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回到祖国
米·格·茨哈卡雅
1915年秋季的一天，俄国政治侨民在日内瓦举行了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年）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那时居住在伯尔尼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邀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未能前往日内瓦。我受委托主持开会并发表了简短的开幕词，阐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局的观点。最后我以对当时的条件来说是十分乐观的调子结束了发言。
我说：“残酷的战争最终将在某个地方，可能在小小的葡萄牙或者在疆土辽阔的俄国冲开一个缺口。我们的愿望是，这‘星星之火’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燃，它将会变成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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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俄国二月—三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瑞士的时候，我们布尔什维克侨民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这以后不久，我收到伊里奇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我祝贺俄国的革命。您的乐观的言论这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正准备启程，在整理箱子。您在做些什么？”
当天我给他回了一封表示祝贺的信，并告诉他，“我的箱子在去年就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带着它回俄国去，什么时候都行。
一方面由于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设置种种障碍，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中间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我们采取了漫不经心，甚至是公开的敌视态度，所以我们回国的组织工作拖延了不少日子。但回国的事终于安排妥当了。一天，我收到伊里奇拍来的电报，邀我前去伯尔尼，以便取道德国回俄国去。这封电报我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接到的，火车又快要开动了，由于这个缘故我竟把“在去年就已收拾好的箱子”遗忘了，随身没带一点东西就乘车上伊里奇那儿去了。
大部分侨民对我们这次取道德国回国都不以为然。轻信的人们希望，协约国方面自己会主动送我们回去。难道不该这样吗？要知道俄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啊！然而协约国送走的只是那些赞成迸行战争的侨民，即护国派，这些人对它来说是有用处的。伊里奇在当时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的帮助下，之所以要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着手安排取道德国回去事宜，并要求在通过德国时能享有治外法权，其原因就在于此。最后这件事终于办成功了，于是我们这批人一其中许多人带着家眷和孩子一离开了瑞士。
我们在国外侨居时期曾居留多年的小资产阶级的瑞士，为了检查行李物件竟把我们阻留在与德国交界的边境线上好几个小时，很显然，它是怕我们会带走它的“财宝”。
根据我们的建议，一个瑞士国际主义社会党人同德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有三十个侨民乘坐的车厢在经德国到波罗的海海岸这段路程上享有治外法权。这一治外法权的含义是，我们不得离开车厢走到德国的土地上去，而德国当局也不得进入我们的车厢并同我们进行接触。我们完全遵守了这个条件：在到达海岸——那边有一只租赁的轮船在等着我们——之前，我们没有走出过车厢，在我们到了港埠后马上就上了船。
在德国境内确实有人企图跟我们见面。谢德曼之流的德国“护国派分子”及其同伙尤其起劲地想这样做。他们在我们的车厢需要停靠的各个车站上，死乞白赖地要求来访问我们，但是我们在伊里奇率领之下，坚决地、断然地拒绝与他们会面。
当船从德国驶向瑞典的时候，我同伊里奇几乎一直呆在甲板上。途中，大副或者是船长本人——现在我记不清了——从驾驶台上走下来，走到我们跟前，问：“这里谁是乌里扬诺夫？”我同伊里奇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因为在当时任何麻烦的事情都可能碰上的。伊里奇当即回答说：“您有什么事？我就是”。于是这位海员就转告说，俄国的同志己聚集在瑞典海岸等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敬意：“愿很快见面”。
果真是这样。当轮船一靠岸，迎候的同志们如俗话说的那样简直是从船上把我们拉到自己的怀里，接着就领我们去吃午饭。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小时左右，随后即乘下一趟车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我们受到了亲切和殷勤的接待。这儿有许多俄国侨民。当地的瑞典同志对待我们也很好。1917年春季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市长的是一位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十分同情我们布尔什维克，对伊里奇尤为尊敬。正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当第二天火车抵达斯德哥尔摩时，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把我们带到第一流的旅馆去休息。可是休息未成，因为伊里奇急着要赶回俄国去。他打算当天晚上动身去芬兰。为了让我们穿戴得体面一些，他们把我和伊里奇领到商店去走了走，因为我意识到，我们侨居国外，境况窘迫，外表的修饰是不大讲究的。我们更换衣着之后，便被邀出席有以斯德哥尔摩市市长为首的一些瑞典同志参加的宴会。由于我们可能遭到驻扎在芬兰国境线上的英国机构的各种盘诘和刁难，所以就在宴会上我们拟订了一份说明我们这次旅行全部情况的正式证明书。我们把全部旧的侨民证件和信件都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当地的俄国老侨友那里。然后伊里奇给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拍了电报，告知我们即将回到俄国。
当天晩上我们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两天之后到了同芬兰接壤的一个边境车站。
我们在芬兰边界上这个革命的大门口意外地迅速出现，使协约国的爪牙们惊惶不安。英国宪兵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恶面目，但又不敢当即扣留我们，为了出口气就在单个房间里对我们进行侮辱性的搜查。
伊里奇镇定自若。当看到宪兵们什么也没有发现而不得不放我们过去的失望表情时，伊里奇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他抱住我说：
“米哈[1]同志，我们的考验结束了。我们踏上了自己的土地，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到这里他握起拳头，“我们是未来的名副其实的主人”。
在列车穿越芬兰途中，伊里奇在挤满了士兵的列车里举行了一次独特的群众大会。在伊里奇讲话之后，我讲了话，我讲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以及我们高举的旗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接着许多士兵起来发言，他们对战争作了狠狠的批判。伊里奇非常认真地倾听了士兵的发言。
在白岛，伊里奇受到彼得格勒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工人代表团的欢迎。他们兴高采烈地欢迎自己的朋友和导师。我们同他们一起前往彼得格勒。1917年4月3日（16日），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上举行了令人难忘的欢迎伊里奇的群众集会。
载于1940年4月22日《红星报》第93号第2版
[1] 米哈伊尔（米哈）·格里戈里耶维奇·茨哈卡雅（Михаил (Мих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Цхакая，1865年4月22日——1950年3月19日），1886年起参与革命活动。1892年发起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7年流亡日内瓦，期间是“前进”派。1917年随同列宁返回俄国。1919—1920年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关押。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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