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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
阿·叶·巴达耶夫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里好象是被死硬的黑帮分子的汪洋大海包围着的小小孤岛。俄国的整个工人阶级通过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向沙皇政府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揭露沙皇制度的血腥统治。我们的代表在杜马讲台上的发言，在唤起革命精神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警察当局对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进行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党团由于拥有相对的“合法”身份，自然应当成为俄国国内党的工作的中心。党的一切联系都集中到党团这里，这种联系一方面来自俄国最遥远的边区，另一方面来自在国外的党的领导机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们与工人群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经常出入工厂，建立党的支部，组织书刊的印刷和出版等等。整个党团由六个布尔什维克组成，他们都是工人：彼得罗夫斯基[1]、穆拉诺夫[2]、马林诺夫斯基[3]（后来发现他是奸细）、萨莫伊洛夫[4]、沙果夫[5]和本文作者。我们这些工人都是由我们所在的工厂直接选举出来参加杜马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们党团的工作对党和整个革命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无论在党团形成过程中，还是在选举的时候，他对我们党团特别关心，花了不少精力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列宁同志十分仔细地了解工人在选举时的各种思想情绪，留心观察各种秘密的工人选举会议（由于要避开警察当局的视线，这种会议我们不得不在森林的“大自然怀抱里”召开），发出各种指令和指示，指导《真理报》的竞选运动，等等。
选举以后，当工人代表们集中到彼得堡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马上就把注意力放到组织党团的工作上。他对每一个代表的情况都分别作了了解，他对竞选运动的结果作了总结，他弄清了选举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代表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委托书。从克拉科夫寄来了供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代表填写的特别调査表。这种表格包括十九个详细的项目：参加选举的工人比率，选举会议的过程，选举前散发材料的情况，提出名单的方法，会上发生的争论，初选代表的组成，其他政党的发言，选举时所受到的镇压，等等。此外，调查表还要求回答有关党的工作的一些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不应该只局限于形式主义的回答，而要求每一个代表连贯地汇报他们看到的自己省内的选举情况。列宁对代表们的汇报十分重视，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情绪的概貌……
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了牢固的联系，随着党团工作的开展，这种联系也随之日益密切。在我们杜马内和杜马外的工作中，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我们都经常得到伊里奇的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但指导整个党团工作，而且对每一个代表的工作都给予帮助。在伊里奇本人的指示和他所写的信件中，总要明确而肯定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些指示和信件，是加强和提高我们整个工作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我们充分利用了杜马的各种会议来迸行群众性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但有时我们感到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在大臣和黑帮分子登上讲台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示威。这当然好，但还不够。工人会问：你们在杜马中提出了哪些实际提案？你们制订的法律在哪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通常那样大笑起来，他说：
“黑帮分子的杜马是永远不会通过改善工人状况的法律的。工人代表的任务是利用杜马的讲台，每天向黑帮分子表明：工人阶级是有力量的，是强大的；革命高潮重新到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个革命将把整个黑帮，连同他们的大臣和政府一起扫除干净。当然，也可以对预算提出修正案，甚至还可以提出某种法律草案，但所有这些行动应该为了一个目的：痛斥沙皇制度，揭露政府的全部骇人听闻的专制罪行，宣传工人阶级的无权状态和遭受残酷剥削的事实。这就是工人期待自己的代表去做的事情。”
秋末以后，我们在国家杜马内组成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我们在报纸上和在一些专门的告俄国工人阶级书中，说明了同孟什维克分裂的原因，号召工人群众支持自己的代表。党团和《真理报》开始不断地收到要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的大量决议，这种决议首先来自彼得堡，后来也来自其他的工人中心，最后连俄国最遥远的边区也寄来了这类决议。工人们寄来了决议，抗议孟什维克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到了欢迎。
当六个人组成了独立的党团以后，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比以前更加重大了。我们在杜马内发表演说更加频繁，同时演说的内容也更加激烈，更加具有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党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党团的秘密工作也有了加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竭力帮助我们进行工作。每当我们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发表演说以后，总要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或者赞扬我们的演说，或者指出我们发言中的不足之处。我们把杜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的各种资料寄给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研究这些资料后，常常把它们整理成提纲寄回来，供我们发表演说用。遇到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写好发言稿寄给我们。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列宁写的这些发言稿原件未能保存下来。但是根据各次杜马会议的速记记录，几乎可以把这些发言全部整理出来。[6]
1914年春，列宁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的问题，他对地下工作特别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示我们党团说，应该加强各地下支部的工作，应在工厂建立工人小组，以便通过这些小组把上面提出的各种口号及时地传达下去；以便加强党的纪律，有了纪律我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为了这一目的，他还提出要加强俄国国内的中央领导机构，要帮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7]逃离流放地，还要吸收一批其他的同志参加工作。我曾收到伊里奇给我的一封信，他通知说，我已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在中央委员会里，我的党内化名叫彼得。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在筹备例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这次大会预定在1914年8月召开。列宁认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意义重大，大会将巩固党已经占领的阵地，彻底清除取消派以及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七人团”的各种影响。我们杜马党团承担了在俄国国内召开代表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列宁为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计划，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他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去巡视一个地区，在那里分头开展有关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甚至还亲自给代表分配地区，我负责的地区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当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必须严格保密，因此必须用也将在那个时候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名义来作“掩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们说，为了筹备这次大会，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必要时甚至可以暂时放弃我们在杜马中的部分工作。
对我们党团的日常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地给我们发出各种详尽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指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组织好“五一”演说，准备提出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帮助工人刊物提高技术水平，等等。
但是，我们党团全力进行的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由于宣战而告中断，这次战争使党代表大会无法按期召开了。同时由于宣战，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联系变得困难了。伊里奇同我们的通信也越来越少了。临近1914年秋天时，沙皇政府解散了我们整个党团，我们遭到逮捕、审讯，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我们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进行的。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之所以能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全要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
载于1928年1月21日《列宁格勒真理报》第18号第2版
[1]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2]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年退休。
[3] 罗曼·瓦茨拉维奇·马林诺夫斯基（Роман Вацлаво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76年3月18日——1918年11月5日），俄国内政部警察局暗探。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被莫斯科暗探局招募。1912—1914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兼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1914年任布尔什维克议会党团主席。1914年因身份暴露而逃往国外。后秘密回国并加入俄军，被德军俘虏后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回国，主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投案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18年11月5日被处决。
[4] 费奥多尔·尼基蒂奇·萨莫伊洛夫（Фёдор Никитич Самойлов，1882年4月12日——1952年6月13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8年任印刷车间工会主席。1912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副劳动人民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1937—1941年任国家革命博物馆馆长。1941年退休。
[5] 尼古拉·罗曼诺维奇·沙果夫（Николай Романович Шагов，1882年3月4日——1918年6月9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参加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罢工。1912—1914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流放期间精神失常。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进入精神病院治疗。1918年逝世。
[6] 列宁为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写的部分发言稿（或提纲）被保存下来了（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4—134、171—187页；第20卷第211—219页）。——编者注
[7]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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