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弗·伊·列宁在克拉科夫和波罗宁
谢·尤·巴哥茨基
1910年我服满了四年劳役后，被送往巴拉干县定居。不久，我从那里逃往国外，住在克拉科夫，离俄国的国境线不远的地方。我懂得一点波兰语，可以在克拉科夫大学医学系继续因服劳役而中断的学业。
在我来到克拉科夫的那个时候，这里还没有俄国的政治侨民，因此我感到自己同俄国的政治生活隔绝了。
1912年6月初的一天，我从实习医院回来，看见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封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斯塔尔[1]从巴黎寄来的信，在援助政治劳役犯的事务中我同她有通信往来。那时我是克拉科夫援助政治犯联合会的书记，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是巴黎声援政治犯委员会的负责人。柳·尼·斯塔尔通知我说，乌里扬诺夫同志同他的妻子很快就要来到克拉科夫，要我在初期协助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安顿下来。
会见约定在市中心的普梁蒂环城花园里，在大学主楼的对面。
在乌里扬诺夫夫妇到达的那一天，我提前来到约定地点，坐在正对大学红楼的一张长凳上。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天。孩子们在周围玩耍。大学生三三两两地从学校里走出来。我紧张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想从中认出列宁来。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留着黑胡子的身材魁梧的男人。
约定的时间大约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我周围的长凳上已坐满了人。在离我最近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对不太年轻的夫妇——男的戴着圆顶礼帽，留着小胡子；女的穿着很朴素。但是我没有去注意他们。我开始焦急起来，不安地走来走去。
突然，那位妇女站了起来，带着探问的口气问道：
“请问，您好象是在等谁吧？您是不是巴哥茨基[2]？”
“这么说，你们就是乌里扬诺夫夫妇罗！”我惊叫了起来。“我们几乎是坐在一起相互等候了很久。”
大家都笑了起来，互相握了握手。
这是我最初认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景。他同我想象中的那个列宁完全不一样。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型有点象蒙古人，蓄着略带棕黄色的小胡子。他的眯缝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愉快的笑容以及真诚待人的态度马上就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乌里扬诺夫夫妇把行李等物存放在火车站上了，必须从那儿把它取来，还要考虑他们在找到住房之前的几天内的住宿问题。我们沿着普梁蒂大街向火车站方向走去。
一路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了我一些有关我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情况。然后，话题就转到克拉科夫的一般政治问题上去了。列宁特别询问了当地政府对待政治侨民的态度。
属于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不同于被德国和沙皇俄国所占领的波兰的各个地方，这里有着相对的政治自由。由于这里有相当数量的波兰政治侨民和左派知识分子，这就给克拉科夫的一般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痕迹。在数量很多的俱乐部和各种组织里，经常举行一般政治题材的报告，在米哈利克、比赞斯和德罗勃涅尔等大众咖啡馆里进行的生动的讨论和辩论，把当地的舆论界人士的兴趣都吸引到政治和革命方面来了。这一点也影响到报界和行政当局。克拉科夫的舆论界期望波兰独立，憎恨沙皇的统治，所以对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所有革命战士都怀有好感。在克拉科夫有革命政党的公开的出版社。比如，这里出版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评论》和《红旗》等，波兰一些革命政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不少委员比较经常地住在这里。
我们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走到了弗洛里安梵天，这是克拉科夫要塞围墙的大门，我们又折向弗洛里安大街。在这条大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家“健康”学生素食铺。乌里扬诺夫夫妇很乐意在这里吃午饭。在白天这个时候，素食铺里人很少，因此我们能够很自由地继续我们的谈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当地的警察局对政治侨民的态度怎样？”
我回答说，这方面不用担心。在克拉科夫人们对沙皇专制制度充满着敌对情绪，这使当地的警察机关对政治侨民的态度比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城市要“客气”得多。
我举了企图暗杀华沙总督斯卡隆[3]的克拉赫利斯卡娅[4]的例子。在暗杀未遂以后，克拉赫利斯卡娅逃到加里西亚，居住在克拉科夫的近郊。奥匈帝国政府在收到沙皇政府关于引渡克拉赫利斯卡娅的照会后，倾向于满足沙皇政府的要求。但是，克拉科夫的舆论界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克拉赫利斯卡娅“嫁给” 一个奥地利籍的波兰大学生。结婚是假的，然而克拉赫利斯卡娅却获得了奥地利国籍。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她是不能被引渡的。而且，为了表面上满足沙皇当局的要求，克拉赫利斯卡娅曾受到弗兹多维茨法院（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审讯。审判结果宣告克拉赫利斯卡娅无罪。法庭上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热烈欢呼法庭作出的这一判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问，由于克拉科夫离俄国国境很近，沙皇保安当局是否更便于监视住在这里的政治侨民。
当然，靠近国境线对政治侨民的监视是容易些。在克拉科夫毫无疑问有保安机关的密探，但是他们得不到支持，所以是比较安全的。有时，在个别情况下，克拉科夫警察局的官员甚至还告诉政治侨民，说有人在监视他们。
后来，莫斯科的一位工人舒姆金[5]有一次来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把秘密书刊运过国境线去。舒姆金的外貌和他的极端诡秘的行动引起了克拉科夫警察局对他的注意。因此，警官来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他是否了解舒姆金，政治上是否可靠。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警察局就没有去干涉舒姆金。几天以后，舒姆金顺利地把书刊运过国境线去了。
从素食铺出来以后，我们就到火车站去。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了一间面向普梁蒂大街的房间，就把行李搬了进去。我们约好明天去找住房。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乌里扬诺夫那儿去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6]还未准备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议趁这个时候到普梁蒂大街上去走走。他很快就谈到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同俄国取得秘密联系的问题，首先要把一些同志秘密送过国境线去，这些同志就要到这儿来了。
我经过考虑以后，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计划。在克拉科夫附近有一条离边界三十公里的所谓边境地带。根据奥地利政府同沙皇政府的协议，住在这一地带的居民可以凭不贴照片的“边境证”出入国境。这种“边境证”通常是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产品的农民用的，住在国境线这一边而要到另一边去上班的工人也使用这种证件。当地边境上的检查是很松的。可以利用我同援助政治犯联合会中的克拉科夫工人的关系搞到“边境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计划很满意。
乌里扬诺夫夫妇希望住在靠近树林和河流的地方，住所要简朴些和便宜些。克拉科夫近郊的兹韦日涅茨符合这些要求，那里的居民基本上是工人。那儿离沃尔斯克树林不远，离维斯瓦河很近。我们就到那里去了。那里的住宅非常简陋，房屋年久失修；最后我们终于物色到了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的合适的套间，房屋保护得还比较好。乌里扬诺夫夫妇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需要购置家具，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决定凭她在幼年时听到的波兰话自己去办理。
第三天我上他们家去了。家具已经买到，并已布置停当：两张小铁床，两只普通的桌子，一只书架和几只椅子，在厨房里还有一只小桌子和几只凳子。书籍和报纸已被打开，放在桌子和窗台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着什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请我在他们家一起喝早茶。
为了不影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我不打算再去拜访他们了。但过了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骑了自行车来找我，邀我到树林里去散步，并顺便去洗个澡。
※ ※ ※
8月初，我前往离克拉科夫大约四十公里的马可夫村，准备在那儿渡过大学暑假的后一半时间。动身前，我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马可夫村就在巴比亚山脚下，那里可以看到塔特雷山脉的全景。同我告别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
“我要来看您的，我们一起去登巴比亚山的顶峰。”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我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向我的住所走来。他是骑自行车来马可夫村的。他风尘仆仆，一面朝屋里走，一面抱怨加里西亚的道路实在太糟糕。
上巴比亚山要在傍晚的时候，可以住宿在半山腰专门为旅游者修建的茅舍里，当地人把这种茅舍叫做“避雨棚”。喝完茶以后，我们就到离我家不远的小丘上去，在那里躺了下来，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休息一下，以恢复旅途的疲劳。晚上六点左右，我们吃完晚饭，就骑自行车向邻近的扎沃亚村进发，这个村庄紧靠着巴比亚山麓。我们把自行车寄放在一家小饭店里，然后就沿着一条坡度不大的小路走去。不久，我们就走进了树林。天开始黑了。可惜我们把提灯忘在自行车上了。小路弯弯曲曲。为了抄近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笔直向上走。我们走得很快，有时穿过小路。但我们突然发现再也碰不上小路了。估计路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就转向左去，还是没有小路。于是我们就朝不同的方向去找。结果也没有找到。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笔直向上走。天色已经很暗，我们前进得很慢，有时碰上灌木林，有时撞在树墩上。看来有在树林里露宿的危险。突然，一丝亮光闪烁了一下，我急忙走去。唉！原来是腐烂了的树木发出的磷光。我们又继续向前走去，远处又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不久，这亮光越来越清楚了。开始看得清有两扇光亮的窗户。我们找到了门，走进了宽敞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只不小的炉灶，上面放着一把大茶壶，水正在沸腾，灶上还放着各种旅行用的餐具。在桌旁和板床上有十来个人。地板上堆放着各种打开着的旅行背囊。我们到了 “避雨棚”。吃过晚饭，我们就在板床上躺下。由于旅途的疲劳，我们很快就入睡了。在睡觉以前，我们对看门人说，要他在清晨四点钟时把我们叫醒。
早晨，在梦中我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声音：
“已经七点钟了，怎么不叫醒我们！错过了看日出的机会。”
我们把看门人找了来。
他笑着说：“先生，你们看窗外，雾这么大，两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想还是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好。”
确实，外边正下着大雨。除了白茫茫的大雾以外，什么都看不清。登山已经没意思了。我们问看门人，天气有没有好转的希望。他的回答令人失望：明天以前天气不会好转。
就这样，我们的计划碰壁了。不能等到明天，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在今天晚上回到克拉科夫。
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向山下走去。在扎沃亚村取回了自行车，沿着被大雨冲坏了的道路十分吃力地向马可夫村骑去。挫折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垂头丧气。
“下一次休息日我还要来。”他在告别时这样说。
的确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马可夫村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又来了（这次他是乘火车来的）。我们步行到扎沃亚，然后从那里顺利地到达“避雨棚”。由于随身带了提灯，一路上就方便不少。
看门人象对待老朋友似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保证不管什么天气都要把我们叫醒。清晨四时，又是大雾，但是并不象上次那样浓。据看门人说，山顶上天气可能非常晴朗。
按照刻在石头上的红色路标，我们往上走去。终于到达了山顶。然而雾并未消散，只能看见几公尺之内的景物。我们决定等一会儿，先进早餐。过了半个小时，雾开始淡薄了，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壮观的景色。远处，被明亮的阳光照罐着的长长的塔特雷山脉，仿佛悬挂在空中似的。下面笼罩着一片云雾，就象翻腾的浪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他说道：
“您看，我们的力气没有白费啊！”
※ ※ ※
乌里扬诺夫夫妇在兹韦日涅茨街的住所并不方便。那里离车站很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要到车站去寄信（为了使他给《真理报》写的文章不致于迟到，他总是利用夜车把信寄出去）。
乌里扬诺夫夫妇在离车站不远的卢博米尔谢戈街的一幢新房子里找到了住所。这条街只在一边造了房子。从乌里扬诺夫家的窗口可以看到沿着国境线伸展的一片广阔的田野。
这个住所很快就具有一种特别舒适的外貌。使人感到有一种从事脑力劳动的气氛。在桌子和窗台上放着一大堆书籍、报纸和手稿。乍看起来，似乎是随便乱放着的，而事实上，是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熟悉的顺序而分放在各处的，因此他总是能够一下子就找到他所需要的书籍或文章。
自从乌里扬诺夫夫妇搬到卢博米尔谢戈街以后，我们就成了邻居。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就使我能够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日常生活情况。如果我以前只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伟大的理论家，那末，在这段时间内我才了解到他是具有多么杰出的组织才能啊，对政治局势的高度敏感使他能够根据别人不注意的琐事对政治形势和群众的思想情绪作出估计。
乌里扬诺夫一家的生活非常俭朴。写作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是不固定的。由于沙皇俄国书刊检查机关的条件相当苛刻，这使得弗·伊·列宁的著作在那里出版相当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推故不要母亲给他的经济援助（她依靠领取丈夫的抚恤金生活）。亲属给他寄来哪怕是很少一点的食品，他都会感到不痛快，他通常总是再三对他们说，“现在并不需要……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同意临时从党的经费中领取一点工作报酬。
工人革命运动在俄国的新高涨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扩大同国内主要工业中心的革命小组的联系。起先，同俄国的通信为数不多，后来就迅速增加了，每月达几百封信。来往的信件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处理。为了处理信件，她有时不得不坐到深夜。从俄国来的信件中，只有少数是直接寄到克拉科夫的乌里扬诺夫家里的。大部分信件寄到其他国家给政治上持中立态度的人，他们多半是外国人，然后再从他们那儿转寄到克拉科夫。信是用暗语写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懂得如何解释。保密的问题则用化学墨水写在信的行间，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特别重要的一些情况则用密码书写。
不久我们找到了一个把信件寄往俄国的方便办法，这个办法可使从国外寄去的信件避免严格的检查。通过几个同我有关系的当地工人，找到了几个可靠的农民，他们经常要从俄国那边来到克拉科夫赶集。给予少量的报酬（他们常常是不收的），他们就同意把信件带过国境线，投寄到俄国的信箱里去，在那儿这些信件就作为国内邮件，就不必经过特别的检查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清晨工作到深夜，但工作并不使他感到疲劳。工作越多，他越是感到兴奋，越是感到内心的满足。在时间的安排上，他每天都能留出一两个小时来休息。他是非常热爱大自然的，常在休息时间内骑自行车出去游玩，或者在克拉科夫近郊散步。如果时间允许，他还作长途旅行。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经常的旅伴。但由于健康状况的缘故，她不可能经常陪伴他。在为数不多的俄国侨民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城外去游玩的。当时分成几派。喜欢郊游的人被戏称为“郊游派”，喜欢看电影的人被戏称为“电影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个“热衷的郊游派”，这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有一次给他的母亲写信时这样说的。
我是属于“郊游派”，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来找我结伴同行。但是在准备国家考试期间，我有时想偷懒不去。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常劝我说，郊游可以清醒头脑，郊游用去的时间很快就能得到补偿。我们常常到沃尔斯克树林或附近的小村子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考察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他说，波兰的农村较之西欧农村与俄国的农村更相似，他对波兰农村感到更加亲近。他看到波兰农民的贫困后，深信波兰农民将会比西欧的农民更快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很严格。每天八点左右起床，无论什么天气早晨都要散一会儿步。早饭后就开始工作。十点钟左右第一次邮班来了，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一班，因为在这班邮件中有俄国来的报纸。这些报纸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他当天的工作：报纸会提出他给《真理报》写稿的题目。在这个时候常常有同志们来找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同他们一起讨论各种迫切的问题，并分配写作任务。信件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负责处理，对一些最紧急的信件她就马上给予答复。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在这以后的几个小时内，他谁都不接见。
只有在有同志从俄国来的时候才是例外，这时日程才会被打乱。同来客的交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是最重要的。
两点左右是休息和吃午饭的时间。家务事由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管。由于她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工作，所以她的烹调技术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苛求，有时他只是开玩笑地说，他不得不经常吃“烤肉”（指肉烧糊了）。
午饭后继续工作。五点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休息，他常常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城外去游玩。冬天则以滑冰代替郊游。无论谁见到这位象青年一样兴致勃勃的滑冰者在冰上表演各种复杂的动作时，都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是一位革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理论家。
在晚班邮件来到之前，七点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到家里，再继续工作到深夜。到夜里十一点钟，开往俄国的快车开车的时候，他亲自把所有的稿件送到车站，以便尽快运往彼得堡交到《真理报》编辑部。
晚上有时有一些同志聚集在乌里扬诺夫家里。大家围坐在饭桌旁边，一面喝茶，一面热烈地谈论当前的各种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积极地参加讨论。他具有引导谈话的卓越才能，能使交谈者感到，是他们自己得出了某种结论，虽然有时候他们在事前想的完全不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传给了周围的同志。他的朴实、谦虚和同志式的亲切态度带来了平等的气氛。他从来不让交谈者感觉到他在智力上比人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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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注意力集中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问题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选举应当起到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基本口号周围的组织作用。”
他的全副精力都贯注在选举问题上。甚至在散步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问题，虽然通常在这种时刻他是不谈日常工作的。
反动的杜马选举法给工人选民制造了很多障碍。行政当局的实际措施使这些障碍几乎无法克服。除了实行等级选举制和三级选举法以外，又逮捕了一些在合法的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说的进步工人。同那些乱提许愿口号的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劳动团分子[7]的关系也很复杂。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布尔什维克应该提出尖锐的口号，拒绝同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劳动团分子达成任何协议。根据他的意见，必须抛弃追求委任状的任何想法。
他说：“根据现行的选举法，我们反正不可能指望为工人争得相当数量的代表席位。重要得多的是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候选人的工人票数。这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选举结果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感到高兴的是，有一百多万工人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而投票选举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总共只有二十万左右。
选举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必须同刚刚选进第四届杜马的用些布尔什维克代表取得联系。
旧历12月底，在克拉科夫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考虑到保密的需要，把这次会议称作“二月会议”。除了列宁、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以外，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8]、沙果夫[9]、穆拉诺夫[10]、巴达耶夫[11]、马林诺夫斯基[12]以及特罗雅诺夫斯基[13]、罗兹米罗维奇等人。
大多数代表都是第一次行使自己的代表权利，带着合法的出国护照到来的。只有穆拉诺夫同志没有使用自己的杜马代表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仍旧用老的“可靠的”，即秘密越境的办法到来的。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就当众批评了有点腼腆的穆拉诺夫。他说：
“您想一想，假使您在边境上出了事怎么办！您会使我们整个党团处于何种境地！”
但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语气和笑容上可以看出，他非常理解穆拉诺夫对这一所谓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怀疑。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全体代表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二月会议”是在卢博米尔谢戈街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里举行的。参加的同志特别多，挤满了几个小小的房间。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例如：俄国革命的高涨，罢工运动的加剧，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策略，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对取消派的态度，以及“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
党的许多活动家从俄国来到这里，这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是件大喜事。他感到自己是在最如意的环境里，他非常兴奋，非常高兴；在大会休息的时间里，同外来的同志们进行长时间的个别畅谈，仔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用简短的问题，把谈话的内容纳入他所希望的轨道，从而弄清楚他感兴趣的问题的实质。
考虑到保密的需要，决定把外来的同志尽可能地分散安顿在私人住所里。只有少数同志住在旅馆里。大多数人都住在当地工人的家里。克拉科夫的工人大多都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们乐于帮助俄国同志，顺便说一下，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是根本不能同他们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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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离开以后，我们的侨民生活又开始沉寂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晚上的会面和交谈又重新开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埋头于日常工作。他非常注意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活动，常常给党团的成员撰写演说提纲。但他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真理报》上。
有的时候，一向乐观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会陷入沉思。他在房间里默默地踱来踱去，时而在窗前停下来，久久礙视着野外的俄国国境线。原来，他的思想已经飞越国境，回到了他在当时不可能回去的祖国。
随着春天的来临，我们在克拉科夫近郊的散步也变得更加经常了。我们很想到塔特雷山脉去玩几天，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来。他的工作非常多，有时在晚上，其他几个侨民都聚集在厨房里，而他独自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越来越差了：心动过速，还出现凸眼性甲状腺肿病的症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着急起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愿意找医生看病。最后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说服了她，她去找了克拉科夫最好的一位神经科医生，医生劝她到山区去休养几个月。
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到位于塔特雷山麓的小村子波罗宁去。在气候方面，波罗宁这个地方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治病是适宜的。除此以外，在那里还有安静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生活费用较低。
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不安的是，搬到波罗宁后会不会影响同彼得堡的联系。因此，他要求我把邮寄方面的一切问题打听清楚。最后弄清楚了，信件只要早几个小时寄岀，使它赶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克拉科夫寄信的那趟火车就行了。这使他十分满意。
波罗宁实际上是疗养胜地扎科帕奈的郊区，这个疗养区是波兰知识界、青年大学生和政治侨民在夏天喜欢去的地方。住在那里的熟人有：维吉列夫同志（后来任苏联驻波兰领事），勃热津斯基博士 （前民意党人），德卢斯基[14]博士 （结核病疗养院院长），还有作家谢罗舍夫斯基[15]（我同他是1905年在华沙监狱里认识的）。白天，大部分旅游者都进山去了，扎科帕奈就显得很寂静。到了晚上，一切都活跃起来。许多咖啡馆挤满了各种身份的人。在这里对各种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争论。
当地居民是所谓的古拉尔人。这是波兰的一种特殊山民。他们的体形瘦长，穿着白色粗制土布做的绣花纹的漂亮服装，裤子紧裹着两腿，用同样的料子做成的上衣搭在一只肩上，很象骠骑兵的斗篷。不少古拉尔人是职业导游。他们把导游以外的时间都消耗在咖啡馆里，同旅游者聊天，他们把家务和田间工作都留给妻子去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种败坏山民风尚的人（他称之为“咖啡馆兄弟”）很看不惯。他自己对“咖啡馆”的生活也不感兴趣，只有在进山时才顺道来扎科帕奈。
塔特雷山脉的景色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熟悉的瑞士阿尔卑斯山的景色不同。这里没有阿尔卑斯山上的海拔两千米的过渡性草地。在塔特雷山脉的一千米高处开始有一段不太宽的矮小的针叶林带，然后没有过渡地带便一下子就是完全光秃秃的岩石了。山的坡度在有些地方非常陡峭，只有有经验的旅游者穿着钉鞋（鞋钉能嵌入岩石缝）才能攀登上去。
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不一样，在塔特雷山脉可以在一两天之内登上任何一个山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很欣赏。那时，在塔特雷山脉既没有旅馆，也没有缆索铁道，也没有出售那种异常乏味、庸俗得出奇的纪念品的售货亭。在一些山谷里筑有极其简陋的供旅游者休息的茅舍（避雨棚），里面放着木板和草垫子，常常连看门的人都没有，旅游者可以在这里自己料理生活，使用木柴等等。只有在海眼湖的山谷里有一条公路，那里开设了山里唯一的一家旅馆。
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靠缆索铁道攀登很多山峰，这种设施并没有吸引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认为克服登山时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及登山过程中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印象，才是登山旅游最主要的乐趣。
乌里扬诺夫夫妇在波罗宁和邻村恰尔内—杜纳耶茨交界的地方租了一处有凉台和阁楼的农舍。女房东捷列扎·斯库平住在稍远一点的另外一间小屋里。乌里扬诺夫夫妇租用的房子座落在离公路约两百米的林中空地上，在小山脚下。楼下有两个大房间。一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卧室，同时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室。另一间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的房间，她是1913年从俄国到他们这里来的。沿着房屋有一条不太宽的走廊通向大厨房，这里也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工作室和会客室，住在波罗宁的同志们晚上经常聚集在这里。搁楼后来就给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吉霍米罗夫同志住了。
我的住所离火车站不远，距离乌里扬诺夫家大概只有半公里。往扎科帕奈的方向走去，便是波罗宁的中心，那里有邮局和各种店铺，在杜奈耶茨河的对岸住着我们的其他几个侨民。
在波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七点钟起床，然后到杜奈耶茨河去洗澡。这条水流湍急的山间溪流一般说来是很浅的，但是我们在斯库平家附近找到了一处相当深的地方，在那里甚至可以游泳。岸边丛生的灌木林把洗澡的人隐蔽起来，使路上来往的行人看不见他们。
早饭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坐下来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点钟，中间吃午饭时稍稍休息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大桌子旁工作。桌子放在两扇窗户中间。天气好的时候，他有时到屋子附近的小山岗上去工作，在那里可以远眺塔特雷山脉的开阔的全景。
“这种景色不仅不会分散注意力，而且还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他这样说。
那个时候在波罗宁还没有电灯。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工作是很吃力的。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量在天黑以前结束工作。将近七点钟时，他把信件送到火车站，然后就步行或骑自行车去玩一会儿。他通常沿着伸向山谷的小山岗散步。波罗宁，恰尔内一杜纳耶茨以及公路旁的一些小村庄都座落在这个山谷里，这条公路通往本县的中心——新塔尔格城。骑自行车可以向新塔尔格、扎科帕奈的方向驰去，或者沿着同塔特雷山脉平行的、通往布科维纳村的乡间小道骑去。
我们少数几个人常常在晚上聚集在乌里扬诺夫家里，热烈地讨论当时人们所关心的一些政治问题。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是经常参加我们的讨论：她有时坐在一旁赶写当天的信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很活跃，爱说俏皮话，有时候找一些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老太太”会反驳的问题，善意地同她开开玩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尊重她，对她的某些弱点是很体谅的。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骄傲，但这并不妨碍她有时要“责怪”他“不会照料自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要跟在场的什么人下象棋。他下棋时非常专心，很少放过对方的失着：如果他的棋局危急，他就变得严肃起来，不再开玩笑；经过反复思考，他常常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旁观者从他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已经扭转了战局。他输了棋，就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说明他主要失着在什么地方，同时给对方的高着以应有的评价。我的棋艺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差，当我有时能够赢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很少懂得象棋的理论，这就使我们的棋局更加五花八门和独具一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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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山区的空气并没能使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有所好转。心动过速的现象重新出现。凸眼性甲状腺肿病的症状又严重了。她已经完全不能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同我们商量这件事。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最好的办法是去找当时闻名的甲状腺病专家科赫尔[16]教授。为此必须到瑞士的伯尔尼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想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个人出远门，所以决定陪她一起去。这样就要牺牲一些宝贵的时间，而且从经济方面考虑也有困难。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决定这么办。他决定在外出期间去访问国外的各个党支部以加强他们的工作，用这种办法来弥补外出给工作带来的损失。同时他还准备在维也纳和瑞士的其他城市作报告，这也能部分地解决经济问题。
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那时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年老体弱，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乌里扬诺夫夫妇不放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在他们离开期间暂时住到他们家里去。我当然同意了。
过了一个半月，乌里扬诺夫夫妇回到了波罗宁，他们对这次出门的效果感到满意。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健康状况经过手术以后已有很大好转，心动过速的症状消失了，体力也得到了恢复。科赫尔叮嘱在初期要注意保养身体，但她不顾医嘱，立即全力投入了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劝告也不起作用。他几次想求助于我这个做“医生”的威信，但也不顶用。最后，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生气了；她说，她已完全恢复健康，不需要医生的任何劝告。她作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同意不到高山上去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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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作情况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挤出一两天时间到山上去游览。他是个很能吃苦的旅游者。我比他年轻十岁，但有的时候要跟上他，我也感到很费劲。而我们波罗宁侨民团体里的其他人登山就更困难，他们不愿参加艰苦的旅游活动。
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登雷斯山之游，这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瑞士回来后不久的事。在一个晴朗的早艇，我们几个人一起向扎科帕奈进发。
没有费多大的劲我们就来到了风景如画的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山谷里有一块小小的盆地，四周耸壁环绕，这里有个游客最多的著名黑湖。离此不远就有个“避雨棚”，这里整天都生着炉子，壶里的水在沸腾。
我们在离“避雨棚”不远的峭壁上停下来休息，把茶水拿到那里。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躺在山石上抽烟。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抽烟，就跑到湖边去。由于峭壁的倒映，远看起来湖水似乎是黑色的，事实上水明如镜。湖底深处的一块块石头和水生植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休息了个把小时以后，我们就向扎夫拉特隘口进发。很快就走到了山间小路的尽头。必须攀登峭壁。在最陡的地方，岩石上钉了些铁钉，以便游客攀登。于是我们就借助这些铁钉小心谨慎地往上爬。
从隘口上看到的风景使我们艰辛的攀登得到了报偿。在这里一方面可以欣赏哈尔—冈谢尼佐夫山谷和黑湖的全景，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迷人的长形山谷，还能远眺塔特雷山脉的蜿蜒曲折的崇山峻岭。在山谷里有五处小小的湖泊象珍珠一样闪闪发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爬上来是值得的！”
从隘口上往下走比较容易。很快我们就走上了小路，这是一条规则的弯曲小路，斜斜地通下山去。在山谷里我们走近了五个湖泊中的第一个湖泊，冰冷的湖水使我们精神为之一爽，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
山谷里还有一个“避雨棚”。我们没有在那里停留，因为想尽早到达今天游览的目的地——海眼。我们穿过山谷，第二个不太高的隘口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条平坦的小路通往这个隘口。不久我们就到了那里。在这个隘口上，我们看到另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山谷。在这个山谷的深处，在硝壁环抱中有一个湖泊，它给人的印象的确象只深深地嵌在眼窝里的眼珠。
早晨，我们同伴中有些人听说攀登雷斯山很艰难，就主张回去。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决定把原定的计划坚持到底。
其实，爬山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困难，不过很累人，也很单调。山间小路在陡壁上蜿蜒曲折向前伸展。回过头去，我们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山脉全景，向下看，——海眼湖显得十分渺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次停下来仔细察看那些从波罗宁看起来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山顶。
几乎接近山顶了。还要经历一段不长的、但是最艰难的路程。我们似乎己经完全离开了雷斯山脉。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几米以外的地方有一条通向山顶的小路。但是要走上这条小路，必须翻过一个险要的马鞍形山岭。这个山岭两旁的峭壁几乎是垂直的，下面就是无底的深渊。我回头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山岭中间停了下来，但他马上又移动脚步，向我走来。原来他不该在这时候向下面看了一下，所以感到有些晕眩。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我们登上了山顶。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开阔的山景。
我们在那里呆了个把小时，休息了一下，把随身带的食品吃了，于是就准备下山。
我怕再碰上那个山岭上的复杂处境，就提议走别的路下山，借口说那边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猜到了我的动机，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要回避困难！要善于克服困难！”说完了这几句话他就下山了，不久就顺利地翻过了山岭。
我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回到了山谷，大家对这次游览感到很检。
※ ※ ※
1913年9月底（旧历），波罗宁显得特别热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在这里举行。
在波罗宁召开会议要比在克拉科夫简单得多。常常有旅游者到这里来玩几天，所以对陌生人谁都不会注意。大多数外来的同志住在古特旅社（现在这里是列宁博物馆）。会议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捷列扎·斯库平家里）举行的。为了使沙皇的保安局造成错觉，对外正式称为“夏季会议”。虽然采取了这一预防性措施，但是保安局还是得到了会议的确切情报，因为在会议的参加者中有两个人后来被揭发出来是奸细，他们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洛博夫。
10月底，乌里扬诺夫夫妇从波罗宁迁来克拉科夫。他们仍旧住在去年住过的卢博米尔谢戈街上，但是在另一幢房子里。原来的生活方式又恢复了。
1914年3月8日（14日），由进步的大学生团体“联合会”举办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会是这一时期克拉科夫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引起了各个党派人士的注意。“联合会”的宽大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
我第一次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么多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所以他的这次报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平时在家谈话的那种平稳的语调开始作报告。他没有提高嗓子，他没有玩弄演说家的手腕，但他马上就使听众领会了他的报告内容的实质。在分析了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工人运动也会因此而日益高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他特有的简练而清晰的表达思想的方法，描述了无产阶级在一般的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俄国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强调指出，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各族无产阶级必须同心协力进行斗争。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他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民族都有权自决，甚至可以由他们自己建立民族的国家。
听众聚精会神地听了两个小时的报告。他的这些基本观点对大多数听众来说完全是新的。大家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许多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言简意赅地一一作了答复。
接连三个晚上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基本观点遭到了波兰社会党的所谓革命派以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反对。
辩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后来在乌里扬诺夫家里曾多次在晚上讨论过。在议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弗·伊·列宁向我解释了与任何民族主义的思想迥然不同的工人运动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他特别严厉地斥责了反犹太主义的各种表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即使是极小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也足以证明有这种色彩的团体或个人是反动的。”
另一方面，他对崩得分子把犹太工人运动同其他民族的工人斗争分割开来的企图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他认为不仅从必须维护工人运动团结的观点来看，而且从思想上来看，崩得分子的立场都是有害的。
他说：“应该把这些倾向从工人运动中扫除干净，因为这些倾向从根本上同工人团结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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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5月，我们这些侨民又全部来到了波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信在波罗宁可以比在克拉科夫更便于工作，更便于召集会议。
有很多同志从俄国来到波罗宁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怀着十分兴奋和乐观的心情同这些同志一起在波罗宁郊外一边游逛，一边听取有关各地情况的汇报，同时作出各种指示。
召开例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但是这个大会没能开成，因为爆发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处境，因为我们现在是居住在“敌国”领土上的俄国公民。但对这一点我们中间没有人多加考虑。我们正忙于考虑另外的问题。
同俄国的联系中断了。有一次我走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时，他正在那里默默地踱来踱去。同志们都来了。他突然停下步来说道：
“无论如何要在战争的条件下找到继续工作的新办法。首先必须通过在瑞士和瑞典的同志尽快同俄国取得联系。我们今天就给他们写信。无论如何要恢复同彼得堡的经常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进程。他向我们解释道：
“既然同日本人在远东打的那场规模比较小的战争在群众中引起了这样的震动，那么现在这场战争的情况就要严重得多。它离开俄国的至关重要的中心地区较近，这就不可能不导致革命。”
他接着说：
“对日战争以来，俄国的军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军官，还是当时的将军，军事状况还是老样子，军备水平依然很低。尽管俄国的士兵英勇顽强，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可以感到，一方面战争使革命日益逼近；但另一方面至少在目前这段时间内，战争中断了列宁的革命实践活动。虽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是在续继自己的理论工作。他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撰写《卡尔·马克思》这一词条，在研究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撰写有关战争题材的新著作。
每天两次，在报纸到来的时候，大家聚集在邮局附近，议论各种新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那种认为战争在几星期内就可结束的乐观派。
他说：“战争将是持久的，双方都有很多战争资源和人力资源。资本家将迫使自己的政府把战争进行到使一方完全衰竭为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注意有关各交战国工人的思想情绪的报道。他怀着异常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国会开会的消息，因为这次会议要讨论军事预算。在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将明朗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他们要比对法国社会党人信任些，德国社会民主党毕竟曾在国际社会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非常肯定地表示过反对战争。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赞同德国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这一消息传来的日子使我永远不能忘却。8月5日早晨，我到车站去等候早班火车，这班火车将把克拉科夫的报纸运到波罗宁来。报纸上应该有德国国会昨天开会的消息。我拿到报纸，看见上面写着：“军事预算被国会一致通过”。我立刻就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去，很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大声嚷了起来：“不可能！你大概把波兰语电文的意思理解错了。”
我把刊载有简短的、不会引起歧义的电文的报纸给他看。这也不能使他信服。我们就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找来。列宁对她的波兰语水平比较信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证实了我的翻译是正确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估计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对国际工人运动的这种背叛行为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当时对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没有引起重视。到后来才明白，当时弗·伊·列宁就已经在酝酿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问题了。
在那几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出大门一步。显然他在集中思考问题。他知道必须釆取重大的步骤。他以特有的、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的坚定意志去反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公认的权威，他向各交战国的工人发出革命的号召，要他们去同自己的政府进行无情的斗争，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
※ ※ ※
生活在与俄国作战的奥匈帝国的领土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可能开展工作来团结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的各个革命阶层。必须迁居到某个中立国家去，以便从那儿同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取得联系。这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因为各交战国的政府不允许敌对国的公民离开本国。
意想不到的情况帮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忙。
发生了一件异常荒谬的事情。战争的狂热一直传到偏僻的加里西亚农村波罗宁。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教士的挑拨下，农民开始对这批“俄国佬”进行监视。一个愚昧的农妇发现了一起“惊人的事件”：一个“俄国佬”跑到山上，在那边写着什么——显然是在绘制波罗宁的战略地图。这个农妇向当地的宪兵报告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就遭到了搜查。他们除了搜到一些他们不懂的数字表格和一枝破旧的手枪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宪兵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天同他一起到附近的新塔尔克城去。
宪兵走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骑了自行车到我家里来。显然，可能会出现很糟糕的情况。必须立即设法取得当地那些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动的有影响的人士的帮助。于是我们就商量物色合适的人选，我们商定去找扎科帕奈大疗养院院长德卢斯基博士，我同他很熟悉。他曾经参加过波兰革命运动，他从所阅读的书刊上不会不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个人。
我们没多考虑，就骑上自行车到离扎科帕奈四五公里的疗养院去。德卢斯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对能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感到很高兴。德卢斯基毫不犹疑地同意在新塔尔克县长面前给予担保，只要这件事还没有转给军事当局，他认为是有希望很快解决的。
我们一起顺利地回到波罗宁后就分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同志们那儿去，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并同他们讨论下一步的对策。我就去找作家卡斯普罗维奇[17]，以期也能取得他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件事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说，他当然愿意去找县长谈谈，但他不能去找军法机关，因为他的妻子是俄国人，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现在军事当局对他全家都有怀疑。
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新塔尔克去，在那里他被捕了，因为案件已经转给了军事当局。
我们在扎科帕奈的熟人现在已无法帮助我们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其他同志给国会的社会党议员拍了好多电报，其中有给克拉科夫的马列克，给利沃夫的迪阿曼德，给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18]等人。这个办法起了作用。过了十天左右，维也纳下达了释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命令。后来在维也纳还有阿德勒同奥地利总理谈话的传闻。总理问他：
“您是否确信列宁的确是俄国沙皇的敌人？”
阿德勒回答说：
“阁下，这是肯定的。同您比较起来，他是沙皇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准去克拉科夫，从那儿他再转往维也纳。在维也纳他获得了离境去瑞士的许可。
过了几个星期，我也离开了波罗宁，这个地方现在对我们已经变得不友好了。我同弗·雅·柯恩[19]全家一起到了维也纳。在国会议员埃伦博根[20]和维克多·阿德勒的帮助下，我也获准从那里离开奥地利。在12月间我来到苏黎世。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伯尔尼。他是在1914年8月23日（9月5日）偕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那里去的。过了一天，我们就在城外的树林里召开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会议听取了弗·伊·列宁的报告，并且通过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战争的提纲》[21]。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504—526页
[1]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斯塔尔（Людмил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таль，1872年3月2日——1939年4月23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7年流亡法国，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12—1914年期间在《真理报》工作。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委员兼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劳工处处长。1921—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妇女书记处委员。1924—1928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辑。1928—1939年期间在苏联革命博物馆工作。1939年逝世。
[2] 谢尔盖·尤斯蒂诺维奇·巴哥茨基（Сергей Юстинович Багоцкий，1879年8月11日——1953年3月15日），1903年起参加工人运动，后流亡波兰和瑞士，曾帮助列宁在克拉科夫居住。1953年在莫斯科逝世。
[3] 格奥尔基·安东诺维奇·斯卡隆（Георгий Антонович Скалон，1847年10月24日——1914年2月1日），1865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900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05—1914年任华沙总督兼华沙军区司令，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运动。1906年遭到波兰社会党人暗杀，但逃过一劫。1914年逝世。
[4] 万达·克拉赫利斯卡娅—菲利波维奇（Ванда Крахельская-Филипович，1886年12月15日——1968年2月5日），1904年加入波兰社会党。1906年参与了刺杀华沙总督斯卡隆的行动，行动失败后流亡加利西亚。波兰独立后回国，曾在教育委员会、工人儿童福利部、电报局工作。二战期间发起成立犹太援助委员会。1956年退休。
[5] 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姆金（Васи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Шумкин，1877年12月21日——1931年4月15日），189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区赤卫队。1919—1920年任托木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4年以后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1931年逝世。
[6]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7] 指1906—1917年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政治集团分子。——译者注
[8]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9]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沙果夫（Николай Романович Шагов，1882年3月4日——1918年6月9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参加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流放期间精神失常。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进入精神病院治疗。1918年逝世。
[10]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年退休。
[11] 阿列克谢·叶戈罗维奇·巴达耶夫（Алексей Егорович Бадаев，1883年11月4日——1951年11月3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4—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11月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11月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20年任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5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1—1935年任莫斯科消费者协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5—1937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4年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主席团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因酗酒被解职。1951年逝世。
[12] 罗曼·瓦茨拉维奇·马林诺夫斯基（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6年3月18日——1918年11月5日），俄国内政部警察局暗探。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被莫斯科暗探局招募。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1914年任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主席。1914年因身份暴露而逃往国外。后秘密回国并加入俄军，被德军俘虏后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主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投案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18年11月5日被处决。
[13]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雅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14] 卡齐米尔·德卢斯基（Kazimierz Dłuski，1855年11月1日——1930年9月6日），居里夫人的姐夫。1877年起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流亡瑞士。19世纪80年代参加民意党活动。1902年回国创办疗养院。1919年代表波兰人民共和国参加巴黎和会。1920—1930年任波兰公民和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逝世。
[15] 瓦茨拉夫·谢罗舍夫斯基（Wacław Sieroszewski，1858年8月24日——1945年4月20日），波兰作家、民族学家。1879年参加工人运动，同年被捕，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898年回到波兰。1905年起参加波兰独立运动。1910年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同年回国。波兰独立后担任临时政府新闻和宣传部长。1933—1939年任波兰文学院院长。1935—1938年任参议院议员。1945年逝世。
[16] 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Emil Theodor Kocher，1841年8月25日——1917年7月27日），瑞士医学家，1909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7] 扬·卡斯普罗维奇（Jan Kasprowicz，1860年12月12日——1926年8月1日），波兰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18] 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
[19] 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20] 威廉·埃伦博根（Wilhelm Ellenbogen，1863年7月10日——1951年2月25日），早年担任医生，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1—1918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奥地利独立后，于1919—1920年任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1919—1934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葡萄牙。1940年流亡美国。1943—1945年任奥地利劳动委员会委员。二战后被拒绝回国。1951年在纽约病逝。
[21]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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