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在1917年七月事变的日子里
谢·雅·阿利卢耶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7年从国外返回彼得格勒之后，就去看望波列塔也夫[1]同志，后者自1907年起就认识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波列塔也夫是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
我是在波列塔也夫的寓所里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面并认识的。这是1917年5月初的事情。过了两个月，使我万分高兴的是，亲爱的伊里奇在我那简陋的寓所（在罗日杰斯特沃区十号街十七号住宅五楼）里隐藏了一个星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当时在1886年股份公司的环形运河发电站即现在的第一水电站工作。我身为工厂委员会委员，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电站的工厂委员会里。由于必须保障电站的正常运转，工厂委员会全体委员日夜都守在工作岗位上。因此，对彼得格勒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没有一点确实可靠的消息。
1917年7月5日（18日）晚上五时许，我决定抽空回家一趟，向熟悉的同志打听一下最近的消息。我在家里碰见了妻子，她刚从波列塔也夫那里回来。在波列塔也夫的寓所里她遇见了列宁。有人告诉她需要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一个安全的住处。于是就提出住到我家去。
要接待贵客，我和妻子都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把事情都商量好之后，我上班去了；妻子又到波列塔也夫那里去了。
7月7日（20日）晨，我回到家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镇定自若。当他知道我家里有一间房间空着，就决定在动身去谢斯特罗列茨克之前住在我这儿。他住进了那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对着隔壁的院子。
看过住的房间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开始商量他如何跟个别同志以及党组织进行联系，以便掌握整个事态的发展。
就在同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列瓦肖夫回来了。她把自己在芬兰铁路的火车上所听到的那些担惊受怕的当地人和各色各样的鼓动员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些当地人争着讲“暴动的罪魁祸首”和“威廉的秘密代理人”不知是坐驱击舰还是坐潜水艇跑到德国去了。他们都称“消息来源可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这些话笑得要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间小房间里一直住到1917年7月11日（24日）[2]。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许多事情，思考得很久；他写信鼓励同志们，对惊慌失措和意志消沉的人给予安慰和鼓舞。斯大林同志不止一次地来探望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次见面，他们都要促膝长谈。
彼得格勒的局势当时异常紧张。我们对敬爱领袖的安全都极为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摸到了我们的心思。就在搬来的第二天，他问我能否另外找一个更安全的住处。我回答说：“有必要的话，我试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三说明了自己的要求并且补充说需要搞些衣服来，如果要出门的话，就可以化装。他还要求弄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
为了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办的事，我当天就去找我的熟人克·德·萨夫琴科[3]。萨夫琴科在反动势力猖獗、沙皇的帮凶横行的艰难年月里，当他还是一个管院子人的时候，就曾在自己家里掩护过我们的许多地下工作同志或者把他们安顿在安全的地方。米·伊·加里宁[4]和约·维·斯大林有一个时期就秘密住在他那里。萨夫琴科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住在近卫重骑兵团驻扎的楼里（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住在他的兄弟库兹马那里。斯大林同志从流放地逃出来以后就曾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休息过。萨夫琴科给了我化装要用的东西，并为伊里奇准备了住处。
7月9日（22日）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找房间的事进展怎样，并问我是否已经搞到了彼得格勒的地图。他想确定一条万一要转移到别处去住时可走的捷径，同时还想确定到滨海车站去的最方便和最安全的路线。
彼得格勒的地图还没有搞到，我就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我对去滨海车站的路了如指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他愿意信任我，但是没有地图对他个人很不方便。他想亲自研究一下路线，因此需要一张地图。
说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抓住我的膀子，捏得紧紧地，同时凝视着我，问我能否今天晚上就同他到另外一个住处去，我是否确实知道那里的主人完全可靠。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哪怕要我立刻带他去都行，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暂时还不是时候，因为彼得格勒的街上不安全。另外，我还告诉他：党组织委托一些同志尽快找到一个更靠近芬兰的最安全的地方，以便伺机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求。
当天晚上，我弄到了 一张彼得格勒的地图，于是我们就坐下来研究起地图来了。
当伊里奇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只是抽空回过几趟家，所以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不是亲眼目睹。大女儿告诉我，这些天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同我们说笑，讲一些风趣的话。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房间里。在他被迫呆在“避难所”的全部时间里，他同外界的联系，同党组织的联系，同同志们的联系，遵照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通过派来的专人进行的。通常，每当派来的专人前来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扼要地商谈了事务之后，就带着他的指示和任务立即离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亲友也来过几回，他的妻子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5]和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6]也来过一两回。
资产阶级报刊的造谣中伤与日俱增。密探四处跟踪。局势变得十分危险。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我和约·维·斯大林只得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送去滨海车站，列宁从那里转往拉兹里夫。
我就这样熟识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领袖、学者和伟人。
载于1940年4月22日《苏联贸易》第55号第2版
[1] 尼古拉·古列维奇·波列塔也夫（Николай Гурьевич Полетаев，1872年4月15日——1930年10月23日），1891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流亡德国。1901年回国。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革命期间组织了普蒂洛夫工厂罢工，同年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1907—1912年任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任《真理报》编辑。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0年逝世。
[2] 弗·伊·列宁于1917年7月9日（22日）夜里从谢·雅·阿利卢耶夫家前往住在拉兹里夫车站的尼·亚·叶梅利扬诺夫那里。——编者注
[3] 库兹马·德米亚诺维奇·萨夫琴科（Кузьма Демьянович Савченко，1873年7月1日——1952年12月15日），1894年入伍。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被捕并被开除出俄军。1904年再次入伍，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因病退役。1905年革命失败后移居圣彼得堡，在护照部门工作，便于掩护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在电工工会工作。七月事变后协助列宁逃出彼得格勒。1917年9月任纳尔瓦粮食管理委员会委员。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3—8月任斯摩棱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1924年任斯摩棱斯克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4—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土地人民委员会委员。1936年获劳动英雄称号。1938—1952年期间在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52年逝世。
[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政治局委员。
[5]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6]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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