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弗·伊·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1913—1917年3月）
拉·波·哈利东诺娃
弗·伊·列宁在自己多年的国外侨居时期，常常在欧洲的各个城市为俄国侨民作报告或专题报告。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来过苏黎世。
每一次他的到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黎世支部来说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全体支部成员事先得到消息，知道列宁将要作报告或专题报告，都作了欢迎他的准备。我们知道弗·伊·列宁除了在俄国政治侨民举行的会议上做报告之外，他还将在小范围内同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交谈。
列宁在苏黎世的演说总是在相当广泛的政治侨民和俄国大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兴趣。其他政党的领袖们的讲演和报告从来没有象列宁的演说那样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和使他们对听讲产生如此的积极性。
1913年夏季[1]列宁在苏黎世的“菩提树”饭店的大厅里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专题报告。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由于战争日益迫近以及所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滋长，我们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以及崩得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显得格外尖锐起来。象许多苏黎世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对我们感到困难的民族问题，我还缺乏足够的明确认识。崩得分子在演说中提出了给俄国的少数民族以“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波兰社会党要求将波兰从俄国完全分离出去，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却反对这一点。而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民族自决权的观点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种争论在这几年中变得更加激烈了。应当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明确的认识，因此我聆听列宁的讲话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我一向感到如此复杂而又被搞糊涂了的民族问题，通过列宁的阐述就变得明白易懂了。弗·伊·列宁强调指出：“对一个民族来说，最为不幸的事情，莫过于去征服别的民族”。他激动地、热情洋溢地谈到要反对压迫弱小民族，并且热情地捍卫民族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
在这个专题报告之后，布尔什维克会见了弗·伊·列宁，并进行了交谈。苏黎世支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工人。我们许多人由于与瑞士工人在工厂长期共事，因此同他们的关系很融洽，并且加入了瑞士的工会。但是我们并没有积极地参加瑞士的工人运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瑞士工人的情绪，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物质状况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到我们没有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他就责备我们，说我们虽然同瑞士工人肩并肩地在车床旁边工作，但是却站在他们党内所进行的斗争之外。他指示说，我们应当估计到当前局势的各种特点，日益迫近的战争毫无异议地会引起所有各个国家中的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对此应该有所准备并帮助瑞士工人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坚持革命立场。弗·伊·列宁详细地说明了瑞士工人运动的任务和我们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这次同弗·伊·列宁的会晤激励了我们支部的成员，我们每个人仿佛得到了新的活力，以便为列宁召唤我们去做的事业而奋斗。之后，我们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地方工人组织的活动。
1914年10月末，弗·伊·列宁从伯尔尼来苏黎世作关于战争和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态度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在苏黎世整个侨民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时，由于战争的爆发，所有与瑞士毗邻的交战国的政治侨民纷纷来到苏黎世和瑞士的其他城市。孟什维克、其它政党和党的派别集团的领袖们帕·波·阿克雪里罗德[2]、拉·阿·阿布拉莫维奇[3]、瓦列茨基[4]、费·雅·柯恩[5]、亚·萨·马尔丁诺夫[6]、列·达·托洛茨基和谢·尤·谢姆柯夫斯基[7]，当时都住在苏黎世。
所有的人都赶来听弗·伊·列宁的专题报告，其中有因战争缘故流浪到苏黎世来的与革命运动毫不相干的一些俄国老百姓。海报通知在报告之后要举行讨论，所以所有的理论家、孟什维主义和其他政治派别的领袖们都来参加了。他们中有许多人于9月28日（10月11日）在洛桑曾听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他是以护国派分子的身份发表演说的。他们也听到了弗·伊·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毫不留情的言论。他们知道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跑来听他在苏黎世的专题报告，目的是趁机反驳。
弗·伊·列宁所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鲜明的国际主义立场，他对第二国际社会变节分子，尤其是着重提出的对思想家卡·考茨基的社会变节行为的批判，以及他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以及号召成立第三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口号，象雷雨来临前黑沉沉的天空中发出的耀眼的闪电，使与会者受到震惊。
当弗·伊·列宁的报告一结束，大厅里就大声地喧哗起来。反对者急忙地向讲台奔去。接着宣布开始讨论，这场讨论延长到当夜戒严开始之前，还把第二天的整个晚上都用上了。托洛茨基是第一个起来发言的主要的反对者，他一开口就替考茨基辩护。他攻击列宁把考茨基称做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还声色俱厉地反对“使本国政府失败”的口号。其他孟什维克讲的东西同他讲的如出一辙。在讨论中发言的人恫吓我们说，倘若俄国一旦失败，那它就会彻底崩溃，工业发展就将停滞，无产阶级要遭到灭亡，这样一来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就没有人来实行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先胜利，后革命”。
报告后的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参加我们布尔什维克支部的会议。在同志式的交谈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必须同沙文主义和护国主义开展不调和的斗争的话题上，耐心地帮助我们理解“使本国政府失败”这一 口号的意义。他说，使沙皇制度失败无疑对工人阶级有利，这一点不但要向工人宣讲，而且还要向士兵讲明，号召他们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应掉转枪口去反对专制制度。此时有人问道：“这个口号不是意味着我们将去帮助德国人并促使他们胜利吗？”弗·伊·列宁向这位同志解释说，这一工作在德国、法国和所有其他的国家中都要进行，在军队中做这项工作要坚定不移、耐心细致、遇到困难决不退却，只有这样做了，欧洲所有的国家——包括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国内战争中的胜利才能得到保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
“关于战争，工人有些什么说法？他们的情绪怎么样？”
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所在的企业的情况。我说，苏黎世的缝纫工厂日益扩大，因为德国的市场已经转到了瑞士，在这里做工的有各种民族的妇女，她们中间有许多意大利的、德国的、法国的、波兰的、俄国的妇女和其他的一些人。她们的情绪都是反对战争的，这是因为丈夫服军役不在身边，使她们已深感痛苦。弗·伊·列宁劝我们进一步加强同积极的、最有觉悟的无产者的联系，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并且系统地向他们解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实质。
他接着说：“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使之陷入的痛苦的境况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道路。只有实现这一点，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才会从战争中获得出路”。
弗·伊·列宁的专题报告以及同他的几次谈话帮助我们在瑞士工人的政治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岗位。我们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苏黎世工人组织举行的活动和青年工人的运动。战争开始时许多具有反战情绪的外国青年汇集到瑞士来。他们使青年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领导苏黎世青年运动的威廉·明岑贝尔格[8]同俄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特别积极地吸收我们布尔什维克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后来，威廉·明岑贝尔格成了拥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9]思想的积极战士并受到了弗·伊·列宁的极大的重视。
1916年2月8日弗·伊·列宁偕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0]来到苏黎世，准备作较长时间的逗留。[11]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口谢绝在我们家里居住时，我和丈夫都感到挺尴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致讲了以下一段话：
“你们让给我们的房间很好，房间敞亮而又舒适。你们这儿清静、安宁。但是这房间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应当住得离市中心、图书馆近一些，我同娜嘉可以在那儿工作；其次我们想住到瑞士工人的家庭中去，以便更直接地看到这里的工人是怎样生活的。此外，请考虑一下，我们有大量的信件，邮递员势必一日数次地上你们这四层楼来。而且来找我们的人又很多。那样，你们会感到不安宁的。”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不时点着头，表示同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理由，一边瞧着我，看我因他们的谢绝而发窘的神态，挺同情地微笑着。虽然我很理解这些理由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实在感到窘极了。还有一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考虑也是很周到的：他得到瑞士政府的特别许可，以政治侨民的身份从奥地利来到瑞士；他从一个州迁到另一个州去需要得到州当局的特别许可。由于受到瑞士警察严格的监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自己最好住在瑞士工人的家庭里，而不是住在俄国政治侨民家里。
他们住进明镜巷十四号，这条巷座落在苏黎世最古老的、中世纪式的城区里；那里狭窄的、曲曲弯弯的小街陋巷里排满了两、三层楼的房子，这些房子最上面的楼房低垂在街道的上空，因此这些街道即使在大白天也是半明不暗的。“伊里奇夫妇”的房间虽说有两扇窗子，但是里边的光线仍是相当昏暗的。楼梯是螺旋形的，拐角多，既窄又陡，连白天也点着一盏小煤油灯借以照明，但仍然黑咕隆冬的，要登上这个楼梯是十分费力的。
但是藏书十分丰富的中央图书馆倒是近在咫尺，这儿的民众文化馆内有一个理想的阅览厅，白天的任何时候以及每天晚上，可以在这里翻阅用各种文字出版的报刊杂志。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市区里的每个拐角上都开设着规模不大的饭馆，在那儿可以吃上一顿便宜的午餐，并且同需要碰头的人会面。早晨、中午和晚上，街上挤满了工人，周围是一片操着各种语言的说话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对这个环境称心如意。列宁对住的房间和自己的房东——鞋匠卡梅雷的一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打算在苏黎世只逗留两、三个星期，以便在图书馆里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正在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12]。他急着要结束这项工作，因为他知道当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是多么需要这本书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紧张地写书，一边抽出许多时间来积聚和团结国际革命力量。他长时间地同到瑞士来的各国左派社会党人谈话，向他们讲解国际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立场的实质。我记得有一回，一个荷兰工人在访问布尔什维克支部后未同他本人见面就离开了，列宁得知此事后是多么生气啊！他执拗地向支部书记莫·马·哈利东诺夫[13]询问这个工人的情况，并且对没有领这个工人到他那儿去谈谈话表示十分不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写作时间拖长了。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喜欢苏黎世这个地方，因此他们决定留在苏黎世，并准备“长期居住”。有十至十二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支部增添了两名党员——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加入了这个支部。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作为各种政治集团聚集场所的俄国侨民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不去侨民俱乐部，也不去那儿的阅览室。我们从未见他们在侨民俱乐部里举行的会议上、娱乐晚会上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中露面。但是他们总是出席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的布尔什维克支部会议。
我们在苏黎世有一个“工人自修小组”，参加的人是政治侨民——来自俄国的工人——，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治组织。这个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被认为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并据此享有该党党员应享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在本文所述及的时期内，这个小组约有三十人左右。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加入了这个小组。当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苏黎世定居后，他们也参加了这个小组。小组除布尔什维克之外还有几个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普列汉诺夫分子和一些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
布尔什维克成了小组的核心，这是一个既团结又积极的核心。小组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举办讲座、组织专题报告或报告，随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小组的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他做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报告，举了许多国际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内的鲜明事例来说明帝国主义，同时还宣读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手稿中的若干章节。我们大家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简直入了迷。每个有幸即使只听过列宁一次讲话的人也知道，他那热情奔放的、真实的、通俗易懂的和深入浅出的话语对听讲人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在这个小组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列宁坐在我们中间，面对着每个人，注视着每个人的眼睛，仿佛想知道：他讲的话是否听懂了，他讲的意思是否听清楚了。
弗·伊·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的叛卖行径的一些话极大地激怒了出席这次会议的盂什维克。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斯米多维奇[14]（迪姆卡）怒气冲冲地攻击列宁，为孟什维克辩护，而达·梁赞诺夫[15]则歇斯底里大发作，一边用拳头敲打桌子，一边叫嚷：“没有考茨基参加，不准成立第三国际！”
“但是要知道第三国际已经在建立了，而您，梁赞诺夫，对此视而不见，”列宁带着嘲笑的口吻回答他说，“在每个国家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而您却没有发觉结集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周围的力量正在增长。”
1916年末，弗·伊·列宁更加积极地参加瑞士工人运动。他不仅出席苏黎世工人的会议，而且还越来越频繁地亲自在工人和革命青年举行的大会或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弗·伊·列宁精力充沛地参加筹备与召开社会民主党州的代表大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提纲《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16]，他在这个提纲中指出了反对战争的道路。
瑞士工人中间的革命运动增长了。瑞士工人群众的各种反战行动变得更加经常和自觉了。随着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队伍的成长和它的积极性的提高，已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来领导这个运动。不久便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取了一个无可指摘的名称——“九柱球俱乐部”。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17]和苏黎世的报纸《民权报》编辑诺勃斯[18]加入了这个组织。以威廉·明岑贝尔格为首的青年联盟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小组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力量。俄国的政治侨民弗·伊·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美·亨·勃朗斯基[19]、莫·马·哈利东诺夫以及另外几个人参加了这个小组。
列宁认为这个组织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力图将其培养成为未来第三国际的一个坚强和团结的基层组织。
1917年1月来临了——1月9日纪念日临近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在民众文化馆举行的青年群众大会上作以纪念1905年革命为题的报告。对弗·伊·列宁来说，用德文作报告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他通晓这一语言。他用德文写了一份报告并要求我先听他讲一遍。
在民众文化馆举行报告的头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来到我们家里。我事前已经仔细地看了列宁写的一叠数量不多的讲稿，形状略小于练习簿大小，每一页纸的正面都写得满满的，上面的字体较小，有点不大清楚，但是写得奔放有力。
当我为他们俩开了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对我说：“您好！瞧，报告人现在来了。”
他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怎么，现在就开始吧。已经八点了，而您是很早就要起床去上班的。”
我们毫不拖延地就在桌旁坐下来。我把手稿交还给他。他翻阅稿子后便把自己的大怀表从表链上摘下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子上。我为了看他的稿子比较方便一点，便坐在左面。列宁记下表上的时间后便开始读报告，一边注意控制他惯常的很快的语速，不致读得过快。报告内容我已经了解，但前一天我读这份报告时，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要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语言方面，在语句的结构上，而这一回，我注意的是报告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1917年1月9日（22日）在民众文化馆大厅所作的报告受到大批工人和青年听众的热烈欢迎。列宁在报告中谈到的关于近期欧洲革命运动前景的一部分话[20]给大家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 ※ ※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常常谈到列宁紧张地工作和他为工作倾注了许多精力的情况，同时还谈到列宁有时候感到疲倦以及需要休息的情形。他们俩人酷爱大自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总是努力地替他在工作中安排间歇的时间并去野外休息。
他们闲暇时常去的一个最喜欢的地方是苏黎世山——城外的一座不高的树木葱茏的山。沿着缆索铁道或者徒步从一条坡度不大的蜿蜒小路可以登上这座山。有时星期天，我和丈夫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去散步。“伊里奇夫妇”通常乘坐电车来我们这儿。登山是从我们这儿出发的，先经过位于山坡上的几幢式样美观的房屋，然后走上一条光秃秃的山路，越往前走，这条路就变成了一条又窄又弯曲的羊肠小道了。路两旁延伸着宽阔的草地，上面绿草如茵，野花遍地，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往上走的时候不时停下来，饱吸花儿的馨香和山间的新鲜空气。
我们登上山顶后通常到一家不卖酒的饭馆里转一转，在那儿喝水解渴，买点巧克力糖，然后在树林里各自散开，以便在树荫下慢慢地蹓跶一会或者稍事憩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上自己喜欢去的地方，而我们尽量不去打扰他们的安宁。
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于1917年1月30日（2月12日）我女儿的命名日那天来我家作客。女孩满两周岁了。我们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星期天下午四时光景来。他们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是他们来晩了一些。玛丽亚·米里延戈夫和伊里亚·米里延戈夫早已来了，格里沙·乌西也维奇[21]和其他一些同志也来了，但“伊里奇夫妇”还没有来。当我们的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时，我们一窝蜂似地向门口奔去，没等门铃响就开了门。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因什么意外的事耽搁了。大家感到有些失望。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这一定是他们！我们向走廊奔去，而门外已传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愉快的笑声。我们打开了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他们俩不知怎么地都显得非常快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拎着纸包，跟所有的同志们一一问好，然后开始解绳子，打开包扎的纸。他显得有点匆促：他急不可耐地想快点让大家看看他买来的称心的东西。这时他一边笑着，一边说道：
“在玩具店里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一瞧：货架上和柜台上各种各样的玩具多不胜数，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吃不准挑选哪个好。娜嘉说：‘瞧，我们就买那个漂亮的布娃娃。’我回答说：‘不，这个不合适，我们不买布娃娃，再找找有趣一点的东西。’售货员不断地给我们拿来很多玩具：兔子呀、家兔呀、小猫呀、皮球呀等等。我说：‘不，这些都不要。’我一个个货架看过去，突然在最上面一层架子上看见了这一只小狗。它的一只小耳朵向上竖着，项颈上系着一条红色带子，上面挂了个小铃铛，它的嘴脸显得挺机灵，看神态，一副狡猾的、革命的样子。我对娜嘉说：‘我们就要这只小狗吧！’嗨，这只狗怎么样？喜欢它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到这里便爽朗地笑了，把玩具掉过来转过去，让大家左右前后看个够，自己也爱不释手，这一来，使我们大家都乐不可支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瞧着伊里奇，脸上一团高兴，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紧张工作之余得到了休息，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她感到高兴。去玩具商店无疑是她的主意，而她为两岁的小女孩买个布娃娃的建议自然是十分恰当的！但这个建议并不合伊里奇的心意。他想找个与他的情绪合拍的玩具。结果他选择了项颈上系有红带子的一只小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带给小女孩的不仅是他喜欢的玩具，而且还带来了喜悦——这是他买了一件称心的玩具所感受到的心情。
快活地笑着的叔叔一直逗着小主人公玩耍，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瞧着她，递给她那个讨人喜欢，颈上系着小铃铛的小狗。她双手一把抓住玩具就扑到我身上。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知道小女孩整个星期住在托儿所里，只是逢星期天才呆在家里，而且她只会讲德语。几分钟之后小女孩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膝盖上随着他唱的德文歌曲的节拍蹦跳着，一边快活地大声笑着。最后他们由于这样的“蹦跳”都累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到门边，在门后面躲起来，小孩尖声叫着向他奔去，抓住他上衣的下摆。
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天里，我们大家都很愉快，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逗孩子玩的当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只有胸襟开阔的人们才会这样愉快欢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漫长的岁月已经消逝，我们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送的礼物作为家庭宝贵的纪念品珍藏着。1960年我把这个玩具献给了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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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初，弗·伊·列宁在自己被迫流亡生活的最后几天中，为与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革命的祖国分隔两地而苦恼不已。不知怎样才能回俄国去的痛苦终于消除了。弗里茨·普拉廷发来通知说，俄国政治侨民自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国的协议已经达成。弗·伊·列宁向我们宣布应立即准备回国。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要通知分散在瑞士许多城市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支部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同志们动身，安排回国事项，安顿好留下来的家庭。弗·伊·列宁认为尽量使更多的政治侨民回去有很大的意义，并为此花了不少的精力。临行前，在午饭时间要走的政治侨民和继续留在瑞士的政治侨民在齐林格大厦饭店举行了告别会。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很多，也很热闹。弗·伊·列宁讲话后，宣读了回国人员签署的一个文件，他们在文件中声明：不管米留可夫[22]的把取道德国回国的人员提交法院定罪的威胁，他们要返回祖国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黎世逗留的最后一天亲手将他的一个尚余下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的存折交给了我，要求我将这些钱“取出”，收作他自己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4月份应缴的党费。“请原谅，这一委托给您增添了麻烦，可是自己没时间办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抱歉地微笑着说，并与我握手告别。
这使我惊愕不已。在这令人激动的时刻，弗·伊·列宁居然考虑到交四月份党费的事情。动身走的同志中间谁也没有想起这件事。而我作为布尔什维克苏黎世支部的司库也未向他们提醒此事，因为我考虑到他们不出四月就将到达彼得格勒。
我未将弗·乌里扬诺夫的存折交给银行，决定把它保存起来，以纪念在政治流亡时期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会见。我回祖国时把它随身带了回来。后来我把这一存折交给了党史委员会。现在它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馆里。[23]
弗·伊·列宁和一批政治侨民离开后，过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资产阶级报刊开展了一场疯狂的诽谤性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并指名道姓地攻击列宁。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捏造的文章，说什么列宁从德国政府那儿得到二百万法郎，说什么“早先的侨民乌里扬诺夫及其同伙”在彼得格勒占据了芭蕾舞女演员克舍辛斯卡娅[24]的宫，并在里面过着奢华的生活。
这时我决定向存有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的苏黎世州银行出示弗·乌里扬诺夫的存折。我找到总出纳并向他出示弗·乌里扬诺夫的存折。他用手向我指一指旁边的一个窗口，那儿坐着一个银行初级办事员。
“请看一看这个存折，您知道这个存款人吗？”我问总出纳，再次把存折递给他。他从我手上拿了存折，开始仔细地瞧着。
“弗·乌里扬诺夫。怎么回事？这就是以政治侨民身份在我们苏黎世住过，而现在在俄国已成了著名人物的那个乌里扬诺夫？这就是所有报纸都提到的那个乌里扬诺夫？！”他激动地说。
“是的，”我尽量心平气和地说，“这就是弗·乌里扬诺夫，政治侨民，在苏黎世老城明镜巷十四号鞋匠卡梅雷那儿居住过。他在多年被迫流亡之后，现在已经回到俄国，以便与人民在一起，为自己祖国争取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银行职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总出纳窗口。大家对“著名的存款人”发生了兴趣。存折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了另一个人手上，所有的人带着惊讶的表情仔细地看着存折上面的记载：
姓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出生年月：1870年。
出生地点：俄国辛比尔斯克。
居住地址：苏黎世Ⅰ，明镜巷十四号。
看得出来，他们对存款的区区数额，以及列宁曾在贫民（主要是工人）栖身之地的苏黎世老城住过的事实，感到不胜惊讶。
“那么，”最后总出纳对我说，一边把存折递还给我，“您可以把账结掉并提走存款。”
“不，谢谢您，”我回答说，“我不是为了要得到五个法郎的存款来找您的，也不是为了这个而出示乌里扬诺夫的存折。这个存折我将随身带回祖国——俄国去，而存款让它留在瑞士银行里。存款数额不大，但是存这笔款子的人是伟大的。我只想使你们了解这一点，这就是我来银行的目的。”
我告别后向出口处走去，我回头一瞥，看见了那些神色惊愕的办事员，他们依然在总出纳的窗口旁边站着哩。
载于《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回忆录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147—158页
[1] 这是在1913年6月26日（7月9日）。——编者注
[2]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3] 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
[4] 亨利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1877年9月6日—1937年9月20日），本名马克西米利安·霍尔维茨（Maksymilan Horwitz），出身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青年时参加波兰社会党（Polskiej Partii Socjalistycznej），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时他参加了左派。1918年参与创立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18年至1919年、1923年至1925年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22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5年平反。
[5] 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柯恩（Феликс Яковлевич Конь，1864年5月18日——1941年7月30日），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和民意党有联系。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苦役。1891年获释。1892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897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04年返回华沙。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作。1906年当选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同年将波兰社会党改组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将毕苏斯基开除出党，并担任党主席。1906年再次被捕，后越狱逃往加利西亚。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并担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波兰临时工人革命政府委员。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红星报》编辑。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41年逝世。
[6]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
[7] 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柯夫斯基（Семён Юльевич Сем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4日——1937年3月9日），苏联科学家、哲学家。原姓布隆施泰因（Бронштейн），是托洛茨基的表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奥地利。1908年起担任维也纳《真理报》编委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8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中央委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1920年期间在基辅大学任教。1920年退党，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后获平反。
[8] 维利·明岑贝尔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堡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尔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9] 弗·伊·列宁于1915年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上建立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联合组织。——编者注
[10]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1] 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16年1月28日或29日（2月10日或11日）自伯尔尼迁至苏黎世。——编者注
[12] 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13]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利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书记。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
[14] 印娜·格尔莫格诺夫娜·斯米多维奇（Инна Гермогеновна Смидович，1870—1942），1895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897年因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被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1899年越狱逃往瑞士，加入了劳动解放社。1900—1901年任《火星报》秘书。1903年转向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42年病逝。
[15]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
[16]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36—147页。——编者注
[17]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18] 恩斯特·诺勃斯（Ernst Nobs，1886年7月14日——1957年3月13日），早年担任报纸编辑，参加了瑞士社会民主党。1915—1934年任《民权报》（Volksrecht）主编。1916—1933年任苏黎世市议会议员。1918年领导了全国大罢工。1919年被监禁。1919—195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44—1951年任财政部长。1948—1949年任联邦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任联邦委员会主席。1957年逝世。
[19]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勃朗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Полонский，1893年6月17日——1937年10月3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莫斯科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内战期间曾任南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兼联共（布）外高加索联邦省委书记。193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长兼副铁路人民委员。1937年任副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8年平反。
[20]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2—259页。——编者注
[21]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乌西也维奇（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сиевич，1890年9月6日——1918年8月9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1909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9年被捕。1911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914年越狱，后流亡奥地利。1915年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列宁一道回国。1917—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以及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17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5—6月任鄂木斯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6—8月任秋明革命委员会委员，8月9日在与白军交战中壮烈牺牲。
[22]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23] 弗·伊·列宁的存折的由来是：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瑞士居住同所有其他的政治侨民不一样，是附带着一些特殊条件的，后者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州或市迁移至另一个州或市，这样做不必得到警察当局的特别许可，也不需要交纳保证金。
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弗·伊·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离开奥地利，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申请，他们获准在瑞士避难并得到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居住至1917年1月12日（25日）的权利。当弗·伊·列宁决定于1916年1月前往苏黎世时，他为此需要得到苏黎世警察局的特别许可。1916年4月5日（18日）弗·伊·列宁在他给苏黎世警察局的申请书中，要求免于办理专门的证明文件，准他在从事写书的一段时间里居住在苏黎世，以便有可能利用苏黎世的图书馆。申请得到了满意的答复。1916年末，弗·伊·列宁不得不再次向苏黎世警察局提出申请，因为1917年1月12日（25日）在瑞士居住的期限就将届满。他在1916年12月15日（28日〉的申请书中，请求将在苏黎世居住的期限延长至1917年12月31日。同时他通知：1916年12月28日他已向苏黎世州银行交纳了规定的一百法郎的保证金，所开存折号码为611361。
这就是弗·伊·列宁在他即将离开瑞士前亲手交给我的那个存折。1917年4月3日（新历）弗·伊·列宁因准备离开瑞士回国，从银行提取了九十五法郎。他交给我的这一尚有五个法郎和五个生丁保证金余额的存折是为了缴纳1917年4月份党费的。——拉·哈·注
[24] 玛蒂尔达·费利克索夫娜·克舍辛斯卡娅（Мати́льда Фе́ликсовна Кшеси́нская，1872年8月19日——1971年12月6日），俄国芭蕾舞蹈家。与沙皇家庭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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