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米·格·茨哈卡雅
伟大列宁的感召力，他的天才的感召力十分巨大。每当在艰难的时刻，只要想起列宁，就能使人增添新的力量，产生热情，心情乐观；没有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具备这种感情。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伊里奇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这是在1905年4—5月间。大会开幕前，列宁向我谈了我们工作的前景；他说，如果组织委员会要我宣布大会开幕，则不要拒绝。我们组成了以伊里奇为首的大会主席团。他在大会上作了主要的政治报告。
我是第一次听他作报告。他一开始就讲得很朴实。列宁愤怒地指出了发表在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上的机会主义论点，他把坚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盂什维克的卑鄙思想作了对照。他用国际工运史上的事实，特别是用1905年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工人革命斗争的事实，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在他的报告将结束时，全体代表都肃静地站着听他讲话，因为这位理论家、政论家和革命组织者的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吸引了全体代表。[1]
伊里奇讲完后，掌声和欢呼声经久不息。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政论家。
在大会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进一步熟悉伊里奇，我切身感到他对周围的同志十分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离开伦敦的前夕，伊里奇带领我们去游览动物园和参观英国历史博物馆的情景。在巴黎时他也是这样，带领我去参观了艾菲尔铁塔，罗浮宫的世界画展和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公社战士墙。这些地方他自己已看过多次，他是专门为了向我介绍才去的。
我们还去凭吊了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墓。墓地的经理戴着高高的大礼帽等在大门口。这个墓地象个大公园，里面有几条狭长的林荫道，有很多值钱的名贵墓碑，甚至还有某勋爵或者某贵妇人心爱的狗的浮雕。但是，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第一国际奠基人的墓，如果没有墓地石匠的指点是找不到的。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俄国来的，他们马上就猜到，我们一定是在找卡尔·马克思的墓，于是就指给我们看了。我们在墓前站立了很久，然后坐下来，不急于离去。伊里奇带着讽刺的口吻提起这位经理（大概他看见我们在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人的坟墓旁边呆了很久而感到不安）说：
“这个可怜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不朽的、永生的东西我们都继承下来了；这些东西甚至在落后的沙皇俄国我们都要使之实现，这使各国资产阶级都怕得要命。”
大会闭幕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和我从伦敦经巴黎回到日内瓦。在法国的边境城市布伦发生了一件在当时说来是很平常的事。法国警察当局应沙皇特务的请求，决定对我们进行检查，名义上是检査我们的箱子里是否有走私的烟草（我们在箱子里放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种记录）。这种预先策划的检查是当着俄国奸细的面进行的。伊里奇坚定沉着的态度解了围，他没有让他们打开装有大会记录的文件夹，他坚定地说：
“那里没有什么烟草。我们都不会吸烟，又不是商人。里面只有文稿和手稿。”
他们没有抄到什么，所以没能找我们什么麻烦。
※ ※ ※
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时，当然无法一下子把他的天才的各个方面，把他的高度的人性，钢铁般的意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和热爱劳动的精神等等毫无遗漏地都谈到。
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08年，伊里奇正抓紧完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他需要参考十九世纪英国的几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的某些著作。但是瑞士的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伊里奇就专程从日内瓦来到伦敦，到英国博物馆去寻找参考资料。只有一丝不苟的人，只有力图用马列主义理论这一锐利武器来武装党的伟大的革命科学家才会这样做。
1916年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住在日内瓦。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苏黎世来信对我说：“伊里奇现在在洛桑，明后天将去日内瓦作国际形势报告。他非常非常希望能见到您……”
虽然我当时身体不适，但我还是赶到他作报告的地点。象通常那样，听众很多。伊里奇一向十分准时，晚上八时正他来了。他从不迟到。在走上讲台之前，他看到了我。我们就约定在当晚报告后再见面。象通常那样，由于碰上了来自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的报告被拖长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大辩论（伊里奇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伊里奇听完了几个反驳者的发言后，在结束语中他以特有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彻底驳倒了论敌的全部观点，消除了动摇分子的一切疑虑，使绝大多数听众受到了巨大鼓舞。列宁的演说的力量在于他的表达简单明了，他非常善于揭露马克思主义的假追随者，善于突出主要问题，最后甚至把最明显的反对者都说服了……[3]
报告结束后我们在街上见面了。他在河堤上徘徊了很久。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侨居国外的青年同志乔治。那天晚上月亮分外皎洁，周围一片寂静。列宁谈到了使我们感到亲切和激动的俄国形势，谈到战争给地下工作带来的困难。伊里奇同我并排坐在一张长凳上。乔治同志用臂肘支撑着河堤的栏杆，站在我们面前。
我问伊里奇：
“伊里奇，我和您是否等得到下一次俄国革命？”
显然，我的问题打断了伊里奇的思路，他用奇怪的目光看了看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首先问：
“米哈同志，您多大岁数？”
我回答说：
“五十岁多一点。您呢？”
他说：“同您相差不多，四十五岁多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等不到革命，那么他总等得到的。”伊里奇指着乔治说，“不管怎样，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工作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来不及，那么他们——我们的青年一代——会把它继续下去的。”
我回答说：
“亲爱的伊里奇！我还是认为，我同您这些人也能见到革命，革命可能很快就要来到了，我们就会见到的。”
他哈哈大笑起来，不待我讲完就接着说：
“米哈同志，我很高兴，在目前的条件下您能这样自信。这是一种健康的、正确的乐观主义……”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昆塔尔会议以后，伊里奇已经在考虑召开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的事了。我问他要有多少代表才能宣布召开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他回答我说：
“即使十个，甚至七个、五个都行，但是一定要是群众的真正代表，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布尔什维克，是地下工作者。即使从彼得格勒、莫斯科、髙加索、乌拉尔、顿巴斯、西伯利亚各派一名代表，差不多也就够了。我们将把我们的大会宣布为真正的全俄代表大会，并将作出符合我们时代要求的决议。”他又补充说道：“战时就按战时的办法，如果我们符合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要求，正确地解决了战争和革命的全部问题，那么代表的数量就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这样的大会的代表，即使每一个人只代表十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或者甚至代表不到十个，那他要比几十个，甚至其他时期的其他大会的几百个代表还要宝贵”。
这天夜里，伊里奇还详细谈到，如果不可能同国内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那么就要抓紧时间，对准目标，就在这里，在西欧，好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帮助德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人民，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做好开展革命斗争的准备。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危机不仅可能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1907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要我们向战争真正宣战，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危机，使资本主义早日崩溃。
伊里奇的这些话的意思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顽强地、不倦地为革命而进行工作……
我们分手时天色已经微明。我们拥抱并紧紧握手后才告别。希望不出一年我们能再见面，并一起到俄国去。
他又补充了一句：“到革命的俄国去……”
载于1941年1月21日《共青团真理报》第17号第2版
[1] 指《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吿》（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352—366页）。——编者注
[2]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3] 指1916年5月20日（6月2日）列宁在日内瓦所作的题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种流派》的报告。——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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