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难忘的日子
绥·伊·霍普纳尔
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对准备伟大的十月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会议的某些细节我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在代表会议开幕前的预备会议上磋商了这次会议的议程草案。这次预备会议向当时身陷囹圄备受折磨的卡尔·李卜克内西表示敬意。当弗·伊·列宁来到会议厅时，我们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都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预备会议热烈欢迎我们党的领袖、革命的领袖列宁。这种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来表示欢迎的做法，那时在党的习惯上还是很新鲜的事情。
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充满了节日般的喜悦。在经过数十年的不合法的活动之后，这次党的代表会议破天荒第一次不是在国外，也不是在极度的秘密状态中举行，而是在俄国、在自由的条件下举行。但是由于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仍旧遵守保密规定。代表会议的地点未在报刊上报道，而且在举行了开头的几次会议后，开会地点便从克舍辛斯卡娅宫移到了女子医学院，尔后再移至姆·阿·洛赫维茨卡娅[1]—斯卡隆高等女子学校。[2]
大部分代表是这样一些人：有的刚刚从流放地、监狱里出来；有的不久前还在服苦役；有的是结束侨居生活才从国外回来；但是他们对上两个月的革命已经是深有体会了。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里，由于共同斗争而息息相关，但后来由于受到警察当局的迫害而分手多年的同志们会面了。但是在那个时刻，大家的思想不是停留在往事上，而是关注着未来，预感到即将发生的重大战斗。
代表会议的议程反映出党为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入会议议程的有以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关于战争、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关于苏维埃、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关于国际的状况和其他一些问题。
代表会议各项工作的内容生动地表明了列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的领袖的作用。在那些日子里，使人不胜惊讶的是，列宁在科学地分析当前各种事件中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同时他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从不“凭空幻想”，具有大无畏的思想和才能，这一切在他身上是融合在一起的。
列宁在代表会议开幕时所作的简短的开幕词中，指明了革命的广阔前景和它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弗·伊·列宁在指出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仅仅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后，强调说：“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任务”[3]。列宁的这个讲话（他在后来的几次讲演中把这一讲话的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立即使党理解到估计新的世界形势的必要性，他的讲话着重说明俄国无产阶级应负的国际义务，告诫党不要机械地去重复那些已经过时的口号，并且防止民族的狭隘偏见。代表会议上的辩论表明，列宁提出的这些告诫是无比及时的。
众所周知，在代表会议上反对派的立场同弗·伊·列宁的《四月提纲》、同他的把革命过渡到第二阶段、为使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计划是相对立的，反对派抬出加米涅夫作为补充报告人，而此人奉行机会主义，这是党已经知道的。在代表会议上抛出补充报告并非突然。这次代表会议前不久，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上围绕列宁的提纲开展的讨论的结果表明，这次会议是拥护列宁的。大家也知道，在一些地方组织中出现过反对列宁提纲的言论，比如以尤·皮达可夫[4]为首的基辅委员会曾通过决议反对这一提纲。但委员会作出的这一反对列宁的决议被赞同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基辅组织全体会议撤销了。
列宁同加米涅夫反对派之间的争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争论。问题是这样摆着：是否坚持弗·伊·列宁提出的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使政权转到工人阶级即苏维埃的手中，还是依照加米涅夫提出的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这类话去做，而把党的任务局限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是列宁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正确，还是加米涅夫提出的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对其实行监督的政策对？
四月代表会议尚未开幕，就突然爆发了几桩对辩论有影响的事件：临时政府发生了危机，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反对米留可夫[5]给英、法政府的关于临时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争的那份臭名昭著的照会。米留可夫的照会暴露了临时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证明列宁的“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是正确的。加米涅夫集团受到这一打击后，想利用擅自号召工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巴格达季也夫的这一错误立场进行报复。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纠正了这一错误，因此加米涅夫利用这一错误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
列宁和支持他的代表会议在两个方面开展了斗争，既反对右的投降主义者（加米涅夫的追随者〉，又反对“左”的主张进行暴动的分子（巴格达季也夫等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旗帜下，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工作，从而保证了党在那一个阶段有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
代表会议辩论的结果，列宁的观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对派在每项决议上所得的票数为七至十一票不等，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反对派不投反对票而是弃权。这生动表明他们的队伍在动摇，他们在怀疑自己的正确性。
列宁在这些日子里所表现的积极性、工作干劲和充沛的精力是使人难以想象的——他事事操心，处处奔忙。列宁是会议议程上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报告人，他参加辩论，执笔起草代表会议的几乎所有的决议草案。他领导代表会议的工作，参加会议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经常从一个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委员会。列宁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超过了二十次。4月20—24日（5月3—7日）之间他在《真理报》上每天发表三至六篇各种题材的文章（或者决议草案）。在会议休息时间内总有一批批的代表来找他，希望跟他谈谈。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休息过。
当代表会议刚刚开幕的时候，许多人都知道列宁将把党团结起来，任何反对派的使代表会议脱离列宁指出的道路的企图是不能得逞的。但连一个问题都未进行过投票表决的时候，是难于断定反对派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第一次投票表决的结果表明，代表会议上跟随反对派的人寥寥无几，说明它在会议上占的份量是很小的。从这时起，列宁在对待反对派的代表的做法上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不再在会议休息时间里去同个别的反对派分子争论，而只在代表会议举行的会议上继续进行辩论。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这是列宁作为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
弗·伊·列宁对各个地方组织的报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开头，这些报告在议程上是被列在最后的，但是在就一般性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读这些报告了。以后，辩论与地方组织的报告就交叉进行。而在讨论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时，各地苏维埃的活动经验受到了特别充分的注意。列宁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地方组织的报告，常常坐到靠近发言人的地方，并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我记得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在关于对苏维埃的态度的发言中，谈到了我们为使工人代表苏维埃同士兵代表苏维埃合并而作的斗争。虽然我们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人为这一合并而进行斗争，并且认为合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说，我们担心在合并之后，苏维埃将会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控制，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士兵代表苏维埃中是特别强的。革命开始的头几天，军队代表投票反对八小时工作制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时我突然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列宁在问：“为什么要担心呢？”不知怎么地，这短短的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明白了我的错处，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把各种集团合并到党内来，而是在谈论苏维埃：进入苏维埃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的代表，苏维埃是我们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为实现工人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而斗争的场所。
地方组织的各项报告为反对加米涅夫反对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报告表明，各地苏维埃发挥出来的革命主动性有时比首都的苏维埃要大。在许多工业中心，苏维埃根据实际情况行使国家职能（比如，组织跟饥荒作斗争，武装工人，通过把企业交给工人的方法与同盟歇业作斗争，与盗匪活动作斗争等等）。地方苏维埃活动的这些特点证明党奉行的将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这一列宁的方针的正确性。
关于对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态度问题，列宁在自己的发言中说：“同志们提供的关于苏维埃活动的材料，虽然并不完整，但非常有趣。也许这是代表会议所提供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它使我们有可能以生活的实际进程来检验我们的口号。材料中所谈到的情况使我们得出乐观的结论。”[6]众所周知，后来革命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乐观言论。
虽然弗·伊·列宁的工作极繁忙，但是他依旧同我们以前所熟知的那样体贴人、关心人。代表会议开幕前他来到会场，与大家一一握手，问长问短，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某人在何时何地被捕，以及某些同志的工作状况与健康状况是了解的。
我还记得一个感人的场面：一次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们来到食堂，看见代表们手里拿着小茶缸，排成一行长队，正在等候热茶。我们发现，这行长队在一个地方又岔出两行另外的队伍。我们走近时发现，这多出来的两行队伍是排在列宁的左右两侧的，原来这是代表们渴望当面与列宁谈谈，才排成了这样的队。列宁自己手上也拿着这样的小茶缸，时而侧向右面，时而侧向左面，与人说话，在等着轮到自己取茶。我们走到列宁跟前，劝他在小桌子旁坐下来，由我们给他把茶端到桌上，他坐着和同志们谈话就可以方便多了。列宁断然谢绝了我们的这番好意。同往常一样，他从不愿意突出自己，也不愿意使自己处于某种特别优待的地位。
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代表会议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采取了鲜明的立场，表示一致拥护弗·伊·列宁。四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武装了全党。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离去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知识是更为扎实了。党迈出坚定的、满怀信心的步伐，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前进。
载于1957年5月7日《真理报》第127号第2版
[1]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Ло́хвицкая，1869年11月19日——1905年8月27日），俄国诗人，泰菲的姐姐。
[2] 在1979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岀版的本卷第2版上，编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对在三个地点先后开会的次序作了如下更正：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先是在女子医学院举行的，后来移至高等女子学校继续举行。代表会议的闭幕式是在克舍辛斯卡娅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大楼举行的。——译者注
[3] 《列宁全集》第2猪第197页。——编者注
[4]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5]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6] 《列宁文稿》第2卷第331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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