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帝国主义论》[1]是怎样产生的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
关于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马克思逝世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一点就象乘法口诀那样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些人多亏列宁才得以在舒适的条件下工作，而对出现在他的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就连百分之一也不了解，而且我们还时常进退失据；现在由我们来回忆下述几点是有裨益的：列宁是人间最有耐心的人，列宁善于在最恶劣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从不慌张，也从不张皇失措，始终不渝地执行这条路线。
我的面前放着一叠瑞士明信片。这些明信片一点也不陈旧——其中最后的一张明信片距今相隔只有十年。这一信件与十月革命相隔不到一年！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列宁就成了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但在那个时候，他同我们大家一样，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囚徒，于是象囚徒该作的那样，“捎寄”信件全部用明信片，认为这是向帝国主义分子进行经济制裁的一种巧妙方法。你们不是要检查全体公民的全部信件吗？好极啦，那末就请检查吧！可是我何必多付冤枉钱，又何必使你们白费劳动徒增开拆信封的麻烦呢？而列宁以其细小整齐的书法和令人惊叹的文体，即使在一张明信片上也可以写出比别人写四页还多的东西。
但为了使读者明了起见，首先要谈谈这些书信的由来。1916年春天，我在巴黎收到马·高尔基的一封信，建议我组织国外的著作家编写一套题目为《战前和战时的欧洲》的丛书。这套丛书应当让“最广泛的各个阶层”（读作：工人）了解，在这场战争中，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谁是敌人。当然，在这封经军事书刊检查机关检查的信中没有谈到这场战争本身的含义，但是从整个内容来看，这层意思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这封信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仿佛这件事发生在昨天一样。在这之前，我仅仅通过名为“爱国主义刊物”这一秽气四溢的臭水沟来呼吸俄国的空气。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使一切都窒息了。有时收到一些令人沮丧的，用伊索语言写得很婉转的信件，这些信件断言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大堆垃圾。在从著作家同志们以及出版者那里寄来的信中，讲的都是一个调门：“除了……什么都不刊印”。唉，这就是说，我们简直什么都不能刊印了。但突然间，情形变成这样，不仅可以刊印，而且可以刊印我们的宣传品了。因为毋庸置疑的是，这封信提到的国外著作家无论如何不可能指普列汉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2]；不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给我写这样的信那是荒谬透顶的。不，这是邀请我们这些“失败主义者”来写稿和出版东西了。我重复说一句，这是毋庸置疑的。在祖国那个地方事情已有进展，已经动起来了……两年来第一次沁入肺腑的是新鲜空气，而不是乌烟瘴气了。
我们劲头十足地研究了具体的题目——对每个国家作单独的评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3]写意大利，季诺维也夫写奥匈帝国，我同洛佐夫斯基[4]写法国；打算让费·阿·罗特施坦[5]写英国，但是他拒绝了，结果赫拉斯科夫（我差点没说“已故的”）写了这一小册子。那时他是一位十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是《现代纪事》杂志的撰稿人……在那封来信中指定拉林[6]同志负责写德国，但是要同他联系上实在很困难，一直到二月革命前夕，我们才最后通信商定此事，而二月革命自然就取消了这套丛书。现在可以和必须写的已经不是这些了，而且也不是这么写了……
不过这些小册子还是出版了，（同时一起出版的还有巴甫洛维奇[7]同志撰写的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的小册子），并且以后已由苏维埃的出版社再版了。
但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要写一个总的绪——一本阐明全套丛书的宗旨的绪论性的小册子，即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事实明摆着，除了列宁，没有人能写这一小册子。我这儿没有保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由他担任这项工作的明信片，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张明信片，因为在战争时期我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联系是通过季诺维也夫进行的。不管怎样，我的这束信中，注明写于1916年6月8日的第一张明信片已经谈到延期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正加紧工作，然而由于材料复杂，加之有病，恐怕要耽误一些时候。我很担心，在限期前来不及完成”[8]（指到7月中）。
不用说，列宁在限期以前便完成了，比其他的人都早。7月2日的明信片己经告知，《帝国主义论》一书手稿按挂号印刷品与明信片同时寄出。在这之前，我曾写信给伊里奇，提到出版社对小册子原定的规模感到吃惊，遽然建议将它的五印张的篇幅缩减至三印张。我的这封信，显然使伊里奇非常为难。列宁写道：“全部材料、提纲和作品的大部分已按原定计划写成了五印张（二百页手稿），所以再要压缩到三印张是绝对不可能的了。要是不给出版，那简直太遗憾了！到那时能否请求就在这个出版者的杂志上发表？”[9]“至于作者的署名，当然，我想还是用我平常的笔名好些。假使不太方便的话，可以换个新的：尼·列尼夫岑。或者随便您另取一个名字也可以。至于附注，请您千万保留；您从注一百零一中可以看出，它们对我极为重要[10]；而且要知道，俄国的大学生等，也要阅读，指出参考书目对他们是必需的。我特意采取了最经济（指地方、纸张而言）的方式。七页手稿用小号铅字排印也不过两页。附注千万要保留，或向出版者请求把它保留下来。如果觉得现在的标题不大妥当[11]，如果认为最好避免用帝国主义这个字眼，那就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论述》这一小标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许多重要材料就是按这类作品的性质而阐述的。）第一页是目录，其中有些章节的标题，从严格的限制说来也许不十分妥当，现在把目录寄给您，如果方便和安全的话，就留在您那儿，别再寄给别人了。”信末还写了附言：“我尽了最大力量使文章符合‘严格的限制’；而这对我来说是极困难的，我觉得，缺点因而会很多。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12]
我特意将这封信几乎全部抄录了下来，这是因为：第一，从信中可以看到，列宁在一张明信片上能写如此多的内容；第二，他以那预示出他将是未来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细致态度，极为准确地考虑到包括纸张和铅字在内的全部事务性细节；第三，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革命者，在他取得完全胜利之前的一年稍多一些时间里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向出版者请求……”可是一年之后，出版者自己倒成了替人求情的人了。
当然列宁对出版者，确切一点说对“岀版社”的担心是正确的，因为除了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之外还有别的人。正是在附注一百零一上出了问题——难怪伊里奇对这条附注这样关注。如果说整个小册子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原型的话，那末这条附注就是那同样著名的小册子《叛徒考茨基》一书的雏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从前的思想家的立场在这里的十行文字中间，首次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这条附注当然就完全不能为出版社所接受。这里的问题不在书刊检查机关，——书刊检査机关倒允许骂德国人考茨基的，要骂多少就骂多少。不客气地说，问题在于“舆论”，在于未来的孟什维克《新生活报》的舆论。怎么“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点不中用了？！怎么和平主义者考茨基成了“叛徒” 了？！亲爱的读者，请别忘记，在1927年，在苏联，“和平主义者”这个词确乎是一个骂人的字眼，但是在战争时期，在俄国，对不喊“乌拉”或者虽然喊了，但却是低声地，并且用手半捂着嘴的人是受到尊敬的。不行，“礼数周到的”出版社不能刊印这个东西。于是过了两个月，在同彼得格勒通信磋商后（那时做这件事须要不少的时间），我不得不通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附注虽然编写得简明扼要，但小册子付印时将予以删除。
在这期间，当通信双方以为《帝国主义论》一书的手稿已丢失的时候，都感到非常不安，而这种不安在那个“战时的”环境中却是司空见惯的。法国书刊检查机关把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抄得密密麻麻的手稿检查了很久，而我在收到明信片之后，约摸过了三个星期才收到这包印刷品。就在那一段时期里，有过几次明信片往来，甚至还拍过电报询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寄的？最后是否收到了？那末去邮局询问一下，等等，等等。我不能不引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中收到的一张明信片上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伊里奇是何等幽默。“丢失手稿，令人十分难过。这个消息迫使他——您所熟悉的具有普列汉诺夫特点的作品的作者，采取格·季·的办法[13]（咳！这些德国人！丢失手稿其实是他们的过错！就是法国人也比他们强”[14]。读者也能猜到，“具有普列汉诺夫特点的作品”就是指《帝国主义论》这本小册子。
只是到12月8日（21日）我才收到回音——这是对我的关于“附注”命运吞吞吐吐的通知的答复——这个答复的语气比我原来预料的要温和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责备我以编辑身份决定同意删削（“请求出版者们：亲爱的先生们，请你们干脆在书上注明：我们出版社删去了对考茨基的批判。这样做不是更好吗？真的，应当这样做……”），在信的结尾他还说：“您来信说，‘您不会打屁股吧？’，就是说，我会因为您同意删掉这一批判打您屁股？？唉，唉，我们是生活在文明世纪，解决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笑话丢开，但这的确令人可悲，简直岂有此理……好吧，我要在另外的地方跟考茨基算账”[15]。
我没有见到《帝国主义论》一书的首次刊印的俄文本，但看来，这本书未经大的改动就出版了的，因为这已经是二月革命之后的事情了，而且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件事甚至同“出版社”没有什么关系。[16]那时我已经不在那儿了，因为我是在1917年9月初才回到俄国的。我留下的只是以下的回忆：我平生曾一度当过伊里奇著作的编辑，正如读者所看到的那样，我这个编辑当得并不是很成功的……
载于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忆列宁。（文章和回忆录汇编）》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23—28页
[1] 指弗·伊·列宁的著作：《帝国主兴是资本主文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2]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辛斯基（Григо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Алексинский，1879年9月16日——1967年10月4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899年起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同年流亡国外。1909年起是“前进派”领导人，鼓吹召回主义。一战爆发后持极端护国主义立场，加入了“统一”派。二月革命后回国，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七月事件以后大肆诬蔑布尔什维克。1918年被契卡逮捕，随后获释。1919年起先后流亡爱沙尼亚和法国。1967年死于法国。
[3]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 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遇害。1955年11月22日平反。
[5] 费奥多尔·阿罗诺维奇·罗特施坦（Фёдор Аро́нович Ротште́йн，1871年2月14日——1953年8月30日），早年参加民意党活动。1891年流亡英国。1895年加入英国社会民主联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1906年任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903年以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1年英国社会党成立后，领导党内左派。1920年发起成立大不列颠共产党，同年移居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2年任驻波斯全权代表。1922—1926年期间在共产主义学院工作。1923—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5年任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1927—1945年任苏联大百科全书主编委员会委员。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逝世。
[6]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7] 米哈伊尔·拉扎列维奇·维尔特曼（Михаил Лазаревич Вельтман，1871年3月13日——1927年6月19日），党内化名“巴甫洛维奇”（Павлович）。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2年流亡国外。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法国。1910年期间曾在卡普里党校讲课。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俄共（布）。此后在杂志工作。1927年逝世。
[8] 《列宁文稿》第6卷第309页。——译者注
[9] 指马·高尔基岀版的《年鉴》杂志。——米·波·注
[10] 在注一百零一中列宁提到了卡·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1907年柏林版）的书名，并且指出，“这本书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列宁全集》第22卷第276页）。——编者注
[11] 即《帝国主义论》。书刊检查机关不喜欢人们亳无礼貌地对陛下称名道姓。——米·波·注
[12]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12—213页。——编者注
[13] 指用贴上法文书籍封面的办法寄手稿。——编者注
[14] 《列宁文稿》第6卷第333页。——编者注
[15]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16] 弗·伊·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于1917年年中第一次出版，帆船出版社刊印了这本书，但未标明该出版社的商标。小册子被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很大删改。在出版社办事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小册子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文理论的尖锐批判，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真正按列宁的手稿刊印的小册子全文载《列宁全集》第22卷第179—29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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