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1917年4月弗·伊·列宁回到彼得格勒
费·尼·萨莫伊洛夫
4月3日弗·伊·列宁结束侨居生活回到彼得格勒。我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一起在芬兰车站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车站广场上站满了工人、士兵和水兵。广场上停着一辆装甲车。所有紧挨车站的各条街道也都挤满了人，这是前来欢迎自己领袖的工人游行队伍。人们兴高采烈，情绪昂扬。革命歌声响彻各条街道。虽然时间已经很晚（已经是深夜了），但来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探照灯的光束划破夜空，照亮了车站广场。夜幕中，在一片人海的上空晃动着无数的火光，这是游行者手擎的燃烧着的火矩。到处能看见飘拂的红旗和上面写着“向列宁致敬”的横幅。等候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真有点令人心焦。列车被出来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人游行队伍所阻而误了点。但是列车终于驶进了站台。四周的人们都在欢呼雀跃，这种情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刚走下车厢的阶梯，人们立刻把他举起来，穿过人群，向车站走去。
过了一会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车站广场上，站在装甲车旁边，面向着人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已经准备讲话了，但水兵和士兵们把他拥上装甲车。伊里奇高高地站着，下面一片人群，他身上的大衣敞开着，塞在口袋里的一顶便帽露在外边，他的一只手高举着——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对工人、士兵、水兵们讲的开头的几句话，就是号召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一次演说以一种极其鲜明的观点唤醒了人们的觉悟。
在整个人群的簇拥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乘装甲车从芬兰车站前往当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克舍辛斯卡娅[1]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阳台上向聚集在宫前的广大群众重复了自己的演说，列宁再次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一口号宣告革命将进入高级阶段。
我记得，那时革命的敌人已看出列宁是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因此把他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并千方百计地诽谤、中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宪民主党人的《言语报》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重复了黑帮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率先在报刊上开展了一场反对列宁的诽谤运动。但是这些下流、懦怯的歹徒们无法料到的是，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使群众离开列宁或者使列宁离开群众。
工人和士兵作出大量的决议表示愤怒抗议，尔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以游行示威来表示同自己领袖的团结一致——这就是对诽谤者的回答。
4月4日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报告。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通向二楼——会议将在那里的一个大房间里举行——的楼梯上我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立刻认出了我，并把我叫住，问了我许多问题：流放是怎样熬过来的？健康情况怎样？是否在治疗，在谁那儿治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1914年在克拉科夫首次见面时一样，用关切的、热情的眼光亲切地端详着我，似乎在我的脸上寻找昔日遭受苦难的痕迹。
我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流放熬过来了，还不错，觉得身体尚可以，现在准备着手工作。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等我讲完，就说：
“不，不，您还应该认真地治疗一下。我劝您去找教授们。他们是专家，一生研究专业，注重科学，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应给他们一笔较好的报酬，但这是小事。他们会对您有帮助的”。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使我感动不已，受到了鼓舞，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和其他的同志们一道登上了二楼。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
轮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话了。布尔什维克热烈欢呼，表示对自己的领袖的欢迎。我们屏息凝神地聆听列宁讲的每一句话。
列宁的这个演说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月提纲》，它给了我们莫大的启示。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在列宁的领导下，经历了为工人阶级事业而进行斗争的良好考验，因而在二月革命后，对形势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极大多数人在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迅速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并且认为革命还远未结束。但是我们对未来斗争的前景的具体情况却是不甚了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报告中坚定地宣告革命的第一阶段（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过渡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条关于议会制共和国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最好的国家形式这一原理已经过时，应该加以更换。他提出，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苏维埃共和国是最完备和最恰当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接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掠夺性质，谈到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能缔结真正的民主和约来结束这次战争。列宁提出要求说：“不给临时政府任何的支持！”——并号召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经常的和坚持不懈的解释工作。
在列宁做报告的时候，楼下有几位同志来到我们会场上，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杜马会议厅把自己的报告再作一次，因为那里正聚集着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代表。在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也有孟什维克。弗·伊·列宁同意了。当列宁在这个新的会议上讲话时，从孟什维克那儿传来了响亮的插话声，有时还夹杂着恶狠狠的叫嚷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片刻也不中断自己的报告，有时顺便对孟什维克的叫嚷进行了驳斥，这样一来，几个叫嚷的孟什维克立刻不作声了，泄了气，被列宁的一针见血的、合乎逻辑的言词所慑服了。
我记得，当列宁谈到必须把我们党的原来的名称——社会民主党——改为共产党，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已被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那些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孟什维克和所有的西欧社会沙文主义者所玷污了的时候，孟什维克叫嚷得特别凶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的时候了。当列宁作完报告之后，孟什维克的首领策烈铁里[2]和唐恩[3]起来发言，反驳列宁。策烈铁里伪善地喋喋不休地说要维护“统一”，说他不同意列宁提出的全部原则性论点，但是他对他们孟什维克会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到“共同语言”这一点“未失去希望”。接着发言的唐恩吹毛求疵地说，他不同意列宁的讲话，并声称他们同列宁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们已经分道扬镳。
策烈铁里和唐恩的这两个发言——一个是伪善的、令人嫌恶的；另一个则是赤裸裸恬不知耻的——都再次证明：孟什维克党所走的道路早已经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了。
所有地方党组织在自己的会议和代表会议上都赞成列宁的提纲，并把这个提纲作为自己实际活动的基石。
只有个别的，诸如加米涅夫、李可夫[4]、皮达可夫[5]这些在党内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同党离心离德的人在继续鼓噪，说他们“不同意”列宁，从而陷入了孟什维主义的泥潭。
列宁的《四月提纲》团结并组织了彼得格勒和各地的布尔什维克为继续开展革命而进行斗争。
载于费·尼·萨莫伊洛夫：《过去的足迹》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376—379 页
[1] 玛蒂尔达·费利克索夫娜·克舍辛斯卡娅（Мати́льда Фе́ликсовна Кшеси́нская，1872年8月19日——1971年12月6日），俄国芭蕾舞蹈家。与沙皇家庭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2] 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策烈铁里（Ирак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大学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流放到远东，从流放地返回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参加孟什维克派，1904年前往柏林学习法学，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曾入选第二届杜马，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流放远东五年，1913年获释。一战爆发后持和平主义立场，1915年赞成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精神。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临时政府的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曾被捕，后返回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苏维埃俄国解放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1959年于纽约逝世。
[3] 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5]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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