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从二月到十月
雅·斯·加涅茨基
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住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那时许多居住在国外的党员同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警觉地注视着俄国发生的一切，并且高兴地看到在工农中间以及在穿上了士兵大衣的工农当中掀起的愈来愈高涨的革命浪潮。
我们感到风暴正在到来。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风暴会来得这样突然，并将给沙皇制度以如此的致命打击。平地一声春雷，2月传来了有关革命的最初的消息。象通常碰到的这类情况一样，这次传来的一些消息也是不确切的、含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
政权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今后真的不会再有尼古拉了？真的再不会有沙皇了？是谁逮捕了沙皇的部长们？怎样逮捕的？临时政府同工人代表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关心所有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因这一轰动的消息而引起的。我们对1905年革命的教训记忆犹新，因而为这次新的革命的命运感到担心与不安。党的机关被迫处于极为秘密的状态当中，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全面掌握所发生的这一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事件。数百名优秀的久经考验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尚在流放和服苦役中受折磨，他们只是刚开始陆续返回彼得格勒或其他的城市。同时毋庸置疑的是，资产阶级将会竭尽全力来夺取政权，把它掌握到自己手中，并在适当的时候用“自由派的”、“共和制的”专制来替代沙皇的压迫。
最初的消息传出后的二、三天之后，我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收到了住在克利斯提阿纳（挪威）的皮达可夫[1]和柯伦泰[2]两同志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上他们那儿去讨论当前的局势。我们议论了很长的时间，决定让他们立即去俄国，而我留下来，以便跟居住在瑞士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联系”。我们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去了一份详细的电报，我们对局势作了分析，请他发表意见，末了结论性的意见是，认为他有必要立即回俄国去，要不然他可以暂时住在芬兰。
我们这封电报是幼稚可笑的。我们的“劝告”是多余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对回俄国的问题是已经够操心的了。但是怎样实现去俄国的愿望却是最主要的问题。开始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可以和所有的侨民一样取道英国回去。因为已颁布大赦令，政治案件撤销了，侨民可以自由回国，服苦役的人员也正在回去……
对许多人来说是清楚的事情，并不总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满意。为了回复我们的电报以及彼得格勒的同志们给他发来的类似的电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3月30日从苏黎世往斯德哥尔摩给我拍来了下述电报：
“英国决不会让我过境，而会拘留我。米留可夫
[3]想骗人。唯一的希望是：派人去彼得格勒，设法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用被拘留的德国人进行交换。请电告。
乌里扬诺夫”。[4]
他在告知发出上述电报一事后写道：
“很明显，为了阻挠国际主义者回到俄国，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的走狗和俄国帝国主义者米留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会干出
一切卑鄙勾当，会进行欺骗，进行叛卖，总之什么都干得出来。在这方面，哪怕对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
[5]（空谈家，按其客观作用来说是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采取一点点轻信的态度，都是直接有害于工人运动和有害于我们党的，都是近于背叛国际主义的行为…… 您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时候呆在这里，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
“……外国报纸上登载的最新的消息愈来愈明显地指出：在克伦斯基的直接帮助下，并且由于齐赫泽
[6]的不可原谅的（客气点说）动摇，政府正在欺骗工人，而且正在有效地欺骗工人，把帝国主义战争冒充为‘自卫性的’战争。根据圣彼得堡通讯社1917年3月30日发出的电讯来看，齐赫泽完全受了这个口号的骗，而且（如果相信这个消息的话，当然它一般来说是不可靠的）连工人代表苏维埃也接受了这个口号。无论如何，即使这个消息不真实，这种欺骗的危睑性无疑仍然是很大的。党应当集中全力同这种欺骗作斗争。我们党如果容忍这种欺骗，就会永远丢脸，就会在政治上自杀。”
“亳无疑问，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中，下面两种人是很多的，看来甚至占优势，即（1）克伦斯基的拥护者——克伦斯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最危险的代理人，他实行帝国主义，用无穷尽的花言巧语和空头支票作掩护，来捍卫
俄国方面所进行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并替它辩护；（2）齐赫泽的拥护者——齐赫泽厚颜无耻地倒向社会爱国主义，他赞同考茨基主义的全部卑鄙行为和整套荒谬见解。我们党必须同这两个流派进行最顽强、最有原则、最坚韧、最无情的斗争。我个人会一秒钟也不犹豫地声明，而且在报刊上公开声明：我甚至宁愿立即同我们党内的任何一个人分裂，也不愿向克伦斯基之流的社会爱国主义或者齐赫泽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与考茨基主义让步。”
[7]
“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不会改变而且不能改变它的帝国主义性质，即：（1）如果掌握政权的是地主和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2）如果掌握政权的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人和奴仆，如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爱国主义者；（3）如果沙皇政府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的条约仍然生效（古契柯夫
[8]—米留可夫政府
在国外——我不知道，它在俄国是否这样做了，——曾
直截了当地宣布：它要
忠实于这些条约）；这些条约是掠夺性的，其中谈到占领加里西亚、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等等，等等；（4）如果这些条约
没有公布出来而且没有废除；（5）如果俄国同英法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所结成的整个同盟关系
没有完全决裂；（6）如果俄国的国家政权
没有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空洞的约许与‘和平主义的’声明，不管愚蠢的考茨基、齐赫泽之流怎样相信它们，但它们总
不能把资产阶级变成
非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
手中；
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在最贫穷的那部分农民支持
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同资本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刀两断，同对其他国家的掠夺行为一刀两断，把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
完全解放出来，
立即从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撤军，等等；（7）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摆脱了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就能贏得
一切交战国无产者的
真正信任，就能
同他们进行和平谈判……”
“应当对工人们讲
真话。应当告诉他们：古契柯夫—米留可夫之流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強府，工人和农民应当
首先（是现在还是在选举立宪会议以后，即使政府不用立宪会议来欺骗人民，不把选举拖到战后，从这里并不能解决时机问题），应当首先使
全部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资本的敌人、帝国主义战争的敌人——手中，只有到那时，他们才
有权号召推翻
一切国王和
一切资产阶级政府。”
[9]
毫无疑问，临时政府从革命伊始就处心积虑地企图平息汹涌澎湃的浪潮，并在事实上是要消灭革命。但是它是仓促拼凑起来的，由于还不够巩固，不敢贸然就对自己的宿敌——布尔什维克实行镇压。我们彼得格勒的同志们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业已开始的通过我经斯德哥尔摩同列宁进行的电报和信件往来已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用这种办法不十分可靠，不能一切都讲到。于是他们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外交信使”，通过他来跟列宁保持联系，他把材料直接给我们送到斯德哥尔摩。
二月革命起初的影响使居住在国外各个城市的俄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他们到处欢呼，频繁地举行各种宴会，在宴会上呼酒痛饮，高谈阔论。他们乐意向为返回俄国的政治侨民提供援助的侨民委员会捐款。
在斯德哥尔摩也设有这样的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各个革命政党和组织的代表。我并不十分信赖这个委员会。我在许多事情上有必要对它保密。我对列宁准备回国的计划一直守口如瓶，因为我怀疑，米留可夫会通过这个委员会得到这方面的情报。临时政府在各地还保留了原先的沙皇的大使，对他们自然一点也不能信任。而我们斯德哥尔摩的委员会同大使的关系却很密切……
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国一事该怎么办呢？他的计划要实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说服尊敬的临时政府“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国并非容易，何况还要取道德国，关于这件事，尊贵的协约国又将会说些什么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苦恼地呆在瑞士。他委实是苦恼地呆着，可是这种难堪的处境却使他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回国计划。
我突然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拍来的一份电报，告知已经给我寄来一封重要的信，他要我收到此信后即回个电报。两、三天之后我收到一本从瑞士寄来的书。我猜想在书的封面里会夹有伊里奇的信。事情果然是这样。我找到了伊里奇写的一张小便条……以及他的一张照片。便条的大致内容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合法地回国的一切希望都已落空。无论如何要立即动身回俄国去，而唯一可行的计划是请找一个跟我长相一样的瑞典人。但我不懂瑞典语，因此这个瑞典人应当是一个聋哑人。给您寄上我的一张照片备用。
我读完便条，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是够苦闷的，但是说真的，我对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曾为之捧腹大笑。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能设想出这种计划……干吗还要照片？自1903年起，我就认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见面的次数非常多，而战争前的两年，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克拉科夫……但是寄来的这张照片当即被用上了。两天后它便十分醒目地被刊登在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日报《政治报》上，在照片下面是一篇沃罗夫斯基[10]写的社论，题目是：《俄国革命的领袖》[11]……
当时在瑞士的侨民中间就能否取道德国，需要哪些条件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4月5日我收到从彼得格勒拍来的电报，内容如下：
“乌里扬诺夫必须立即回去。所有的侨民可以自由回去。乌里扬诺夫已领有特别许可证。”
第二天（6日）我收到了另一份电报：
“别催促弗拉基米尔回来。切勿冒险”。
当要求临时政府协助取道英国回国的全部希望落空以后，瑞士的侨胞们决定着手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瑞士的普拉廷[12]同志负责进行这次谈判。全体侨民提出的条件德国政府都同意了。
这些条件是：
1）全体侨民不论其对战争的观点如何都可以走；
2）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未经普拉廷同志的许可，任何人无权进入车厢，护照或行李均不受检查；
3）回国人员有义务在俄国进行宣传，以被放行的侨民交换同等数量的奥德被拘人员。
虽然有了这些条件，尽管孟什维克自己也同意这些条件，但是他们还是不准备走。他们还一直等着代表苏维埃对回国的许可。
4月6日我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自伯尔尼的电报，其内容是：
“我们现被耽搁，原因不明。孟什维克要求由工人代表苏维埃批准。请立即派人往芬兰或彼得格勒同齐赫泽商定，这是否可能办到。别列宁意见如何，切望见告。回电伯尔尼民众文化馆。
乌里扬诺夫”。[13]
关于这份电报在侨民委员会面前我是保密的。关于列宁动身回国一事可以在他进入瑞典境内之后再告知。
我决定到马尔默走一趟（从那儿到特雷勒堡港口，搭车要一小时）。
整整一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马尔默徘徊。“会来吗？德国人在路上会不会干出卑鄙勾当害他们？”这些想法使我深感不安。最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同一个当地的同志一起前往特雷勒堡。轮船靠岸了…… 但多失望啊：伊里奇和其他的人都没来。
是我把抵达的日子算错了，还是他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时无法弄清楚，只好等第二天了。
我们回到了马尔默。夜过得真慢，第二天白天的时光过得更慢…… 我又赶去特雷勒堡…… 但我们要接的旅客还是没有搭这班轮船来。
我返回马尔默。整夜考虑着各种方案，以便弄清情况。上午给在斯德哥尔摩的妻子通了电话，可是那边没有一点消息。往瑞士拍了急电，但没有任何答复。我让那位瑞典同志留在马尔默，要他在那里等我的电话，而自己第三次到特雷勒堡去。
我提出拍一个电报去扎斯尼次，对我这个建议，站长解释说，轮船已经从那儿开走了……
“能否往轮船上拍一个电报？”我问。
“可以的，但只办理公务性的电报”。
我发现站里贴有一张沙皇红十字会的布告，我便向站长解释说，我是红十字会派来接待一批侨民的，因而要求您向船长询问一下，这批人是否乘这班船，男、女、孩子的人数各有多少，以便我预订车厢的座位。我说服了站长，于是他给船长拍了电报：
“加涅茨基
[18]先生询问，乌里扬诺夫先生是否乘这班船，同他一起的男、女、孩子各有多少”。
“乌里扬诺夫先生向加涅茨基先生问好，并请他预订车票”。
回电还告知了男女人数。
我顿时精神百倍。站长并不了解我的这一内心变化。首先我跑去打电话，通知在马尔默等候的那位同志，说人已经来了，并请他落实预先订好的开往斯德哥尔摩的车厢，还请他在靠近火车站的饭店里订好晚餐。还给妻子挂了电话，要她按照事先留下的计划行事，订好旅馆等等。妻子告知收到了一份列宁于4月12日从扎斯尼次拍来的电报，内容是：
我订了到马尔默的车票，并通知海关当局，有一批侨民即将到达。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向海关人员宣传，要他们协助我们的革命，讲了这一革命的意义和列宁在这个革命中的作用。官员们听得很仔细，答应不检查行李，只要求……让他们看看列宁。
轮船渐渐驶近了。这当儿的几分钟时间我感到好象无限的长。船终于靠岸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20]和许多熟识的同志的身影陆续映入我的眼帘……
接着便是热烈的相互问好，问长问短，一时间乱哄哄的，还夹杂着孩子们的喊声。我高兴得热泪盈眶。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因为去马尔默的火车一刻钟之后就要开动。海关人员没有检查行李，只要求履行诺言，让他们看看革命的领袖……
我们已经坐在车厢里了，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轮船上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收到我的电报的。
原来战争期间瑞典人规定所有进入瑞典的人都要填写一种极繁琐和最乏味的调査表。他们把这种表格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到船舱里来了。伊里奇和同志们商谈了一下，而这时所有的人的手上都已拿着调查表了。这一情况说明什么呢？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德国人在耍花招：他们自己放过了我们，但是却通知瑞典警察局，而后者现在开始行动了…… 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怎么办呢？伊里奇填写真名实姓，还是用假名呢？船长忽然来了，他手中拿着一张小纸条，问：他们当中谁是乌里扬诺夫先生…… 伊里奇以为他的猜想证实了，现在就是来抓他的了。隐瞒已无必要，海上也无处可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了自己的姓名。船长这就转达了我拍去的电报……
我们到了马尔默。那位瑞典同志正等候我们……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四天旅行弄得疲劳不堪，加上饥肠辘辘，侨胞兄弟们便大吃大嚼起瑞典食品来。一位同志说：“现在我相信，既然如此款待侨民，那俄国国内一定已经发生革命了……”
预订的车厢已经调来了。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驶向斯德哥尔摩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几位亲近的同志单独坐在一个包间里。谈话一直延续到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老是问起最近俄国的消息。他指出，无产阶级面临着艰巨的斗争，提到正在发展中的革命的前景以及这一革命应当采取的形式。他指出克伦斯基可能带来的危险，虽然后者在那时还未起到特别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有必要在国外保留党的支部，以便使俄国的党保持同外界的联系，或者为了别的什么“不时之需”。计划建立由沃罗夫斯基、拉狄克[21]和我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直至凌晨四点钟，我们才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稍睡一会儿。
早晨八时，我们尚未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在一个车站上有一批斯德哥尔摩的记者涌进了车厢，因为他们收到了自己的同事从马尔默发来的关于列宁抵达的电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接见他们，只回答他们，到斯德哥尔摩后会向报界提供消息的。
九点钟时我们已经到了斯德哥尔摩。车站上正在拍摄电影，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也无法不惹人注目地通过那个地方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整一天连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劝他在斯德哥尔摩哪怕歇上一天也好，这些话，他连听都不想听。对他来说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到达的人（他们分属于各个党派：中间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举行了会议，拟订了一份关于这次回国的详细纪要，全体人员都在上面签了字…… 国外局的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们留下了详细的指示。他急着去购买最近出版的新书并且还挑选了一些党内材料。
转瞬间我们又该去赶火车了。又是火车站，这儿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嘈嚷声、喧嚣声、加上孩子们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所有的人，不时问同志们是否都安顿好了，对孩子们更是关怀备至。火车开动了…… 我们激动地向伟大领袖致以临别祝愿，我们想：“他一定会把革命引上正确的轨道……”
载于雅·加涅茨基：《忆列宁。回忆片断》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3—61页
[1]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2]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3]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4]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1页。——编者注
[5]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6]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格鲁吉亚语：ნიკოლოზ ჩხეიძე；俄语：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Чхеидзе，1864年4月9日——1926年6月13日），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贵族家庭。1892年参与成立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三队”（მესამე დასი），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俄国民主工党二大上参加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1907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2年代表孟什维克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孟什维克议会党团发言人。一战爆发后，反对军事预算，并于1915年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3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支持临时政府，主张继续战争，1917年9月辞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前往格鲁吉亚，1918年5月当选为格鲁吉亚国民议会主席，1919年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流亡国外。1926年6月13日在巴黎近郊自杀。
[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3—305页。——编者注
[8]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9]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05—307页。——编者注
[10] 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
[11] 1917年4月6日《政治报》第80号。——编者注
[12]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年7月8日——1944年4月22日），瑞士共产党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是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并担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4年遇害。
[13] 《列宁全集》第36卷第444页。——编者注
[14] 卡尔·林德哈根（Carl Lindhagen，1860年12月17日——1946年3月11日），出身于政治世家。早年加入自由党。1897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89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1903—1930年任斯德哥尔摩市长。1910年起立场急剧左倾，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党内是左派。191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发起成立左翼社民党。1921年因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而退党。1923年返回社民党。
[15] 此两人均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人，议会议员。——雅·格·注
奥托·弗雷德里克·斯特勒姆（Otto Fredrik Ström，1880年7月10日——1948年11月23日），1911年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1916—1921年、1930—1938年任国会议员。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被开除出党，随后加入左翼社会民主党。1919年发起成立瑞典共产党。1921—1924年任瑞典共产党中央书记。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退党。1926年返回社民党。
[16] 是瑞典的一个港口，对岸是德国的扎斯尼次。——雅·格·注
[17] 《列宁文稿》第6卷第437页。——编者注
[18]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79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19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
[19] 《列宁文稿》第6卷第441页。——编者注
[20]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1]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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