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列宁在帝国主义大战前夕
雅·斯·加涅茨基
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列宁决定从巴黎迁往加里西亚的克拉科夫城，这个城市离俄国国境线仅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时的情况需要离俄国近些，离《真理报》近些，使信件往来能够快些，能够把各种指示尽快地送到各个党组织手里。
列宁把这一决定通知了我（那时我住在克拉科夫），他要我弄清楚，他是否有落到沙皇的宪兵手中去的危险。当时，奥匈帝国在德国的积极参与下正加紧准备发动对俄战争。所以奥地利当局并不想帮助沙皇政府进行对俄国革命者的斗争。考虑到这一点，我相信列宁可以放心地迁来克拉科夫。同当地的一些政治活动家（他们了解当局的情况）谈话以后，我确信了自己的估计，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列宁。
1912年6月19日（7月2日），列宁来到克拉科夫。他先在旅馆里住了一两天，后来搬进了兹韦日涅茨街二百一十八号住宅。
列宁靠了一张克拉科夫城（连同郊区）的地图和一本俄波词典，很快就熟悉了环境。列宁到了克拉科夫一个半月以后，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讲到郊区的情况，讲到附近农村农民的情况。他对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思想情绪讲得很多。他还讲到农民对过多的捐税和飞涨的物价怨声载道。
他对克拉科夫农民的特点了解得十分准确，对克拉科夫郊区的情况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来到这里还不久，您是怎么来得及把这里郊区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的呢？更主要的，您怎么会这样准确地了解农民的特点？”
伊里奇开着玩笑回答说：
“这是我的秘密…… 您一直闷坐在家里，而我在假日里总要骑上自行车到郊区去游逛，与农民交朋友。这里的郊区很美丽，很吸引人。”
他马上就描绘起克拉科夫的郊区来，并讲述他同农民谈话的情形。
我感到更加惊奇了，我问道：
“怎么可能呢？您怎样同他们交谈的呢？您不是不会说波兰话吗？”
“谁对您说的？我有词典，我已经掌握了不少波兰语词汇了，依靠词典我能看波兰报纸。到郊外去闲逛的时候，我随身带上词典，靠词典帮忙。我走进农舍，向他们问好，向他们买一点牛奶，于是就交谈起来。我用波兰话讲。如果有些波兰话不知道，就用德语代替，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当过兵，就是说，他们学过一点德语。在交谈时常常还不得不用手势来传意……总之，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能相互了解……这里的农民是很有意思的，是相当不错的。可惜，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没有重视他们，没有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而没有农民，我们是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
列宁是在工作之余出去闲逛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要目的，是与俄国的党组织取得更加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先是克拉科夫，夏天以后波罗宁都成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大军的真正的统帅部。我们各部门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常常到这里来。到这里来的还有我们杜马党团的成员，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代表，工运工作人员，保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等。他们在这里进行讨论，召开代表会议。为了与无产阶级的敌人进行当前的和未来的战斗，大家在这里作战斗准备。
同自己领袖的密切联系产生了出色的效果。到这里来的同志弄清了某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取得了必要的指示，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以更大的干劲，更坚定的信念回去开展工作。不少同志在这里呆上一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在领袖的指导下，弥补了自己在理论方面的缺陷。
司令部的工作十分紧张。从这里把各种指示和指令发往各级组织，把各种文章发往报馆，杜马代表的有关原则性问题的发言在这里进行加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们的代表在杜马会议上的每一次发言，都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堡垒的猛烈冲击。
工人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日益团结起来，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有力量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他们团结一致，开展有组织的进攻，他们在同自己的论敌的日常辩论中，在罢工斗争中，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任何镇压措施，暗探机关的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
1914年各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的思想情绪同1905年前夕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默默无闻的年代过去了，工人开始向资产阶级发动猛烈的进攻。人们感到，新的决战日益迫近。如果没有这次强盗式的帝国主义大战，谁能说工人的这场决战不会发生呢？
老实说，就连国际的“领袖”王德威尔得[1]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情绪。他在1914年曾到过彼得堡，出席过很多工人会议，访问过各种工人组织，他不可能不看到那里的情绪十分高涨。工人的这种思想情绪使这位“革命者”感到十分焦急。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在工人群众中的几乎是占绝对优势的影响使他感到十分不安。关于这一点，同他在思想上一致的朋友，即日益丧失群众基础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也同样感到焦急不安。
怎么办？怎样使工人脱离布尔什维克？我们的孟什维克再三思索，终于想出了办法：必须迫使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他们进行了活动，于是为了促使大家统一，第二国际便召开了俄国各组织的代表会议[2]…… 孟什维克胜利了。国际这个最高当局要迫使列宁服从。
伊里奇恼火得很。他的工作本来就已经十分繁重，而现在又不得不应付这种蠢事。他丝毫也不怀疑，代表会议是不会取得任何结果的。布尔什维克决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策略，而孟什维克和王德威尔得先生就是想达到使布尔什维克放弃自己革命策略的目的。
这就要派个代表团去。但派代表团不是为了屈服，而是为了在政治上再给孟什维克一记耳光。伊里奇决定派个代表团去，但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愿去。
记得我曾想说服他亲自去参加会议；我说，他的威信有很大作用，可以影响孟什维克改变策略。但伊里奇针对我的这种天真的想法笑着说：“如果孟什维克打算跟我们走的话，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了。他们是想当着国际的面骂我。我是不想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再说，时间也很宝贵，与其胡扯一通，倒不如干点事情……”
不久我就相信了伊里奇的看法是正确的。会议开起来了，代表们不断来到。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印涅萨·阿尔曼德[3]、弗拉基米尔斯基[4]、波波夫也陆续到了。他们采取了非常左的态度，几乎被孤立了，但情绪却很饱满。我当时参加的是波兰“分离派”代表团。
国际的要人王德威尔得、胡斯曼[5]、考茨基都来了。普列汉诺夫、罗莎·卢森堡也到了。大家都注意着布尔什维克那边：列宁还没有来，显然是迟到了，明天一定会来的…… 王德威尔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对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敬意；他说，决定性的时刻即将来到，他号召大家联合起来。他说联合才有力量……孟什维克支持他的讲话，并抱怨布尔什维克不遵守纪律。他们郑重表示准备接受国际提出的实现统一这一要求。大家的发言几乎都是这个调子……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这种洋洋得意的气氛。他们“敢于”同王德威尔得展开争论。力量在于正确的、革命的阶级策略，在于正确的路线，而不在于把各种相互矛盾的路线联合起来。我们不反对同孟什维克统一，但条件是：他们要无条件地承认我们的策略，服从我们的决议……我们的对手没有预料到我们的这种“无礼的态度”。他们大声叫嚷说：“你们都不是负责人，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是什么！列宁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到头来他得当着国际的面听取斥责……”
当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若无其事地说，列宁正忙着呢，他没空来参加会议，这时，第二国际的先生们的脸部表情是很难描绘的。因为就是这些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发言。
会上提出了企图抹杀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根本分歧的决议案，他们企图用这种办法把俄国的工人引入歧途。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宣布拒绝投票表决这类决议案。
第二国际的“领袖”王德威尔得妄图恫吓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坚定的代表，他说：
“那些拒绝表决所提出的决议案的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怎么回事？决议案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它的内在意义是统一的愿望。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将要受到两个审判员的审判：维也纳代表会议[6]和俄国无产阶级。他们是否知道将受到什么处分？对决议案可以表示赞成，也可以表示反对，但拒绝参加表决这就意味着嘲弄……”
王德威尔得有一点说对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并不讳言要嘲弄到会的全体机会主义者。“领袖”的恫吓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代表们自始至终拒绝参加表决……
这是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的最后一次接触……不久就爆发了战争。全体正直的革命者都看清了这个可敬的机构的全部腐朽性和它可耻的背叛行径。
人们对这场战争虽然早就在议论纷纷了，但是战争的爆发对伊里奇的震动依然很大。他消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老是在思考问题。他在对新出现的形势进行分析，作出相应的结论。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新的行动计划。显然，战争将是持久的，将给各国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叛徒的支持下，到处兜售团结国内一切力量抵抗共同的外敌的口号。必须全面揭穿这种“公民和睦”的全部卑鄙实质。必须向各交战国的工人解释目前进行的战争的真正含义。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为反对这场战争而斗争。同资产阶级谈不上任何联合，而要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不要因为战争而同资产阶级休战，而要用战争来反对战争。
伊里奇对全部情况都很清楚，他拟订了新的计划。
他象笼中猛兽，辗转不安。在奥地利的波罗宁，在这样一个交战国家，他无法进行工作，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他由于荒谬的间谍嫌疑罪被捕。伊里奇在监牢里呆了十一天，获释后就到瑞士去了。
他固有的钢铁般的毅力在这里开始发挥作用了。同俄国的联系又恢复了。明确的指示和新形势下的工作计划分送到各地。同其他各国的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剩下已为数不多）取得了联系。建立新的，第三国际的基础正在成熟。第三国际的拥护者的数量暂时虽然还不多，这并不使伊里奇担心，主要是他们的质量。伊里奇始终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准则。
不久以后，即到了 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在伊里奇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瑞士复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宣称它将“反潮流”，它立即同工人阶级的叛徒一一社会沙文主义者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受到了批判。第二国际的垮台已经确凿无疑了，必须建立起新的国际。
载于雅·加涅茨基：《忆列宁·回忆片断》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8—12页
[1]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2] 指1914年7月3日（16—18日）召开的布鲁塞尔“统一”会议。——编者注
[3] 伊涅莎·阿尔曼德（Inès Armand，1874年4月26日——1920年9月24日），法国裔俄国革命家。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比利时。1912年秘密回国，当即被捕。1913年获释后流亡芬兰。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部长。1920年在高加索因感染霍乱而逝世。
[4] 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1874年2月20日——1951年4月2日），1895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工会。1898—189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899年流亡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6年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月16—30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6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27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5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50—195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逝世。
[5] 让·约瑟夫·卡米尔·胡斯曼（Jean Joseph Camille Huysmans，1871年5月26日——1968年2月25日），早年加入比利时工党。1905—1922年任第二国际书记。1908—1921年任布鲁塞尔市议员。1910—1965年任比利时下议院议员。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5—1927年任文教大臣。1933—1940年、1944—1946年任安特卫普市长。1936—1939年、1954—1958年任下议院议长。1939年比利时沦陷后流亡英国。1944年回国。1946—1947年任比利时总理。1946—1968年任安特卫普市议员。1947—1949年任教育大臣。1965年退休。1968年逝世。
[6] 1914年预定在维也纳召开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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