪婪地阅读送来的每一字每一句的报道，迫不及待地听取从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所作的一字一句的汇报。
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机关，在列宁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帮助莫斯科的起义，至少是协助切断彼得堡同莫斯科之间的交通联系。当时这样做对许多事情是有影响的。
我没有直接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出的那些小组的工作。这些小组必须全力去组织尼古拉耶夫铁路的罢工，或者想尽办法拆毁路轨。铁路上的工潮闹得很大，路轨被拆毁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却不足。谢苗诺夫团开进了莫斯科，并且预先就决定要歼灭英勇的红色普列斯尼亚的工人。
在《新生活报》和《开端报》被封闭以后，曾经试图创办一份共同的社会民主党报，名为《北方呼声报》。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孟什维克中央之间就统一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
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遇见列宁，并在我们党的这个发展阶段里我观察了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的一位策略家和战略家。我清楚地记得这些会议。通常会议是在私人寓所里举行的。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孟什维克犹豫不决，害怕作出确实的承诺，力求保持尽可能充分的独立性。我记得马尔丁诺夫[8]同志总让我们听他那异常冗长的发言。而他的发言罗罗唆唆，时常把一些最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
这些会议多半由我担任主席，但是我们党在会上的路线几乎完全是由列宁来执行的。他只是偶尔委托某个人（多半是委托彼·彼·鲁勉采夫[9]）去发个言或发表个声明。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主要是由他来进行的。
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而事情却久久没有进展。会后，我们常聚在一个小餐馆里讨论既成的局面。我们有几个人（其中包括鲁勉采夫和我）由于认为尽快达成协议是十分重要的，就准备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列宁对于预先确定的可能达成协议的范围无论如何不愿意作出丝毫的改变。此外，他要求孟什维克必须在一些小文件（他亲自起草的小纸片）上签字。比起那些由孟什维克向我们提出来的完全按照规矩起草的附带种种保留条件的冗长的决议，这些文件的起草就显得仓促了。
简短而明确的措辞使孟什维克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中断谈判，暴露出掩饰得并不高明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要么跟着布尔什维克走。
我清楚地记得，尽管局势普遍严重（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十二月起义的局势下发生的），尽管这些谈判进行得十分紧张，列宁始终都是精神饱满。那时，我常见到兰塞姆[10]后来曾加以描绘的他的那种欢笑，——我认为那是出于坚定的信心，深信自己对事件分析的正确，深信胜利一定会到来而发出的欢笑。由于对当时情况有真知灼见，由于看到面前的远大前程，列宁当然认为孟什维克和他的那些缺乏远见的同时代人的一切務徨和错误是可笑的。在这些会议上，我们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仅是为达成协议准备了材料。后来，这些材料在分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的坦默福斯代表会议和孟什维克的彼得堡代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结果产生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统一的编辑部。列宁把我同巴扎罗夫[11]和沃罗夫斯基一起派往那个编辑部去工作。
几乎是紧接在这以后，十二月起义的失败又再次使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起初，布尔什维克中央（首先是列宁本人）并不以为政府在莫斯科的胜利是如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以致要改变党和无产阶级的基本策略。相反，列宁所主张的观点是必须坚持我们斗争的战斗性质。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瓦西里岛上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第一次在演说中谈到了必须以游击战来对付政府；谈到组织英勇的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去破坏国家的生活；并且以这种方式通过分散的组织去发动广泛的后卫战，以此来架设作为通向革命新高涨的一座桥梁。他的这个演说使到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我记得，我恰好是跟巴扎罗夫和沃罗夫斯基一起开了会回来的。领袖对于革命无论如何要继续下去的坚定信念和他要使党的全盘工作大部分转向武装道路的意向，使我们感到十分钦佩。
自然，孟什维克对列宁的这个演说也有所闻。他们断然对它进行指摘。他们认为这是转向布朗基主义，这是被打败的但却是顽固的革命者的绝望之举。
以后，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满腔革命热情而又为必须退却弄得非常懊丧的工人和老革命家，在各种会议上要在旧策略与新方针之间作出抉择时，几乎要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旧策略，前不久还为列宁亲自所倡导，而新方针则是他现在开始逐步釆取的。这个新方针的目的，是要保存一个秘密的党，使它完全不受损害，而同时又必须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杜马讲坛上的残余自由等等，来准备一次新的进攻，新的革命。
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由于继续受到革命事变的影响，由于不能及时理解从根本上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策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是事变所要求的，是列宁所确定的），因而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路线，后来导致了我们中有些人脱离了党，而有些人后来不得不表示悔悟而又回到了党内来，并且承认列宁的策略是无比英明的。
至于孟什维克，他们却变节了，他们对自己一度的革命热情表示后悔，对革命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他们中间已经开始显出象鼠疫斑点那样的背叛行为的色彩来，后来他们的取消派就是用这种色彩涂饰起来，逐渐地使整个孟什维克党也沾染上了极端的机会主义，以至连普列汉诺夫也不得不从孟什维克组织里挣脱出来……
本文的内容不包括被称为党的统一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因为它超出了 1905年这段时间的范围，但是会前的选举运动则是代表大会的过渡阶段。
在这次选举运动期间，我经常伴随着列宁。想来，不下十次之多我随他一起出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我是根据预先确定的提纲来阐述我们的基本立场的。我们同孟什维克的较量是很严峻的。虽然代表大会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统一的”党的面貌如何，将取决于投票数量的多少。
当时，列宁含蓄地笑着对我说：
“如果我们在中央或中央机关报拥有多数的话，我们将要求有最牢固的纪律。我们将坚决要求孟什维克一切服从党的统一。如果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使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前进，那就更糟了。党的统一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取得的，让他们去承担破坏这个统一的罪名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这个‘统一的’党里所能带走的工人要比他们带到这个党里来的工人少得多。”
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
“如果我们最后还是处于少数，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否准备统一呢？”
列宁带着几分神秘的微笑，说道：
“看情况而定。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为了统一而让人束缚我们的手脚，也绝对不会让孟什维克用锁链牵着我们走的。”
由此可见，辩论进行得多么的艰难。正是在彼得堡（后来它成了列宁格勒）每多添一票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到处都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大家知道，后来，尤其是高加索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次打击。我们就尽力设法用乌拉尔来回敬一下孟什维克。
在选举大会上，我曾采取了相应的立场，清算了孟什维主义以往的一切罪孽和错误，指出他们目前纲领中明显的动摇性。记得马尔托夫[12]的弟弟[13]在这方面屡次成为我的论敌。
列宁利用孟什维克在会上的一切漏洞，在作总结发言的时候每次总给论敌以有力的嘲笑。
对于当年炽热的革命环境里进行的战斗，我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万分的神往。甚至那种对于革命浪潮开始低落的共同感受也没有影响我们因掌握了真正革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而感到幸运。
我认为，尽管我当年同波格丹诺夫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假使不是环境迫使我自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回来以后几乎就马上出国侨居的话，我以后也未必会犯错误。那时有人对我提出非常严厉的控告，而当时党的委员会介绍给我的律师切盖鲁尔—库斯也得到了一个微妙的暗示，说我最好出国去。那时沃罗夫斯基同志受托同我一起查明这个问题。同他商量之后，就作出了协助我尽快地取道芬兰出国的决定。否则，我无疑会遭受多年监禁的危险。
这件事使得我同党的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当然，这是极不愉快并会引起各种后果的事情。好在我以后在“左的”错误方面徘徊过后，新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的到来，又使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这时我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待。
应该说，在这巨大的革命高涨的间歇时期，我还曾同列宁在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的国际会议上有过密切的工作接触，尽管我们的分歧已经开始了，而且后来还大大地发展了。但是这一点当然不属于本文叙述的范围之内了。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忆和论文集）》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13—23页
[1] 指发表在1927年1月22日《红色日报》第18号上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月九日事件和列宁的侨居生活》一文。——编者注
[2] 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
[3] 彼得·莫伊塞维奇·鲁滕贝尔格（Пётр Моисеевич Рутенберг，1878年2月5日——1942年1月3日），出身于犹太人家庭。早年深受民粹派影响。1899年参加学生运动，后被捕并被流放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此期间亲近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随后加入社会革命党。1905年1月9日“血腥星期日”中将加邦救出并逃离现场。1906年3月26日策划并实施了暗杀加邦的行动，随即流亡德国。1907年流亡意大利。一战期间支持协约国，并寄希望于协约国解放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7月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支持临时政府。十月革命期间支持克伦斯基，主张逮捕并杀害列宁和托洛茨基。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在冬宫被捕并被囚禁于彼得保罗要塞，后在柯伦泰和高尔基的斡旋下获释。1918年流亡乌克兰。1919年流亡法国，同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经营电力公司，并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2年病逝。
[4]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5] 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明斯基（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Ми́нский，1855年1月15日——1937年7月2日），俄国诗人、作家、律师。1879年起在大学任教。1886年起成为执业律师。1889年开始发表诗歌。1905年革命期间持同情态度，同高尔基一道发行《新生活报》。1906年流亡法国。1913年回国。一战期间流亡德国。1921—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雇员。1927年移居法国。1937年逝世。
[6]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7] 《新生活报》于1905年12月3日（16日）被封；1906年彼得堡的第一份布尔什维克报纸《浪潮报》，自4月26日（5月9日）出版至5月24日（6月6日）停刊，代替《浪潮报》的是《前进报》，从5月26日（6月8日）出版至6月14日（27日）停刊；后来的《回声报》是自6月22日（7月5日）出版至7月7日（20日）停刊。——编者注
[8]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9] 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鲁勉采夫（Пё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умянцев，1859年6月3日——1929年5月15日），早年即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188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会后被捕并被流放到基辅。1905—190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明斯克农民委员会副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西部铁路管理局局长。1924年退休。
[10] 指兰塞姆，阿瑟（Ransome,Arthur，生于1884年），英国资产阶级作家。——译者注
阿瑟·米歇尔·兰塞姆（Arthur Michell Ransome，1884年1月18日——1967年6月3日），英国作家、诗人。
[1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年7月27日——1939年9月16日），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07年退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期间是“新生活派”。1917年底发起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1921年起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2年获释后相继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和高加索地区。1939年逝世。1990年平反。
[12]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
[13] 即为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列维茨基。
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列维茨基（Владимир Осипович Цедербаум-Левицкий，1883年2月28日——1938年2月22日），马尔托夫的弟弟。1897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年加入崩得。1902年起在《火星报》工作。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成员。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普斯科夫。一战期间持护国主义立场，1915—1917年任《商业》杂志编辑委员会书记。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支持孟什维克参加临时政府，后反对十月革命。1917年12月被捕。1918年获释。1919年退党。1920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21年获大赦出狱。1921—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统计局局长。1923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25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1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被流放到乌法。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死于狱中。1990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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